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的“一国两制”大局思维
中评社╱题：中评社的“一国两制”大局思维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中国评论通讯社是立足于香港的智库媒体，主要生存发展在“一国两制”的社会当中。在港言港，中评社当然就要研究“一国两制”，而且必须具备“一国两制”大局思维，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香港主流媒体的责任。总结而言，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中评社关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大局思维形成了两种思维的组合，一是以辩证思维来指导“一国两制”的新闻传播，二是以大数据思维来推动“一国两制”的新闻传播。
一、中评社“一国两制”大局思维中的辩证思维
与很多香港的本地新闻媒体的认识不同，在1997年筹办《中国评论》月刊之时，我们就开始研究“一国两制”的辩证关系，并获得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是本与末、源与流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后来明确的一国是本、两制是枝、本固才能枝荣的关系。“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求一国之大同”和“存两制之大异”均不可偏废。因此，23年来中评社的所有新闻舆论及新闻报道没有在“一国两制”道路上出现迷路现象，中评社所有涉及香港问题、“一国两制”实践问题的观点文章，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此外，中评社涉及香港问题的新闻及评论文章，离不开辩证思维，其中的三种思维，已经成为中评社“一国两制”大局思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指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通过这种思维能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其中包括差异性创新思维、探索式创新思维等等。我们认为，“一国两制”是新的社会实践，“一国两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思想的成就，甚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赞叹说:“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邓小平曾说：“我们不能都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习近平也肯定地说：“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由此可以知道，没有创新思维，就不会有“一国两制”的伟大创新构想。
这就充分说明，在香港新闻报道工作中，中评社必须以创新思维来作指导。其一，因为“一国两制”是伟大创举，如果还是用传统思维、旧思维来审视香港的发展变化过程就会有思维误区，就可能会在新闻舆论上拖后腿，乃至发生干扰“一国两制”创新实践的问题。其二，在“一国两制”构想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落实，如何落实也需要充满创新思维的运用，否则就是空谈。如在2019年2月由中央制定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国家战略，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推动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这反映了国家改革开放永远不停步的决心。第二就是从香港的角度来讲，丰富“一国两制”的内容和实践。这是给香港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也可以通过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这就是落实、丰富“一国两制”的新思维。据此理解，中评社必须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这与一些抱持怀疑态度、敌对立场的香港媒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2，问题导向思维：问题导向思维是指基于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思考解决问题的认知加工过程。我们认为，“一国两制”是新事物，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认为香港在回归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未免太过于天真。所以，如何坚持问题导向，正视问题，找准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意见与建议，也是中评社应该有的媒体责任。23年来，中评社通过评论文章、专家论坛、大数据报告、数据新闻等形式，不断为香港找问题，更重要的是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举例而言，2003年我们把已经举办过的15场思想者论坛、30多万字结集为《香港前途的冷静思考》一书，在香港回归6年来的“一国两制”实践中找出了系列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困境、合作难题等等。如在“香港政治危机的思考”一章中指出：公务员与内地的疏离感大、香港政府决策被架空、仅仅靠资产阶级治港是错误、政治生态正在摧残“一国两制”。现在重读18年前的问题分析，仍然感觉触目惊心，中评社当时的判断与与香港后来的发展变化高度吻合。事实上是，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并且不断积累，终于爆发，几乎不可收拾。但无论如何，中评社的问题导向思维确保了自己的新闻思维的正确性，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为例，这就是典型的问题导向思维的成果。2019年香港发生了“反修例”运动，面对肆无忌惮的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香港相当大的民意期待解放军驻港部队出来镇暴。但是中央方面从社会运动变质的问题，看清楚了西方及反对派企图藉此颠覆政权的真实目的，最后采取了兵不血刃的法律行动，一举压制了猖獗的分离势力。如果不是以问题导向思维来思考香港问题，就会被激怒，从而做出对香港大多数市民最为不利的硬动作来。可以说，如果当时出动了军队，就有可能彻底毁掉“一国两制”。现在运用法律手段，则使香港的“一国两制”继续得以最健康的落实运作，确保50年不变。在整个过程中，中评社从大局出发，积极找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盲目悲观，也不盲目乐观，坚持实事求是，为香港最大的安全稳定需求提供客观公正的意见与建议，做出了独特的而且无愧于心的积极贡献。这个宝贵的经验，要记住，要传承下去。
