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吴荣元、戚嘉林的促统情缘
中评社北京3月1日电（中评社报道组）“没有统一，台湾社会就没有出路。”
“两岸终将统一。”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分别如是说。
2018年圣诞将至的香港，天气依然温暖得如同春天。在中评青年的热烈掌声中，二位主席在中评社香港总部开启了同二十余位中评社青年记者编辑、中评智库青年研究员的对话，分享了其多年来参与统一运动的心路历程。
Part1 如何走上统一之路？
台湾问题作为内战遗留问题，从吴荣元出生那一年1949年就开始存在了，一拖便是七十年。
“两岸长期分隔对峙，由于经过去中国化教育的扭曲，现在在台湾，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不太容易，更遑论祖国认同。”吴荣元以此为引，开始同青年们分享其与统派结盟的人生历程。
生长在内战初期，于吴荣元而言既是不幸，也是幸事。据他回忆说，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为强化政权法统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特别在国民教育中宣传孙中山学说的三民主义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历史。吴荣元说，我们那一代，尽管受到高压政策的教育，却接受了完整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有一个完整的以中国意识为主体的价值体系。
在吴荣元的成长中，一直面对着“我是在台湾的中国人”以及“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统一”的问题的困扰。而且，在青少年时代，吴荣元所接触的老师很多都是1949年由大陆过台湾的人，周遭也有一些外省的同学。从他们的怀乡情愫以及真实经历中，吴荣元瞭解了很多关于“祖国”的东西。
60年代国际情势风起云涌，在世界思潮澎湃的氛围中，身在两岸对峙严峻的时局，激起了台湾时代青年探究包括国共内战的历史脉络为何；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为何国民党厉行反共政策、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何内战中，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等等历史问题的反思。怀抱理想的苦闷青年，陷在迷路中找出路，也越发想要探究在两岸对峙中被隔绝的红色祖国。
上述种种因素催促着吴荣元开始对其个人的思虑进行总结，并走上了如何让两岸民族国家再统一的道路。
无独有偶，1951年出生于台湾的戚嘉林也在1980年代萌生了从事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那时候，台湾的党外人士通过杂志的方式前赴后继地鼓吹分离主义意识。基本上每本党外人士所办的杂志都有介绍台湾历史，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意识形态。
这些党外人士在光天化日之下，歪曲台湾的历史，并利用历史的记忆激发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仇恨。不管是当时的“新闻局”还是宪警单位，甚至国防部的总政等单位，他们都很难从根源上来对此进行批驳。而戚嘉林则认识到，如果将来两岸要走向统一，必须要从台湾历史着手，要建立统一意识的台湾史观。于是，他当时就立下宏愿，要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
“那时候，内心也是很苍凉的。”忆起当年，戚嘉林做此感慨。在戒严时代，诸事都需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很可怕。基于此，他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自己心中的想法，不过他已经在心中坚定，以还原历史真相的方式，通过恢复历史上原本就是统一意识的台湾史观的方式。
最初戚嘉林建构统一史观台湾史的努力主要是为了解构“台独”史观，为下一代做准备、让下一代恢复本源的中国意识。他将这视为自己的一个志向。他也意识到，要批判人家，就必须自己读书，还要看原始的档案，也要准备第二波回应。用这种方式，戚嘉林开始研究台湾史，从历史中，他认识到，大清王朝没有对不起台湾，反而给了台湾很多优惠政策。而在“台独”史观中，凡是和清朝、国民党有关的历史都是黑暗无比的。正所谓“分离主义的根源就是制造对母国的仇恨。”
那时祖国大陆非常穷困，台湾是亚洲经济“四小龙”，经济繁盛程度远胜大陆。当时的戚嘉林完全想不到当今两岸的经济发展情形。30年后，亲眼目睹祖国的崛起，戚嘉林百感交集，并提出了三个感想：其一，历史事实上统一的台湾史观。今天岛内民进党和独派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藉歪曲的台湾史建构“台独”意识”不遗余力，可见“台独”史观”对人们的影响是何等重要。建构具有统一史观的台湾史，是统一大业中绕不开的关键因素。
