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评社╱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作者：夏立平（上海），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博导、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新雷（西安），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拜登政府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从大国政治、国际秩序和文明形态三个维度推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该新态势意欲通过“国内投资+结盟盟友和伙伴≥中国竞争”的内容模式赢得与中国在21世纪的大国战略竞争，并愈加呈现出目标更加明确、布局更加展开、路径更加清晰的显着特点。有鉴于此，中国应做好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体系；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实现中国强军和强国相统一；加强中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弱化中美战略竞争的溢出效应；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努力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平衡中美不同的“国际秩序”立场基础，推动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现代化。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和赢得对华战略竞争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和长远规划。为此，本文拟对拜登上台以来推进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予以全面分析和深入评估并就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建议和意见。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动因
自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拜登政府先后于2021年3月3日和2022年10月12日发布了事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与报告。作为最能体现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的重要文件，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就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予以全面论断，不仅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迫在眉睫的挑战”，以及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而且提出“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结合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并推行的“投资、结盟、竞争”对华政策框架及其外交实践，可以发现拜登政府在维持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已经展开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至此，面对“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的历史现实和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的百年大变局，不论是拜登政府提及的与中国进行的“极限竞争”还是“竞赢中国”，推进和赢得对华战略竞争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和长远规划。无疑，拜登政府推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维度的重大考量。
一是在大国政治维度，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在“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质千年未变，国际关系一直就是行为体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围绕财富和权力的争夺”的国际社会结构下，体现为霸权主义的大国政治，亦称强权政治，都会基于本国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法则制定外交政策，甚或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不惜违反一定程度的国际法原则或规则而侵犯他国主权、干涉内政，从而谋求全球或者地区的统治地位。检视美国霸权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到超强的国家实力始终是美国获得霸权和护持霸权的一个根源性因素。换言之，在一个无世界政府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里，只要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美国就能维护、拓展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从现代美国外交战略历时超过70年的对外政策实践来说，获得实力及实力地位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也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的核心概念之一。因为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不仅能使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也能使美国的盟友和对手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这也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再者，作为21世纪的全球性大国，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既在于其对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运筹和行使，也在于其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概言之，致力于以实力地位捍卫美国在国际社会结构下的大国政治和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稳定，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大战略目标，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延伸“单极时刻”并打造单极秩序的霸权惯性使然。为此，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和中国实力快速提升带来的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和地区主导权的重大变化，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富有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中国倡议的提出和落实，美国便自然而然地将中国视为挑战甚或威胁美国全球霸权的对手，且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最具实力的国家行为体对手。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指出，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二是在国际秩序维度，强化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但这不并意味着无一定程度的国际秩序，因为有国际交往就必然有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历史地看，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与国际社会中大国的兴衰规律紧密相关，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际秩序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它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就当今国际秩序的变迁过程和外在表现特征来说，可谓是“两种”秩序的“混合型”秩序，一种是根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原则构建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基础规范的国际秩序，一种是源于冷战时期以美国同盟体系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式”的国际秩序，但美国都是此“两种”秩序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特别是就后一种秩序而言，因为该秩序——以美欧国家集体安全、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规则等自由主义思想为内核——赢得冷战并催生“历史的终结”，以致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此意义上，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指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轫于少数几个西方民主国家，但在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秩序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内部秩序”成功扩展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外部秩序”。
