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说：苏畅谈青年的融合机遇
中评社香港7月8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亦是香港由乱及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全国青联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研究协会研究总监、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苏畅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分享了他作为香港青年在内地顶尖学府的求学经历、感受以及个人理想，畅谈了他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理解与思考，并且就香港如何开启良政善治、如何把握国家发展重大机遇、新一届特区政府如何提升管治效能，以及香港如何提升对国际和国内人才吸引力等问题发表了见解。苏畅表示，如果说全球发展最大的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最大的机遇也一定在中国内地，那么香港青年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就在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机会。
以下是专访全文：
习主席讲话令我倍感鼓舞和振奋
中评社记者：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暨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您听完以后有何感受？您对习主席提出的坚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重大论断有何理解？
苏畅：习近平主席在香港疫情不稳定的情况下，仍然亲临香港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香港和香港同胞的关爱，正如他所说“我的心、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作为香港青年，实在感到非常鼓舞和振奋。
听完习主席的讲话，我有以下几个深刻的感受：
第一，习主席指出“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作为一名本科及硕士都修读历史专业的青年学生，我认为，香港与祖国同根同源、命运休戚与共的历史，社会各界尤其教育界、传媒界都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和广泛宣扬，加深香港青年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第二，习主席用了三个“回归祖国后”来总结25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习主席表示，“一国两制”作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其根本宗旨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并指出“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习主席对“一国两制”实践作出充分肯定、一锤定音，消除了港人和国际社会的忧虑，指出“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福祉。我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坚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重大论断，无疑是粉碎了那些贩卖“2047”政治焦虑的惑众谣言，大大增强了香港市民、祖国内地同胞乃至国际社会对香港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第三，习主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25年的丰富实践，留下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并提出四个“必须”：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我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习主席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情况的准确把脉和透彻理解，为未来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提供了明确而清晰指引，相信这也是香港进入由治及兴新阶段后，中央治港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原则和依据。
第四，习主席明确指出，香港目前正处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并对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四点希望，实际上是四个明确的施政要求，包括：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我认为，这是习主席在对香港情势准确把脉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及指标性的施政举措要求，鞭策新一届特区政府要全力开拓良政善治新局面，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使香港市民安居乐业，并要建立包容共济、求同存异、团结一致的社会氛围。
最后，习主席还重点提到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且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青年政策提出两点明确要求和任务，即“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以及“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习主席对香港青年的高度重视，对我来说，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青年，抑或是作为全国青联的香港区委员，我都感到相当激动与感恩！习主席的讲话，提振了广大香港青年对未来的信心，让香港青年看到新希望、新出路！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习主席特别引用了这句出自《荀子·修身》的话以勉励香港人，只要坚持不懈，奋勇向上，就会迎来值得期待的明天！我相信，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香港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香港青年也能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寻觅更广阔的天地！
内地与香港关系转变是“一国两制”实践关键切入点
中评社记者：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已迈入第二十五年，您如何评价二十五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总体效果？
