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主流民意发展趋向与两岸融合路径选择
【摘要】民意是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部分。民进党上台以来，一直试图定义台湾的“主流民意”，幷通过抛设多元议题混淆民众对当前形势发展作出的“意见反映”与总体意识倾向改变的“态度定论”之间的区别认知。在政党极力塑造主流民意的过程中，混乱的主流民意与单向的个体意识激烈碰撞，青年世代倾向于藉助网络社区形成主流价值联合体，“台湾人”成为最安全最保守的身份认同，“选人不选党”的个体投票心理定式成为主流。针对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在深化两岸融合的路径选择方面可着重考虑给予个体参与体面感、创设融合新“链接”、利益表达清晰化及认同推进阶段化四个面向的具体措施。
在观察台湾政治发展、社会变迁及两岸关系时,台湾主流民意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目前学界对台湾主流民意的动向研判和观察，主要是基于台湾大量的民调数据。然而，民调所展现的民意现象，可能是媒体与政党意志的短期形塑。随着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岛内政党和媒体宣扬的“主流民意”真实性产生质疑，认为其受到明显的政治操控。在此情况下，何为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如何研究及判断台湾主流民意不仅在于学术层面的辩证，还在于现实性地助推两岸关系正常化。本文试图进一步厘清“台湾主流民意”的概念意涵，研判分析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点及未来趋向，幷以此为基础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路径作出进一步思考。
一、台湾主流民意的概念界定与意涵更进
台湾民意是指在当前台湾社会里大多数人对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以及两岸关系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以及各种现象的意见与态度。主流民意则被认定为台湾民众主体意向的综合表现①，一般应有超过六成的民众具有较为稳定地理解、接受和支持的某种观点和主张。民调无疑是观察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重要棱镜，在多元民调数据的支撑下，岛内主流民意表现出高流动性，如“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救经济”“撤飞弹”“民主自由”“反独”“反统”“台湾主体意识”“维持现状”，等等都曾被称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对此，涉台研究学者叶世明指出推动民意形成的有关议题之间存在关联性，台湾特有的政治环境和议题，如统“独”立场、民族认同等具有高度稳定的特性。②不过，陈孔立教授指出，“台湾主流民意”有具体问题与总体发展之分，当前涉及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的主流民意有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维持现状以及“台湾认同”等，其中“台湾认同”的形成有其国际因素、内部因素以及大陆因素，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等同于政治态度，“认同台湾”与“认同中国”幷不一定互相对立。③从民意到认同的研究表明，在判断“主流民意”时，更重要的是及时辨别相关民调所显示的是民众对当前形势发展作出的“意见反映”，还是总体意识倾向改变的“态度定论”。
在台湾社会中，主流民意既是政客迫切迎合、投其所好的，也是各股政治势力想极力利用甚至塑造的“选举利器”。台湾政党贯以遵从“主流民意”激发选民的“随众心理”以获取更多的支持。政党先是抛出结合时事的多元议题，引发民众对该议题的讨论关注，再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展现政党的应对能力），最后通过专业民调机构制定出符合政党“期待”的民调报告，把民意塑造成促其发展的有力武器。政党通常在利用民意支持获得合法性权益后，开始专注于扩展自身行政权力，淡化民意代表功能，甚至藉助媒体普及化的趋势，掌控媒体以欺骗性的政治文宣蒙蔽和压制民众中的反对声量，为政党的利己行为树立正当性。如，专权、贪腐、老旧是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形象的认知，外加国民党变革的不彻底使其在岛内的发展日渐低迷，其对手党派民进党通过操控媒体（打压反对媒体、培养“政府”网军）、修改课纲等方式对台湾民众进行着“温水煮青蛙”式的洗脑，灌输“台独”理念，壮大自身支持群体，逐步在岛内形成“一党独大”的发展态势。对此，学者研究发现，民进党通过近30年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已经彻底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民进党相较于国民党已获得了较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性质定位与发展取向方面的立场与主张，已获得了多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彻底翻转了台湾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结构，进入到“政治正确”的“政治收获期”，因而已具有长期执政台湾的可能性。④
