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历史学家提出美国应对华实施新缓和策略
中评社华盛顿2月28日电（记者余东晖）英美知名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基辛格在冷战时期提出的对苏“缓和策略”（détente）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面临类似的“新冷战”形势，美国应当对华实施“缓和策略2.0”（détente 2.0），在竞争之中不得不实现两个核大国的共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格森在最新出版的《外交事务》双月刊2024年3/4月号上发表长篇专文--“基辛格与缓和的真正含义：重塑与中国竞争的冷战战略”。
弗格森回顾了基辛格上世纪七十年代推动的冷战两个对立大国美国与苏联的“缓和策略”（détente）。他指出，基辛格说过，“缓和策略”无法改变美苏是意识形态对手的现实，但核时代迫使双方不得不共存。缓和意味着“既要威慑又要共存，既要遏制又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
弗格森表示，如果这种务实情绪在50年后仍能引起共鸣，那是因为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对中国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似乎已准备好尝试他们自己版本的“缓和策略”（détente）。套用基辛格的话，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但核时代和气候变化，更不用说人工智能，将迫使它们共存。
回顾历史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策略”一再遭到批评，弗格森认为，半个世纪后，当华盛顿开始适应“新冷战”的现实时，美国对华“缓和策略”可能会再次受到鹰派的阻挠。共和党政客喜欢把民主党对手描绘成对中国软弱的人。
弗格森认为，两党都有误解上世纪70年代教训的危险。共和党人鼓吹毫不妥协地遏制中国，可能高估了美国在对抗中获胜的能力。拜登政府回避局势升级，可能低估了威慑作为“缓和策略”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他宣称，基辛格战略的精髓是“接触与遏制”相结合。今天也需要类似的组合，尤其是在力量对比对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对莫斯科都更有利的情况下。
鉴于“缓和策略”被认为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弗格森提出，美国今天可以吸取历史教训，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实施“缓和策略2.0”（détente 2.0）。
弗格森认为，基辛格也是这么相信的。在他去世前一年，基辛格警告说，“新冷战”将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不仅可能使武器更快、更精确，而且可能实现自主。基辛格呼吁两个大国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以限制这场“新冷战”的生存危险，特别是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潜在的灾难性摊牌。
与上世纪70年代一样，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许多人批评对华缓和关系的做法。新一代保守派战略家科尔比(Elbridge Colby)要求对华采取“拒绝战略”，以阻止北京对台行动。拜登政府自己似乎也质疑对台战略模糊性。两党几乎一致认为，之前与北京接触的时代是一个错误。
在这种背景下，弗格森相信，与其遭遇因为台湾的新版“古巴导弹危机”，“缓和策略2.0”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弗格森称，“缓和策略2.0”并不意味着对华绥靖，更不用说期待中国做出改变。这将再次意味着，美中应就军备控制、贸易、技术转让、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太空等问题上进行无数次谈判。这些谈判将是旷日持久、枯燥乏味的，甚至可能没有结果，但这个过程至少好于战争。至于台湾问题，他希望美中双方重拾由基辛格反复锤炼出来的旧承诺--求同存异。
最后弗格森称，对于新的“缓和策略”，拜登政府用了自己的词汇--“去风险”（de-risking）。尽管由于当今美中之间更大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新冷战”的起点有所不同，但最优战略与以前基本相同，那就是他所说的“缓和策略2.0”（détente 2.0）。
中评社华盛顿2月28日电（记者余东晖）英美知名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基辛格在冷战时期提出的对苏“缓和策略”（détente）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面临类似的“新冷战”形势，美国应当对华实施“缓和策略2.0”（détente 2.0），在竞争之中不得不实现两个核大国的共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格森在最新出版的《外交事务》双月刊2024年3/4月号上发表长篇专文--“基辛格与缓和的真正含义：重塑与中国竞争的冷战战略”。
弗格森回顾了基辛格上世纪七十年代推动的冷战两个对立大国美国与苏联的“缓和策略”（détente）。他指出，基辛格说过，“缓和策略”无法改变美苏是意识形态对手的现实，但核时代迫使双方不得不共存。缓和意味着“既要威慑又要共存，既要遏制又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
弗格森表示，如果这种务实情绪在50年后仍能引起共鸣，那是因为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对中国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拜登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似乎已准备好尝试他们自己版本的“缓和策略”（détente）。套用基辛格的话，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但核时代和气候变化，更不用说人工智能，将迫使它们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