苏畅：总体而言，我对于25年来香港成功落实“一国两制”予以充分肯定。我认为，内地与香港关系是对“一国两制”更加形象化的描述和更具体化的概念，所以，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转变，是我们理解“一国两制”实践最为关键的切入点。
在九七回归前，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呈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张弛状态，总体上还是趋于疏离的。回归初期，如何落实“一国两制”，无论对于中央政府、内地社会、香港特区政府，或者是两地民众而言，都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香港回归后，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往来越加频繁，既促进两地的社会文化融合，刺激经济发展，又因为既有的社会文化差异与政治事件导致了两地出现摩擦与矛盾。此时，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转变以及香港治理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使得“一国两制”的实践从“崭新课题”转变为“重大课题”。直到中共“十九大”以后，“一国两制”的实践，被纳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之一。内地与香港关系更加紧密，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同发展，强调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然而，此时香港本地潜藏已久的身份认同危机也开始爆发，“反修例风波”导致内地与香港关系日趋紧张，这种关系的转变，与香港角色定位的转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回归十五周年后，香港的角色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香港成为了连接内地与环球巿场的桥梁，开始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直至回归二十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家更加重视区域协同发展，香港也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对于国家来说，此时香港的地位与作用出现了明显变化，更加强调“一国”的底线思维，即更加强调“一国”的糅合性与同一性，而淡化“两制”的区隔性与异质性。
因此，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转变，可以说是从疏离到趋于融合，而又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态势，而且存在着众多复杂因素。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未来的“一国两制”实践将面临哪些与过去不同的考验？
苏畅：目前，香港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人心回归”与“深层次矛盾”依然是香港面临的最大考验。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实现“人心回归”的难度有所提高。第一，自从《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社会逐渐重返正轨，足见该法律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这可能是短暂的表面的平静，因为香港民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民愤的表达主要反映在港人的移民潮上。经历了“完善选举制度”后的三场重要选举，相信亦进一步激发部分港人移民的意欲。
第二，反对派阵营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新动作，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国际上持续抹黑香港新选举制度及呼吁制裁新一届政府，以打击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在本地刻意制造白色恐怖或散播谣言；在不正面触碰《港区国安法》的前提下，将重心转移到社区和学校，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作为软性文宣工具，进一步争取和笼络人心。简而言之，反对派将着手调整策略，与建制派在“争取人心”方面进行持久博弈和斗争，继续积累力量，侍机反扑。
因此，建制派阵营要针对反对派的未来部署，主力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加快高素质治港人才的培养工作，为落实“爱国者治港”提供人才保障，使“爱国者治港”成效令人信服，同时要杜绝用人唯亲，避免出现所谓“忠诚的废物”的这种负面印象；二是全力动员，做好人心回归工程，争取更多市民的认同和支持，努力实现香港人心的真正回归，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至远。
中评社记者：香港有一部分青年对大湾区和“一国两制”始终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是错误认知。你认为该如何改变他们的错误认知和思维窠臼？
苏畅：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不少香港青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最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大湾区就等于内地或广东省，这是一种二元划分的片面思维，而非整体的格局认知，他们忽略了香港也是大湾区的一部分，忽略了香港才正是大湾区最核心的城市。用最形象的话来说，他们仍具备“祗有两制，而无一国”的窠臼。归根究底，这也是身份认同，以及所谓“人心回归”的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会尽最大努力，去接触本地和内地的香港青年，扫清和端正他们对于大湾区的错误认知，推动他们投身大湾区的建设事业。这里我之所亦提到了内地的港青，是因为凭藉我这几年在北京的经历，发现确实有不少香港青年来到了内地求学和求职，他们普遍对于内地社会抱有好感，是未来建设大湾区的重要力量之一。
有见及此，我在2019年参与创立了“清华大学学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协会”，并担任两届副会长，期望可以为一众对大湾区感兴趣的同学与校友搭建一个互相凝聚、关注大湾区发展的平台，作为大湾区清华校友会和在校学生之间的联系纽带和资源桥梁，进一步拓展两地青年的交流交往管道，让更多青年瞭解大湾区、共建大湾区，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深港澳青年对大湾区乃至于国家的参与感、归属感。
至于在香港本地的青年群体，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和民间组织更紧密地合作，普及大湾区对于青年发展的积极意义。在疫情可防可控的前提下，推出更多便利措施，鼓励香港青少年到大湾区交流学习、创业就业，培养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在瞭解国情的同时，也得以全方位装备自己，在服务国家、贡献国家的旅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以战略思维谋划未来 香港定可再创辉煌。