3，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增强忧患意识，认识把握新情况新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有效防范、抵御、应对、化解各种风险。长期以来，港人治港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底线思维的缺失，比如把国家利益与香港利益对立起来，完全没有香港也要为国家安全尽责的任何想法，香港国安法23年都立不起来，导致香港的管治没有底线、香港的教育没有底线、香港的社会意识没有底线，结果就是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
内地的港澳问题专家齐鹏飞分析说：港澳回归20多年来，“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出现了“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回归20余年来，香港社会有一部分人对于“一国两制”根本宗旨之“两个基本点”，仅仅认同和接受“两制”的一面，而不认可、不接受“一国”的另一面，事实上是对“一国两制”方针，进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们中的少数极端分子甚至幻想在香港回归以后、在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范围内使“资本主义香港”与“社会主义祖国”有效隔离或分离，使香港拥有“完全的政治实体”或“半政治实体”的超然地位。从“香港价值至上论”、“香港利益至上论”一直到“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自决论”、“香港独立论”，在“反共又反华”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某些西方势力在遏制和封堵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子。①我们清楚地知道，“一国两制”的底线在哪里是各个方面都知道的，如果治港者麻木不仁，忽视了底线，那么破坏者就会得寸进尺，不断试图突破底线。有中央的把持，底线不可能被突破，但是防备不牢的话，治港者就会损失惨重。
我们看到，一直到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提出了管治香港的底线思维，才惊醒了香港各个方面。作为智库媒体，中评社在涉及各个方面的新闻报道上都格外注意运用底线思维，在香港问题上当然也有所把握。底线思维的运用使得中评社的“一国两制”大局思维多了稳重的深度思考能力，少了盲目的乐观情绪，这是需要继续筑牢的思维。
必须强调，中评社对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是予以高度肯定的，我认为要在历史的经纬坐标中正确评价香港的回归：首先，香港回归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必然回归，必然演进，必然成功。其次，香港回归是与内地逐步融合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过程，需要磨合，有问题但不会是不可克服的问题。第三，香港回归是整体经济实力获得大提升的历史机遇。中评社是支持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智库媒体，在有关新闻报道活动中，必须运用辩证思维。
二、中评社“一国两制”大局思维中的大数据思维
作为智库媒体，中评社是比较早进行大数据系统运用的，用大数据思维来推动香港问题的报道，是中评社的特长，其中四种公认的大数据思维，让中评社受益匪浅，这就是张义祯专家2015年1月26日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大数据带来的四种思维》中所提及的。
1，总体思维：总体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收集、存储、分析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动态地获得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因诸多限制不得不采用样本研究方法，相应地，思维方式也应该从样本思维转向总体思维，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立体、系统地认识总体状况。中评社自行开发的大数据系统，能够全面地、合法地采集香港社交媒体的真实数据，有利全面掌握香港社会民意的变化趋势。很多问题，用过去的惯性思维来看的话，会得出与大数据总体思维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时候，中评社更多向大数据总体思维倾斜，就能够有效回避结论偏颇的尴尬。《孙子·谋攻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当代，大数据的总体思维就是能够让自己真正地知己知彼的思维方式，没有总体思维，就会沉浸在同温层而不自知，所做的判断、结论，甚至所表达的新闻观点，都可能会离题千里，脱离实际，不知所以。
2，容错思维：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要从精确思维转向容错思维，当拥有海量即时数据时，绝对的精准不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容许一定程度的错误与混杂，反而可以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知识和洞察力。中评社通过大数据系统，充分收集在传统的社会调研中忽略的舆情数据等等，并积极总结分析政治大趋势，因而很多分析的提前率、准确率远远走在其它新闻媒体甚至专门智库的前面。
中评社的实践体会是，容错思维是更好的包容思维，如果对于香港的各种“一国两制”实践活动都以先入为主的所谓精确判断为皈依，就有可能会让主观主义猖獗，反而看不到真实的问题。当然，容错不是唯一目的，容错与纠错是呈辩证关系的。有容错的思维，才会有纠错的能力。如何在容错的过程中纠错，是中评社长期关注的重点。
