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李奎泰论影响韩中关系的核心因素
中评社香港3月28日电（记者 郭至君 崔银珍）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李奎泰日前参加了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合办的线上论坛，就韩国总统大选后的中韩关系走向进行了讨论。李奎泰表示，尹锡悦政府在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为主流的“合作伙伴”关系路径不会改变，但是，如果朝核问题上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尹锡悦政府在“战略”议题上面与中国表示“尊重”的同时，一些“抗衡”难免不会发生，其中包括萨德的议题。以下是其发言全文：
中韩关系上一台阶所面临的新议题
韩国和中国关系，在1992年建交三十年以来，其发展之快,可以说两国对外国家关系当中难以找到其他例子，包括经济贸易、投资、社会交流、留学生交流等等，曾在2014年建交22周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双边关系在两国对外关系当中“六个第一”成绩单。
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规模发展，韩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上所处的地位和双边关系的规模相对渐渐缩小，相反中国在韩国的对外关系或双边关系上仍然是最大最多的数据没有变化，尤其在经济、社会交流方面如此。于是，如今包括政治外交安全和经济力量等的综合国力，中国大于韩国的格局非常为明显，两国关系，在综合国家实力或其他力量对比来看是所谓的“非对称权力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两国建交以来大概在前二十年，在双边关系发展当中，虽然有时出现过明的或暗的一些矛盾或摩擦，但在双方重视新功能主义的路径，如以经济和社会交流发展而追求更上一层的伙伴关系，那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恶化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尤其在经济和社会交流方面持续保持发展势头没有减，而且带来以“中国热”（汉流）和“韩流”来统称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的局面。当时在两国言论媒体或政治领导到政府官员，或专家或企业者，对于两国关系都说好，出现了友好感情的说法。
现任文在寅政府，刚好2017年萨德问题的最严重的时候执政，文在寅总统为了稳定韩中两国关系以及改善对朝鲜关系，两国关系认定为“非对称权力关系”为前提之下，政治外交安全关系上，试图“友好”和“模糊”政策，访问中国约定“三不”来封顶“萨德问题”。韩国政府在升温中美矛盾之际，强调“经中安美”战略，以努力避险“站边困境”，希望保持韩中韩美关系稳定，虽然在中国一些专家赞扬那种中美之间兼顾的“韩国模式”，结果反而导致了韩中关系或韩美关系都不太“圆满”的情景。
如因“萨德问题”而中国采取的限制引进韩国大众文化的“限韩令”，到目前为止，也就是在文在寅政府任内，事实上没有圆满解决。最近有传闻，在韩国新总统选举之际，中国方面才有松动“限韩令”的迹象。
影响未来韩中关系的因素很多，存在于政治外交安全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领域，有明示的，也有潜在的，而且有对内有关的国内因素也有国外有关的国际因素等。其中可说的核心因素，也就目前为止，三十年仍然无法突破的，应该是属于政治外交安全的领域的因素,也就在“战略合作”上面。
过去三十年在韩中关系速度发展期间，刚好属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范式，主要是搁置冷战时代重视的政治意思形态因素，回避冷战思维而看重非政治因素如经济交流或社会文化交流等，这是强调由非政治领域交流来可发展政治整合的“新功能主义”整合理论强调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的范式。当时，对于双边关系发展，大家谈了贸易，投资，旅游观光和社会交流和留学生等等，结果，双方关系成功实现了正如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时候在中国媒体上出现的“六个第一”的关系的成就。韩国和中国两国政府、政治领导和专家大家，都期望了那些以非政治交流如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来，再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正如“新功能主义”范式所说，韩国和中国以超速度从“睦邻合作关系”发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框架，也算是以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溢出效果”的成型。
但是，随后的关系发展当中，对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韩国所设想的范畴出现了有些不同，虽然两国政府和领导有机会就坦诚表达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原则和方向，但因种种原因，实际上难以落实的领域也不少，尤其在讨论朝核问题上出现严重。
其核心原因，在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的“战略”两个字的含义上面可有线索。“战略”，简单讲应该属于政治外交安全的范畴为主的议题，这里可以包含如朝鲜核问题和南北朝鲜关系，又如韩美或中美关系等国际双边和多边关系上最敏感的军事安全问题。之所以，韩国方面非常重视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议题，希望平衡中美之间的“选边站”，期望在中国的合作之下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南北朝鲜关系等。但是中国方面则有所不同。
文在寅政府为了韩中“战略合作”，不顾国内的激励反对大胆给予中国承诺所谓的“三不”，并一些中美矛盾问题采取了“战略模糊”，希望照顾左右，尽量回避摩擦，以期望解决朝核问题和改善南北朝鲜关系。但，文在寅政府所期待的中方的“战略合作”实际上没有达成，反而目睹了越来越发展的朝核导弹。期间，两国之间互相猜疑和反感情结反而增加不断扩大，中韩之间的“战略合作”的限制更为清楚，也证明两国关系上面存在非常特殊的难以解开的政治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结。
