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孙扬谈香港历史与未来
中评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海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孙扬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就涉港重点议题分享观点。
孙扬说，香港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之地，香港同胞很早就参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国民身份认同和爱国精神的塑造，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香港仁人志士的努力分不开，香港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香港同胞的爱国传统，就是在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作出独特贡献的历史。
他认为，在全面开启爱国者治港新征程上，发挥爱国者的作用和力量，青年是关键。联系现实，解决青年关心的“上升”（阶层流动通道收窄）和“上楼”（地产霸权）两大问题是重中之重，祗有让青年人看到可预见的未来期许，他们才会切身感受到自己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命运纽带，这种家国情怀才是真实、可靠和长久的。
孙扬表示，香港社会人心的“再回归”，其实质是对制度与文化、家国与自我的信心重建过程。“人心回归”首先要建立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的信心。这两年，雷霆万钧的手段使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折，“快刀斩乱麻”固然可以及时止损，但真正实现“人心回归”还需要从根本上让香港这座伟大的城市焕发新生，让香港同胞真正感受到实现光荣与梦想的可能性。
孙扬认为，对于下一个25年来说，香港最大的优势仍然是高度的国际化，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就在于这座城市是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下一个25年，如何面对香港，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自身，捍卫香港的高度国际化是捍卫改革开放政策的应有之义。
谈及“一国两制”，孙扬表示，回到回归历史进程的起点，我们可以发现，“一国两制”是国家统一和改革开放两大主题交合点，它的提出与中国退出冷战同步。殖民体系崩解过程中，领土纷争引发多地战火，而中国和平收回香港。“一国两制”既是谈判条件，也是香港持续繁荣稳定的保障；既是现实主义的设想，也是超越时代的理想，是中国为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贡献的智慧。“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发展了香港、建设了祖国、贡献了世界。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香港要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平衡发展，这取决于如何认识“一国两制”的初心，如何用好“一国两制”的智慧，路途漫漫，未来可期。
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史、外交史以及香港史。代表作《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国民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处置（1937－1949）》等。
以下为专访全文：
香港是近代中国起点之地 为民族复兴作出独特贡献
中评社：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成功举行标志着以“爱国者治港”为原则的新选举制度在香港全面落实。事实上，在近现代历史中，香港社会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您认为，在全面开启爱国者治港新征程上，应该怎么延续和继承这一爱国传统，以及怎样更好地发挥爱国者的作用和力量？
孙扬：延续和继承爱国传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清楚什么是香港的爱国传统。换句话说，两地民众其实都应当瞭解香港同胞的爱国历史，瞭解香港与祖国一路同行的“共有历史”。香港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之地，香港同胞很早就参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国民身份认同和爱国精神的塑造，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香港仁人志士的努力分不开，香港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先于孙中山，香港青年早在1890年就筹组革命团体辅仁文社，该组织座右铭即为拉丁文“尽心爱国”。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有6次以香港为基地策划。电影《十月围城》讲述了孙中山遭清廷刺客追杀，香港志士挺身护佑、自我牺牲的故事。整个情节是虚构的，但历史背景和某些史实确有依据。更不用说抗战期间，香港成为华南抗日救亡中心，物资经此内运，香港同胞或踊跃筹募钱物或赴内地投身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香港从头至尾都是重要角色，从参与建党到筹备建国，从东亚红色交通线到宣传统战枢纽，香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不仅是国家的“窗口”，也是内地的“老师”， 港资不仅为内地发展提供财源，而且吸引国际资本纷至沓来。所以，香港同胞的爱国传统，就是在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作出独特贡献的历史，试想，如果没有香港，中国近现代史又将是何种情形？有香港，复兴征程何其精彩，有国家，香港才成为香港！
发挥爱国者的作用和力量，青年是关键。事实上，冷战时代，香港青年是爱国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活跃的上世纪70年代被称为“火红年代”。青年学生发起“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认祖关社运动”（认识祖国、关心社会），弘扬家国意识，揭露殖民统治阴暗面，为同学争取权益。当然，历史因缘际会，任何时代都有不可重逢的偶然因素，但“火红年代”对今天依然有着宝贵启示。厚植爱国精神，不能靠灌输，家国情怀是发自内心，与成长、责任与自我实现紧密联结的心灵力量。联系现实，解决青年关心的“上升”（阶层流动通道收窄）和“上楼”（地产霸权）两大问题是重中之重，祗有让青年人看到可预见的未来期许，他们才会切身感受到自己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命运纽带，这种家国情怀才是真实、可靠和长久的。
殖民统治者构建的文化霸权并未消失是香港历史教育领域痼疾之根源
中评社：从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这一系列社会动乱中“港独史观”冒起、“恨国史观”流传。您认为，这暴露了香港历史教育的哪些疏漏与缺失？