3，相关思维：大数据的出现在某些方面让人们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关关系，人们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用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必非得知道事物或现象背后的复杂深层原因，而只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获知是什么就意义非凡，这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新颖且有价值的观点、信息和知识。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时代，研究“一国两制”的思维方式要从因果思维转向相关思维，努力颠覆传统思维模式和固有偏见，才能更好地分享大数据带来的深刻洞见。
中评社在通过大数据分析香港问题的时候，深受相关思维的助益，发现了很多传统智库或媒体无法发现的问题。比如在2019年香港问题爆发之后，港台之间的势力活动加剧，于是乎，是“台独”影响了“港独”，还是“港独”助力了“台独”，成了智库研究的热门问题，如果只用因果思维，那就会说不清楚，但是用相关思维来看待、并辅之于因果思维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长期使用相关思维来指导智库研究工作，得益匪浅。
对此，中评社有深刻的感受。中评智库基金会下设大数据中心，已经成为思考香港问题的大脑，其成果备受瞩目。因为使用了大数据系统，中评社具备了新时代数据新闻的创造力。
5，当然，大数据思维不是万能的，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所以需要与辩证思维互为补充。如专家所言：大数据的解释力并不强，它只能说明相关关系，而无法表明因果关系。这恰恰与新闻的内在逻辑相悖，新闻倾向于得出结论，即由什么原因才引发这样的结果。新闻生产在应用大数据时需要规避这一矛盾，通过人工调查、采访、分析等手段完成自身的逻辑链条，从相关推进到因果。不仅如此，轻信大数据的预测也有一定的风险。这是个不确定的世界，有许多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都无法纳入模型之内，过分依赖大数据及其预测模型是危险的。大数据依托的是已经存在的数据，是基于存量(过去)的；但新闻是向前走的，是基于变量(未来)的。两者存在逻辑上的差异。②
对此，中评社深有体会，所以在大数据的智能分析基础之上，加强分析员的人的作用介入，电脑与人脑的结合，缺一不可。并且如上所述，要用辩证思维来做导正，这就能够使得新闻思维预测能力和纠错能力都更加强。
近4年多来，因为以辩证思维与大数据思维结合的新闻思维来推动新闻传播，中评社对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规律认识更加深刻，对问题的判断更加准确，对思想型受众的需求更加瞭解。无论是运用辩证思维或者大数据思维，中评社的目的都是为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克难前行、行稳致远而发挥传媒及智库的独特力量。
三、习近平访港讲话中的底线思维探析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讲话，我受邀出席并认真聆听了讲话，当时有颇为震撼的感觉。因为这是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次由中央最高领导人直接提出了管治香港的底线思维之策，我预感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有了不同的解决问题思维。我相信，掌握了习近平的治港思路与底线思维，就能掌握香港今后的实践“一国两制”的动向与走向。经过深入研究，我撰写了《习近平访港讲话中的底线思维探析》，并刊发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8月号，现将文章的主要观点再摘录如下：
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纪念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访问香港，并发表了7次重要讲话。在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到，热烈祝贺回归二十年纪念、高度肯定“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对各界提出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具体要求，是主要的构成内容。纵观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极具历史高度，具有鼓舞作用，为香港今后的定位做出了明确的表述，稳定了人心，展示了前途。作为中共领导核心，习近平今次关于香港问题的系列讲话，其意义超越过往，非常值得香港各界认真学习领会。
需知，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维。我个人对习近平今次访港的系列讲话中充分表露的底线思维运用尤为关注。因为在习近平历年来对香港问题的讲话中，都未曾如此鲜明、集中、严肃地运用底线思维。习近平的底线思维集中体现在《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的四点意见里。可以看到，在第一点意见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其实在其它的三点意见中，虽然没有再提出“底线”字眼，但是完全具备强烈的底线思维。
习近平对香港问题的四点意见中，第一点是在“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中明确了底线思维，即：1、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2、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3、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冲击，不可容忍。第二点是在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划清了底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如果切割或者颠倒，即是触犯底线。第三点是在发展与落后的关系中明确了底线思维，要抓住机遇求发展，否则“苏州过后无艇搭”，不求发展即是落后与失败。第四点是在“和气”与“乖气”的关系中明确了底线思维，强调了“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不应该纵容乱港祸港的“乖气”的出现。