中评社记者：骆惠宁主任曾表示，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关键是要有坚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自觉。回顾总结香港回归25年来的历程经验，您认为香港曾错失了哪些重要机遇？您认为，香港未来应该如何更好地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苏畅：一方面，香港回归25年来错失了与内地融合发展的机遇，尤其是回归初期错失了粤港深度合作的机会，结果令香港的发展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就是当时2012年的“反国教风波”。香港回归后，一直没有进行“去殖民化”教育，导致不少市民尤其青少年缺乏国民意识，身份认同模糊，部份港人更有严重的“恋殖”心态。因此，国民教育成为“去殖民化”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主动塑造与被动建构的重中之重。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当时社会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争议持续升温，特区政府最终在民意压力下宣布搁置“国民教育科”，这场社会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尤其投身于以“反政府”为导向的社会运动之中，开启了香港青年主导政治抗争的战场。如同“蝴蝶效应”一般，为后面的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总的来说，由于香港实在过于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包括国际政治格局、全球经济形势等等。因此，香港亦尤其须具备坚定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自觉性，而非任由外部因素左右香港发展的道路，左右了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连结。
我认为，香港未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更好地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包括：积极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其中，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核心引擎城市之一，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及更显着的影响力，抓住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到大湾区的建设当中，这既有助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更可凭藉分享自身经验，按照“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桥梁和窗口作用，透过区域协同合作促进大湾区整体发展。
中评社记者：在疫情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有不少舆论担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您认为在国家“双循环”战略中，香港可以如何发挥独特优势？
苏畅：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的推进，扮演“超级联系人”角色的香港在“新时代”下被赋予了新功能和新任务。香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双循环”的重要枢纽，需要肩负起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任务。
首先，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且经历了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香港仍然能够保持金融体系平稳有序运行，其实也证明了不少投资者和企业依然对本港的投资环境抱有信心，非常认可本港的金融体系。其次，香港拥有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可以作为各类人员、资讯、技术的融通平台，成为各类资源的交汇中心，为国外国内“双循环”发展提供综合性的系统支撑。
综上，我认为全面推进深港合作，将是香港的新出路。香港应主动参与大湾区建设，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实现区域深度协同合作，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首要选项。如果能在艰难的时刻迎难而上、主动作为，以战略思维谋划未来，香港就定可转危为机，再创辉煌。
有为政府是香港化解深层次矛盾关键所在
中评社记者：李家超特别强调要“强化政府管治能力”，您对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升管治效能有何意见建议？对香港开启良政善治有何期待？
苏畅：正是如此，让所谓“行政主导”难以实现，存在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也导致了施政效率低下、管治效能不彰的窘况。因此，香港必须放弃一直奉行的“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正是香港化解深层次矛盾、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我非常乐见其成候任特首李家超要从四方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但更重要的，他把“强化政府管治能力”排在了政纲第一位，反映出他革新特区政府管治的决心，其中就包括了三方面。一是政府架构重组；二是设立应变机制，确保动员能力，以应对突发事件；三是强化战略谋划、政策研究及统筹能力等施政纲领。我期待，他的这些主张能够逐一落实，真正切实地为香港开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讲，必须指出，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都肩负了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
我深信，只要香港认清发展形势，找准定位，转变管治思维，积极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最新一系列中央惠港政策措施，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扮演内循环的“参与者”及外循环的“促进者”等重要角色，促进大湾区内城市群的深度合作，搭上国家快速发展的列车，香港的未来就充满希望。
香港要增强人才吸引力应逐步放开政策门槛
中评社记者：近年来，香港“人才空巢化”现象备受关注。您认为应该如何增强香港对国际和内地人才的吸引力？
