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大咖讲书：中评青年对话洪雯
中评社香港10月5日电（中评社报道组）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四期学习活动8月26日下午在香港总部举行。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国际金融学会研究员洪雯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围绕最新著作《两个香港的弥合之路》进行主题分享，深入剖析香港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与香港未来出路，并回答了中评社记者提出的十余个问题，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社会不公、基层就业、青年发展、老年贫困问题、中资机构在港作用、人才流失、中美博弈等。
谈及如何推动香港产业的多元化，洪雯提出了发展2.5产业的观点。她表示，实体产业移出导致了香港的产业结构空心化、过度服务化、单一化，引致就业结构两级分化，中间阶层流动的通道逐渐变窄。越来越多的基层依赖旅游、零售、餐饮、酒店等行业，从业者不需要大量的知识，也不需要技术的积累，致使升值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因此，香港发展一些连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2.5产业刻不容缓，以此带动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展，稳固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丰富产业结构，增加年轻人的就业选择。
对于“二号香港”发展，洪雯显得颇为关心。她认为，“一号香港”享受了全球化的好处，而 “二号香港”却被忽略了，甚至承担了全球化的弊端。因此，香港需要用一定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一号香港”的资金、专业服务等反哺“二号香港”。谈及中资企业在此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她指出，中资企业在利用香港所长的同时，也应考察香港所需，用内地所长来弥补香港短板，推动“二号香港”的产业多元化、实体化，推动香港经济结构的调整。
至于香港该如何融入大湾区，洪雯坦言，大湾区还处于最初级的融合阶段，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的要素流通存在着较大的障碍。下一步需要让生产要素更广泛、更顺畅地流通，从以往的单向流动走到双向优势互动，让大湾区的两种制度能够优势互补，形成协力。她认为，在一些政治风险比较低、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层面，可以大胆突破限制，衔接两地机制，让香港人真正觉得自己是大湾区的一员。
谈及香港政府角色的转变，洪雯指出，港府历来是“小政府”，但在新形势下，香港政府需要转型成一个“有为政府”，逐步介入到经济发展中，推动“二号香港”产业结构转型和实体化。在发展科技产业和2.5产业的过程中，她建议港府放下身段，向珠三角城市学习招商引资，主动为龙头企业制定优惠政策及提供服务，吸引它们落地香港。
有关香港在中美之间的角色，洪雯表示，香港有“一国两制”的特殊背景，在中国之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普通法体系，成为了中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各层面的缓冲区和润滑剂。但是香港作为缓冲区是建立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当国家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缓冲区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香港需要思考，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润滑剂作用，扩展更大的缓冲区空间。
以下是问答全文：
发展2.5产业促经济结构转型
中评社记者：香港本地一直缺乏多元的实体产业，广大基层民众就业过于依赖消费性服务业，在疫情中受到巨大冲击。您认为，应该如何为香港基层市民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选择？推动香港产业结构的实体化、多元化，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洪雯：香港过于依赖服务业，但在制造业流失之后，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流失，所以越来越多的基层依赖消费性服务业，包括旅游及其所带动的零售、餐饮、酒店等行业。从修例风波到疫情，旅游业接连两年受到极大的打击，靠消费券刺激、救亡，香港未来迫切需要为这一批人寻找新出路。这是困难的，但是再困难也必须有个开始。我认为趁这次疫情，香港应该拿出决心来推动产业的多元化和实体化，正如我刚才提出的发展2.5产业、发展科技产业、推动贸易物流的转型升级。只有产业结构多元化了，才能够相应地提供多元的就业机会，才能让每个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评社记者：近年来香港青年问题愈趋严峻，尤其是年轻人向上流动性大不如前，这也造成部分年轻人对社会充满怨气。您认为当今香港青年难以上流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政府和社会又应如何协助青年人提升其社会流动性？
洪雯：香港社会流动性不足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出了问题。产业结构直接影响就业结构，当产业结构出现单一化、过度服务化、服务业越来越集中于四大支柱，而四大支柱又出现两级分化和中间塌陷的趋势时，能让阶层向上流通的通道就变得越来越窄。所以改变经济结构是一个长远的思路，必须让中间通道相对通畅，才能让年轻人向上流动。现在很多年轻人聚集在由旅游带动的餐饮、贸易、餐饮、零售、酒店等行业，这类行业的增值比较低，香港在产业链中的介入也比较浅，所以香港必须寻找一些新的产业，能够在中层提供更多的职位，并且发挥乘数效应，稳固香港的产业结构。