现今，壮大后的民进党也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和国民党一样的问题，专权、贪腐等问题时常被报导出来。这显示出台湾的政党竞争越来越走向以党派利益优先的功利型竞选。政党的竞选承诺往往在获取合法性地位后被抛诸脑后，一度引发民众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也成为反对党再次操纵议题换取民意支持的源头所在，但这种为攫取权力利用民意的行为也将促使政党发展的同质化。若是政党失去民意代表功能，政党发展整体基调以恶性为主，民众也不得不经常性地面对在“两个臭苹果，选一个程度轻些的”窘境。长此以往，民众就会被迫去寻找其他更能代表其利益的社群、党派或是媒介来聚集发声，形成更多元的“主流民意”与主流党派相对抗。正如大陆学者陈星指出的“主流民意”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陷阱，由于民意中的价值关怀日益缩减，台湾政治中的对立与对抗会进一步加剧。⑤
二、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及未来走向
遵循总体意识倾向改变的“态度定论”，以民调和政党政策中具有长期延续性的议题变化作为观察点，如“两岸和平”“维持现状”“台湾优先”等等，可以对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及未来的民意趋向作出一个大概的判断。
（一）混乱的主流民意与单向的个体意识激烈碰撞
在多元的“议题性主流民意”中，不难发现台湾社会愈发鲜明的个人意识。多元议题引导下台湾社会涌现出了多元的主流民意，随后，学界和民众对这些多元“议题性主流民意”的讨论与分析进一步加深了民意的复杂性。在各方均试图搜集更多的“证据”来论证何为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时，也不可避免地同步迷失在这些人为塑造的“有理有据”的主流民意中。事实上，在“两岸和平”“维持现状”“台湾优先”这些能够激发台湾社会选票快速聚合的主流民意背后都映射着这样一种思维：个体迫切地需要维持着一种最能接受、最体面的生存状态。谁能给予个体相关需求的满足，即可获得长久的支持。不过，台湾政党的功利型发展，却又时刻破坏着民众的个体需求，引发群体性的意识混乱。以此投射在两岸关系层面上，台湾民众会倾向于建构主体自尊感，以个人的“小”来对抗体制及国际层面上不公的“大”。所以在两岸关系上只要台湾政党继续放大中国国家体制、生活环境以及国际作为中的“大不公”，就能让岛内混乱的主流民意瞬间统一战线，以其最熟悉的选票支持来达到对个体尊严的维护。
在混乱的主流民意与单向的个体意识激烈碰撞的过程中，极易产生更具摇摆性的中间选民。从政党色彩定义中间选民即是指在“蓝”与“绿”，或“左派”与“右派”，或“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中，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其政治坐标完全居于中间，既不能归于政治上“倾蓝”，也不能归于“倾绿”。这部分选民不具备明显的政党色彩，也不看好政党为民服务的功能，幷且政党作为越令人失望，其“社会排除性”就越强。社会排除的本质是动态且多面向的，除了经济上的问题，还包括心理、价值与社会参与等的问题，同时探索的是一个人或团体在生命周期中逐渐沦入贫穷的动态过程。社会排除的现象及其内涵常被认为与传统的“贫穷”有所差异，故有时以“新贫”（new poverty）称之。从选举视角定义的社会排除即为，在多元且变迁的因素之下导致政党被当前个人的交易活动、服务及权利所排除。但这幷不意味着这部分人对政治毫不关注，因为生存在选举社会氛围下，他们依旧会在恰当的时机选择一定的政治参与。只是基于鲜明的“社会排除性”，导致这部分群体在面对多元议题时会更为关注与自身主体尊严相关的议题，如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经济参与、教育与技能、健康、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等。其中，个人的经济资源容易引发最多潜在的风险因素（risk factors）⑥，也成为评价现任领导者业绩的重要标准。去除意识形态、利益分配、不参与投票等因素，占比约有25%的中间选民态度倾向于谁的政策能让个人生活最有感，则更容易得到支持。现今，这部分更具摇摆性的中间选民所表现出的态度倾向正淡化着具备鲜明政党色彩的群体力量，成为新一代群体的主流意识。届时以庞大的中间群体态度为主导性的民生议题政治将成为影响岛内政党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
（二）青年世代倾向于藉助网络社区形成主流价值联合体
台湾社会中间群体力量的壮大，不仅意味着经济矛盾持续未解，也隐含着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寄托与政治权力的转换脱钩：新一代青年以上个世代的繁荣为参考，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于是出现以世代冲突来描述与定位问题。世代冲突主要源自于不同的政治世代会因为受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对政党竞争的态度和投票偏好而有明显的差异⑦。具有相同经验的民众，其政治倾向会较为相近，且政治倾向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
