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编译：韩美同盟的未来充满挑战
中评社首尔6月17日电（记者 崔银珍编译）REAIM全球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尹炳世日前在韩国《中央日报》专栏上发文，称韩美同盟正面临多重难题，新政府应在初期稳妥应对，尤其是在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韩国的区域安全角色以及美中关系中的立场问题上，应从过去的冲突案例中汲取智慧。文章编译如下：
李在明总统将于15日至17日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此次会议意义重大。这次会议是新政府承诺推进“G7＋”进程的重要契机，充当关键的桥梁角色。此外，若能顺利参加本月底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他的国际舞台首次亮相将圆满完成。同时，这也有助于今秋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的成功召开。
更重要的是，曾对G7和北约持批判态度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出席此次G7峰会，因此韩美、韩日及韩美日三方首脑会议将能够在更大的框架内讨论当前议题。并且，这也是各国领导人建立个人信任关系的良机，同时将获得更为从容应对包括关税问题在内的外交、安全和经济议题的机会。
当前正处于复合危机，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使得积累了80年的国际秩序开始动摇，进入剧烈动荡时期。这一影响不仅限于新政府的五年任期，更对韩国的生存与繁荣构成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韩美同盟性质及其作用范围变化的趋势，并在韩美之间实现国家利益的协调，成为新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相较于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全球军事部署重审（GPR）所引发的联盟摩擦，当时（韩国的）政府所经历的困境，此次的风险因素在强度、范围及速度方面更为严峻，遍布各个层面。
美国将朝鲜威胁置于次要位置
特朗普第二任期将中国视为唯一的核心威胁（sole pacing threat）。美国已将战略重点转向军事上遏制并拒绝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因此朝鲜威胁的优先级正在下降。美国国防部的暂定国防战略指南，以及上个月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亚洲安保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中的直言不讳的讲话，正式确认了美国战略重心已转向对中国的遏制。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调整对盟友和伙伴国的重视程度。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应对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威胁，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政府已表态加入这一战略方向（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SQUAD”）。如今，美国正不断向韩国释放强烈的信号。
新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大方面。第一，关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运用问题，需要不同于卢武铉政府初期的协调方式，以避免因韩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引发摩擦。第二，韩国的区域安全角色，其具体范围和性质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台湾问题，随着朝鲜核威胁与台湾危机的关联性增强，可能导致盟友威慑力削弱，并使韩国被卷入其中，新政府如何应对这一局势至关重要。
第一，关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运用问题，如果韩美之间未能达成一致，驻韩美军的部署调整或裁减、战时作战指挥权提前移交、驻韩及驻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职能变化、防卫费分担的规模与性质调整，以及韩国国防预算的大幅增加等问题，都可能成为李在明政府在整个任期内面临的挑战。2003年，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问题被提出，并在2006年1月韩美外交部长达成协议之前，经历了一系列摩擦，如驻韩美军一个旅的派遣至伊拉克、韩国军队的额外伊拉克派遣、驻韩美军减少1.25万人、战时作战指挥权提前移交等问题。2006年协议通过附加条款明确表示，美国尊重韩国的立场，即韩国不会在未经过韩国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卷入东北亚地区的冲突，从而暂时避免了韩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牵连。而如今， 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灵活性立场是，在驻韩美军的轮换部署问题之外，另行考虑在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必要时赋予驻军作为军事出发基地的角色。如果韩国要求进行事前协商，美国可能会依据其“灵活性（agility）”优先的战略，将相关兵力重新部署至邻近国家。这种情况下，最终可能导致美军地面部队进一步撤离韩国。
政权初期应慎重起步
其次，关于韩国的区域安全角色，亟需进行战略判断，以确定其军事角色的具体程度和方式。这是因为，包括西海在内的朝鲜半岛及周边海域、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的军事活动可能彼此关联。随着2021年和2022年韩美首脑联合声明以及2023年戴维营韩美日联合声明的发布，韩国在区域安全角色上的立场已得到显着强化。特朗普政府将关注韩国新政府是否会延续这一趋势。
第三个挑战在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将中国从挑战者定义为威胁，甚至进一步定位为敌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试图将韩国所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中国，正式归类为盟友层面的威胁，而韩国在这一局势下的立场将至关重要。
在布什政府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卢武铉政府初期，韩美军方因在“是否将中国定义为威胁”问题上存在分歧，最终放弃了联合威胁评估。如今，赫格塞思在香格里拉会议上的演讲，将台湾问题置于重点，并较布什政府全球军事部署重审（GPR）时期更加强硬地要求盟友表态。
特别是在美国尚未明确表态是否继续维持韩美核咨询小组（NCG）情况下，若美国将台湾危机视为首要事项，可能导致对朝鲜核威胁的延伸威慑减弱，甚至引发安全真空。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的适用范围及启动条件的解读问题。上个月，驻韩美军以及美国主要安全官员大规模参与的“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台湾及韩半岛同步（核）战争演习的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担忧。
卢武铉政府与布什政府、文在寅政府与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均因早期的同盟议题，在整个任期内维持紧张关系。而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已经因单边主义政策，与盟友及伙伴国发生摩擦。对华战略的设计者、前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四年前出版的著作《拒绝战略（Strategy of Denial）》中提到：“美国的防线必须明确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但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被纳入其中，并不那么显然。” 在更加严峻的安全环境下，新政府应当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即开始建立信任，逐步强化韩国作为美国不可或缺盟友的认知。
中评社首尔6月17日电（记者 崔银珍编译）REAIM全球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尹炳世日前在韩国《中央日报》专栏上发文，称韩美同盟正面临多重难题，新政府应在初期稳妥应对，尤其是在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韩国的区域安全角色以及美中关系中的立场问题上，应从过去的冲突案例中汲取智慧。文章编译如下：
李在明总统将于15日至17日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此次会议意义重大。这次会议是新政府承诺推进“G7＋”进程的重要契机，充当关键的桥梁角色。此外，若能顺利参加本月底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他的国际舞台首次亮相将圆满完成。同时，这也有助于今秋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的成功召开。
更重要的是，曾对G7和北约持批判态度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出席此次G7峰会，因此韩美、韩日及韩美日三方首脑会议将能够在更大的框架内讨论当前议题。并且，这也是各国领导人建立个人信任关系的良机，同时将获得更为从容应对包括关税问题在内的外交、安全和经济议题的机会。
当前正处于复合危机，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使得积累了80年的国际秩序开始动摇，进入剧烈动荡时期。这一影响不仅限于新政府的五年任期，更对韩国的生存与繁荣构成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韩美同盟性质及其作用范围变化的趋势，并在韩美之间实现国家利益的协调，成为新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相较于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全球军事部署重审（GPR）所引发的联盟摩擦，当时（韩国的）政府所经历的困境，此次的风险因素在强度、范围及速度方面更为严峻，遍布各个层面。
美国将朝鲜威胁置于次要位置
特朗普第二任期将中国视为唯一的核心威胁（sole pacing threat）。美国已将战略重点转向军事上遏制并拒绝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因此朝鲜威胁的优先级正在下降。美国国防部的暂定国防战略指南，以及上个月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亚洲安保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中的直言不讳的讲话，正式确认了美国战略重心已转向对中国的遏制。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调整对盟友和伙伴国的重视程度。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应对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威胁，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政府已表态加入这一战略方向（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SQUAD”）。如今，美国正不断向韩国释放强烈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