所以，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出路在于经济结构转型。我一直在想，香港能不能发展一些能够推动年轻人就业，而且符合年轻人思维的2.5产业，例如高端时尚的售后服务中心。例如，某奢侈品牌曾经想在香港设立一个亚太区手袋售后服务、维修中心，目前该品牌在每个国家都建立有一个维修中心，生产的零部件分发到各个国家的维修中心，维修技术的培训也是由各国自己负责，成本很高。香港奢侈品的流通是零关税，所以这间奢侈品公司很想来香港，成立亚太区集中的售后维修中心。香港有非常大的潜质发展这个产业，因为香港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时尚潮流，年轻人也喜欢这些，只要政府能出一把力，推动这一类的2.5产业在香港发展起来，能够让很多年轻人找到喜欢的就业岗位，而且这个行业的乘数效应非常高，时尚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甚至是网红经济都可以相应地发展起来。这个案例是真实的，该奢侈品公司找了香港贸易公司去开展这一项目，可是需要土地、人才培养，需要创造一个行业，凭一家贸易公司的力量做不了，而是需要从政府层面来推动。一旦这个行业起来之后，会产生一连串的clustering effect（集群效应），能够带动一系列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这非常值得政府去开拓。
让老人安居乐业 有进一步工作的空间
中评社记者：香港号称是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之一，但人口老龄化、老年贫困恶化与养老资源短缺问题却成为重大挑战。政府将长者综援的年龄从60岁收紧至65岁，部分市民期盼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迟迟未启动，强积金制度也面临较大争议。您认为香港老年贫困问题如何解决？政府的养老政策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洪雯：老年贫困问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我以前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帮助做过一些有关退休保障的测算。我发现哪怕香港政府手握大量储备，也不够胆放手去做，比如说退休之后每个月可以领一笔退休金等等。为什么？香港的老龄化来得太快太迅猛，无法预测会给公共财政带来什么影响，很多国家的案例都显示高福利体系没有持续性，如果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式，港府不敢贸然去做。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不少人到了70岁还是精力旺盛，要创造机会，让老人有进一步工作的空间，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和为社会服务的意愿，企业可以考虑开创一些岗位给他们，让老年人发挥余热。
第二，虽然对于长远的退休津贴，政府缺乏扎实的资料支撑去推进，但是别的方面可以先改善，包括医疗、社区服务、住房等。目前公屋排队整体需要5.8年，虽然老人一直是优先的，但是老人住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少老人依然住在笼屋和劏房里。如何用创新的模式去改善老年人的住房问题，我觉得光靠香港政府不行。内地提出了“三次分配”，香港企业是时候好好思考一下，能不能跟随国家的思路，为老人的生活改善出份力。
另外，年轻人是纳税人，纳税人比例越高，老年人能够享受的福利越高。年轻人是香港的血液，不是包袱，不能把他们赶走，不能“推”年轻人去香港以外的地方发展。从个人的角度看，人往高处走，去机会更多的地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从政府的角度看，要珍惜年轻人，要为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要吸引他们留下来，要不然老人与年轻人的的失衡会更加严重。
中评社记者：人才对一个城市发展而言至关重要，近年来香港人才流失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尤其是港漂回流现象严重，选择成为“新香港人”的内地“港漂”数量也在下降。您认为根源是什么？特区政府应该如何完善人才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
洪雯：人往高处走，如果本地能够提供充足且高品质的发展机会，人才自然会留在这儿。香港能吸引多少人才，关键在于香港能提供多大的发展机遇。当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时，我认为人才自然会流向香港。
另外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稳定。在前两年，社会对讲普通话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友善，可能这也是部分港漂回流的原因。但是我始终相信这种情况不是普遍的。现在香港稳定下来了，不友善的氛围一定会改变。
但是客观来看，内地精英给香港本地居民是带来一定压力的。特别是由于内地人口基数庞大，一小部分人来香港，就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心中有一点点情绪我们也能理解。所以我始终认为，为本地人创造更丰富的就业机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引导一号香港反哺二号香港
中评社记者：近十年来，中资企业、中资机构在香港经济版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面对日益复杂、仍然无解的香港深层次民生矛盾，如何调动中资机构的积极性、彰显中资在港社会效益、发挥制度优势与效能，为破解香港深层次矛盾做出积极贡献？