苏畅：我认为，所谓的“人才空巢化”现象，涉及人才的“培养”与“去留”这两个核心问题，并且可以分别从本地、内地、国际三个维度来讨论。一是香港本地专业人才外流的趋势逐渐加剧；二是被称为“港漂”的内地在港人才，由于政策因素，较难扎根本地；三是香港又欠缺了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包容性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容易在全球化竞争中占下风。
其中我特别想指出的是，内地在港人才的情况非常值得关注。这个“港漂”群体一向存在，随着内地与香港关系更加紧密，该群体的数量和质量都日渐增加，更多的高学历、高技术能力的内地人才来到香港，我也认识不少相关背景的好朋友，他们对于香港本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扮演着改善和促进内地与香港关系的关键角色。
然而，由于政策上的差别对待，“港漂”基本上无法加入香港的公务员体系，被排除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行列以外。同时，“港漂”取得居留权的比例非常低，以至于他们在香港买楼定居的成本尤其高昂。这些政策上的不便，久而久之，会让“港漂”对香港存在群体落差感和疏离感。长此下去，不仅无助于香港本地发展，也不利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综上，要增强香港对国际和内地人才的吸引力，须逐步解决上述这些政策漏洞，逐步放开这些人才政策门槛，加强内地高质量人才对“来港”和“留港”的信心。至于在国际方面，我认为新一届政府可以在目前的移民签证制度上稍作改革，例如增加面向国际名校毕业生的高潜力人才签证名额。候任特首李家超先生提出了巩固金融中心、发展创科中心、塑造文化之都、开发北部都会等四个方面，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因此，香港未来亦尤其应当考量引进这几个领域的内地和国际人才。
苏畅：我身边确实有许多“内地港生”胸怀大志，希望投身政府，加入公务员体系，但却由于特区政府对内地学历背景的刻板认知，导致产生了“只问出身，不问能力”的迷思，最后几乎没有一人可以实现个人理想。这种“怀才不遇”的情况，令人感到惋惜。事实上，随着国家实力日渐提升，内地高校的师资配套、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国际口碑等各方面都与日俱增，内地学历在香港社会的认受性也比十年前提高不少，但如果依然因为既有的桎梏与刻板印象，而标签化甚至歧视“内地港生”，这无异于固步自封、划地为牢。
我认为，“内地港生”的身份具有很好的联系和沟通作用，可以促进香港青年和内地同胞彼此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于改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作用巨大。他们在香港的成长背景和社会网络，加上内地的求学经历与见识阅历，可以为香港的良政善治，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重要的动力和能量，再适逢香港开启“爱国者治港”新篇章的大好时机。我深信，在未来“内地港生”大有可为。
五年“北漂”读博生涯丰富了个人成长
中评社记者：我们知道，您刚刚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在此特别表示祝贺。能否请您和我们谈谈，相比在香港上学，您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的这段经历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别体会？
苏畅：由于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香港完成学业的，因此相比起在香港上学，我在北京的求学经历则更加显得丰富饱满，甚至可以用“多姿多彩”来形容我这几年的个人成长和多元发展。
回首这五年的博士生涯，我在求知识和长见识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经历和体会。第一，在“求知识”方面。我在清华学到了许多毕生受用的理论和技术，打下了更加扎实的学术基础，锻炼了更加突出的科研能力，对于我一直从事的社会调查与政策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这段时间里，我参与了不少研究课题，包括作为清华大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的主笔，研究香港群体身份认同的互动塑造机制；也作为“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研究员计划”课题组的副组长，研究在京高校港生前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意向。这些研究经历，对于我选择以群体身份认同理论作为切入点，研究内地与香港关系，并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经验。
第二，在“长见识”方面。五年的“北漂”生涯，让我有幸能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与活动去丰富自身见闻，开阔视野。比如在2018年暑期，参加了中国城市治理调查（CUGS），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研项目，我担任华南地区的督导员，负责调查员的培训、统筹和调查监督工作；在2019年暑期，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故宫博物院的经营管理处工作，让我对于历史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广宣传有了更多的瞭解。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亦参加了各类在京的交流、拜访和座谈活动，包括2019年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习交流团、2020年的“与国同兴”内地高校港生交流团、2021年的港区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与在京港生座谈会等。
中评社记者：过去25年，您的父亲苏祉祺先生一直以来为香港青年发展作出不懈努力、贡献巨大。能否谈谈您父亲对您的影响？未来，您希望如何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为香港继续作出贡献？
苏畅：家父一直致力于香港青年发展和教育事业，我也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地一路成长。事实上，我是头一回在专访中被问及这个问题，经过思考，我认为家父的个人品质对我产生的重大影响，主要反映在我的家国民族情怀和个人理想抱负等方面。
从小到大，我都非常幸运，有很多机会参加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的活动，让我得以认识国情、走访内地、结交好友。在成长过程中，家父会时刻提点和敦促我，谨记要把个人发展、生涯规划和香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家父对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服务一直都怀有深切的热忱，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像他一样，结合自己所学所长，回馈社会，贡献香港，报效国家。
