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学者谈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国两制
中评社北京12月31日电（记者 海涵 实习记者 蒋婷）中央民族大学首届“一国两制与港澳台法治”学术论坛（2023）12月30日在京举行。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陈端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英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从多个角度出发围绕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国两制”进行探讨。
黄平在发言中谈及在港澳筑牢国家认同意识的几个维度，他指出，第一个维度就是政治。香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无政治的政治”，此外也存在“去政治的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反政治的政治”。如今香港拨乱反正，既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不动摇，又守正创新、铸牢一国根基。第二个维度就是经济。经济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如果其中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影响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历史认同或会成为无本之木。因此，国家认同不只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经济问题是躲不开、绕不过的，必须要稳步改善推进。第三个维度是文化教育。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多年，但认同问题的解决是几代人的事，需要细水长流、润物无声，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
黄平说，要解决好港澳人民的国家认同问题，国家发展很重要。如果祖国总体发展得好，这很大程度上对于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会起到强大促进作用。此外，香港的独特优势之一是面向世界。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越有利于非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实现世界新格局的形成、新秩序的重写、新关系的重构，也就有越有利于港澳居民回到国家认同上。同时，中华文化和历史源源不断，有了几千年历史的积累，如果我们在港澳开展历史教育、历史文化传播，也将大大有助于筑牢国家认同意识。
陈端洪论及“一国两制”的时间性，他指出，“五十年不变”是国家的一个政治决断。写得如此具体，用意有二：一来是给当下的港澳社会一个定心丸，二来是给后人留出足够长的宪制实验时间。到2047年怎么办？陈端洪说，港人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船到中流，再一次呼唤政治决断。习主席当机立断，在出席庆祝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宣布“一国两制”必须长期不变。
陈端洪表示，现在一些境外势力一方面恶意攻击我国破坏“一国两制”，另一方面对香港实施制裁，肆意破坏“一国两制”的必要条件，企图在香港制造信心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毅然决然宣告坚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最近习主席在听取两位特首述职报告时再次重申这个立场，在必要时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王英津就香港行政主导体制的能力限度与提升思路分享观点。他表示，行政主导体制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重要制度依托，是中央有效管治香港、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重要凭借。行政主导体制相对于香港政治体制整体而言，恰似“纲”与“目”的关系，行政主导是“纲”，政治体制整体是“目”，“纲举目张”，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并发挥行政主导体制在香港政治体制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英津说，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香港行政主导体制并没有得以有效运行。近些年来，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围绕着如何强化行政主导体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已经并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但香港行政主导体制的效能仍然十分有限，这主要因为香港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这一模式结构决定了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仍然不足。今后要探索强化行政主导体制的新路径，不仅要从行政系统内部入手，还要从行政系统外部着眼积极建构相关配套制度。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增设副行政长官一职；二是增加一级政权，使香港特区由一级政权架构变成两级政权架构，以确保特区政府有下级执行机构；三要重视发挥政党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四是积极探索香港政治人才的自我培养模式。
田飞龙表示，“一国两制”长期坚持，香港的新秩序和新发展是关键的检验指标。“一国两制”制度充满了实验特征，是覆盖港澳台的一场伟大的制度实验。中国共产党敢于进行这样一场跨世纪的具有一定的制度风险性的实验，证明了其自身的哲学自信和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在于一种大历史观，即世界体系的大历史观，只要历史的时间线拉得足够长，只要和平发展的空间充沛，那么社会主义主体制度的优越性将充分展现。这种优越性不仅是生产力，也是人文主义的、制度文明的。社会主义主体制度的优越性还表现为，与社会主义进行良性互动时资本主义将从中受益，但是与社会主义进行冷战和对抗的资本主义将加快衰落。
田飞龙说，香港是中西文明竞争与制度博弈的最典型的场域。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使香港基层政治风险暴露，本土主义与外部干预的叠加风险甚至扩展，这些事件从客观上提出了一国两制重大制度建设的全新命题。这些重大制度建设不是香港法律的小修小补，也不是依据基本法程序的个别条款的释法以及应急式的回应或者决定，它是一国两制法律体系与制度体系的重心确认和安全框架的构造。
田飞龙表示，香港国安法是香港法治体系的最大增量，也是最大变量，香港基本法以自由为本位，香港国安法以安全为本位。二者叠加才是一国两制真正均衡又可持续的法庭秩序，但问题是香港自由之法行之已久，安全之法姗姗来迟，二者之间如何适配？如何在香港社会香港司法范畴有机融合，是香港法治发展史上的重大挑战。
中评社北京12月31日电（记者 海涵 实习记者 蒋婷）中央民族大学首届“一国两制与港澳台法治”学术论坛（2023）12月30日在京举行。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陈端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英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从多个角度出发围绕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国两制”进行探讨。
黄平在发言中谈及在港澳筑牢国家认同意识的几个维度，他指出，第一个维度就是政治。香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无政治的政治”，此外也存在“去政治的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反政治的政治”。如今香港拨乱反正，既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不动摇，又守正创新、铸牢一国根基。第二个维度就是经济。经济包括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如果其中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影响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历史认同或会成为无本之木。因此，国家认同不只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经济问题是躲不开、绕不过的，必须要稳步改善推进。第三个维度是文化教育。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多年，但认同问题的解决是几代人的事，需要细水长流、润物无声，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
黄平说，要解决好港澳人民的国家认同问题，国家发展很重要。如果祖国总体发展得好，这很大程度上对于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会起到强大促进作用。此外，香港的独特优势之一是面向世界。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越有利于非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实现世界新格局的形成、新秩序的重写、新关系的重构，也就有越有利于港澳居民回到国家认同上。同时，中华文化和历史源源不断，有了几千年历史的积累，如果我们在港澳开展历史教育、历史文化传播，也将大大有助于筑牢国家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