尽管该秩序遭遇特朗普政府“退群”外交带来的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美国不仅退出《中导条约》和《关于伊朗核计画的全面协议》等有关国际核安全秩序的国际条约，还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机构，但其后的拜登政府还是予以一定范围的重返和修补。究其缘由，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高度的复原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面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自由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的韧性就在于其规范能够调适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并引导其成为西方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能够起到积极的典范作用。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趋向“东升西降”的大变局时代，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中国都被视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者。比如，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直言不讳指出，中国创建的亚投行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此后，拜登政府在其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综合运用各种实力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
三是在文明形态维度，打造美国引领的民主国家联盟。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不仅是一个关于自我生存的完整体系或概念，也是一个民族全面生活方式的体现，更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在一个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构成的现代文明世界体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世界文明多元化形态。而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可谓是人类文明多元化形态的应有之义，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一。
进言之，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形态本身就表明民主是世界各国及人民普遍享有的主权权利和法治权利，不是少数国家垄断的专利，也不是只有单一的实现方式，更不是西方大国用来干涉他国内政和进行大国博弈的“价值观武器”。溯及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过程和当前西方民主乱象的根源，可以得知包括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核心理念的民主理论的本质是反对一切特权的革命，不但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特权，也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同理，在一个多元文明形态并存的后冷战世界，即亨廷顿认为的一个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多文明世界，同时也在一个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两种制度并存的“大历史时代”，民主尤其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应是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未来愿景。
可是，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的美国基于其“输出民主”的历史传统和终结冷战的历史经验，再次将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价值观“私有化”“武器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推进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和博弈，即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呼吁的组成一个“民主国家新联盟”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而出身美国民主党身份的拜登更是重视“价值观外交”，不仅在国内重振民主价值，还将民主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和核心议程并在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召开线上“全球民主峰会”。结合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宣称，“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加强在世界各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民主国家联盟’，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不难发现拜登政府打造美国引领的民主国家联盟的目的意在通过“价值观联盟”来构建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从更宽泛的视角看，也不乏与中国开展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结合并审视拜登政府对外交往及其对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显然以“投资、结盟、竞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更具战略竞争性、逻辑性和操作性，即拜登政府意欲通过“国内投资+结盟盟友和伙伴≥中国竞争”的内容模式赢得与中国在21世纪的大国战略竞争。
首先，增进国内经济、科技和创新投资，提升美国国家实力基础。一如《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指出，“我们在世界的角色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实力和活力”。面对美国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竞争对手的中国，美国应在优先注重国内事务的前提下增强自身以及盟友伙伴的实力。因为没有实力或缺乏实力，不论是国内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会变得脆弱和不牢固，甚至面临诸多安全挑战。在美国“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泛安全化”思维模式下，拜登政府既对外维持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贸易逆差的加征关税，又对内大幅增进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科技和研发创新投资，以期通过实力基础的提升获得对华战略竞争的优势和地位。
换言之，美国外交作为其内政的延伸必须服务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治理需求，尤其当外交政策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本身。……美国若要继续在海外行动自如，就必须重建其权力的国内根基，无论今天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外交政策需要始于国内”。这也类似美国“遏制之父”乔治·肯南在评估“苏联威胁”的“长电报”中写道，“……国内和对外政策便交织在一起。凡是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政策）……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因此，入主白宫后，拜登迅速签署并推出一系列围绕美国“实力地位”和“国内振兴”且重建中产阶级的“长期性投资”法案，例如，“美国救援计划”“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又如，针对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投资美国未来的构想，拜登政府更是提出规模超达2万多亿美元的“21世纪基础设施”倡议。再如，为了加强美国在人工智慧、量子技术、半导体产业、空间技术、清洁能源与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创新变革领域的优势，2022年8月9日，作为科技创新法案最终版本的《晶片和科学法案》在美国国会完成立法流程之后随即被拜登签署。
其次，结盟盟友和伙伴关系，构建美国主导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可否认，自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战争以来，与盟友和伙伴结盟或者组建联盟便成为包括城邦、帝国、国家或其他任何政治单元用以赢得战争和维护安全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对美国而言，结盟盟友和伙伴关系不仅仅是应对传统意义上的“高阶政治”问题和挑战，而是推进其所主导的地区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和战略依托，尤其是就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复杂关系来说，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利益和作用的国家，既是在“亚太地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大国”，又是“唯一在本地区拥有强大联盟体系的大国”。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国际制度架构下，很多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区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并认为美国持续为该地区提供安全保障和保护伞，同时它们又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不是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另一方面，美国为了遏制不断崛起的中国对亚太地区主导权的获取，通过定义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将南亚地区大国印度融入亚太地区，进而推出“印太战略”。所以，依据“印太战略”构建美国所谓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就必须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并使之结盟或与之协同，最终增强拜登政府所宣称的“盟友是美国的实力倍增器”。
因此，在一个由地区构成的世界，特别是在当下的印太地区，随着“印太战略”的持续升级及有关措施的不断出台和实施，美国除了与传统的盟友，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增进既有的军事同盟合作之外，还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形成一种新的安全伙伴关系（AUKUS），更是在“印太经济框架”（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下进一步充实包含盟友在内的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例如，2022年5月26日，作为太平洋岛国的斐济是第14个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国，也是首个加入该框架的太平洋岛国。又如，为了抗衡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及其影响力，美国正在筹备一项属于“印太战略”一部分的太平洋岛国战略。
