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北部都会区不简单 治港思维大转变
中评社香港11月8日电（评论员林艶）自林郑月娥特首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北部都会区规划以来，香港社会的讨论热度至今不减。我们以为，该规划之所以能够引发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不仅是因为规划首次明确了香港“北进”的战略方向、谋划铺排了一系列开发建设的具体举措，更在于其背后体现出的香港特区政府治港思维的重大积极转变。
第一，突破“积极不干预”的施政理念，主动增强对香港发展的规划力、引领力。
香港长期施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特区政府向来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管治哲学。回归以来，由于始终缺乏系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香港产业转型缓慢、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愈发凸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始终无法在政府主导下得到及时有力解决，这对香港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造成了极大影响，管治团队也在此过程中被贴上了“无勇无谋”、“无为而治”等负面标签。
此次“北部都会区”规划明显突破了特区政府的旧有管治思维，围绕北部都会区建设，就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土地房屋等香港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通盘谋划。“约300平方公里规划面积”、“解决约250万人居住问题”、“提供65万个就业岗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些规划中提及的目标和愿景，对于仅有1100多平方公里陆路面积以及747万多人口的香港来说，绝对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不仅仅是规划本身，前不久特区政府还表示将会动用公权力收回2000公顷的渔塘湿地，用于建立北部都会区三个保育区，开创了依法动用公权力收地作保育用途的政策先例。毫无疑问，敢于跨出治理思维“禁区”、主动发挥行政主导作用，是此次规划向香港社会各界释放出的清晰信号之一。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对与内地融合发展有着复杂心理。众所周知，“十二五”规划首次将香港纳入其中时曾引发较大争议，“被规划”论一时甚嚣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社会虽然逐步认识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性，但不少人的潜意识中，仍然是既充满“看不上”内地的盲目自信，又有着对融合后被“吃掉”的深度焦虑。应该说，这种社会普遍心态对政策制定者也产生了影响，社会不少有识之士都指出，一些公职人员在融入问题上心态被动，在两地合作中持本位主义，幷缺乏站在国家层面思考的政策格局。
此次北部都会区规划折射出香港在融合发展理念上的重大突破。一方面，规划充分考虑了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对香港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的期盼，以及《前海方案》为香港带来的机遇，跳出了就“香港看香港”的决策格局。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在规划中主动提出跨越深港两地的“双城三圈”概念，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打造北部都会区的国际创科中心，体现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从“被动对接”到“主动引领”的主人翁心态。可以说，这是香港首次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高度制定的宏观发展方案，为日后加速深港融合踩下了加速器，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
众所周知，新界之名的来源是“新的租界”，为了使香港岛、九龙半岛与内地之间有一个广阔的隔离区，当年英国殖民者强行租借新界地区，甚至在香港与内地接壤的边界地带划出许多禁区，其目的在于“堵”。因此，港英政府时代的香港是从南边开始发展的，其治港策略亦为“重南轻北”。可以说，这一城市布局本就是特殊殖民历史的产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香港旧的宪制秩序。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0余年，但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并没有在城市的发展方向上得以体现。香港城市发展依然长期在港英确立的思路上步行，发展重心和城市繁华带仅仅局限于维港两岸特别是港岛北一线。而对于新界，虽然特区政府近年来陆续将禁区土地由2800公顷缩减至400公顷，但重视程度和打造力度始终不够，而不断将超级殡葬城、堆填区等大型厌恶型设施规划于靠近内地的边境地区，更深刻反映了规划思路上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
此次北部都会区规划完全改变了港英时期的城市规划格局。根据规划，未来新界北一带会成为香港的新创科中心，是未来20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将与南面港岛金融中心形成“双中心”的新发展格局。为此，特区政府还叫停了沙岭超级殡葬城，幷明确要将特区政府部分设施迁往北部都会区。此外，规划中还包括了五条新建铁路，这些铁路既对接深圳的前海、新皇岗口岸、罗湖、文锦渡等地，也将串联起香港的不同市镇。从“堵”到“通”，从“隔绝区”到“都会区”，这体现了特区政府治港思维上的重要突破，使香港城市建设回到了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正确发展方向。
我们认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环，更是香港实现发展突破的关键一环，规划的出台对于凝聚香港人心和重振社会信心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规划体现出的诸多突破不易，但应当看到落实的过程会更难，考验管治者“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治定力，考验特区政府和公务员团队的执行力，考验香港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适应力，这些都不是易答题，但都是必答题！只有答好这张新的问卷，才能推动香港迎来新的蜕变和更美好的明天。
中评社香港11月8日电（评论员林艶）自林郑月娥特首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北部都会区规划以来，香港社会的讨论热度至今不减。我们以为，该规划之所以能够引发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不仅是因为规划首次明确了香港“北进”的战略方向、谋划铺排了一系列开发建设的具体举措，更在于其背后体现出的香港特区政府治港思维的重大积极转变。
第一，突破“积极不干预”的施政理念，主动增强对香港发展的规划力、引领力。
香港长期施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特区政府向来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管治哲学。回归以来，由于始终缺乏系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香港产业转型缓慢、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愈发凸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始终无法在政府主导下得到及时有力解决，这对香港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造成了极大影响，管治团队也在此过程中被贴上了“无勇无谋”、“无为而治”等负面标签。
此次“北部都会区”规划明显突破了特区政府的旧有管治思维，围绕北部都会区建设，就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土地房屋等香港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通盘谋划。“约300平方公里规划面积”、“解决约250万人居住问题”、“提供65万个就业岗位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些规划中提及的目标和愿景，对于仅有1100多平方公里陆路面积以及747万多人口的香港来说，绝对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不仅仅是规划本身，前不久特区政府还表示将会动用公权力收回2000公顷的渔塘湿地，用于建立北部都会区三个保育区，开创了依法动用公权力收地作保育用途的政策先例。毫无疑问，敢于跨出治理思维“禁区”、主动发挥行政主导作用，是此次规划向香港社会各界释放出的清晰信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