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亚太安全局势与两岸关系
中评社香港4月23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2023年12月12日在中评智库基金会香港总部会议室举办座谈会，座谈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安林、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郭伟峰共同主持，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所长童立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周士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宁、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罗祥喜、中评智库研究员兼中评社国际新闻部主任郭至君与会。与会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与两岸关系，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在2024年3月号以《2024年亚太安全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严安林：开场白
非常高兴能再次来访香港，我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行这次访港的第一站就是中评社，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并就“亚太安全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这个主题共同举办一场思想者论坛，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相信我们也能得到很多的启示。下面从中美关系开始，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先发言。
邵育群：旧金山峰会后对中美关系的四点观察
2024年的中美关系要看四个方向，包括台湾岛内大选的结果、地缘热点问题的影响、以色列和中东整体安全形势的影响以及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这四个因素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点观察，是中美双方各自使用不同的战略框架来应对双边关系。中国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美国则用大国竞争框架，二者互相博弈。中方明确表示不能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这次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见面时也强调，中美要管理好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但非常明确，双边关系并非战略竞争关系。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所谓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的标准是什么？虽然美国从未公开说过，但实际上，美国能够保证其霸权地位，就是赢得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保持定力，坚持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不被拖入美国的大国竞争框架中，否则博弈输了要走美苏关系的老路。同时中美也要在两个战略框架的博弈中互相磨合，找到新的相处之道，不打仗是双方的底线。
第二点观察，是中美关系的竞争因素包括三部分：新兴技术，治理方式以及吸引力。在新兴技术方面，尤其指人工智能云计算、新能源发展等相关的技术，其中某些技术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某些技术美国的优势则很明显，双方在这些方面竞争。治理方式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球治理，治理方式能否得到大部分国际社会的认同，能否一同使用治理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共同面对的实际性问题；二是国内治理，看政府的治理方式能否得到本国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吸引力方面，用美国人的词是“软实力”，其实指的是此国在国际社会对其他国家的吸引程度。中方所说的竞争因素和美方所说的战略竞争不一样，美方认为的战略竞争包括地缘战略的影响力、技术以及意识形态三方面。
最后一点观察，我认为2024年的中美关系要看四个方向：一是台湾岛内大选的结果，对于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巨大。二是地缘热点问题，如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摩擦、乌克兰战争的僵局形势等。三是以色列和中东整体安全形势，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主要地区秩序问题，连带全球秩序问题，因而对中美关系影响很大。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中美恢复对话机制的对话成果是否落地，比如芬太尼合作是否能够取得实效。最后是2024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如今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共和党里的声势还是非常高，美国国内围绕此大选产生的内斗非常厉害。选举的过程和结果，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严安林：谢谢。下面我们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宁发言，她主要是研究韩国和朝鲜半岛。
李宁：半岛形势整体紧张 阵营化趋势非必然
总体来看，2023年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围绕整体相对紧张的基调上下起伏。在传统安全方面，在中美竞争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加大在半岛的军事干扰以期形成对华遏制，不断提高韩美联合军演的强度和频率。很多先进的机器机型、无人机、航母都在联合军演时出现。对此，有韩媒评论称，韩美军演在规模、战略武器的投入以及训练的比重上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美国积极鼓励尹锡悦政府向以美为首的军事小圈子靠拢，如邀请尹锡悦参与北约峰会、G7峰会甚至主持民主峰会的议题，尹锡悦亦不负所望，非常配合美日韩军事合作，协助美国为打造“亚洲版小北约”造势。在美国的推动、尹锡悦政府的政治妥协下，韩日加强了安全领域的联动，美日韩军事合作更为紧密，等级上升。