其三，加持战略竞争，寻求美国偏好的危机管控机制。源于竞争而来的战略竞争作为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不仅是力量和地位之争，也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之争，更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特别是对21世纪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而言，尤为如此。但另一方面，美国表示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也要避免冲突或新冷战。换言之，拜登政府在加持对华战略竞争过程中，也将预料之中与预料之外的冲突风险和危机管控作为中美关系“消极合作”的优先事项。
实际上，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时期，因应中美之间留待诸多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等结构性要素，中美关系已经从解决战略分歧走向战略争议，从确定共同目标转向危机管理。比如，在双边关系领域，美国动辄以“长臂管辖”式的国内规则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和践踏“一个中国”原则。自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会相继制定《与台湾交往法案》《2019年台湾邦交国际保护与促进倡议（台北）法案》《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19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等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提出并推动《台湾政策法》。值得严重关切的是，该法案要求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又如，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美国强调网络规范应以信息自由流动为目的而非以信息安全保障为目标。但中国认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事关国家网络主权安全和国家安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以安全为优先规则。所以，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兴领域之一，中美两国有关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则之争就必然激化为规则制定权之争甚或价值观之争。
除此之外，就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来说，共谋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可谓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事业和责任。然而，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不但没有严格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以其自身的“碳达峰”规则标准施压中国“碳中和”和“碳达峰”减排目标。质言之，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展开并长期化的背景下，虽然不寻求冲突和避免新冷战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重要组成，可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要素已经使得两国发生危机的潜在风险在急遽上升，且缺乏足够有效的管控机制，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对中美双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从美国规划和实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常常将危机管控作为另一种竞争手段，以危机管控之名，行限制对手之实，目的是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特点
拜登上台至今，虽然美国国内面临政党政治的极化、民主制度的衰败、社会族群的不平等和撕裂以及新冠疫情跌宕下经济通胀率企高等种种乱象，但其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总体实施和后续跟进愈来愈呈现出积极有为的特点。
第一，对华战略竞争目标更加明确。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的贡献者和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美国在重建当代国际体系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和角色。因此，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及其对世界秩序演变的重大影响，“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和“维持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无疑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和对华政策的焦点所在，即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被全面压制和遏制中国崛起的竞争战略所取代，打压中国的崛起势头和实力升级是美国必然的选择。其主要表现为：在政治制度上，寻求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从法理及国际法上讲，主权平等原则赋予各国根据其国情特征选择和实行相应国家体制的国际法权利，且内政不容干涉。然而，继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威权体制”、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赞成专制体制者和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的政治竞争”之后，拜登政府更是视“专制与强势”的中国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对此，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指出，确保民主体制的良好运作是拜登总统任内的“中心组织原则”之一，拜登政府将让中国重新思考所谓“美国衰落”的论断，在民主和专制到底谁会胜出的问题上，未来的10年是至关重要的。在经贸发展上，力图摆脱所谓的“对华经济依赖”。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利好世界经济体系，但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发生根本性、整体性逆转的趋势下，即便拜登政府提出“再挂钩”以示对特朗普政府一边倒的“脱钩”政策的阶段性和局部性回档，但基于摆脱所谓的“对华经济依赖”的战略性“脱钩”比起“迫使北京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低价值链的“再挂钩”更具重大战略意义。在科技研发上，开始推行对华“小院高墙”科技竞争战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技术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在一个包含安全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伴随百年大变局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迭加效应，阻止和打压中国高科技领域快速发展就成为拜登政府开始推行“小院高墙”科技竞争战略的题中之义。该战略更凸显精准打击、政府支持、重视安全和依托盟友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既改变了国际科技竞争环境，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了诸多新挑战。
第二，对华战略竞争布局进一步展开。“所谓大战略（高级战略）的任务，就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由基本政策来加以决定。”相应的，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大变局时代，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布局，即根据不同地区和区域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推进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措施，越来越显现出“世界化”的政策组合，亦即从次地区层面延伸至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
首先，在次地区层面，积极介入与中国有领土主权或海洋权益声索的国际争端，蓄意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拜登多次宣称《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甚至重申可动用核武器保卫日本。又如，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5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明重申对“7.13声明”的认可和支持，即中国在南海所谓的扩张性海洋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特别是就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来说，美国始终将其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甚至凌驾其上，意欲掏空“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严重危及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政治基础，更是中国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和长期挑战。
其次，在地区层面，以印太战略为抓手，塑造中国崛起的地区战略环境。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在21世纪，当中国从“地区性的国家”成长为“全球性的大国”，美国就要把中国视为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利益的五个“地缘战略棋手”之一。而印度作为欧亚大陆五个“地缘战略棋手”之一，在同美国的欧亚大陆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下，更会成为抗衡中国的竞争对手。正是基于此，在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意图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之后，拜登政府更是对“印太战略”所涵盖的地区和区域作了更进一步的塑造和构建，不但加强了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且逐步进入到之前未曾重视的太平洋岛国区域，进而抗衡中国在全球五大洋中面积最大的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2022年7月13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致辞时表示，“我们承认，这些年来太平洋岛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外交关注和支持。所以我今天直接对你们说，我们要改变这一切”。