洪雯：这次选委会改革一个很大的变动，就是加入了很多中字头企业、社团的代表，给予了他们一定的权利。权利，自然也意味着责任。
香港的中资企业一直在快速增加，而且行业范畴很广，对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如果仔细分析它们在香港的投资和功能，会发现它们仍然局限在“一号香港”。它们不管来自哪个行业，在香港都是从事金融或地产功能。比如大疆，它在香港的办公室也是做金融。这其实是利用“一号香港”的优势，服务中资企业的所需。
我希望未来这些中资企业能够换一个角度思考，在利用香港所长的同时，也考察一下香港所需，协助香港弥补所短。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香港应大力发展2.5产业和科技产业，能不能由中资企业带头来做，用内地所长来服务香港所需，推动“二号香港”的产业多元化、实体化，推动香港经济结构的调整。我认为中资企业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中评社记者：您在书中提到，“一号香港”的繁荣并没有通过“涓滴效应”带动“二号香港”的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藉助“一号香港”的力量，来促进“二号香港”的转型和发展？如何能够让“二号香港”的普罗大众分享到香港发展的成果，尤其是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受益？
洪雯：“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不仅国际流通、全球化需要这种血液，“二号香港”的发展也需要血液。香港需要用一定的产业规划和政府手段，疏通血管，带动这些血液往“二号香港”流动，推动二号香港的转型升级。
在《财政预算案2020》中，财政司司长提到了一个“港版淡马锡”模式，用香港的“未来基金”设立一个“香港发展组合”。但是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投资上，不管是天使投资还是风险投资，都是投资功能。政府能不能直接参与产业发展实践？用各种各样的引导措施，把“一号香港”的资源引导到“二号香港”，充分利用香港在金融方面的优势来服务实体经济。比如说政府提供一系列政策鼓励2.5产业的发展，“一号香港”为这些产业提供融资或其他专业服务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税收的减免。
但是，前提是香港政府必须有一套思维，要选定某些产业并制定规划，包括未来这些产业在香港的经济中扮演什么的角色、会达到多大的规模、会产生多少就业岗位、需要多少资源等。随后提供一系列的incentive（激励），让“一号香港”为之服务。资本是逐利的，哪里有钱赚，它就要去赚到尽。但“一号香港”并不是吸血鬼，如果政府能够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去规管和引导资本，“一号香港”就能够服务好“二号香港”，从而让二号香港也能分享到香港的发展。
加快突破大湾区内的机制障碍
中评社记者：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日前在政府总部举行的“十四五规划”首场宣讲会中提到，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不仅包括政策对接、产业对接、市场对接，也包括理念对接、思路对接。您怎么看理念对接和思路对接的重要性？香港方面还需哪些努力？
洪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但同时又用要充分利用国家所长，弥补香港所需；而香港想利用国家所长，就得跟上国家的思路和步伐。比如一河之隔的深圳，现在是中国的硅谷，是全球的科技先锋。深圳科技企业走到了一定程度，还需要什么？香港能提供什么？怎么样把这些企业吸引到香港来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香港必须跟上国家的发展步伐，跟上周边城市的发展步伐，瞭解对方。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香港的全球化与内地最为相关，在国情认知、文化、语言能力、人脉关系等方面都以内地为导向，香港人要冲破旧有思维的藩篱。既然香港最大的客户是内地，香港人就要去好好瞭解客户，就要去拥抱内地，融入内地文化，真正地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
第二，香港自身很多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思路中得到启发。比如内地在消灭了绝对贫困之后，提倡“共同富裕”，未来将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香港应该学习这种思维，也要走向共同富裕，不能拖国家后腿；笼屋、劏房不是资本主义。内地提出“搞好一二三次分配”，虽然两地情况不一样，不能照搬，但是这种思路香港可以从中借鉴。跟上国家发展步伐，不仅仅是瞭解我们的客户，更要学习、吸收值得为我所用之处。这才是优势的双向互动。
中评社记者：港珠澳大桥是一座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的跨海大桥，习近平总书记将此桥定义为“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发现，这座桥不仅淡出了港人视线，也未见特区政府有什么相关的前瞻性战略部署出台。您认为，应该如何盘活这座大桥？香港应该如何开发“大桥经济”效益？
洪雯：港珠澳大桥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是香港跟广东共同争取了很多年的成果，来之不易。但是大桥的营运，特别是在疫情下，非常惨淡。如果资源都是这样用的话，香港人当然什么都反。