美国期望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美日韩紧密结合以遏制中国的局面，因此积极推动韩日关系的恢复，尤其加大对韩国的施压。尹锡悦对此也很配合，不惜无视韩国民意而政治妥协。尹锡悦以朝鲜威胁为理由，迅速完成了韩日军情协定，为美日韩强化军事合作扫除障碍。戴维营峰会成为美日韩合作的历史转折点，在韩国不拥核的前提下，美国最大满足了韩国的安全诉求，对韩国的延伸威慑到了非常高的等级。同时，韩国正积极发展自身军力，强调三轴体系，尹锡悦在上台之初就计划，要投入1541亿人民币来加快研发战斗机、导弹、快艇、无人机、侦察卫星等，把军事产业培养成国家战略产业。另外，在中美竞争加剧、乌克兰危机给中国的周边战略带来不稳定性的背景之下，朝鲜在利用中美俄大国博弈的机会窗口发展自身核导力量以应对美日韩持续上升的威胁，俄朝军事合作也让半岛的紧张形势加剧。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在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中韩产业链、供应链仍保持密切经济利益链条，加剧韩国企业的焦虑。技术竞争上，中国企业正在逐渐挤占韩国厂商的液晶面板生产份额，未来三年至五年，韩国液晶面板的生产可能会降低一半。三星企业也在计划回收在华投资，在2028年回收在西安的全部投资，转而投入美国的尖端技术生产。可见，中韩两国的经济下行也对经济安全造成很大威胁。
另外，我还有两个观点，一是“亚太小北约”或“北约亚太化”的说法受到热议，很多韩国学者认为不可能发生，我则认为其可能性不必纠结名字，军事化关系会随着美日韩关系的日益密切形成一种实质上更适应东北亚地区和具体国情的军事形式。二是东北亚阵营化的趋势不一定是必然的，自从朝鲜访俄之后，大家担心是否“美日韩对中朝俄”的阵营化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对立会越来越显着，会对周边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我认为，虽然上述提到“亚太小北约”的可能性，但军事对立之下，国家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军事战略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环，但彼此还有很多经济利益联系、面对气候问题的共同合作等，阵营化的趋势并非是必然的，我们不要走到西方语境中对立的假设里。
严安林：谢谢李宁的发言。我看至君的发言也是和韩国有关，那么我们就连贯一点，请至君来讲。
郭至君：韩国主流智库专家看半岛与东亚安全
谢谢严老师。2023年9月底，我代表中评智库基金会走访韩国首尔多家著名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类智库以及高校研究所，包括：韩国国立外交院、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韩国现代峨山政策研究院、韩国统一研究院、韩国世宗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战略研究中心、首尔大学日本研究所、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等，与11位韩国外交、安全领域的专家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请教了他们关于当前中韩关系、东亚安全格局等热点地缘政治问题的见解。由于这11位专家既有“知华派”，也有“知美派”，既有“进步派”，也有“保守派”，因此我觉得还是全方位地展示了当下韩国学者对中韩关系和东亚安全局势的判断。因此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我综合提炼了一些他们的精华观点，并加以我自身浅见，向各位学界前辈汇报。
首先，关于中韩关系。韩国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两国关系处在低潮状态，且受美国因素的制约和朝核问题的影响，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不少挑战，但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广阔的合作空间，需要互相尊重，加强沟通，化解误会，避免不必要的争斗。
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认为，现在对韩中关系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是中美关系，两国如果减少来往，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不利。外交关系的最初目标就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创造共同利益、共同繁荣，中韩需要发展这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制度的国家在不互相强迫的情况下实现和谐相处，他认为这种关系在未来的韩中关系中非常重要，这也可以成为两个国家维持“初心”的新原则。
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李东铣表示，中韩关系当前受到挑战的最重要原因是朝核问题。由于利益不同，中韩之间因某种问题应该会有争论，但如果理解并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斗，两国就能和睦相处。这对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虽然很难，但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康峻荣指，现在中韩关系恶化的最大因素应该是从朝鲜核问题引申来的，在朝鲜核问题上如何看待，中韩双方真的应该虚心、诚恳、坦率地沟通，但这方面毫无疑问是缺乏的，而这是一个中韩关系恢复的基本出发点。他相信只要中韩可以互相尊重、加深交流，两国关系会慢慢朝好的方向调整。
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战略与安全研究院院长黄载皓说，韩国的外交变化太多、太快，但应该要考虑整体外交环境，双边关系、多边关系都要考虑到最后。可是韩国外交的特色是这样，很难改变，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韩中关系不要再恶化，需要做好管理。
据我观察，大部分受访的韩国专家在讲到中韩关系时都提到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词，但因为韩美同盟和中朝特殊关系，中韩双方对彼此的理解有温差，对彼此的期待比较高但却在一些方面没有充分沟通，导致误解误判，加剧了国民感情之间的恶化。我认为，从中方来讲，在未来处理中韩关系时，需更加展现大国的实力自信和包容度，坚守底线原则，以现实主义的姿态与韩国交往，在不必要发生争执的部分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二，关于朝核问题，基本上韩方专家都对现状表示比较悲观，认为很难在短期内回到谈判桌上。