其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岸关系看不到统一的影子，只是统一的信念支撑着多少个孤灯黄卷旳夜晚。戚嘉林在其撰写于1983年的《台湾历史真貌》一书序言中写道，“由于见到台湾历史不断地被人误解，我心中实很心痛。我们尤不可因不了解或误解台湾史实，而以情绪化的字眼来苛责先人、丑化先人”。“为了能让国人瞭解台湾历史真相，我努力搜集并研读有关台湾史料而写成《台湾历史真貌》一书”，到了2007年7月出版的第六版《台湾史》序言中他也写道，“回首当时毅然投入台湾历史研究之际，尽管当时是处于戒严末期的岛内，于两岸关系茫然若失，但我深信，神州必有振兴之日，不论经由何种方式，两岸必将统一。当时的心境，与《台湾总督府员警沿革志》日人所警愓带有显着民族色彩的台士一样，基于此一信念，于国族腾飞世界时刻到来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孤灯黄卷，默默钻研台湾史，涵养台史实力，以待时机。”其三，很感动于中评社社长郭伟峰在其刚出版的新著《习近平哲学思想与两岸关系论纲》中，特别有一篇〈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与习近平台湾史观〉诠释台湾历史的重要，并且指出“两岸最大的危机之一是不同历史观的对撞”“如何秉持习近平的台湾史观，重构两岸的历史认同，是至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对此，戚嘉林完全赞同，也非常高兴能够为两岸走到今天尽一点微薄之力。
Part2 波澜曲折的往昔经历
在那个时代，像吴荣元和戚嘉林这样有着祖国统一信念的人就像是“孤鸟”，很多话只能默默放在心中，无法表达。在推动祖国统一的艰难道路上，不仅有孤独、寂寞，有时可能还伴随着牢狱之灾。吴荣元于1972年就读台南成功大学时，与同学数人秘密筹组成功大学共产党，并自制五星红旗、印刷《共产党宣言》，也因此受了15年的牢狱之苦。
如今再回顾四五十年前的这段经历，吴荣元认为，具有突出意义的是，他在绿岛政治监狱跟历史有了一次直面的接触。那个年代的台湾人从小就耳闻台湾有“政治犯”，即为了社会改革、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投入了中国历史时代大变局运动的受难者。但这段历史是一段禁忌，没有人敢去讨论。而绿岛监狱里就有很多50年代因为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岛内受难的前辈和长者。在吴荣元1974年去绿岛的时候，这些前辈已经在那里呆了15年左右。
在绿岛监狱见到了这些前辈之后，吴荣元就把在教科书中读到的国共内战历史和实际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并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同时他也意识到，之所以他自己会有关于祖国统一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有历史脉络的。比其大一二十岁入狱的青年人当年都这么做，更让吴荣元对参与整个中国历史社会变革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狱中的这些老前辈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彻底的学习，有着完整的观点和理论基础，吴荣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也体会到中国历史的变革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的时代主题和不同的应对政策。
鲜少在公开场合提起自己曾被判处死刑的吴荣元面对中评青年时，十分动情地分享了他在带着镣铐、面对着死亡的时候是如何自持的。“为了让自己能够面对生命的冲击，就要有一种思想做自我武装，”吴荣元说。
当时国民党警备总部的看守所有一些介绍国民革命时代先贤先烈的书籍，所以吴荣元在那段时间学习了很多革命党先贤先烈的事迹，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谭嗣同曾提到，“中国变法不成功，是因为没有人为变法流血，如果要革新变法要成功，要流血，就从我开始”，所以写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同样给他鼓舞的还有秋瑾，秋瑾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须要有大改造、要推翻满清，所以她接受孙中山思想、参与革命，在临刑前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
想到这些，吴荣元自问道，“一个女子都这样，我自己怎么可以愁云惨雾地过日子？我问我自己，这条路是不是自己走的？如果是，那你就要乖乖的接受现实的挑战。”
这就吴荣元当时的自我定位。由于感受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脉相承，也看到了每一代人都在为国家的革新做贡献，所以他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于统一运动和祖国大陆的认识更深入，感到自己走的这条路不仅是政治正确，也是历史正确。
虽然不断地告诉自己“搞革命人怎么能胆小怕死”，但是自己回到小押房，吴荣元仍会坐立难安，这来自于年轻气盛就面对生命消失的恐惧。