早于大学本科期间，我已一直在从事民间智库以及政策研究的工作，因此在民意调查、公共政策研究、选举研究等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科研和工作经验。近年来，我致力于带领青年学生从事公共政策研究与实践。此外，我也有幸于2020年成为全国青联港区特邀委员。这是一份责任与使命，更是一个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机会，让我可以更加积极表达香港青年的建设性声音，增进香港青年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充当香港与内地青年交流互动的桥梁。
坦白说，2022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也恰逢我今年顺利取得博士学位，且四个月后亦即将步入30岁的而立之年。从各个方面来看，无论对国家、对香港、对个人而言，这一年是里程碑，亦是新起点。
相信随着香港社会实现“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重大转折，内地与香港关系正逐渐步入新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全球发展最大的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最大的机遇也一定在中国内地，那么香港青年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就在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讲话中寄语大家，“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其后，中央部委又专门面向香港青年出台富有针对性的措施，关爱和帮助青年成长和发展，在我看来，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实在是让人感到振奋不已。
在众多利好因素的驱动下，我希望香港青年这股“东风”能够更加起劲，势头更猛地把握住时代机遇，譬如深度参与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事业当中。作为全国青联港区委员，我也将致力于协助香港青年增进瞭解国家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彼此一同乘“风”破浪，努力奋进，砥砺前行。最后，愿香港人能够继续凭着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遇强愈强，不断蜕变成长，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本专访为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青年说系列深度专访之一，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7月8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亦是香港由乱及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全国青联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研究协会研究总监、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苏畅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分享了他作为香港青年在内地顶尖学府的求学经历、感受以及个人理想，畅谈了他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理解与思考，并且就香港如何开启良政善治、如何把握国家发展重大机遇、新一届特区政府如何提升管治效能，以及香港如何提升对国际和国内人才吸引力等问题发表了见解。苏畅表示，如果说全球发展最大的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最大的机遇也一定在中国内地，那么香港青年未来发展的最大机遇就在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绝佳机会。
以下是专访全文：
习主席讲话令我倍感鼓舞和振奋
中评社记者：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暨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您听完以后有何感受？您对习主席提出的坚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重大论断有何理解？
苏畅：习近平主席在香港疫情不稳定的情况下，仍然亲临香港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香港和香港同胞的关爱，正如他所说“我的心、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作为香港青年，实在感到非常鼓舞和振奋。
听完习主席的讲话，我有以下几个深刻的感受：
第一，习主席指出“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作为一名本科及硕士都修读历史专业的青年学生，我认为，香港与祖国同根同源、命运休戚与共的历史，社会各界尤其教育界、传媒界都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和广泛宣扬，加深香港青年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第二，习主席用了三个“回归祖国后”来总结25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习主席表示，“一国两制”作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其根本宗旨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并指出“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习主席对“一国两制”实践作出充分肯定、一锤定音，消除了港人和国际社会的忧虑，指出“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福祉。我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坚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重大论断，无疑是粉碎了那些贩卖“2047”政治焦虑的惑众谣言，大大增强了香港市民、祖国内地同胞乃至国际社会对香港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第三，习主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25年的丰富实践，留下很多宝贵经验，也留下不少深刻启示，并提出四个“必须”：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我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习主席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情况的准确把脉和透彻理解，为未来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提供了明确而清晰指引，相信这也是香港进入由治及兴新阶段后，中央治港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原则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