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两会专访：梁志祥谈内港合作和国民教育
中评社香港2月17日电（记者 严静雅）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新社联会长梁志祥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表示，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内地与香港之间优势互补。
梁志祥重点关注安老、教育领域，多次提出跨境安老的建议。他表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老有所养”，香港能在安老方面能够出一份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针对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梁志祥认为，国家有很大的信心和决心来做好“一国两制”，香港的政治、经济比回归前都进步、发展了许多，“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国家领导人的眼光长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香港作为一个与世界沟通的窗口，“一国两制”也是长期的国策。
针对国民教育，梁志祥不认同反对派把国民教育贴上“洗脑”的标签，更反对他们用暴力诉诸异见、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梁志祥强调，要紧守“一国两制”的方针与政策，改革学校的国民教育制度。事不避难，即使这件事有其难处，也不能不做。
中评社专访梁志祥全文如下：
记者：您去年提出政协议案，建议在内地设立“香港村”，您认为这个方案会给香港和内地带来哪些好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今年您计划将哪些建议带上两会？
梁志祥：去年我提出的“香港村”建议，目前来看各方面的准备和条件还不成熟。香港村的概念是希望在内地，特别是在大湾区，能够规划一块专门用地，用于出售或出租给香港市民，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社区。由于内地和香港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如果能在内地建立一个社区，当地的学校、医院等设施都与香港接轨，提供与香港相同的生活方式，不改变入住“香港村”的港人的生活习惯，以此缓解香港的土地问题，并且充分发展相关土地资源。
“香港村”主要是我与李慧琼、叶顺兴等民建联成员提出的，其他人大代表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与我们不谋而合。不过概念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部分内地人大代表认为，不用刻意打造“香港村”，而是应该自然形成生活圈，比如目前深圳、惠州等地的部分屋苑，出售的主要对象就是香港人，自然而然就有许多香港人聚集在这片区域，天然形成了“香港村”，此后再配套建设公共设施。
这两个方案之间有所区别，在“香港村”这个概念上，我们与内地的想法暂未完全接轨。根据我们的提案，是建设好相关设施，吸引港人来；后者是聚集港人之后，再增添相关设施。的确，特别规划一片区域、打造“香港村”的做法在制度上和实施过程中都不简单，但是自然形成“香港村”，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等待。
“香港村”概念真的要落实，就一定要结合现实情况。从何处入手？在广州、中山、惠州等多个城市都有香港人生活的足迹，那如何让这部分香港人融入大湾区的生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他们提供配套的生活设施，以及能够安身的生活条件。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教育和医疗。从医疗和教育入手，将一个完整的计划拆分成一个个小目标，更有助于实现完整的计划。因此，希望在这两方面香港能够积极参与，和内地合作。
首先，学校方面，应该增设国际学校，让港人的子女在内地仍然可以接受到香港的教育模式。另外，就是将港式的医疗模式带进大湾区，我去年在两会提过另外一条议案，就是关于安老和医疗。香港和内地已经展开了许多类似的游说工作，包括特首都参与其中。我个人在惠州市和广州增城区都做过相关的拉线工作，在惠州市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将香港的医疗团队带入惠州市的市医院，已经吸引了许多香港人来做医疗服务。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二：第一，现有的保险制度，内地的市级医院可以接受香港保险公司的住院赔偿；第二，优化基本医疗服务进程，比如一些普通的体检在香港需要住院两三晚，在内地只需要住一晚上就可以完成，这对于民众和保险公司都是省时省钱的好事。当然，内地与香港的医疗系统也存在许多区别，其中有一点就是药物，药物的名称、药物的价格，以及部分在香港允许使用的药物在内地不允许使用等，这是目前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一边推进工作的同时，一边进行改革。推进大湾区的工作也是如此，如何将内地与香港的优势进行互补，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香港村”不应该画地为界，惠州有优秀的学校和医院，就会吸引港人去惠州生活，珠海有，就会吸引港人去珠海生活，整个大湾区都可以泛化为“香港村”。当然，这目前只是一个概念，我们仍需要更多的探讨、摸索。
至于今年两会，民建联准备了15条建议，我个人提了两条，这里简单说一下。
其中一条是饮茶的时候饮出来的。你看茶叶罐只有这么大，但是外包装非常夸张、非常浪费。生产商的过度包装，对社会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因此，希望国家可以鼓励和推动节能环保的商业发展。像这一罐茶叶，独立包装都可以包得很好看，完全不需要一个大箱做包装。我准备提交这一类的提案，不一定需要立法，而是希望能够带动人们在意识上改变。
记者：您一直关注港人赴内地跨境安老的议题，并呼吁跨境安老应先解决医疗问题，您觉得目前香港长者去内地安老存在哪些医疗方面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梁志祥：立法会中，数我提到安老问题的次数最多。政府在安老问题上也做了很久的工作，但都不算成功。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跨境安老造成了距离上问题，给亲人探望造成了不便，因此目前只有选择在深圳跨境安老的人数较多，所以我建议安老服务点的交通一定要方便，比如建设在高铁站附近，以此给家人探望提供便利；第二，要解决医疗问题，当老人在内地需要医疗服务时，再回香港就医就非常不切实际，要使内地的医疗服务受到香港政府的承认，在内地引入香港的医疗服务，并且使在内地安老的香港人获得医疗费用的减免。