出现相对被剥夺感的青年力量正加速壮大幷藉助新媒体深刻地影响着政党应对风险的决策制定。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促使台湾青年世代的态度理念较之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个人能动性凸显。受现代性影响之前的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团结性理念，人与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为了维护这种生存需要，人们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这种集体型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正日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型价值理念的凸显。⑧与国民党当局“戒严”时期成长起来的代际人群对大陆有较强的认同不同，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强调“台湾”自身的认同，其本土意识增强，形成了名为“天然独”的新型“台独”思维。⑨这种思维也深刻地影响着岛内政党的发展与政策制定。
通过移动互联网，青年世代的个人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幷且被激活的个人资源成为社交网络中的直接生产力。美国社会学学者韦尔曼指出，由个人网络形成的联结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构成的网络不但具有极强的社会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变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⑩台湾政党通过构建社区文化认同来强化社区参与者的主体性，从现实帮扶发展至网络联结，意在把社区人员之间产生的联系与社区整体意识相融合，形成区域共识。网络社区的构建确保政党可快速高效地联结社区个人力量。对台湾政治影响深远的“太阳花学运”及“反课纲运动”之所以可快速集结大量人员，不乏社区网络和各大社交媒体的平台助力。发起者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联动、协作，最后形成“无组织的组织”。青年群体的政治关注度和参与度也由此得到明显提升。以“太阳花学运”为分水岭，此前，台湾青年世代不太愿意参与政治选举；而“太阳花学运”后，青年世代更加愿意参与政治选举，也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与看法。⑪2016年“大选”民进党可以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大量青年选民票数的增加，平时政治冷漠的“首投族”为其选票多有“加持”。
当前境况下，这一世代的青年政治参与度提升也暗含了一系列的风险。一是促使政党开启对网络社群媒体的强控措施，以便于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为了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培育个体的政党偏好，台湾地区的社群媒体功能扩展被提上日程。各党派以网络直播、专属APP、“脸书”、“油管”平台等等途径扩大与选民的交往互动，整合观察选民意见，培育网军引导舆论方向，网络中的个人与政党的粘合度会有所增强，更容易受到政党议题的影响。二是刺激产生愈来愈多的非理性个体。由于部分青年群体附带着更强烈的“自我色彩”，在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时，更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引领者”来整合当下混乱的局势。而这个引领者的意识形态真正为何显得幷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能否契合这些参与者的个人情感目标和利益表达。这就为政党通过设置议题快速引发利益之争，以小事件引发大骚乱提供可能。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二十多年（1992-2024.6）的民调资料显示，在社会认同方面，“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已成为主流民意。随着两岸实力及各方面差距的不断扩大，岛内民众对其“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会愈发强烈。有台湾学者指出，当台湾民众越认识自己，越清楚两岸的差异时，“自然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会更强”。⑫这种认知趋势的变化为“台独”政党操纵民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赖清德在回应大陆发布刑事惩“独”《意见》时曾声称，“在大陆眼中台湾只有统一促进党不是‘台独’”“最重判死刑，台湾九成民众恐受波及”。⑬这种思维背后的逻辑是要将“认同台湾”与“认同台湾独立”关联起来。
然而，“认同台湾”与“认同台湾独立”真的可以划等号吗？虽然民进党当局正通过多元手段促成这种对等认知的形成，但是台湾社会对其“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似乎更偏向于一种避乱求安的保守性选择。有大陆学者研究发现，“太阳花学运”以来，两岸在社会层面越交流越认识，政治层面的分殊化反而更严重，台湾对大陆认知出现群际偏见。台湾群际偏见可归因为：习惯自我归类，幷强化界限；自我归类之后形成封闭的内群网络；岛内社会舆论对大陆形象的消极聚焦。因此，两岸越交流越认识的群际接触，反而更倾向寻求清晰的群际边界，产生更多的消极态度，减少群际信任。⑭可见台湾民众最初减少群际信任是受岛内政治环境氛围影响。不过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明显下沉，台海安全局势几经动荡，台湾社会对战争的恐慌感加重。此时，台湾民众认同台湾，建立“台湾命运共同体”，开始转变为是在自己构建的社群中获得心理安定而非决意对抗大陆。外部环境越不稳定，这种群体认同度越高。这时再观察台民众对民进党大肆鼓吹“台湾主体意识”成为主流，台湾民众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和赖清德将九成民众划归到“台独”的行列时的不同反应：他们欣然接受了“台湾人”的身份设定，但非常强烈地反对“被台独”⑮的划分。这其实也反映出他们对自己“台湾人”的群际设定幷不等同于承认自己是“台独”的认同态度倾向。