那个年代流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吴荣元就以此为自己做心理建设。他问自己，“究竟怕什么？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通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他梳理了自己的心路——“统一之路是自己选的，自己敢做就敢当，而且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除了对不起家人之外，并没有错处。”那样的话，坐立难安究竟是在怕什么？通过一步步推演，吴荣元明白了，怕的是死的痛苦。“既然这样，何不把死的时间点推到最后，在开枪的时候再怕。把痛的尖锐核心问题放到最后。”
经历过死亡的切身感受，吴荣元才深刻体会到，中国历史变革的先贤先烈从容就死、慷慨赴义不容易，生命确实很可贵，要珍惜生命。但是，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历练，当被改判无期之后，吴荣元觉得自己此生就是捡回来的多余生命，之后他什么都不会计较了。
后来，吴荣元看到祖国大陆的发展，更加对其个人的志业充满信心。他表示，他所拥有的这种历史观对于现在台湾、大陆和香港的年轻世代而言很难理解，因为他们很难把现实和历史衔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谈历史，不能只谈台湾和大陆具有历史纽带的关系，也要把中国现代化走过的路也要鲜明地告诉年轻世代：今天的中国的繁荣富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代中国人的投身付出、流血流汗，才有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把这段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这样的历史脉络说清楚，现在的年轻人以为今天的繁荣和好日子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台湾社会，如果不把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艰辛历程说清楚，他们都会认为‘繁荣富强只是你家的事情，我们才不稀罕’，甚至他会说你们是‘暴发户’、‘没有文化’，”吴荣元说。
在与青年对话时，吴荣元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体会。他认为，社会主义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但毕竟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中国化才70年，今天中国的发展成果，是结合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才让这棵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树提供更宽广、更深厚的养料，所以国家提出“三个自信”后又加上了“文化自信”，这是很正确的发展高度，也就是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时代主题。那要如何抓住主题，就需要领导阶层的集体智慧要和现实结合起来。十九大把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非常重要的论断。今天中国要往哪里走，领导阶层有非常英明睿智的判断，而且大战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当年那一代领导人称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要把握发展的战略机遇，狠抓经济建设，把中国繁荣起来。
即将到来的元旦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日子，当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那一代领导人也促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地位足以告慰40年前启动改革开放的一代领导人。
伴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吴荣元认为，祖国越来越接近统一。过去岛内肃杀的氛围，让人们不敢大声说出统一的愿望，而在现在这样好的时代里，则要大声说出心中的愿望。在每年秋祭的时候，他都要求设立一个人民英雄的纪念碑。他认为，当年在台湾牺牲的白色恐怖受难者跟中国一百年来为民族解放斗争而牺牲的先贤先烈都是一样的无名英雄。“在祖国要树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台湾也要树立。人民英雄的纪念要有模有样，不管财政怎么困窘，也要把这个碑树立起来。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历史传承下去，让台湾社会知道，在中国台湾有这段历史，也有内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幸存者。如果‘台独’要扭曲历史，我们还有见证者。两岸关系突出内战，因为内战可以表明两岸同属一家。毕竟本来就同属一个中国。”