这可以从另外的“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国家之间“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逻辑来可以说明。建构主义理论说国家和国家经过相互交流、相互认识和相互学习，最终会达到“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这样国家关系才会达到和睦和平。
过去三十年的关系发展来看，韩国和中国也进入了这个建构主义路径，从经贸交流开始，经社会文化交流，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等，加强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当中互相学习而培养共同知识等，达到了与前完全不同的互相认识的阶段。但是，从目前两国之间出现的攸关认同的那些“反”或“嫌”的情绪矛盾现象来看，达到那种互相完全放开心互通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的目标，可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也需要新的观点和更积极路径。今年二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韩国外长郑义溶的时候，说的“继续妥善处理敏感问题，防止中韩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和冲击”等，应该指的就是这个现象有关的。
从这些舆论数据当中，第一，看出韩国方面对中国认识上，威胁感在增高，亲密度在减低；第二，看出影响未来韩国和中国关系的核心因素在于政治、外交和安全“战略合作”有关的“身份认同”上面。第三，看出中韩虽然达到过3000亿美金的经济贸易关系或年1000万人次的社会文化交流，成功实现过“六个第一”关系，但目前为止无法在“战略合作”上形成“溢出效果”，或可以说无法达到“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的关系。第四，从目前两国政治体制和外交战略的路径的来看，两国在政治和战略安全合作上的“身份认同”难以实现，而且政策上磨合的难度也非常之大。第五，这个数据非常符合在“权力非对称关系”上大国和弱小国的关系理论上的说法，也符合于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来讲的国家关系发展路径的核心议题。
针对朝鲜（核）问题，过去三十年之间，韩国一直要求中国的“建设性的角色”，中国也有说要做“建设性的角色”。但中朝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现实使得韩国方面渐渐失去了对“建设性”的“中国角色”的信赖和期望。
文在寅政府考虑“萨德问题”选择的模糊“扈从”方式给予中国承诺“三不”，相反与美国的关系上施展比较明示的“抗衡”模式，到任期到尾，还是得不到中国或美国给予文在寅政府所期望的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合作”的结果，反倒带来韩国国内的安全忧虑和“屈从而生出反中”的争论，韩美关系和韩中关系都处于不太圆满的情况。
新当选总统的尹锡悦说重视“国格外交”、加强韩美同盟，加强与中国合作与相互尊重，但“要说明白”等，其意思，就是要认清前任文在寅政府在承诺韩中“权力非对称关系”之下采取的“扈从”为基调的双方关系框架问题的严重性，要回复“国格”，虽然不一定要选择“抗衡关系”，但也不要毁损“国格”的“模糊”的“扈从”政策。新政府在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为主流的“合作伙伴”关系路径不会改变，但是，如果朝核导弹问题上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尹锡悦政府在“战略”议题上面，与中国表示“尊重”，但一些“抗衡”难免有可能，其中包括尹锡悦在竞选期间表示的“毁损主权问题”的“三不”议题，也就是萨德、韩美日合作等议题。
在中韩之间“非对称权力关系”非常明白的情况之下，手里选项多的还是“大国”的中国，“弱小方”或说“中等强国”的韩国，特别在中国和美国“大国关系”的矛盾严重之下，选项非常有限。可期望于中国强调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也就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去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的理念。
中评社香港3月28日电（记者 郭至君 崔银珍）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李奎泰日前参加了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韩国中国学研究中心合办的线上论坛，就韩国总统大选后的中韩关系走向进行了讨论。李奎泰表示，尹锡悦政府在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为主流的“合作伙伴”关系路径不会改变，但是，如果朝核问题上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尹锡悦政府在“战略”议题上面与中国表示“尊重”的同时，一些“抗衡”难免不会发生，其中包括萨德的议题。以下是其发言全文：
中韩关系上一台阶所面临的新议题
韩国和中国关系，在1992年建交三十年以来，其发展之快,可以说两国对外国家关系当中难以找到其他例子，包括经济贸易、投资、社会交流、留学生交流等等，曾在2014年建交22周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双边关系在两国对外关系当中“六个第一”成绩单。
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规模发展，韩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上所处的地位和双边关系的规模相对渐渐缩小，相反中国在韩国的对外关系或双边关系上仍然是最大最多的数据没有变化，尤其在经济、社会交流方面如此。于是，如今包括政治外交安全和经济力量等的综合国力，中国大于韩国的格局非常为明显，两国关系，在综合国家实力或其他力量对比来看是所谓的“非对称权力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两国建交以来大概在前二十年，在双边关系发展当中，虽然有时出现过明的或暗的一些矛盾或摩擦，但在双方重视新功能主义的路径，如以经济和社会交流发展而追求更上一层的伙伴关系，那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恶化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尤其在经济和社会交流方面持续保持发展势头没有减，而且带来以“中国热”（汉流）和“韩流”来统称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的局面。当时在两国言论媒体或政治领导到政府官员，或专家或企业者，对于两国关系都说好，出现了友好感情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