底线思维是什么？底线思维注重对危机和风险等负面因素进行管控，而不是降低标准、无所作为。善于运用底线思维，防患于未然，才能赢得工作的主动权。我认为，回归以来，在香港的管治方面乃至社会心态方面，最严重缺失的是底线思维。强调“两制”、忽视“一国”，强调“完全自治”，扭曲“高度自治”，敌视国家安全，纵容制造动乱，攻击中央权威、挑衅基本法实施，无政府主义盛行，如此等等，都是香港整体底线思维缺失的表现。底线思维的整体缺失，使得香港在政治实践方面陷入迷茫，是非曲直难以辨识。治港者、爱港者没有从最坏的角度做准备，没有做到有备无患、应对有策，这对香港来说，是祸不是福。是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最大危害。
习近平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我认为，“泛政治化”的旋涡之所以得以形成，实质离不开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漏斗思维”作怪。之所以“泛政治化”（pan-politicalization），是因为“漏斗思维”已经在上端卡住了正常的政治结构，在下端又戳穿了必备的底线。结果，“一国”的原则可以漏掉，“两制”的另一制也可以被漏掉。“漏斗思维”其实是破坏性思维。可以说，如果没有完备的底线思维，“漏斗思维”就将大行其道，必将分化瓦解香港的共识、危害香港的发展前途。要遏制“漏斗思维”的进一步形成，就必须明瞭以及妥善运用底线思维。
我们还要注意到，习近平赋予了底线思维新内涵、新内容，他对港讲话的底线思维中存在重要的辩证关系，需要认真学习体会。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具有这样的特点：
一、底线与高线并存。在划出底线的同时，可以注意到，习近平更多的是向香港指出高线所在。习近平对香港各界的各项殷切期待，就是高线。在四点要求中，底线与高线并存特点格外突出。底线思维不是要因循守旧、消极懈怠、不作为不担当，恰恰与之相反，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既要看到风险，又要破解难题，敢于领先，敢于化解危机，掌握生机。
二、管控与进取并存。如前所述，底线思维注重对危机和风险等负面因素进行管控。但是，习近平在划出底线的同时，更多地鼓励香港各界要有所进取，绝对不是唯底线论。香港在今后需要进取，就必须贯彻新理念、形成新体制、运用新办法、发展新事业。内地的高速发展变化，已经导致香港不可能天然在先了，也必须与时俱进，打破旧思维，寻求改革与突破。
三、守护与开放并存。在习近平的系列讲话中，守护底线不是唯一内容，如何开放进取才是主要意涵。我们看得到，其中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精准思维，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且构成了主体意义。香港没有自我封闭的本钱，必须提高对外开放、与内地加强合作的水平，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成为内地走向世界的经贸桥梁。
对于底线思维的掌握与应用，不仅仅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责任，香港的政治组织、社团、智库各界，只要是衷心拥护“一国两制”的组织与个人，都应该明瞭底线思维、树立危机意识，这样才能为香港争取更大的繁荣发展空间。
四、“一国两制”话语权的缺失与中评社的新思维
1，2014年香港发生了“占领中环”的社会事件之后，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对该事件的现象与本质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讨，他们发现香港的话语权被支持占中的网络媒体主导了，其有关结论如下：③
法国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话语与权力紧密关联，话语的形成与变动受到权力的控制，知识藉由权力进入话语后成为“真理”，权力则对话语的选择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权力即知识（power is knowledge）”。拥有话语权代表拥有权力展现的平台。谁控制了话语，谁就有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权力，如同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依克（van Dijk）所认为，统治阶层掌握各种话语形式和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被统治阶层的言语行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灌输、诱导无权力者服务与拥护有权力者。
在全球化的时代下，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得话语权的较量却多了新的变数。过去，话语权主要操之于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和电视主宰了群众的阅听取向和社会印象。然而社群网站的遍布和智慧型通讯器材（譬如手机、平板电脑）普及，造成民众处理资讯的习惯改变，讯息从单向的接受变成双向的互动，多方共享的资讯发源和亲友传播的效力倍增，因此新闻从网络媒体的散布速度和效果远远超过传统的报纸及电视媒体，随之而来的话语权战场也位移至网络场域，报业纷纷推出电子报、电视台也涌向网络播报的形式。
在此次占中事件，话语权的竞争主要呈现在支持／同情占中，以及反对占中之间，其中又有香港与国际媒体、主流与独立媒体之间的相互竞合。由于主流媒体拥有广大的受众资源以及强力的传播工具，使得进入网络后得以透过与相同立场的独立媒体或社群合作，形成与主导舆论。在占中事件中可以发现，网络场域形成重新解构权力的新平台，掌握权力的统治阶层尽管在传统媒体上的影响力仍旧牢固，但是网络上的影响力却大为逊色。有人说“网络是穷人的原子弹”。从第二次大战时期至今，原子弹造成传统战略思维的大改变，如今二十一世纪，网络媒体主导了沟通与传播的话语权战争，在占中事件的新闻传递上大放异彩。
真是旁观者清。台湾的学生如此尖锐地、敏感地发现了香港特区政府在网络媒体中失落了话语权，但是，有关各方却麻木不仁，不予重视，更不会着力去改正、去管控。在2019年下半年的“反修例”期间，任何人穿上黄马褂，就可以变成记者，很多人在现场做的并不是记者的工作，即使有新闻有图片，也是以反政府为目的，而反对派不仅死死抓住网络媒体的话语权，还全力以赴去抓国际话语权，最终导致了香港特区政府处在百口莫辩的极度尴尬地位，造成了失去话语权之后更加大的乱局，有专家批评说：一向以来，特区政府对舆论引导都是放任不管的态度。有人说香港的言论实在太自由，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完全不考虑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向。特区政府在斗争中不断失却话语权。