孙扬：香港历史教育最大的疏漏和缺失，就是香港社会不重视历史。香港是一个以商业价值为主导的“现在进行时”社会，人们不认为过去的东西有什么现实价值，除非可以“增值”的“活化古迹”。事实上，历史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形成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因应形势开展教育改革，不过，新课程体系实际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科在初中独立必修科的地位。有学者统计，2012－2013学年，有23.4%的初中不再开设独立的中史科。在此情况下，高中选修中史科的学生日益减少，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选考中史科的人数从过去的两三万人骤降至2014年的7000余人。相关部门以“中史科学习沉闷”为改革初衷，却拆解了完整的中国历史教学体系，使作为国民教育基础的国史教育边缘化，引发后续一连串问题。为此，何汉权等香港教育工作者奋力呼吁特区政府正视这一危机。此外，回归前香港史开始纳入中学课程纲要，但是，理应属于中史科范畴的香港史却被安排在以世界史为主的历史科中，这种做法受到广泛质疑。国民教育缺失背景下，片面强调本地特殊性、刻意培养本地归属感的历史教学也容易滋生“本土优先”的不健康心态。面对历史教育的疏漏，近几年特区政府已经在补偏救弊，例如确保中史科在初中独立必修科的地位，开设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等等。
中评社：香港在历史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这些痼疾是如何一步步积累形成的？您认为，其根源何在？
孙扬：我们要知道，社会意识的变化，有时滞后于社会存在，英国殖民统治虽已终结，但统治者建构的文化霸权并未消失，这就是香港历史教育领域痼疾的根源。英国统治时期，文化霸权的表现即是殖民主义结合文化保守主义成为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宰，这种情况时至今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简单来说，香港社会保留“传统”的背后，有着当时英国统治者的精心算计。1925年底“中国通”金文泰（Cecil Clementi）出任香港总督，在他推动下，香港大学成立中文系，聘请赖际熙等前清翰林担任教师，官立中文学校亦纷纷开设。不过，金文泰倡导中华传统文化，实质是通过文史教育灌输封建卫道思想，主要目的是阻碍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在香港传播，消除省港大罢工影响。冷战时代，在美英等国情报组织以及台湾当局资金支持下，“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类机构纷纷成立，展开针对新中国的“文化冷战”。相关人士刻意营造一种“士大夫花果飘零”的氛围，标榜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承的立场，妖魔化新中国。
殖民文化霸权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一些人站在自视“高等文明”的西方立场，赏玩、缅怀古代中国，轻蔑、鄙夷近代中国，恐惧、仇视现代中国。你要质疑他们数典忘祖，他会标榜“中华文明本港传承”，鄙视“大陆没有文化”，宣称“我们用正体字，你们用‘残体字’”。有香港朋友告诉我，《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等是不少课程的必读书目。阅读这些书籍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这些书籍在内地也是公开发售的畅销书。但一些教师在导读过程中寄寓私心，牵强附会地和中国内地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因而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
涵养健康的本土心态需要从历史叙述上正本清源
中评社：据悉，记述范围上至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活动、下至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香港志》全书66卷预计于2027年完成，其首册《总述 大事记》中文版已于2020年出版，英文电子版已于2021年年底出版。您认为，这部志书的意义何在？
孙扬：编修方志是中国历代相传的文化事业，它连接地方与国家的历史进程、个人与民族的历史记忆，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香港在回归前和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编修方志，也一直未设立由政府主导的方志工作机构。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支持下，2019年香港修志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大力推动下，团结香港基金牵头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刘智鹏、刘蜀永、丁新豹等学者领衔组建编纂团队。2020年12月《香港志》首册出版，打破了香港没有地方志的历史。
修志旨在存史，亦在探源，《香港志》功能之一即是揭示香港是怎样形成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回归后香港社会“本土话题”方兴未艾，202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随着基于“本土分离史观”的一套香港史论述的建立，相关人士“打正旗号”要“夺取香港史的话语权”，对抗“大中华史观”。其核心是虚构香港“具有独立的历史”，否认香港与祖国是命运共同体的事实，本质是挑战“一国两制”的历史合法性。因此，《香港志》的出版是对之前某些港人身份认同错置的拨乱反正，阐明正确的本土观念是国家认同基础上的地方关怀，涵养健康的本土心态需要从历史叙述上正本清源。
在国家历史框架中撰写香港历史是“人心回归”工程的重大举措，从这方面而言，《香港志》首册的出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系到过往香港史研究走过的路，内地和香港的历史学者一直在共同努力，他们寄寓家国情怀、承担时代使命、引领学术话语、涵养历史思维，消除“殖民史观”影响，树立中华民族自信，以史养心，以史铸魂。可以说，《香港志》正是数十年来两地学者香港史研究成果的浓缩展现，为今后讲好包括“香港故事”在内的“中国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评社：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历史大势之下，人心的“再回归”工作至关重要。您认为，应该怎么来完成香港社会人心的“再回归”？尤其是，如何推动香港社会思想上的“去殖民化”？
孙扬：人心看起来是虚玄的概念，实际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令人琢磨不透也最具磅礴力量的因素。25年前香港回归之际，当时人们乐观地认为“人心回归”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块领土经历与祖国分合之后不需要进行心理建设。应该说，特区政府这两年做了大量工作。首先，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香港舆论环境明显好转。以往明目张胆反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抹黑执法部门、攻击“一国两制”、散布“港独”的言论受到遏制。其次，香港教育重回正轨。随着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解散，“爱国者治教”的社会基础逐步建立。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及各大学学生会的影响力已明显降低，校园政治生态得到显着改善。再次，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将逐步取代备受争议的通识教育科，成为香港高中必修课。该课程设计了“内地考察”环节，规定所有学生在高中阶段必须完成，且必须由学校统一安排，宗旨是增加对国家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至于“去殖民化”，需要历史的耐心。回归25年以来，香港保留了很多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生活方式，甚至连街道都没有改名，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胸怀以及“一国两制”的博大气度。不过也正如香港社会有识之士所警惕的，殖民文化遗存有可能成为后人美化殖民统治的“乌托邦”想象来源，因此，有人建议，用侵略者和殖民统治者姓名命名的街道可以设立讲解标牌，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