此外，我几番提出跨境安老还有一个原因，安老服务行业在香港不断紧缩。香港的地贵、劳动力少，愿意从事安老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没有新移民，这一行更难请到人手。当然，现在也在推出智能化养老服务，但智能化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提出在大湾区跨境安老，就是希望能够及时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据统计，一千个床位的院舍，最少要十年才能完成。现在香港少的不止一千个床位，而是几万个，老人家排队等床位都要等四五年。所以，我才提出在内地交通方便的地方提供安老服务。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出要“老有所养”，国家在做试点工作时也来找过我合作，香港在安老方面能够出一份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者：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认为香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可否谈谈您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香港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梁志祥：40年来，香港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窗口，在规划经济特区的时候先划出深圳，再是珠海、汕头，让整个广东与香港形成紧密的联系。在这个背景下，香港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带领作用。回归之后，香港的前进的步伐也没有停止过。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金融城市，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政策优势。比如人民币的离岸服务，这是深圳、上海其他内地城市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一国两制的特殊关系，香港的地位是难以被内地城市取代的，国家非常重视香港的特殊地位。
再讲一下我对改革开放的个人体会，我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推出时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许多人的思想较为保守，对改革开放持观望态度；第二，害怕风险，投资的时候非常谨慎；第三，许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正式工作，没有办法很快适应工作、投入工作。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投资者不多，但是最初参与投资的这批人，都极具有拼搏精神。当然，之前提到的风险也确实存在，也有许多投资失败的故事发生，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都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对国外的产品、技术，我们从认识，模仿，再到超越，只用了短短40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此后，邓小平的九二南巡也给香港的投资者一颗定心丸，坚持下来的人也都得到了回报。改革开放的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我们望住膝盖，总是有些高低起跌、跌倒碰撞，不过现在看来，我们的“得”多过“失”。
回归之后，香港的地位更加得到凸显。香港和内地连成一体，尤其是经济的连接更加紧密。比如说香港与深圳之间的联系、与上海的沪港通，使得香港带动内地城市进入国际化，也让这些城市逐步形成自己的经验和体系。
记者：您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20年，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训？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何启示？
梁志祥：先来谈谈香港的“一国两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将眼光放得很长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香港作为一个与世界沟通的窗口，“一国两制”也是长期的国策，这是从基本策略的角度来看。
至于“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国家有很大的信心和决心来做好“一国两制”。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思维，香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存在区别，不可能由一个制度完全转向另一个制度，“一国两制”就是让社会慢慢接受的一个过程。在经济方面，我认为大家没有分别，令人民生活稳定、繁荣、富足，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哪一种制度更强，能够领导经济发展。西方国家为什么这么担心中国的崛起，就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势头太强、发展速度太快，去年的GDP增长率6.6%，哪一个西方国家能达到这个数字。“一国两制”使香港保留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又共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那反对派在担心什么？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自己不能成为“执政党”，这才形成了他们的抗拒心理。在现有的制度下，他们可以参选议员，也可以参选特首。可以说香港的政治、经济比回归前都进步、发展了许多，“一国两制”是成功的。