2，香港问题的话语权长期失落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通过大数据的观察分析，我们清楚地瞭解，不仅是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方面，香港问题的话语权都不在特区政府方面，也不在建制支持者方面。特区政府出现了话语贫乏症，几乎把《基本法》念成了《圣经》，但是任何主张及政策一旦出台就被丑化、被污名化，只能吃哑巴亏。从中评社掌握的大数据来看，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上，超过60%的用户一度站在了建制的对立面，形成了建制在舆论场陷入了“舆论黑洞”的危机。话语权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失落话语权的后果就是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乱流，甚至是泥石流。
4，中评社要发挥创建相对优势话语权的新思维。当前香港话语权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尚未形成一个有机协调、高效运转的系统，议题设置能力不强，话语传播模式创新性不够，特别是不懂得网络话语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重要影响。中评社是智库媒体，需要有更好的创新的思维，在今后的话语权构建中发挥作用。中评社需要更懂得设计好话语议题，在重大问题上抢占话语先机，早谋划、早预断、早发声、早造势，先声夺人、先入为主，以增强话语的主动权。要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过程中，构建中评社自己的相对优势话语体系。
五、中评社维护港台关系发展的基本思维
自香港于1997年回归之后，就诞生了特殊的港台关系。23年来，以《中国评论》月刊为起点，中评社自觉地担任了港台关系的参与者、维护者、推动者的责任与角色。这一方面的自觉性，我们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超过了香港的任何媒体。中评社维护港台关系发展的基本思维主要内涵如下：
1，核心思维：深刻认知港台关系是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1995年发表有关《香港涉台问题基本原则与政策》，简称“钱七条”。中央确定的这些原则和政策，主要精神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处理香港、澳门涉台事务的指导思想。香港、澳门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二点，继续保持和发展港台、澳台民间交流交往关系，是处理香港、澳门回归后涉台事务的基本精神。其要点是：港澳回归后，港台、澳台原有的各种民间交流交往关系，包括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基本不变；鼓励、欢迎台湾居民和台湾各类资本到香港、澳门从事投资、贸易和其他工商活动，依法保护其正当权益；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之间的海、空航运交通予以保护，按“地区特殊航线”管理，依双向互惠原则进行；台湾居民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进出港澳，或在当地就学、就业、定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类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在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与台湾地区的有关民间团体和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第三点，妥善处理香港、澳门回归后台湾在当地机构和人员的问题，是处理港澳涉台事务的重要内容。
当年台湾方面认识到港澳回归已成定局之后，为了保留、扩大其在港澳的利益和影响，制定了“决不从港澳撤退”的总方针，加速“港澳关系条例”的立法，实际上已承认了必须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务实地面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与运行。因为当时台湾方面具有这样的务实态度，得到了大陆方面的理解与谅解，台湾在香港、澳门的重大利益才得以保留，台湾与港澳关系新的发展才得以开篇。
香港回归之后，港台关系就成了两岸关系中的特殊组成部分。
2，原则思维：中评社是立足香港的新闻媒体，需言行合一、坚定维护与促进港台关系的正向发展。23年来，中评社不仅仅在新闻报道上为港台关系服务，在社会实践方面也积极发挥作用，包括努力搭建港台新闻媒体的沟通桥梁，比如经常邀请台湾主流媒体组团来香港访问，也组织香港媒体人访问台湾。又比如每年举办港台影响力论坛，邀请台湾重要的政治人物来香港演讲，与会者以各个媒体及智库、社团的负责人为主。中评社曾经花费100多万元港币，通过开辟专门的新闻网《南台湾·垦丁之美》以及记者采访、举办论坛等方式，向港澳受众推介垦丁地方旅游风光，最开始一年只有10来万港澳游客，后来到了高峰期，一年有百万游客，这成果主要来自垦丁业者的努力，但是中评社参与其中，分享了成功的喜悦。新闻报道与交流工作并举，有利促进港台关系密切化，这是中评社的“垦丁实践”的体会与收获。
2013年10月25日，民进党籍的台湾屏东县县长曹启鸿受邀作为演讲嘉宾参加由中评社与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港台影响力论坛演讲餐会”。演讲结束后，曹启鸿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表示此次活动令他非常感动，他说，“这是屏东第一次接受一家媒体这么用心和真心的帮助，而不是走个形式，也更感觉不到任何商业的性质。”曹启鸿说，中评社与我们观光业者建立起一家亲的感情，为屏东的观光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表示，非常感谢中评社所做的一系列安排，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精细的思考与安排，令人刮目相看。曹启鸿认为，“中评社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媒体，广结善缘。中评社的报道十分平实，不加任何色彩，让我感受到中评社无形中累积起来的公正的权威性。这样也会很自然地让我们拉近香港与屏东两地的关系，屏东也很乐意成为香港的后花园。”感谢曹启鸿先生当年的勉励，至今为止，与屏东、垦丁乃至整个南台湾民众广结善缘，建立港台一家亲的感情，在港台关系中做一个非常正派的媒体，依然是中评社坚守的原则立场。