如何利用好港珠澳大桥，我有几点考虑。第一，现在的过境车辆配额制度非常严格。我曾经尝试申请，发现很贵，条件很多，期限又很短。我觉得过于严格了，可以考虑适当放宽。第二，大桥在结构上非常美，有很多创意，可以开发作为旅游景点，甚至是更深入的工程旅游，让小朋友瞭解桥梁、瞭解如何在海上建造，这是很有趣味性的。第三，“三地三检”不利于提高大桥的利用率。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恶劣，立法会、社会上有很多反对“一地两检”的声音，现在这种障碍差不多消除了，而且立法会即将重新选举，是不是可以检讨过关安排？虽然大桥已经建成了，但据说在设计上为“一地两检”甚至“一地三检”预留了空间。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重启“一地两检”、“一地三检”、甚至“两地一检”、“三地一检”的讨论。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香港如何通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本地产业发展？您认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还存在哪些现实障碍需要破解？
洪雯：香港跟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的障碍很多，人流不通、资讯不通、资金不通。很多数据预测2035年大湾区的 GDP、贸易额会超过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湾区，但是我觉得这没有意义，因为这只是数据的迭加，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举个例子，前几天港澳研究会让我寄几本书给他们，但香港的书不能寄回内地，我想试试闯关，于是把几本书用信封包住，伪装成一份文件，结果还是查出来了，然后好一番折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年轻人过了“河”，就相当于去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湾区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我有一个好朋友创业做电商服务，我问他有没有进大湾区，因为去大湾区有很多补助可以申请。他说我是服务欧美的企业，去大湾区简直就是开展一门完全不同的业务，市场不同，数据、资讯、资金都不通，如同二次创业。他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创业，已经算是顶端人才，要进入大湾区都那么困难，别说其他的年轻人。
现在内地有Cyber security law（网路安全法），内地产生的客户数据不能出境。以我的公司为例，我们在香港的数据中心跟内地是完全分开的，一河之隔，却要建立两个数据中心。
我认为现在大湾区还处于最初级的融合阶段，怎么样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让要素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流通，从最基础的融合往上走，是接下来要考虑的。现在的沪港通、深港通都是有限渗透，是在一个封闭通道里的流通，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多、放得更开。能不能适当打通两边的数据，让大湾区能真正有进一步的沟通。从以往单向的流动走到双向优势互动，这种融合才能持久，才能让香港人受益，才能让香港人愿意去瞭解、去融入大湾区。
我在中策组的时候是粤港策略研究小组的成员，跟踪香港与珠三角城市的合作，我发现容易走的路过去已经走了，下一步就是要真正地直面问题，下定决心去突破障碍，这样才能让大湾区的两种制度能够优势互补，形成协力。在一些政治风险比较低、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层面，其实可以去尝试，例如医药，很多内地人来香港买药，能不能将药品的安全标准、医生的职业标准建立一个互认的体系。我们应该走得大胆一点，逐步地突破障碍，让香港人也真正觉得他是大湾区的一员。
港府需转变成有为政府 逐步介入经济发展
中评社记者：您的书中提到“调整政府角色，制定产业发展蓝图”，我们知道香港一直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您认为香港政府转型成为有宏观调控能力的“大政府”，是否会面临一些挑战呢？是否会影响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的优势？
洪雯：第一，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香港作为自由港所包含的内容，它包括了资金、货物、资讯、自由来往，我觉得这些跟政府功能的改变没有冲突。政府引导经济，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并不影响自由港的这几个功能，所以自由港和政府作用这两者并不具备必然的关联。
中评社记者：您在书中提了香港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有“引进来”的思维。您认为，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香港如何引进来？如何走出去？
洪雯：我非常欣赏内地政府在“引进来”方面的所作所为。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我当时还在利丰工作，陪同冯国经先生接待了大湾区不少城市的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需求过来，讲了很多大湾区的发展机遇，说如果我们把总部搬去他们的城市，可以在“一企业一政策”的思路下提供各种优惠，税收和土地都可以商量。新加坡政府也是这么做的，利丰有几个大的物流项目本想放在香港，结果新加坡专门制定了特别政策，给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于是利丰就把项目搬去了新加坡，吸引了不少相关产业跟随，带动了整片区域的发展，现在那里已经是一个高端物流中心了。利丰开业的时候，新加坡副总理亲自出席，非常重视。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向这些城市学习，未来要发展科技产业和2.5产业，政府需要放下身段去招商引资，去敲门，主动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