第三，对华战略竞争路径更加清晰。结合拜登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其上台至今的对华政策调整和不断推进，不难看到其对华战略竞争路径愈益清晰，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以经济和科技为美国实力发展的有力抓手，锚定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保罗·甘乃迪在其经典之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国家间的竞争尤其是伴随大国的兴衰规律体现而来的大国竞争，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以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之上的竞争，而要赢得大国竞争就必须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为此，在秉持“自己任期内，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的政策理念下，拜登政府围绕国内经济发展、就业计画、基础设施投资、科技发展特别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5G通信、晶片、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高科技研发产业制定对华政策，力图拉开并保持与中国的综合实力对比差距。
二是以“价值观外交”为准则，争夺对华战略竞争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价值观是规则制定的内在理念，规则制定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即规则的制定通常是以某一套具体的哲学理念、价值观或理论体系为依据。因此，基于价值观而来的“价值观外交”作为国家外交决策出发点和外交行为准则的评判依据必然体现为对“相同价值观”国际规则的认同和接受，对“异类价值观”国际规则的争夺和冲突，特别是就当前的拜登政府来说，“价值观外交”不仅是美国民主党的政治传统，也是拜登政府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价值偏好。上台至今，拜登政府以包含人权、民主、自由等在内的“美式价值观”为由，先后对涉及中国内政的新疆等事务予以炒作和攻讦，不仅在其国内以立法形式正式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纳入美国法律体系，禁止进口新疆产品，而且还联合欧洲所谓的“价值观盟友”通过法律议案对中方有关官员予以共同制裁。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对中国进行谴责和制裁。这也是美国民主党新党纲所指出的，如果美国不代表“民主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就将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主导世界发展模式与国际领导地位。
三是以国际公共产品“去中国化”为路径，推动对华政策的“小多边主义”集团效应。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推进的必然结果，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论是对霸权国美国还是崛起大国中国而言，都是其应有的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然而，面对百年变局下权力转移带来的中美实力相对变化，美国却把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和丝路基金等视为挑战其霸主地位的修正主义行为和表现，进而通过联合其盟友和伙伴关系式的“小多边主义”集团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和围堵范围。继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意图制定“去中国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之后，拜登政府更是对特朗普政府时期提出的“蓝点网络”计画予以继续推动，力图以“蓝点网络”计画推广美国基建标准，从而达到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扩展。近期，拜登政府提出并持续落实的“印太经济框架”作为充实“印太战略”升级的重要内容，既源于美国加入CPTPP意愿下降且政策空间不断缩小的国内现实，也是其开展对华地缘经济竞争以重新掌控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产物。虽然“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用尚待观察，但其意图通过打造俱乐部形态的“小多边集团”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四、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策略
面对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及有关政策的后续推进，可以预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新常态的延续，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将会变得更具系统性、复合性和全球性。有鉴于此，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应秉持大战略和大外交思维，并结合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国内大局方略，辅之以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为国际变局方略，即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本方略上，全面聚焦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部事务，审慎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和风险挑战。
其一，做好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大国的兴衰变化规律，尤其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是与世界潮流趋同或与之良性互动，而非与之趋异或抗衡。与此同时，要确保国家发展及可持续崛起就必须富有战略思维并制定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这是因为缺乏连贯性或韧性的战略必将导致国家的自我失败，甚或跌入诸多陷阱，如当下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论。
对做好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及重大意义，习近平深刻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因此，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中国应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在构建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以地区战略为依托、以全球战略为支撑的国家战略体系框架的基石上，完善和发展具有新时代意义和价值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致力于塑造积极的、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和可预期的大国形象、大国风范和大国文明。
其二，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挑战愈加突出，特别是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以上国情特征要求中国必须在正视既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发展差距，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而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
这意味着，面对当前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带来的挑战和制约，中国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优先注重国内事务，把国内的挑战放在核心位置，继续秉持“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路线方针，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全力打造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并最终获得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这是因为，对任何国家而言，涵盖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内的综合国力提升是一国开展对外交往和推进对外政策的必要非充分前提。
其三，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实现中国强军和强国相统一。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军事和国防力量强，则国强；国强则必然军事和国防力量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经“落后就要挨打”的近现代史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总结。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所以，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实现中国强军和强国相统一，从而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可谓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和战略支撑。
再者，在一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时沉渣泛起的百年大变局时代，当大国之间的竞争或者对抗导致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失灵之时，构成该体系单位的各主权国家只能基于实力原则把军事力量及其安全视为“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这是因为军事力量依然是国家在21世纪极其重要的权力来源，其运用方式不仅塑造着主权国家的政治考虑，也提供着有助于形成最低限度秩序的框架。因此，“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既是新时代中国推进强军事业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担当。