3，稳定思维：港台关系遇到难关的时刻，中评社要勇于发声，要为港台关系摆脱困境献计献策。23年来，港台关系的发展常常受制于两岸关系的形势变化，也会面对困难挫折，因而中评社经常会组织港台两地的专家学者座谈，提出应对之策。2020年5月中央确定要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台湾方面采取了敌对措施，港台关系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中，为此，中评社通过专家论坛发声，不断提出继续维护港台关系稳定的要求。
我曾在一个相关论坛上说：大陆方面决定制定“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台湾方面一度声称拟予抵制，甚至不惜要修改“港澳条例”。作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港台关系何去何从现在成为了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必须解决的重大的危机。事实上，当年“钱七条”的第七条，已经明确要求台湾方面不要企图在港台关系、澳台关系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当局任何旨在插手港澳事务、干扰港澳贯彻实施“一国两制”、破坏港澳繁荣稳定的图谋和行动。这是大陆的政策底线，事实说明，台湾方面是注意了的，是认可了的，港台交往之所以能够形成机制化、制度化，说明台湾方面过去的态度是端正的。
我还说：据瞭解，“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不是要替代大陆方面的政策，更不是要放弃“一国两制”，只不过是因应香港局势变化，把政策化完善为法制化而已，以巩固一国，以稳定两制。2009年3月3日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生效，至今为止对澳台关系有什么实质影响吗？应该没有。同样的，如果台湾方面无意插手香港事务，又何须对国安立法恐惧不安，又何须大动莫名肝火呢？香港回归23年来，港台关系时有摩擦，但是没有发生重大的危机。这与台湾历届政府客观、理性看待港台关系，从自身最大利益来对待港台关系，是有必然联系的。这一届的台湾政府，对自身重大的利益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吧？历史证明，港台关系符合两地民众的利益，也符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我们相信，“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设立是为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不会被破坏，绝非是放弃“一国两制”转而实施“一国一制”，大陆必然会信守承诺，这不用多久时间就可以得到证实。
我认为：现在最令港台有识之士担忧的，不是国安立法问题，而是台湾方面错判形势，唯美国政客马首是瞻，放弃对维护港台关系的承诺，插手香港问题，支持“港独”，配合颠覆势力。如果这样，原本支撑港台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必然荡然无存，两岸直接对决的危机会比意料中的更早来到。要用主次矛盾关系来看港台关系和两岸关系，长期以来，两岸关系是主要矛盾，港台关系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解决得好，就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港台关系上升为主要矛盾，一点点回旋空间都没有了，那么两岸关系就是彻底被破坏殆尽了。
上面所引述的话，其实就是中评社维护港台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底线的坚持。作为长期致力推动港台关系健康发展的中评社，不愿意看到各界有识之士细心呵护的港台关系毁于一旦，在关键时刻当然要发声，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的方式来凝聚港台民众的共识，共同维护港台关系。
注释：
①《“一国两制”：国家治理体系伟大创举》来源：求是网2020年1月10日作者：齐鹏飞，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②《大数据新闻生产的实践与反思》，2016年11月12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周勇、赵璇。
③《香港占中事件的媒体报导文本分析》2014年12月11日来源：跨阅志网站作者：赵祥亨（逆思LET's News独立媒体记者、政治大学外交所硕士生）、张道宜（逆思LET's News记者/政治大学外交所硕士生），特约编辑赵祥亨（逆思LET's News独立媒体负责人、政治大学外交所硕士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2月号，总第278期）
中评社╱题：中评社的“一国两制”大局思维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中国评论通讯社是立足于香港的智库媒体，主要生存发展在“一国两制”的社会当中。在港言港，中评社当然就要研究“一国两制”，而且必须具备“一国两制”大局思维，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香港主流媒体的责任。总结而言，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中评社关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大局思维形成了两种思维的组合，一是以辩证思维来指导“一国两制”的新闻传播，二是以大数据思维来推动“一国两制”的新闻传播。
一、中评社“一国两制”大局思维中的辩证思维