中评社记者：修例风波使香港经济受到重创，也使社会撕裂，令昔日被繁华所掩盖的一些社会矛盾陆续暴露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鸿沟，您认为产生这个巨大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公的局面？
洪雯：最大的原因是香港在追逐全球化的几十年里，忽略了本地的需求。Global（全球）和local（本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专注本地发展，就会被全球化抛弃，例如非洲很多地方根本无法融入全球的流通系统；可是香港只专注追求在全球中的竞争，忽略了本地能否从中受益，就带来了撕裂。“一号香港”享受了全球化的大部分益处，大多数的弊端则由“二号香港”承受。要弥补这种撕裂，就要改变以往那种追逐高端全球化、一切以国际功能为先的思维。举个例子，香港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资本松绑，取消了各种税，包括遗产税。资本家才有大额遗产，香港取消了对资本家的税，这是很荒谬的。另外，为资本拆墙松绑，吸引资本进一步涌进香港，但香港的产业非常单一化，都流向金融和地产行业，更加推动了香港的金融化和地产化。这些都是进一步加深贫富鸿沟的做法。
中评社记者：有声音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恢复中央政策组，也有声音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建立顾问班底。我们知道您曾在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担任过高级研究主任，能否结合您的经历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洪雯：我在中策组工作过五年多六年。我2013年离开中策组进入利丰后，香港政府曾有一个高级官员找我做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研究项目，但是没有任何支援和酬金，是义务工作。最终，我的公司允许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去完成政府的这个项目。这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政府在寻求研究去支持其决策时，没有可持续的机制。香港政府多年来不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力量去研究和展望经济，中策组以往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出台政策之前中策组会做民调，摸一摸社会的脉搏。修例事件之前如果有中策组通过各种方式做民意调查，不知道结果会不会改变。我想说的是，一个政府怎么能不去研究，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内部研究力量，要到企业借人义务做研究？这很荒谬。我认为不单是中央政策组应该重建，而且每个政策局都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力量。
但中央政策组的重建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制从前的模式。其实当年那个政府部门来借我的时候，中策组还在，但显然局并不太信任中策组，不想将项目交给中策组来开展。因此，中策组即使重建，也需要跟政策局发展信任关系。它应该有点类似于发改委的角色，进行产业规划，并且整合各个政策局的资源。
中评社记者：虽然近几轮美国涉港制裁对香港经济与金融并未造成实质影响，但在未来中美博弈长期性、结构性的复杂局势下，您如何评估香港在其中能扮演的角色？香港能否作中美“缓冲区”？如何才能抵御中美对抗等外部风险？
洪雯：第一，香港非常特别，属于中国国内但是境外这样一个独特的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普通法，有着中西融汇的背景，的确可以看作是中美的缓冲区，在过往在很多时候也都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数年前，我曾经留意到一则新闻，中国国防部长和美军司令在香港会面。为什么选择在香港会面？因为在美国会面不方便，在内地会面也不方便，双方就在香港这样一个“一国两制”的地方进行会面沟通，香港扮演了一个缓冲区的角色。这种角色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还在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发挥著作用。
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缓冲区的，就是国家安全。从香港修例事件就可以看出，当危害到国家安全的时候，缓冲区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所以香港作为缓冲区是建立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过去是，未来也是。
在充分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香港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比如说这次的《反外国制裁法》，最终没有放入《基本法》附件三，没有在香港实施，这是因为中央看到了在保障了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香港需要一个缓冲空间。这不仅对香港有意义，对国家也有意义，甚至对美国也有意义。我认为国家需要智慧地思考，该怎么用好这个缓冲区；香港也要好好思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上，怎么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