作为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团体的召集人，吴荣元认为这个团体的实践实则让“两岸同属一中”作为历史的注脚和见证。在岛内推动统一运动确实是逆流而行，比较艰苦，因为台湾岛内的主流意识是“反共拒统”。“有时风大到站不起来，”吴荣元感慨道，但是老前辈坚持理念信念，再苦都要撑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十字架。“台湾问题有国际背景，如果在台湾的中国人不站起来，如何跟国际交代、祖国大陆如何向世界说明我们的统一有正当性、合法性。我们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牺牲，把统一的声音高调唱出来！”
“忘记了历史怎么给国家、子孙以民族的凝聚力？”吴荣元认为，中国将9月30日设立为国家英烈纪念日，这很重要。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些先贤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走出来的。关于民族苦难的共同记忆，国家发展起来之后不能忘却，更不能忘记国家最艰苦的时候英勇献身的同胞。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保障自己，也要想办法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这是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所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感到非常光荣。”
对于吴荣元这段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戚嘉林表示非常敬佩。因为研究台湾史的关系，戚嘉林本人看过大量出版的“台独”回忆录，看之方感悲凉。而台湾互助协会中的政治受难者在受到迫害之后仍能坚持统一理想，支持并认同祖国，参加统一运动，这不得不令人钦佩。
虽然戚嘉林自谦道“没有像吴主席那样有惊涛海浪的生命历程、经历过殊死搏斗”，但曾长期于台湾外事部门任职也对给他带来了相当多的收获和感悟。在外事部门工作，可以瞭解政府间纵向、横向的关系，这对于其日后推进实务上的统一工作甚有助益。在外事部门工作的戚嘉林见了太多非洲小国在两岸之间互相“争取”援助。由于两岸都在争取“政治正当性”并追求“谁代表合法的中国”，因此，很多非洲国家以此为要胁，讨要援助。看多了这样的事情，戚嘉林很坚定，“我们将来一定要统一。”
而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给戚嘉林带来的重要影响则是“一切都要公开化、合法化”。戚嘉林所着的台湾史已经出到已经出版到第十版，其中1998年8月版有全书完整的详细注解，这些注解则是为了保留原始引用的出处，以昭信史，以对应“台独”的“挑衅”。
Part3 如何奋斗在统一道路上
吴荣元于2007年开始接任劳动党主席，至今已经有11年的时间。尽管两岸之间每天都有很精彩的事情发生，但是于他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台湾的两次政党轮替。
1979年，台湾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此事过后，民主化运动成为了台湾社会发展的主题。而吴荣元也见证了台湾历史上的这种民主化转型。台湾之所以选择从戒严体制转而走向开放，则是因为1971年北京政府获得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代表地位，国民党的政权由此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国民党政权为了坚持反共拒统的的政策立场，必须在台湾落地生根，要在台湾本土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要跟台湾的广大本省人口融合在一起，必须要开放、要民主化。从1979到2000年陈水扁执政20年期间，先天在本土化、民主化占尽绝对优势的民进党，通过所谓选举的民主内战，逐渐壮大，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的局面。而2000年陈水扁执政则成为了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因为从1949年到2000年都是国民党在执政，到2000年台湾政权轮替到了民进党一方。虽然这是民主化体制下发展的历史必然，但这对台湾社会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因此也令吴荣元至今印象深刻。
