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朱中博论中美战略博弈与中日关系
中评社北京9月12日电（记者 郭至君 李子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朱中博日前在参加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中日关系现状评析与挑战——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思想者论坛时就中美战略博弈下中日关系的趋势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也是《中日联合宣言》发表25周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发表15周年。在当前国际体系、格局与秩序深刻调整背景下，中日关系保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尤显意义重要。
针对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趋势，朱中博围绕三个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怎么认识中美战略博弈的性质。朱中博指，这个问题对理解把握中日关系趋势是很重要的。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出现严重问题，将中国视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打出对华“战略竞争”旗号。拜登总统及其外交国安高官频繁称，中美存在“极其激烈竞争”，中美关系是美国“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基于此，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强调多管齐下加强美国优势，取得“对中国及其他任何国家的竞争胜利”。其中一大策略就是拉拢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伙伴，构筑“小圈子”对华实施遏制围堵。
针对此，中国外交始终登高望远，超越西方权力政治理论窠臼，厘清中美关系互利共赢本质，力推中美关系走在正确道路上。在中美关系定位上，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存在很大问题，合作才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其次，以“竞争”定位中美关系，是一叶障目，容易误导两国走向迎头相撞“死胡同”。中美50余年交往史证明，“两国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中美早已利益交融，深度相互依存。据统计，中美进出口贸易额从50年前的1288万美元已增长到现在的近7600亿美元，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增至2400多亿美元。双方在合作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当前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反恐、应对能源资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及国际和地区安全热点等方面，仍有广阔合作空间。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是“取法乎下”，是在从破坏性角度把中美关系引向零和博弈。
其三，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掩盖了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政策底色，遮盖了中国对美斗争的本质是反霸凌，而非大国争霸或冷战式的战略竞争问题。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涉港、涉疆、涉藏、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持续干涉中国内政，这不是“竞争”，而是霸道、霸权、霸凌。美国加速构筑“亚太版北约”，力推“北约东进”，试图通过“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或“去风险”等方式破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根本不是“竞争”，而是在搞“新冷战”、阵营对抗，是在撕裂世界，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严重违背包括市场经济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等在内的国际规则、严重违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的恶劣行为。美国是在打着“竞争”幌子，欺骗和愚弄国际社会，为其对华遏制打压、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做法找借口。“战略竞争”是美国炮制的“话语陷阱”。
二是扮演美国遏华“急先锋”、同谋和帮凶的破坏性角色。即无视日本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现实与长远需要，全面倒向美国，唯美国之命是从。包括抛弃基本信义，为虎作伥，跟随甚至助推美国对华实施全方位战略围堵遏制，以及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人权、价值观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历史上，日本有过上世纪70年代被美国“越顶外交”的教训，也承受了上世纪80年代被哄骗签订广场协议后经济发展迄今裹足不前的现实。日本如果扮演美国遏华“急先锋”角色，无异于“伤疤没好，就忘了疼”。
三是扮演“渔人”或“池鱼”的投机性角色。即日本对中美战略博弈保持“坐山观虎斗”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侥幸和投机心态，坐观甚至催化中美战略博弈“失控”并升级至大国冲突对抗的灾难性状态，最后中美两败俱伤、同时大伤元气，日本借此从中收获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从历史和当下看，日本从不具备这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反而面临因中美战略博弈“失控”而遭“池鱼之殃”的现实威胁。
同时，进一步看，日本在紧跟美国步伐、对华示强趋势下，仍试图在“避险”和“渔利”方面“走钢丝”。一方面，日本在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对美加紧贴靠。日本2022年底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及今年发布的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都将中国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声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时期。近年来，日本加快扩军备战，发展攻击性军力，深化与美欧澳印韩等盟伴的军事、安全、外交互动，显示日本在战略思维和行动取向上受美国战略思维影响之深、政策诱压之大。也要看到的是，日本这么做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也有利用美国对抗中国崛起、加速日本“正常化国家”进程的战略考虑，因此，其在对华战略遏制方面的一些动作比美国走得更远、更急。另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中国对国际体系变革和对全球治理的强大影响力，岸田文雄首相认识到“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无法忽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日本发展的重要性。日本也担心美国的“胁迫外交”、“美国优先”外交或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会损害日本利益，为此需在中美间保持一定“两面摇摆”，维持中日各层级交往和对话沟通，推进对华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并对双方分歧矛盾进行一定管控，对两国关系加以适当缓和。
第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启示是什么？朱中博说，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日关系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此背景下，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重温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初心，对中日关系保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更显重要。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条约共五条七款，不足800字，但意义非常重大。它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并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宣言》《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一道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指针和遵循。
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条约第二条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条约第三条规定，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条约第四条指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条约第五条则涉及的是条约生效及有效期等问题。
朱中博强调，《邓小平年谱》记载了邓小平同志1978年谈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一些重要观点，对我们理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当时意义及当下意义都很重要。第一，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8月和10月曾几度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条款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反对其他人谋求霸权。他指出反对霸权主义之所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是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他并指出，我们希望中日双方都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原则。
在当前，反对霸权主义，即反对当下个别域外国家愈演愈烈的霸权霸道霸凌行为，防止其打着“战略竞争”幌子搞阵营对抗、破坏亚太地区和平安全，防止其搅乱世界。亚洲和世界长期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中日应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原则，携手抵制域外力量搞乱亚洲、扰乱世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追随配合域外霸权主义国家遏华，是在战略认知和抉择上都出了问题，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反霸的承诺南辕北辙。日方应及早迷途知返，与中方相向而行，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政策中去，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和平友好的大方向。
第三，中日友好关系要不断发展。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访日时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纠夫等会谈时指出，我们多次讲到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他强调，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他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但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再接再厉，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为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努力。他的讲话，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广泛认同和共鸣。
朱中博最后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年来，中日关系快速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取得重大成果，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新冠疫情之前，两国人员往来就超过1200万人次。2022年，两国贸易额超3500亿美元。当前在华日企超3万家，每年营收约2600亿美元。面对域外势力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挑拨，特别是鼓噪所谓“去风险”、搞经贸科技“小圈子”、实施对华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撕裂世界的消极动向，中日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作为亚洲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要共同抵制这些消极和危险的动向，推动两国务实合作迈向新阶段，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
8月7日下午，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在中评社北京记者站会议室召开“中日关系现状评析与挑战——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思想者论坛，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朱中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星宇，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李若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主任胡薇与会。本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键主持。
中评社北京9月12日电（记者 郭至君 李子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朱中博日前在参加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中日关系现状评析与挑战——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思想者论坛时就中美战略博弈下中日关系的趋势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也是《中日联合宣言》发表25周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发表15周年。在当前国际体系、格局与秩序深刻调整背景下，中日关系保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尤显意义重要。
针对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趋势，朱中博围绕三个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怎么认识中美战略博弈的性质。朱中博指，这个问题对理解把握中日关系趋势是很重要的。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出现严重问题，将中国视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打出对华“战略竞争”旗号。拜登总统及其外交国安高官频繁称，中美存在“极其激烈竞争”，中美关系是美国“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基于此，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强调多管齐下加强美国优势，取得“对中国及其他任何国家的竞争胜利”。其中一大策略就是拉拢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伙伴，构筑“小圈子”对华实施遏制围堵。
针对此，中国外交始终登高望远，超越西方权力政治理论窠臼，厘清中美关系互利共赢本质，力推中美关系走在正确道路上。在中美关系定位上，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存在很大问题，合作才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