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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慧: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黄大慧(中评社 徐梦溪摄)

  中评社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 郭至君)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黄大慧日前出席中评智库与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并进行了发言,他分析了菅义伟之所以能登上首相位置的个人特质,也表示他可能在执政期间遇到不稳定。

  黄大慧说,菅义伟出身草根家庭,在“世袭政治”严重的日本,能够脱颖而出,登上自民党总裁乃至首相宝座,实属不易。务实、稳重、有韧性、善于协调、富有平衡感,这些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立足政界、赢得多方支持的法宝。

  自民党是一个派系联合体。长期以来,自民党的党首即总裁,表面上是选举产生,实则往往是各派系“密室协商”的产物。菅义伟出任自民党总裁,实际上也是安倍晋三、二阶俊博、麻生太郎等党内大佬“协商”支持的结果。他们认为在新冠疫情仍在和安倍因病突然辞职的非常时期,菅义伟接棒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当然也符合他们及其所属派系的利益。

  黄大慧表示,然而,在经历长期的安倍政权之后,“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局未必如他们所愿,毋宁说可能迎来一个不稳定期。“后安倍时代”也许就是“不稳定时代”或“混乱时代”的代名词。回顾战后日本政治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经历较长期的自民党政权,接下来的政局往往陷入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成为一种“魔咒”。比如,长期执政的佐藤荣作政权、中曾根康弘政权和小泉纯一郎政权之后,日本政局都不够稳定,首相更替频繁,甚至自民党还被赶下了台。

  对于“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政权来说,恐怕依然难以打破“魔咒”,逃脱短命内阁的命运。菅义伟协助安倍晋三创造的超长期政权,也许恰恰是留给自己的最大负面遗产。菅义伟虽然也创造历史,成为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并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内阁管理经验,但毕竟缺少党内派系根基,要仰赖各派支持。尤其是,离不开安倍晋三的支持。菅政权也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政权”。

  菅义伟将延续安倍政权的路线,这也是获得自民党主流派支持和民众认可的重要原因。当然,菅义伟不会简单延续安倍的路线,将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和新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面对国内外堆积如山的课题,菅义伟政权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稳”字当头,是”稳定压倒一切”。菅义伟将采取“内政优先”政策。在内政方面,最优先解决的课题就是新冠疫情防空对策,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重振经济,而如何平衡经济活动与疫情防控的关系,是对菅义伟的严峻考验。可以说,能否在内政方面取得业绩,是决定菅义伟政权命运的关键所在。

  黄大慧指出,在外交方面,菅义伟也将继承安倍政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与在外交领域长袖善舞的安倍晋三相比,菅义伟外交经验不足,能力有限,这是他的短板。因此,很可能在外交上会仰赖安倍的支持,或者说受制于后者。

  与历届自民党政权一样,菅义伟政权的外交政策也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但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和推进“印太构想”的同时,也会注重与中国等邻国构建比较稳定的关系。菅义伟在总裁选举时,就表示反对“亚洲版北约”,不赞成构筑“对华包围圈”。由此可见,菅义伟政权很可能更加重视“对美外交与对华外交的平衡”,在这一点上,与福田康夫内阁的“共鸣外交”——强化日美同盟并推进亚洲外交颇有相似之处。当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之下,菅义伟政权如何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将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与高举“价值观外交”旗帜的安倍晋三不同,更加务实的菅义伟也有可能在外交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展望“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势,黄大慧说,首先应回顾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分为前期恶化和后期改善两个阶段。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能割裂起来看待。整体而言,安倍时代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制衡”为主,“对冲”为辅。在前一阶段,日本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携美制华”,致使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在后一阶段,日本基于现实利益考量,鉴于美国亚太政策的变化,被迫调整对华政策,从“竞争转向协调”,从而为中日关系改善创造了条件。当然,绝不能忽视中国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中所发挥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进入“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或将延续目前的发展势头,因为促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因素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长远看,中日关系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中日国力消长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解,中日关系中的领土、历史、台湾等因素只是暂时处于管控或搁置状态,中日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相当薄弱,以及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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