当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土地问题、民生问题等。现在政府正在针对这些问题重新塑造香港。我个人非常支持大屿山填海计划，现在的香港基本上无地可用，郊野公园一块、住宅一块、商业一块，除了填海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争吵不能解决问题，不如早点开工，尽早解决住房问题。比如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整整做了二十年，现在才开始做基础工程。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问题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非“一国两制”的问题。
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我认为这有助于在统一之后，继续保留当地的政治制度、人民生活习惯，让台湾社会慢慢融入，慢慢适应。尤其是在经济制度方面，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好，人民生活得富足，自然会吸引更多人效仿，来走我们这一条路。如果台湾人能多了解一些内地的制度和生活现状，一定会更愿意接受内地。民众非常现实，谁能令他们的生活更好，谁就可以执政。在台湾推行“一国两制”不会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反而令他们的生活更加富足，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作为新界社团联会（新社联）会长，您认为香港的社团应该如何组织民间力量，更好地为香港和国家发展做贡献？
梁志祥：新社联从初成立时的四万会员，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二十几万会员，主要依靠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统筹规划人力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新社联中包括了许多小组织，比如妇女组织、青年联会、街坊组织等等，把民间的力量统和。第二，通过改革，争取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新社联改革后中出现许多非盈利团体，政府对这部分团体提供了额外的资助，也提供了很多人才，比如导师和专业社工等，为我们的团体提供培训。第三，就是注重人才的培养，我们社团每一次改选都会有年轻人的加入，引入新鲜血液。
新社联的总部主要关心社会时政议题，每周都会来立法会递信，表达对时事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会在立法会、区议会中推荐新社联中的优秀人才，我们的参与面很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有涉及。新社联的其他力量主要投放在地委会，每个区都有一个地委会，发挥在地区的统筹作用，主要负责组织国庆、回归纪念日的传统文艺活动等。现在我们更是推出“星光荟”这个，把新社联在当地社区中较有名、有才华的人士集中在一起表演，给他们提供一个表演的舞台，也给街坊提供一个文化娱乐的平台。
记者：作为立法会议员，请问您如何看待香港基本法，又应该如何维护和宣传基本法呢？
梁志祥：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要明确基本法的重要性，议员要正确传达基本法的内容。比如在动议辩论中，议员的逻辑正确，内容符合基本法，自然有很强的说服力，通篇歪理是不可取的。
第二，紧守基本法、尊重基本法。香港虽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也相互制约。律政司代表司法，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如果立法会不认同律政司做出的决定，应该通过相应的机制来挑战他，而非在立法会的会议上对律政司指指点点；反过来，律政司也不能随意批评立法会没有帮助律政司通过某项法案，对立法会的决定指指点点，这才是相互制约的作用和价值，如果破坏了制衡机制，会导致基本法的尊严和执行效力受影响。
对于巩固、维护、宣传基本法，立法会议员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议员是公众人物，他的言行是有权威和影响力的，特别是知名度较高的，或是某领域的专业人士等。2016年11月的人大释法，就是因为“宣誓风波”引起的。立法会议员就任时必须要宣誓，宣誓有其程序，破坏了这个程序等于不认同宣誓的内容，自然也没有资格继续担任议员。所以，我认为维护和宣传基本法，是通过生活中每一个简单的言行来体现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的议会生态？在去年两次立法会补选中，建制接连获得胜利，您对此如何评价？
梁志祥：这两次的补选结果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得票率打破了泛民、建制一贯的“六四比”定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建制派和他们泛民阵营都对这个结果感到诧异。我结合别人和我自己的一些分析，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自从林郑月娥特首上台以来，社会的撕裂气氛逐渐消弭，社会氛围显现缓和的迹象，特首在施政报告和讲话中提出的愿景，也给了市民一些憧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
第二，我认为是建制派空前团结的原因。这令我们的支持者“一票不少”，全都出来投票。这体现了建制派的实力，积极争取选票，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和“宿命论”。
第三，反对派则“四分五裂”，两次补选都没有做到团结。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比较少人提到，就是在“DQ风波”之后，令不少选民失去了自己的方向。一来，被DQ的议员表现差；二来，DQ也划了一条红线，让民众清楚认识到，支持分裂的人永远没有资格再参选了。回顾2016年的投票，可以发现反对派主要分为三派，一派是温和民主派，一派是激进民主派，第三派分裂派。分裂派失去方向之后，就不出来投票了，剩下两派的票数自然不够。18年11月的补选中，冯检基更是单独出来分散选票，分裂的结果，使温和民主派也不愿意出来投票。
这两次的补选都传达了很重要的信息，首先，建制派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一定要团结；第二，社会气氛、政府的施政工作很重要，要监督政府做更好的施政工作，令市民失望自然就拿不到选票。