深层次而言，人心的背后是信心，信心的凭据是制度，是文化，是对国家、社会与个人现状以及未来的感知和判断。因此，香港社会人心的“再回归”，其实质是对制度与文化、家国与自我的信心重建过程。“人心回归”首先要建立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的信心，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香港同胞往往通过内地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和民主法治发展状况来判断国家的整体情况。因此，每一次内地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香港同胞也在观察和思考：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职？行政权力有无滥用？公民权利是否得到保证？良政善治是人们共同的追求，某种程度上，祗有内地做得好，香港同胞才有信心，反之亦然。就香港本地而言，这两年，雷霆万钧的手段使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折，“快刀斩乱麻”固然可以及时止损，但真正实现“人心回归”还需要从根本上让香港这座伟大的城市焕发新生，让香港同胞真正感受到实现光荣与梦想的可能性。
捍卫香港的高度国际化是捍卫改革开放政策的应有之义
中评社：近两年随着香港国安法出台、选举制度完善、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在很多人眼中，香港的下一个25年注定与前面的25年截然不同。也有人担忧“香港会失去活力与特色”。对此，您怎么看？
“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逐步落实，其最大的意义之一在于重新建立了中央和作为政治边陲的香港之间的政治互信，自古以来，中央对政治边陲的重要衡量尺度即是其政治忠诚度，信任是建立在忠诚的基础上，有了信任，政治边陲可以发挥更多的优势、取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实现本地与国家的双赢。
对于下一个25年来说，香港最大的优势仍然是高度的国际化，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就在于这座城市是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19世纪中后期，富有进取心的香港华商就穿梭于太平洋两岸，将华南与美西联结起来。在此后一个半世纪，即使国家对外开放的大门一度关闭，香港仍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是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平台。可以说，正是香港国际化的优势，使香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了自己、建设了国家、贡献了世界。当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香港最难保持的优势也是国际化，即使艰难，也要保持。面对“新冷战”的可能性和复杂难料的地缘政治变化，香港应当考虑维持高度国际化的应变措施，只要国际化不变，香港其他的特色和活力就不会变。对于国家而言，改革祗有与开放联系在一起，改革才有价值。因此，下一个25年，如何面对香港，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自身，捍卫香港的高度国际化是捍卫改革开放政策的应有之义。
在香港讲好“新中国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
中评社：您曾表示，要讲好“香港故事”，根本是在香港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新中国故事”。原因何在？在您看来，在香港讲好“新中国故事”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孙扬：香港同胞其实并不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瞭解与认同，他们所陌生的而又时常在香港社会被妖魔化的，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疫情之前，我每年会承担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中资企业员工国情研习班授课任务，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很有兴趣，当学生时课堂上老师不大讲，大众媒体又多呈现饥荒与动乱年代的历史片段。
在香港讲好“新中国故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祗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如果一味回避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和遭遇的挫折，效果适得其反。不少香港同胞的祖辈父辈经历过上世纪50－70年代的“逃港”，他们对国家的感情曲折而复杂，口耳相传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香港同胞的历史认识。历史工作者有责任要告诉香港同胞，新中国的历史旅程是一场艰辛的“探路之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尽管筚路维艰，却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抉择的作出，使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从一个GDP只占世界2%不到的落后国家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讲好“新中国故事”要讲好1949年以后香港与国家一路同行、风雨兼程的历史，特别是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可以摆脱“苏东模式”，原因之一即是香港的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一开始就注入了香港的活力元素。国家改革开放又推动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确立和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地位。
“一国两制”是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中评社：“一国两制”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最早实践于香港，而近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虽取得了显着成就，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您认为今后的“两制台湾方案”需吸取“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哪些经验与教训？