与很多香港的本地新闻媒体的认识不同，在1997年筹办《中国评论》月刊之时，我们就开始研究“一国两制”的辩证关系，并获得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是本与末、源与流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后来明确的一国是本、两制是枝、本固才能枝荣的关系。“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求一国之大同”和“存两制之大异”均不可偏废。因此，23年来中评社的所有新闻舆论及新闻报道没有在“一国两制”道路上出现迷路现象，中评社所有涉及香港问题、“一国两制”实践问题的观点文章，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此外，中评社涉及香港问题的新闻及评论文章，离不开辩证思维，其中的三种思维，已经成为中评社“一国两制”大局思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指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通过这种思维能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其中包括差异性创新思维、探索式创新思维等等。我们认为，“一国两制”是新的社会实践，“一国两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思想的成就，甚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赞叹说:“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邓小平曾说：“我们不能都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习近平也肯定地说：“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由此可以知道，没有创新思维，就不会有“一国两制”的伟大创新构想。
这就充分说明，在香港新闻报道工作中，中评社必须以创新思维来作指导。其一，因为“一国两制”是伟大创举，如果还是用传统思维、旧思维来审视香港的发展变化过程就会有思维误区，就可能会在新闻舆论上拖后腿，乃至发生干扰“一国两制”创新实践的问题。其二，在“一国两制”构想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落实，如何落实也需要充满创新思维的运用，否则就是空谈。如在2019年2月由中央制定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国家战略，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推动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这反映了国家改革开放永远不停步的决心。第二就是从香港的角度来讲，丰富“一国两制”的内容和实践。这是给香港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也可以通过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这就是落实、丰富“一国两制”的新思维。据此理解，中评社必须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这与一些抱持怀疑态度、敌对立场的香港媒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2，问题导向思维：问题导向思维是指基于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思考解决问题的认知加工过程。我们认为，“一国两制”是新事物，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认为香港在回归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未免太过于天真。所以，如何坚持问题导向，正视问题，找准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意见与建议，也是中评社应该有的媒体责任。23年来，中评社通过评论文章、专家论坛、大数据报告、数据新闻等形式，不断为香港找问题，更重要的是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举例而言，2003年我们把已经举办过的15场思想者论坛、30多万字结集为《香港前途的冷静思考》一书，在香港回归6年来的“一国两制”实践中找出了系列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困境、合作难题等等。如在“香港政治危机的思考”一章中指出：公务员与内地的疏离感大、香港政府决策被架空、仅仅靠资产阶级治港是错误、政治生态正在摧残“一国两制”。现在重读18年前的问题分析，仍然感觉触目惊心，中评社当时的判断与与香港后来的发展变化高度吻合。事实上是，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并且不断积累，终于爆发，几乎不可收拾。但无论如何，中评社的问题导向思维确保了自己的新闻思维的正确性，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为例，这就是典型的问题导向思维的成果。2019年香港发生了“反修例”运动，面对肆无忌惮的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香港相当大的民意期待解放军驻港部队出来镇暴。但是中央方面从社会运动变质的问题，看清楚了西方及反对派企图藉此颠覆政权的真实目的，最后采取了兵不血刃的法律行动，一举压制了猖獗的分离势力。如果不是以问题导向思维来思考香港问题，就会被激怒，从而做出对香港大多数市民最为不利的硬动作来。可以说，如果当时出动了军队，就有可能彻底毁掉“一国两制”。现在运用法律手段，则使香港的“一国两制”继续得以最健康的落实运作，确保50年不变。在整个过程中，中评社从大局出发，积极找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盲目悲观，也不盲目乐观，坚持实事求是，为香港最大的安全稳定需求提供客观公正的意见与建议，做出了独特的而且无愧于心的积极贡献。这个宝贵的经验，要记住，要传承下去。
3，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增强忧患意识，认识把握新情况新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有效防范、抵御、应对、化解各种风险。长期以来，港人治港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底线思维的缺失，比如把国家利益与香港利益对立起来，完全没有香港也要为国家安全尽责的任何想法，香港国安法23年都立不起来，导致香港的管治没有底线、香港的教育没有底线、香港的社会意识没有底线，结果就是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