韩国统一研究院研究员徐辅赫表示，对话的可能性和预期的期望非常有限。考虑到朝鲜现有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全关闭了与国际社会对话与合作的大门。目前需要通过多边方式营造氛围，重新建立与朝鲜的信任。多边合作和韩朝合作齐头并进是最好的，但现在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峨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车斗铉说，朝鲜目前不具备拥有推进核潜艇开发的资金和技术条件。另外他认为朝鲜的核能力被大大夸大了，金正恩也开始认识到这个现实，加之中国与美国、俄罗斯一样都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关键国家，所以金正恩并不确定中俄是否会支持，因此搁置第七次核试验。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康埈荣认为，目前几乎没有解套朝核问题的办法，原来的“六方会谈”等谈判机制不太有效，因为朝鲜不同意谈判对话，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找到新的方式。
综上我认为，在朝核问题方面，中国还是要持续发挥对朝的独特影响力，并与东北亚地区的核不扩散相关国家积极商讨与朝鲜多边合作的新模式。
第三，关于美日韩三国是否会在将来形成同盟，以及“亚太小北约”是否会在将来逐渐成型，韩国专家基本上认为可能性很低，且基本上都提到了韩日关系中历史和领土问题所带来的核心症结。
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表示，理论上可能会有韩美日“三角安保同盟”的讨论，但实际上实现起来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韩国国内存在负面舆论，韩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且韩美日安全同盟如果进一步强化，有可能会导致朝中俄安全关系的强化，从而引发韩半岛的紧张。
韩国光云大学教授金希教指出，大多数韩国公民不希望半岛再次爆发战争。因此，即使尹锡悦政府一意孤行推进与美日两国的军事联盟，而忽略民众的要求，这种推进也很可能不会持续。如果这样，韩国民众很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反抗美国在东亚的政策。
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李东铣说，美日韩三国同盟可能性很低，加入多边同盟的可能性会有一点，但韩国和日本很难建立同盟关系，而是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伙伴关系。他认为，如果中国被视为维持地区秩序现状的稳定力量，那么韩美日三个国家没有必要构筑“迷你北约”，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今后如何行动。
峨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车斗铉说，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他认为这种担忧有点过度。他说，彻底排除中国，站在美国一边，走在打败中国的最前线不是韩国的本意。
总的来看，我认为，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美日韩三边同盟或者“亚太小北约”在中短期来看都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中方并不能忽略其中暗藏的危险性，需要积极想办法在其中找到“破局之道”。
最后，关于东北亚阵营化对抗趋势的问题，基本上所有的受访韩国学者都认为长期来看正在形成这种趋势，但由于相关六个国家的各自利益和想法不尽相同，所以中短期内不会因此发生地缘政治上“三对三”的激烈碰撞，但需谨慎防止这种格局的继续发展。
韩国光云大学教授金希教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他认为韩国需要采用最近由全球南方阵营提出的“积极不结盟”策略（positive non-alignment），避免国与国之间的联盟，而是采取针对具体问题的团结策略。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康峻荣认为这其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他判断中国带头与俄罗斯、朝鲜合作对抗美国的态势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是有分寸的国家、讲究实际的国家，因此不可能与朝鲜一样用这么狭窄的思路来处理问题。
首尔大学教授南基正指出，阵营对抗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还存在不能展开对抗的可能性。他认为关键是中韩关系和中日关系，日本和韩国似乎也在寻求与中国发展这种关系。因此，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可以找到防止阵营对抗的可能性。
综上，我认为，中国方面并不想看到东北亚阵营化的态势继续发展，因此，中方更加需要在各种国际外交的场合或平台上积极发声，表达中国不结盟，寻求更广泛、更开放、更包容的多国合作的姿态，并将其落到实处，让所谓的“阵营对抗”不具备进一步展开的条件。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严安林：谢谢。我藉这个机会也补充一下，旧金山APEC峰会上我们看到中日首脑进行了正式会晤，但是中韩首脑只有短暂交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很清晰的差别。另外在台湾问题上，原来韩国是非常谨慎的，但现在却开始对台湾问题大胆地指手画脚，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亲美的韩国政府。我们是非常担心美日韩走向三边同盟的，但韩国国内一些声音似乎对此没有很担忧，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对华政策走向极端就会摇摆回去，但是我们担心，已有的政策可能又全盘推翻，从头开始吗？这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我觉得至君谈得非常好，另外恢复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现在好像也有比较好的消息传来。下面，我们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周士新发言。
周士新：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关系
作为一个具有多样性统一特征的政府间地区组织，东盟虽然在2015年底就宣布建成了以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共同体，但并不意味着东盟可预见的未来会发展成为一个如欧盟般的超主权国家组织，其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依然有限。东南亚安全局势长期保持稳定，但也存在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这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总体背景。