2000年到2008年则又是一个转折。陈水扁执政八年之后，马英九于2008年执政，实现了台湾社会的第二次政党轮替。吴荣元认为，2008年的这一次政党再轮替于台湾而言是一种很深刻的体会。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1996年李登辉执政开始，一直在台湾推行了将近15年到20年的“去中国化”，造成整个台湾社会一种结构性、族群性对抗的撕裂伤害。台湾在大陆成长最重要的阶段，因为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和陈水扁的“积极管理”，两岸关系发展的机遇被阻挡，让台湾丧失了90年代本该和大陆结合发展的机遇。2008年马英九刚就任的时候，就急着将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再整合。过去十几年，台湾不要大陆市场，韩国要，韩国从亚洲金融风暴沦落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负债国，经过15年的时间就超过台湾。马英九深知，不马上恢复两岸关系为台湾经济找出路，台湾会越来越沉沦。忆起当时情景，吴荣元坦陈，“当时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两岸关系的大转折，马英九当时5月20日就任，7月就恢复两岸协商，马上签订几个协议，隔年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就签订，这给台湾带来了经济生机，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动力。”
两次政党轮替，一次是台湾社会民主化的里程碑，一次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这不仅令吴荣元印象深刻，也为戚嘉林创办《祖国文摘》杂志（《祖国文摘》杂志现在己更名为《祖国》杂志）奠定了社会基础。
2010年，戚嘉林创办了《祖国文摘》杂志。时隔近九年，再谈及其创办杂志的初衷，戚嘉林说，之所以将杂志命名为“祖国”，是因为我认为两岸融合统一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恢复台湾同胞的“祖国认同”。试问如果中国是祖国，天下哪有地方政府向祖国要求所谓“参与国际空间的权利”？如果中国是祖国，则天下那有买武器枪口对准祖国母亲的呢？如果中国是祖国母亲，天下那有向母亲要求“对等与尊严”？ 在祖国的呵护下，何来所谓的台湾遭歧视及弱势者生存权利的问题？此外，当台湾人民视中国为祖国时，其衍生意涵，就是李、扁执政教化台湾要与中国“对等”“有尊严”的等等论述，均不攻自破。所以，“祖国认同”具有夺取统独道德制高点的重要意义。而也正因为此，他才要提出“台胞认同祖国化”的想法。
但是他坦陈，今天“祖国意识”在台湾消失了。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府在台湾仍使用“祖国”二字。但是国府败迁台湾后，政治氛围改变，国府的“中华民国”居然视“祖国”二字是政治禁忌，故“祖国”二字在台湾已经悄然消失整整60年。及后李、扁执政，吕秀莲甚至多次要扬言，要台湾人以台湾为“祖国”。
如何突破此一“祖国意识”不利情势？戚嘉林认为，首先要解构“分离认同法制化”，也就是去除“中华民国”法律”对台湾同胞认同中国所产生的心理威慑障碍。因为“中华民国”法律”的存在及其有效运作，独派可藉政治力量曲解“中华民国”法律”而泡制政治迫害；至于传承日据时期台湾先贤的“祖国认同”情怀，其意蕴涵等同对中国国族的认同，但那是认同的历史感性范畴，避开“中华民国”法律的迫害。为此，戚嘉林突破重重障碍，在台出版《祖国文摘》杂志，并在“诚品”（24小时书店）、“金石堂”等全岛连锁主流书店上市。
因此，《祖国文摘》的出版，首先是使“祖国”二字60年来首次在台湾社会出现，在台湾神形俱现，也就是将抽象的“祖国”二字，化为具体可看见可触及大大的“祖国”二字，也就是等同透过市场化的运作，如同广告般的宣传了“祖国”二字。
《祖国文摘》出版迄今已是第九年，九年来多少读者在书店、在图书馆、在许多场合阅及《祖国文摘》，静静的看，广大的读者当然知道本刊“祖国”所指意涵。戚嘉林说，我们反向思考，众所周知，在台湾，“独派”是有多慓悍，但九年来无人挑战。“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等同默认。”因为，《祖国文摘》旨趣是立足于传承日据时期台湾先贤视中国为祖国的情怀，是藉时事评论和柔性历史记忆，唤起台湾同胞两岸同属一国的祖国意识，是感性国族认同与传承的扩散。
Part4 统一大道上的绊脚石
《祖国文摘》的成功并不能掩盖“统一在台湾并非是主流声音”这一事实。在岛内主张和推动两岸统一的运动过程当中，困难必不可少。
对于戚嘉林而言，最大的困难恐怕是“统一”遭到妖魔化后所形成的意识型态上的阻力。台湾在历经两蒋时代四十年的冷战反共宣传，将大陆妖魔化，“统一”不但是政治不正确，在戒严年代是思想有问题，甚至必需付出坐牢的代价。在李登辉时代，则是打着“国家统一纲领”的旗帜反统一；2008年5月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则强调“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柔性否定“统一”。陈水扁则是公然以“平等”为由拒统，称“平等就是平等，不应有某人是中央，而另一人是地方；一位是主人，他人是佣人”，全盘否定统一；故不论是柔性否定或是刚性否定“统一”，尤其是李、扁甚至异口同声抨击接受“统一”就是出卖台湾，向中共投降。因此，70年来，历届领导人是如此的否定“统一”，这使“统一”成了政治上的禁忌。