内地的港澳问题专家齐鹏飞分析说：港澳回归20多年来，“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出现了“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回归20余年来，香港社会有一部分人对于“一国两制”根本宗旨之“两个基本点”，仅仅认同和接受“两制”的一面，而不认可、不接受“一国”的另一面，事实上是对“一国两制”方针，进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们中的少数极端分子甚至幻想在香港回归以后、在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范围内使“资本主义香港”与“社会主义祖国”有效隔离或分离，使香港拥有“完全的政治实体”或“半政治实体”的超然地位。从“香港价值至上论”、“香港利益至上论”一直到“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自决论”、“香港独立论”，在“反共又反华”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某些西方势力在遏制和封堵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子。①我们清楚地知道，“一国两制”的底线在哪里是各个方面都知道的，如果治港者麻木不仁，忽视了底线，那么破坏者就会得寸进尺，不断试图突破底线。有中央的把持，底线不可能被突破，但是防备不牢的话，治港者就会损失惨重。
我们看到，一直到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提出了管治香港的底线思维，才惊醒了香港各个方面。作为智库媒体，中评社在涉及各个方面的新闻报道上都格外注意运用底线思维，在香港问题上当然也有所把握。底线思维的运用使得中评社的“一国两制”大局思维多了稳重的深度思考能力，少了盲目的乐观情绪，这是需要继续筑牢的思维。
必须强调，中评社对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是予以高度肯定的，我认为要在历史的经纬坐标中正确评价香港的回归：首先，香港回归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必然回归，必然演进，必然成功。其次，香港回归是与内地逐步融合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过程，需要磨合，有问题但不会是不可克服的问题。第三，香港回归是整体经济实力获得大提升的历史机遇。中评社是支持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智库媒体，在有关新闻报道活动中，必须运用辩证思维。
二、中评社“一国两制”大局思维中的大数据思维
作为智库媒体，中评社是比较早进行大数据系统运用的，用大数据思维来推动香港问题的报道，是中评社的特长，其中四种公认的大数据思维，让中评社受益匪浅，这就是张义祯专家2015年1月26日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大数据带来的四种思维》中所提及的。
1，总体思维：总体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收集、存储、分析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动态地获得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因诸多限制不得不采用样本研究方法，相应地，思维方式也应该从样本思维转向总体思维，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立体、系统地认识总体状况。中评社自行开发的大数据系统，能够全面地、合法地采集香港社交媒体的真实数据，有利全面掌握香港社会民意的变化趋势。很多问题，用过去的惯性思维来看的话，会得出与大数据总体思维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时候，中评社更多向大数据总体思维倾斜，就能够有效回避结论偏颇的尴尬。《孙子·谋攻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当代，大数据的总体思维就是能够让自己真正地知己知彼的思维方式，没有总体思维，就会沉浸在同温层而不自知，所做的判断、结论，甚至所表达的新闻观点，都可能会离题千里，脱离实际，不知所以。
2，容错思维：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要从精确思维转向容错思维，当拥有海量即时数据时，绝对的精准不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容许一定程度的错误与混杂，反而可以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知识和洞察力。中评社通过大数据系统，充分收集在传统的社会调研中忽略的舆情数据等等，并积极总结分析政治大趋势，因而很多分析的提前率、准确率远远走在其它新闻媒体甚至专门智库的前面。
中评社的实践体会是，容错思维是更好的包容思维，如果对于香港的各种“一国两制”实践活动都以先入为主的所谓精确判断为皈依，就有可能会让主观主义猖獗，反而看不到真实的问题。当然，容错不是唯一目的，容错与纠错是呈辩证关系的。有容错的思维，才会有纠错的能力。如何在容错的过程中纠错，是中评社长期关注的重点。
3，相关思维：大数据的出现在某些方面让人们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转而关注相关关系，人们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用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必非得知道事物或现象背后的复杂深层原因，而只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获知是什么就意义非凡，这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新颖且有价值的观点、信息和知识。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时代，研究“一国两制”的思维方式要从因果思维转向相关思维，努力颠覆传统思维模式和固有偏见，才能更好地分享大数据带来的深刻洞见。
中评社在通过大数据分析香港问题的时候，深受相关思维的助益，发现了很多传统智库或媒体无法发现的问题。比如在2019年香港问题爆发之后，港台之间的势力活动加剧，于是乎，是“台独”影响了“港独”，还是“港独”助力了“台独”，成了智库研究的热门问题，如果只用因果思维，那就会说不清楚，但是用相关思维来看待、并辅之于因果思维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中评社作为智库媒体，长期使用相关思维来指导智库研究工作，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