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各国自古以来互动比较频繁，近代大多都具有被殖民的历史，在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当前都面临着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艰巨任务。目前东南亚安全局势总体稳定，但仍受四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美国打压中国引发了中国激烈反应，以中美为主体的大国战略博弈影响了地区安全格局，许多国家难选边站队；二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传统安全上仍具有较强冷战思维，现实主义和霍布斯主义逻辑根深蒂固；三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具有较强合作倾向，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态势增强，并呈现出扩溢效应；四是地区经贸一体化进程和安全议程耦合度越来越高，各国必须采取平衡措施对冲两者对其对外战略的影响。
目前东南亚地区安全的主要议题聚焦在四方面：一是维持地区安全机制有效性，促进地区局势的总体稳定，目前以东盟为核心的安全多边主义架构受到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及小多边安全集团的挑战；二是海洋安全与经济合作愈趋重要，成为敏感和优先议题，《南海行为准则》二读后的情形并不乐观，南海问题的前景并不清晰；三是跨国非传统安全议题已经成为域内各国竞合焦点，域内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形成竞合态势，复合性和机制性特征都很明显；四是缅甸问题已经成为地区安全的重灾区，存在着暴发全面内战的风险。
一是从“一带一路+”到AOIP+，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及东盟整体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政策文件及关于《东盟印太展望》互利合作的联合声明。
二是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到RCEP，中国和东盟自贸协定自2001年提出，2002年开始谈判，2010年开始落实，到目前已经开始落实3.0版。此外，中国与新加坡及柬埔寨还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RCEP自2020年开始落实以来，使用效率越来越高，对促进地区一体化的作用也越来越强。
三是从担忧选边站队到倾向促进共同安全，中国从未要求过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希望东盟国家与其发展和美国相平衡的安全合作关系，避免这些国家最终选择美国一边。对此，美国比较警觉，近年来加大了对部分东盟国家的拉拢工作，虽有一定进展，但效果相对有限。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避免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的信心大幅增强，与中美在多边合作机制下促进安全合作的倾向性大大提升了。
四是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共建命运共同体。中国自2013年就提出要与东盟建立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在2021年9月就达成了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成为第一个和东盟建立这一层级关系的东盟对话伙伴，并在当年11月的特别峰会上宣布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国和东盟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此外，中国和7个东盟国家已经或同意建设双边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和东盟建立命运共同体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认为，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关系在明显提升，对东南亚安全局势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强，成为塑造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周边战略环境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周边外交还是相当成功的。
严安林：谢谢。我们从中美关系开始，谈到东北亚、东南亚，现在又回到美国涉台政策方面。下面我们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所长童立群发言。
童立群：近年来台美关系的五大变化
通常讲到台美关系，大家都是通过非常具体的事情来讲，比如说：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美国通过《与台湾交往法》、佩洛西“窜台”等这些重大事件。从横向上来说，抛开这些具体事件，台美关系在近几年有一些质的突破，它在产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会对中美关系反过来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台美关系机制化。近几年，台美之间签署了大量的协议和备忘录，对话涉及各个领域，比如2022年签署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首批协议，它其实是一个形式上相当正式的经济机制。台美合作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在非常敏感的政治军事领域，台美的一系列对话不但没有停，还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印太民主会议以及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会议等。整体来讲，台湾和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社会互动和政治人物之间的互动其实已经构成机制化。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讲，机制化的好处就是鼓吹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由于对美实施“一面倒”政策，民进党当局十分担心美国两党的对台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但是通过这些机制化运作，可以把台美实质关系向前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