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戚嘉林说，岛内蓝营群众不乏强烈认同“中华民国”者，他们虽然也支持统一，但受制于“中华民国”治下之思维，难有坚定的统一信念，每遇“台独”抨击卖台／投降，就未能理直气壮回应。因为，大家出生成长的经验都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下，至于菁英，尤其是将军、大使、富商等其一生荣华与“中华民国”政体难以割舍，更何况“台独”又将中国传统忠义的“投降”观念与“统一”相连结。其影响所及，一则有时自己都跨越不出“中华民国”政体的心理障碍，遑论公开坚定主张统一的理念。因此，在统一的过程中，如何巩固深蓝之统一信念，召唤浅篮支持统一，其首要之务尤是恢复其视中国为祖国之认同，突破台湾同胞未能视中国为祖国的心理枷锁。而这亦是台湾统派的历史性任务之一。
无可讳言，乍听之下，不乏民众受“独派”“卖台投降”等歪理影响，因为在中国人忠教节义的道德下，“投降”是不体面的。对此，戚嘉林则表示，我们不但要据理驳斥，还要提出积极细腻的论述。事实上，大清对明郑降清完成统一，用词用字就很经典细腻，文献上称明郑成功孙郑克塽是“纳土输诚”。
因此，戚嘉林建议“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论述，同步平行诠释以“参与国家治理”批驳并取代“卖台／投降”的概念，前者是经济参与的概念，后者是政治参与的概念。“我们需与时俱进的指出，大清200年、民国和中共建政70年，我台湾同胞都有参与国家治理，尤其是台湾同胞还参加对日抗战呢！其中尤其是后者，例如上世纪台湾人蔡啸，就二次出任空军官校校长官拜大校，苏新曾出任“外交部”日本科科长，今天苏辉还位列国家领导人的台盟主席等，故两岸统一是我们台湾同胞恢复参与国家治理，那是我们台湾同胞的光荣，也是我们台湾同胞的权利。”
此外，戚嘉林还提出了“天命观”的论述。他认为，如同孙中山所讲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事实上（中华民国）国府之于中共，就如同秦之于汉、隋之于唐，国民党结束了军阀混乱，就像秦、隋结束了天下混乱局面，为汉朝、唐朝兴盛开创了兴盛的局面，都完成了阶段性历史任务。“中华民国”四个字也是为中共建政、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复兴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任务。“我们也要有一套结合历史和现实的论述，以此驳斥‘台独’论述。要争取主动出击。”
即使统一之路上困难重重，统派的诸多人士也仍未放弃。正如吴荣元所言，“统一的路越走越宽”。随着祖国大陆的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已经无法逆转，“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大局”也十分明确。
吴荣元特别指出，此次“九合一”选举中的韩流现象就说明大陆因素对台湾的重要性。即便民进党破坏两岸交流，但要求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势是挡不了的。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在当前的台湾，民进党还有39%的基本盘，统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这样的局势下应如何看待统一运动？
两岸统独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推动台独运动的就是由近30年打着民主本土旗号、主导台湾社会变革的民进党。不过，201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后，因两岸交流完全停滞对台湾民生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大陆因素反而成为社会大众有感的现实因素。由于2008年到2016年的八年间，两岸紧密的合作已使两岸结成密不可分、利害与共的经贸关系，经济是民生的重心，民进党即使在岛内掌握完全执政的优势，但经济上去中国化是自断生路，民生经济搞不好，就过不了民意这关。去年九合一选局，就是最好的明证。从两岸关系全局的实力对比来看，大陆明显拥有战略主动的地位、具有遏制台独的绝对优势，统一运动的进程，终将通过台独执政的偶然走向统一的必然，可以说两岸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由分离向统合转化过渡，统一必将成为推动台湾社会发展的主题，成为台湾的新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对台政策，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跟民族复兴结合起来。实现民族复兴分成两阶段，到2035年是实现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2049年则是建成富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规划，这样的规划有其物质基础，不是空口说白话。那么整个台湾岛内的统一运动就应依托这个大局，顺着这个大势。基于此，吴荣元认为，未来两岸通过和平发展，创造和平统一的条件，来完成最后的统一进程，是指日可待的，而非以前茫茫然、没有非常明确的阶段性指标。