其四，加强中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弱化中美战略竞争的溢出效应。当今世界不仅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同时也面临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跌宕、核扩散、气候变化和技术颠覆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因此，在一个发展与挑战并存的全球性国际社会，面对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任何国家和地区若要全然退出或者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要有效应对和系统防范，国际社会就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国际合作。
正如习近平指出：“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中美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肩负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责任，在涉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上更是责无旁贷。虽然身处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国博弈时代，但中美两国依旧存在推进双、多边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两国合作内容丰富而深远，其关键之处就在于战略权衡和取舍。就当前中美关系来说，在弱化中美战略竞争溢出效应的同时加强中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不失为一种二者兼顾的战略选择。
其五，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努力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作为太平洋两岸的大国，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和摩擦可谓很自然，也很正常。自建交迄今，即使中美之间发生过重大危机，但都得以妥善处理。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持续跟进和落实，中美发生现实冲突的风险陡然上升，特别是美国前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国强烈警告依然窜访台湾而导致的台海危机加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以防中美双方因形势误判从而“梦游般”走向全面冲突显得愈加重要和必要。而要缓解彼此战略焦虑，就必须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许多亚洲国家也需要美国”。换言之，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激化的当前时期，外加中美各自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美两国在强化其各自国家身份认同的同时，也要努力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亚洲或亚太地区大国身份。在此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携手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最后，平衡中美不同的“国际秩序”立场基础，推动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现代化。中美两国对国际秩序不同的立场可谓是中美战略竞争在国际秩序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当下，美国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其立场基础的区别来说，美国主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源于西方特定的国际政治语境，附带权力和关系两种特性。而中国坚持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要义在于强调国际法在法律上的应然性，依据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体现的法治精神以及国际法的有关规范性寓意，反对西方国家从国际政治上对规则做出的实然性解读，并对抗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内生的国际强权政治逻辑以及对中国实行的规则压制。这就是说，中国更注重国际秩序所含有的国际法治意义，而美国较为关切国际秩序所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溯及当今国际社会中几乎被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秩序的国际法体系，可以看到其法律规范构成不仅包括一系列法律规则，同时也包括诸多法律原则和准则。因此，作为权衡之术的法和法律可以平衡中美不同的“国际秩序”立场，从而最终推动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秩序的国际法体系现代化。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要建立一个普遍性和合法性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根据当下的现实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而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秩序的国际法体系正是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JZD05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7月号，总第307期）
中评社╱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作者：夏立平（上海），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博导、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新雷（西安），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在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拜登政府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从大国政治、国际秩序和文明形态三个维度推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该新态势意欲通过“国内投资+结盟盟友和伙伴≥中国竞争”的内容模式赢得与中国在21世纪的大国战略竞争，并愈加呈现出目标更加明确、布局更加展开、路径更加清晰的显着特点。有鉴于此，中国应做好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体系；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实现中国强军和强国相统一；加强中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弱化中美战略竞争的溢出效应；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努力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平衡中美不同的“国际秩序”立场基础，推动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现代化。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和赢得对华战略竞争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和长远规划。为此，本文拟对拜登上台以来推进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予以全面分析和深入评估并就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建议和意见。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动因
自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拜登政府先后于2021年3月3日和2022年10月12日发布了事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与报告。作为最能体现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的重要文件，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就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予以全面论断，不仅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迫在眉睫的挑战”，以及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而且提出“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结合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并推行的“投资、结盟、竞争”对华政策框架及其外交实践，可以发现拜登政府在维持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已经展开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至此，面对“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的历史现实和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的百年大变局，不论是拜登政府提及的与中国进行的“极限竞争”还是“竞赢中国”，推进和赢得对华战略竞争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和长远规划。无疑，拜登政府推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维度的重大考量。