建制派并非认为政府百分百做得全对，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问题，我们也会反对，也会提出善意的批评，并且提供解决方法。比如这次向合资格市民派四千元，我们就反对申请者一定要提供住址证明，不是人人都能提供住址证明的，而且为申请手续增添了许多麻烦。政府施政不能闭门造车，要接受各方善意的批评和提醒。至于选举，也不是看哪一派批评政府批评得凶，而是要看哪一派更能督促政府为市民做事。
记者：立法会1月23日进行了《国歌条例草案》首读及二读，当天多个民主派组织，突袭公民广场反对《国歌法》立法。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梁志祥：立法会进行《国歌条例草案》首读时，会议厅内的泛民议员已经在表示不满，场外也发生了冲击公民广场的情况，保安人员都因此受伤。不过这项草案已顺利二读，交由委员会审议。
香港一直奉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等权利，但是绝对不能通过粗暴的行为来实现，这样就失去了“自由”的价值。原本这些权利是为了让社会各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再来吸纳采取其中有道理的观点。但是现在用“手”代替“口”，用暴力诉诸异见是不恰当的，并且在没有向相关部门申请的情况下，就冲击公民广场，也是不合规的、非常危险的行为。这起风波也显示出反对派对国歌、乃至于对国家的尊重问题。国歌是国家尊严的代表，尊重国歌是国民最基本的行为，也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国歌都做不到，我会怀疑他们配不配作中国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大可移民其他国家，但其他国家也需要尊重他们的国歌，那这些人是否会继续不尊重其他国家的国歌。
同时，这也显示出香港目前的国民教育存在一些问题。由黄之锋带头的这批年轻人，可谓对国家一无所知，如果充分认识国家、尊重国家，是不会做出这些举动的。他们把推广国教贴上“洗脑”的标签，颠倒是非黑白。不能让这批人扰乱我们的社会秩序，要紧守“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记者：请问您对现在香港的国民教育有何意见和建议？
梁志祥：我对现存的国民教育确实有一些意见，学校的国民教育在这二十年里存在不少问题，教育局的监管也未落实到位。
我收到不少家长的投诉，投诉学校老师在课堂上传播反中、反港、反基本法的教学内容。通识教育课中，部分教师专门用来讲政治意识，他们的“政治意识”集中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等。这类课堂教育是单项式的、“洗脑式”的，教师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跟教程内容讲，学生考试的答案正确与否由他们判定，这类课程又是必修课，学生必须要修读。教师大批现行的制度都是错的，没有任何关于国家正面的、积极的内容宣传，是非常致命的教育方式。这样的教育模式已经进行了二十年，毒害了两代人，也是现在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对这样的教育方式非常气愤，建议教育局能够对学校和教师提供相关的监管和指引措施。教师当然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不能在课堂上用“非黑即白”的逻辑进行宣传，来阻扰学生保留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影响学生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另外，学生的年龄较小，容易受到影响，听一次可能不顺，听两次就顺了，听三次就一起反中，听四次可能就一起出街示威了。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不可能辞退所有的通识老师。方法唯二：第一，转型通识课；第二，取消通识课作为必修课，把国民教育作为必修课。事不避难，即使这件事有其难处，也不能不做。
中评社香港2月17日电（记者 严静雅）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新社联会长梁志祥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表示，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内地与香港之间优势互补。
梁志祥重点关注安老、教育领域，多次提出跨境安老的建议。他表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老有所养”，香港能在安老方面能够出一份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针对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梁志祥认为，国家有很大的信心和决心来做好“一国两制”，香港的政治、经济比回归前都进步、发展了许多，“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国家领导人的眼光长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香港作为一个与世界沟通的窗口，“一国两制”也是长期的国策。
针对国民教育，梁志祥不认同反对派把国民教育贴上“洗脑”的标签，更反对他们用暴力诉诸异见、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梁志祥强调，要紧守“一国两制”的方针与政策，改革学校的国民教育制度。事不避难，即使这件事有其难处，也不能不做。
中评社专访梁志祥全文如下：
记者：您去年提出政协议案，建议在内地设立“香港村”，您认为这个方案会给香港和内地带来哪些好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今年您计划将哪些建议带上两会？
梁志祥：去年我提出的“香港村”建议，目前来看各方面的准备和条件还不成熟。香港村的概念是希望在内地，特别是在大湾区，能够规划一块专门用地，用于出售或出租给香港市民，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社区。由于内地和香港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如果能在内地建立一个社区，当地的学校、医院等设施都与香港接轨，提供与香港相同的生活方式，不改变入住“香港村”的港人的生活习惯，以此缓解香港的土地问题，并且充分发展相关土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