吴荣元说，统一运动对于统派来讲就是理直气壮，因为“两岸同属一中”有历史纽带和法理根据，哪怕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来看都有立足点。最重要的，还有“九二共识”。
谈到“九二共识”，吴荣元认为具有两岸同属一中内涵的“九二共识”是两岸长期分隔对峙后，通过对等协商达成的，具有互相约束的共识，是重建两岸政治互信、推动两岸交流、建立两岸事务性协商机制的政治基础。体现的是相互尊重的协商精神，更体现了只要是一家人，什么事都可以谈的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蔡当选后，坚持拒绝九二共识，反称将以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处理两岸事务，固然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有立基两岸同属一中的法理定位，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只是台湾民国政府片面依循的法律体制。然而，中华民国体制在中国历史的传承或参与联合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均已不复存在。众所皆知，台独有借中华民国的壳，搞渐进式台独的阴谋。不承认九二共识，反打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旗，正是为了反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蔡英文的台独本质由此曝露无遗。
尽管统一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却是光明的。展望未来，统派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可以扮演何种角色，吴荣元和戚嘉林分别做出了期许。
吴荣元表示，台湾的统派在两岸的大局与大势发展中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台湾的统派要依托大局、把握大势，让岛内结合大陆的对台政策迈入“融合发展”的时代，让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可以和台湾社会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他指出，近二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主题是“和平发展”，也因此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和平发展”时代的青年世代。这样的青年世代是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连接纽带和动力。当前大陆对台政策已经到了面的阶段，融合发展是其生动体现，特别是适合当前台湾社会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政策能有着落，让台湾的青年世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往有机会的地方去。由于地缘关系、文化关系，台湾青年自然会选择往西走。
吴荣元希望，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趋势逐步形成的过程中，统派可以把握这样的时代趋势，在岛内通过各种全方位的运动整合，促成一个有主体力量的统一运动的群众路线，让统一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新价值。“没有统一，台湾社会就没有出路，”要让统一成为台湾社会的新的意识流，其汇聚的力量就可以让“台独”自然瓦解。当年的314太阳花学运就是过去的“反中”“台独”意识流形成的一股社会行动力，因为其没有客观性、发展性以及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就如过眼云烟。而统一运动、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势让台湾看到的是客观存在、有利的前景。只要我们把握好，它会成为一个时代运动的主体力量。
他指出，如劳动党，其核心理念是“带领台湾的中下层、上班族，一起投入反独促统的时代性运动”。在反独促统的时代性运动中，中下阶层可以发挥比较好的作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台湾社会新生的时代运动，替台湾社会的发展找出路、做出贡献、并在台湾社会取得有利的发言权。在这样的时代性运动中，哪个族群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么在台湾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就可以取得比较有利的主导地位。这是历史给台湾社会改革的重要契机，要把两岸关系与台湾社会的改革结合起来，台湾社会的改革离不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和平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