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专访:徐弃郁谈中美关系发展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弃郁(中评社 李娜摄)

  中评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李娜)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弃郁参加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期间就中美关系发展接受中评社记者访问。他表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从风格上、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风格上说,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大大增加。从内容上看,一是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对盟友体系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从长时段来看,二战以后美国那种“开明的自私自利”模式已经结束,只剩下“自私自利”。

  徐弃郁认为,中美关系很可能正处于一个较长的拉锯时期,主要比拼的是耐力和耐心。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讲,中美关系也不会无限下滑,规律性的东西会迫使两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

  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今年中美建交40年,您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徐弃郁:中美互动模式一定程度已经被打破,实际上进入一个新的互动模式形成的时期,更加动态、更加不确定。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前景中,我们仍然可以做三个比较确定的判断:

  一是很难回到以往那种“好好不到哪里去,坏坏不到哪里去”的状态。换句话说,不要期望中美关系可以回到过去。

  二是形成一种新的互动模式需要时间,中美关系很可能正处于一个较长的拉锯时期,主要比拼的是耐力和耐心。换句话说,不要期望中美之间这一轮较量会很快出结果。

  三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制约,美国同样不例外。从这一角度来说,中美关系也不会无限下滑,规律性的东西会迫使两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

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中评社 李娜摄)

  中评社:如何看待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这种对外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徐弃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从风格上、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风格上说,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大大增加。从内容上说,比较重大的变化主要包括:一是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简言之就是美国从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的立场后退,推出了不少“逆全球化”的政策,而且在全球治理的问题上全面后退。

  二是对盟友体系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对盟友“取”的一面更加明显,要求盟友分担更多防务开支。对于美国在欧洲的防务义务,特朗普的言论也被广泛解读为履行盟约的意愿下降。

  第三,从长时段来看,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标志着二战以后美国那种“开明的自私自利”模式已经结束。二战以后,时任美财政部长摩根索提出了“开明的自私自利”概念,意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可以说,“开明的自私自利”是美国战后霸权体系的核心理念。但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口号实际上已经把美国从一个超级大国的位置降到一个大国的位置,只强调美国自身的利益,不强调共同利益,所以“开明的自私自利”中的“开明”被删除了,只剩下“自私自利”。

  徐弃郁:这种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明显,除了中国发展和安全的外部压力增加这种直接的冲击以外,更重要的是,整个国际环境有可能陷入一个更加无序的状态。这种情况更加危险。一战结束到二战之间的二十年就是这样一种无序状态。

  中评社:您对美国历史特别有研究,您觉得是在哪个阶段,或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步入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格局?

  徐弃郁:这个问题说法不一。我个人认为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强劲。美国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认为中国的实力已经对美国霸权构成了挑战。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借以挑战美国的实力正是从美国主导的开放国际体系中获得的。2015年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CFR)发表报告“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观点,而且提出了和中国“脱钩”的建议。

  另外,中国在周边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系列行动被美国解读为中国的一种地缘战略,意图将美国“推出西太平洋”。这种认知也是美国对华政策一步步趋向强硬的因素。

  所以,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实际上是负面趋势不断累积的结果,而不是仅仅由于特朗普这届政府的特性。从一定意义来说,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把美国对华政策中已经积累起来的负面趋势激活了,使中美之间的矛盾更难把控,中美关系的波动更难预料。   中评社:现在美国觉得中国充满了威胁,但其实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还无法取代美国。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增长,美国会允许中国拥有一些空间么?美国人能接受中国赶超美国吗?

  徐弃郁:美国会不会允许中国拥有一些空间,根本上在于未来整个战略态势会不会迫使美国这么做,换言之美国的内外压力是否往这一方向发展。另外,这也与中国对美国的具体策略有关,总体而言我们的政策越是有弹性,越是着眼长远,美国就越是不得不接受中国赶超。

  中评社:您觉得,中美可能爆发所谓的“新冷战”吗?

  徐弃郁:研究冷战的爆发对今天肯定是很有帮助的,能够帮我们看清风险,更多地用辩证思维来看待自身的发展和大国竞争。但是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当年冷战爆发的一些特征性条件,如意识形态的尖锐对抗和竞争、地缘政治上的碰撞、两个平行市场,等等,今天与当时都有很大差别。所以不要轻言“新冷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弃郁(中评社 李娜摄)

  中评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李娜)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徐弃郁参加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期间就中美关系发展接受中评社记者访问。他表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从风格上、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风格上说,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大大增加。从内容上看,一是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对盟友体系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从长时段来看,二战以后美国那种“开明的自私自利”模式已经结束,只剩下“自私自利”。

  徐弃郁认为,中美关系很可能正处于一个较长的拉锯时期,主要比拼的是耐力和耐心。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讲,中美关系也不会无限下滑,规律性的东西会迫使两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

  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今年中美建交40年,您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徐弃郁:中美互动模式一定程度已经被打破,实际上进入一个新的互动模式形成的时期,更加动态、更加不确定。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前景中,我们仍然可以做三个比较确定的判断:

  一是很难回到以往那种“好好不到哪里去,坏坏不到哪里去”的状态。换句话说,不要期望中美关系可以回到过去。

  二是形成一种新的互动模式需要时间,中美关系很可能正处于一个较长的拉锯时期,主要比拼的是耐力和耐心。换句话说,不要期望中美之间这一轮较量会很快出结果。

  三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制约,美国同样不例外。从这一角度来说,中美关系也不会无限下滑,规律性的东西会迫使两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