孙扬：“一国两制”既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智慧，也是历久弥新的新生事物。香港回归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并非“一国两制”本身的错误，本质是长期矛盾累积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运用带有“一国两制”色彩的“十七条”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而“两制台湾方案”最早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纲四目”的设想，至1979年具体呈现为叶剑英提出的“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即“叶九条”），其尺度比香港更加宽松。所以，对于台湾问题，当下最重要的是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在这个基础上，“两制台湾方案”应当具有更加宏阔的想象力而不是优先考虑其约束力。
中评社：有道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国两制”现已进入50年不变的中期阶段，您如何看待这一时期香港出现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与转折？反思和总结香港过去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为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带来哪些重要启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完善？
孙扬：2019年“修例风波”之前，香港一家机构进行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大多数香港市民都希望2047年以后继续实行“一国两制”，这充分说明，“一国两制”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事实上，1988年6月3日邓小平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与会者时指出：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发展了香港、建设了祖国、贡献了世界。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应当是“求大同、存大异”。通常而言，人们认为“中国模式”主要特征是“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并存，其实，中国模式亦包含“一国两制”的多元治理模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纵观香港开埠180年的历史，这座城市并非时时刻刻都处在绝对稳定的状态，英国统治时期，香港社会风潮频仍，其激烈程度比起回归后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我们不必过于关注香港社会的“风吹草动”，在保持繁荣的基础上，香港社会亦有其自身的活力及表达方式，但社会运动不能发展成为勾连外部势力、挑战“一国两制”的动乱，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与实施，正是为香港保持经济繁荣和社会活力提供了制度安全的保障。
完善“一国两制”，仍然要回到《基本法》。虽然香港国安法已经颁布并实施，但《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仍未实现；虽然爱国者治港原则正在全面落实，但《基本法》第45条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目标还有待重启政改。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香港要在保持自身高度国际化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关照底层民生诉求，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平衡发展。这一切，都取决于如何认识“一国两制”的初心，如何用好“一国两制”的智慧，路途漫漫，未来可期。
本专访为香港回归25周年系列深度专访之一，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海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孙扬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就涉港重点议题分享观点。
孙扬说，香港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之地，香港同胞很早就参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国民身份认同和爱国精神的塑造，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香港仁人志士的努力分不开，香港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香港同胞的爱国传统，就是在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作出独特贡献的历史。
他认为，在全面开启爱国者治港新征程上，发挥爱国者的作用和力量，青年是关键。联系现实，解决青年关心的“上升”（阶层流动通道收窄）和“上楼”（地产霸权）两大问题是重中之重，祗有让青年人看到可预见的未来期许，他们才会切身感受到自己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命运纽带，这种家国情怀才是真实、可靠和长久的。
孙扬表示，香港社会人心的“再回归”，其实质是对制度与文化、家国与自我的信心重建过程。“人心回归”首先要建立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的信心。这两年，雷霆万钧的手段使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折，“快刀斩乱麻”固然可以及时止损，但真正实现“人心回归”还需要从根本上让香港这座伟大的城市焕发新生，让香港同胞真正感受到实现光荣与梦想的可能性。
孙扬认为，对于下一个25年来说，香港最大的优势仍然是高度的国际化，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就在于这座城市是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下一个25年，如何面对香港，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自身，捍卫香港的高度国际化是捍卫改革开放政策的应有之义。
谈及“一国两制”，孙扬表示，回到回归历史进程的起点，我们可以发现，“一国两制”是国家统一和改革开放两大主题交合点，它的提出与中国退出冷战同步。殖民体系崩解过程中，领土纷争引发多地战火，而中国和平收回香港。“一国两制”既是谈判条件，也是香港持续繁荣稳定的保障；既是现实主义的设想，也是超越时代的理想，是中国为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贡献的智慧。“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发展了香港、建设了祖国、贡献了世界。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香港要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平衡发展，这取决于如何认识“一国两制”的初心，如何用好“一国两制”的智慧，路途漫漫，未来可期。
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史、外交史以及香港史。代表作《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国民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处置（1937－194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