一是在大国政治维度，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在“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质千年未变，国际关系一直就是行为体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围绕财富和权力的争夺”的国际社会结构下，体现为霸权主义的大国政治，亦称强权政治，都会基于本国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法则制定外交政策，甚或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不惜违反一定程度的国际法原则或规则而侵犯他国主权、干涉内政，从而谋求全球或者地区的统治地位。检视美国霸权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到超强的国家实力始终是美国获得霸权和护持霸权的一个根源性因素。换言之，在一个无世界政府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里，只要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美国就能维护、拓展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从现代美国外交战略历时超过70年的对外政策实践来说，获得实力及实力地位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也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的核心概念之一。因为护持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不仅能使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也能使美国的盟友和对手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这也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再者，作为21世纪的全球性大国，美国霸权的实力地位既在于其对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运筹和行使，也在于其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概言之，致力于以实力地位捍卫美国在国际社会结构下的大国政治和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稳定，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大战略目标，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延伸“单极时刻”并打造单极秩序的霸权惯性使然。为此，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和中国实力快速提升带来的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和地区主导权的重大变化，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富有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中国倡议的提出和落实，美国便自然而然地将中国视为挑战甚或威胁美国全球霸权的对手，且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最具实力的国家行为体对手。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指出，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二是在国际秩序维度，强化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但这不并意味着无一定程度的国际秩序，因为有国际交往就必然有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历史地看，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与国际社会中大国的兴衰规律紧密相关，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际秩序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它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就当今国际秩序的变迁过程和外在表现特征来说，可谓是“两种”秩序的“混合型”秩序，一种是根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原则构建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基础规范的国际秩序，一种是源于冷战时期以美国同盟体系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式”的国际秩序，但美国都是此“两种”秩序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特别是就后一种秩序而言，因为该秩序——以美欧国家集体安全、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规则等自由主义思想为内核——赢得冷战并催生“历史的终结”，以致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此意义上，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指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轫于少数几个西方民主国家，但在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秩序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内部秩序”成功扩展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外部秩序”。
尽管该秩序遭遇特朗普政府“退群”外交带来的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美国不仅退出《中导条约》和《关于伊朗核计画的全面协议》等有关国际核安全秩序的国际条约，还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机构，但其后的拜登政府还是予以一定范围的重返和修补。究其缘由，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高度的复原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面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自由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的韧性就在于其规范能够调适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并引导其成为西方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能够起到积极的典范作用。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趋向“东升西降”的大变局时代，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中国都被视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者。比如，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直言不讳指出，中国创建的亚投行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此后，拜登政府在其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综合运用各种实力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
三是在文明形态维度，打造美国引领的民主国家联盟。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不仅是一个关于自我生存的完整体系或概念，也是一个民族全面生活方式的体现，更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在一个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构成的现代文明世界体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世界文明多元化形态。而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可谓是人类文明多元化形态的应有之义，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一。
进言之，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形态本身就表明民主是世界各国及人民普遍享有的主权权利和法治权利，不是少数国家垄断的专利，也不是只有单一的实现方式，更不是西方大国用来干涉他国内政和进行大国博弈的“价值观武器”。溯及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产生过程和当前西方民主乱象的根源，可以得知包括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核心理念的民主理论的本质是反对一切特权的革命，不但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特权，也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同理，在一个多元文明形态并存的后冷战世界，即亨廷顿认为的一个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多文明世界，同时也在一个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两种制度并存的“大历史时代”，民主尤其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应是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未来愿景。
可是，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的美国基于其“输出民主”的历史传统和终结冷战的历史经验，再次将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价值观“私有化”“武器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推进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和博弈，即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呼吁的组成一个“民主国家新联盟”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而出身美国民主党身份的拜登更是重视“价值观外交”，不仅在国内重振民主价值，还将民主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和核心议程并在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召开线上“全球民主峰会”。结合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宣称，“必须修复和重振我们自己的民主，加强在世界各地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民主国家联盟’，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不难发现拜登政府打造美国引领的民主国家联盟的目的意在通过“价值观联盟”来构建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从更宽泛的视角看，也不乏与中国开展所谓的“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