不过，即便“认同台湾”与“认同台湾独立”的本质幷不相同，也不能忽视岛内外对两个概念的对等思维塑造。“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与“本土主义”(nativism)幷不会随经济发展而烟消云散⑯，单纯依靠经济融合改变政治认同极具挑战。民进党运用“本土牌”不仅夺得执政权，也建立了“台湾优先”的意识形态霸权，幷逐步建构出“台湾民族主义”的基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手法还会推陈出新，持续发酵。政治世代的交替，族群融合通婚的深化，也未必能完全消弥这种对等再次被利用后的影响。“本土优先”论的顽强韧性已蛰伏在台湾民众深层的政治意识中，只要外在条件成熟，就可能被有野心的政客随时激发利用。
（四）“选人不选党”的个体投票心理定式成为主流
在台湾，民主政治即为民意政治。现今台湾地区选民对政党竞争的态度与投票心理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认党不认人”转向“认人不认党”。态度和投票行为理论认为，通过研究选民的态度就可以预测投票结果。在传统意义上，有政党倾向的选民会透过政党标签带来的捷思(heuristic)来支持同党参选人⑰，长期以来，政党认同在台湾同样被视为影响投票抉择的重要因素，如过去国民党的“铁票”很多。这种选票是“认党不认人”⑱。然而，近些年来，台湾选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越来越高，其投票行为也越来越不受政党动员所左右，再加上政党恶斗的形象深植人心，选民在投票时强调“选人不选党”的态度取向日益突显。
“选人不选党”的投票心理随即培育出台湾选民的形象投票习性。选民的形象投票是一种普遍化的客观选举模式。选民在选择候选人时，幷非真正认识“候选人是什么样的人”，而是透过大众媒介或人际传说，认为“候选人像什么样的人”。这种加入了浓厚的“传播活动”取向，可界定为“形象取向”。选民所评价仅是经由传播活动所描述的某些外表，加上自身对这些外表的期待、支持、或偏爱，综合产生的候选人“形象”。如202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对选前爆出的政党频频打人格抹黑的负面选战，包括戏称“赖皮寮”“侯租公”和“炒地P”的候选人房地产争议，已经影响到部分选民的投票选择。⑲
形象投票催生非典型政治人物力量崛起。从2022年的“九合一”选战开始，在民众投票的关注点排序中，首先聚焦的是候选人个人声量，其次才是政见议题。以国民党和民众党为例。虽然民众对国民党贪腐老旧的形象印象深刻，但幷不影响一些国民党优秀的地方候选人如侯友宜、卢秀燕等中生代的崛起，他们的影响力逐渐超过国民党党中央，成为国民党内具有高人气的“非典型候选人”。这些“非典型候选人”因关注己身与民众的关系连结，着重于突出民生议题，幷尽可能地减少倚靠党内大佬助力站台宣传带来党派形象与个人形象的负面联动反应。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个人色彩也十分突出，他擅长“标新立异”吸引民众，如容许双重党籍、不收任何费用，自诩是中道且具备多元自由的“民主”色彩。这种理念观点备受青年世代关注，民众党至今在脸书上也有近7万的支持群众。相较于注重政治议题的传统政党，柯文哲则专攻民生消费议题，又与一些意图走“中间路线”的蓝营支持者观点相契合。媒体人黄暐瀚曾指出柯文哲可以在一年内让台湾40岁以上族群对他的满意度大幅增加。当然，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确实有助于增加民众对政党的满意度，但也会促使台湾社会出现更为多元的议题性主流民意，为一些代表民意的小党崛起提供空间，台湾政党的碎片化发展态势也将更为显着。
三、主流民意影响下的两岸融合路径选择
民意研究是一个深刻且绵长的过程，涉台民意研究更需要长期的经验积淀幷配合理论的统筹指导。党中央对台工作中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综合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及趋向，可就短期的两岸融合发展路径提出以下思考，藉助示范区建设平台先行先试。
（一）给予个体参与融合发展的体面感
应针对有需求的特定台湾群体，给予充分的体面感，使其成为促融和的主力。如占据台湾总人口的一半有余的劳工和“军公教警消”群体，可谓是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民进党上台之后，一是以“不正义”为由大幅裁减台湾军公教人员退休金，幷以“米虫”公开羞辱。劳工群体的退休金也不足以支持其有尊严的养老。很多军公教退休人员劳工群体都表达过若能保障其退休金待遇，恢复他们的名誉，就鼎力支持两岸融合甚至是两岸统一。可关注幷思考如何突显大陆在此方面的制度优势，幷优先考虑给予这部分有意愿参与融合的群体充分的体面感和荣誉感。
（二）以新热点创设融合新“链接”
大陆方面要紧跟时代信息热点，创造融合新“链接”。在台海局势动荡、两岸关系变量增多的情况下促进两岸融合本就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挑战。因此，创设更多元的参与渠道，使得两岸不至于受外部环境干扰而彻底断联在当下尤为必要。互联网为两岸青年提供了多元的交流平台，尤其台湾青年新世代对两岸流行文化的兴趣较为浓厚。因此，可积极探索发现幷利用时代信息热点为两岸创设融合新“链接”，如针对流行文化风潮、奥运宣传设置两岸互动专区，就台湾同胞对大陆发展疑问专设线上解答专区，为台青暑期来陆旅游提供特定观光券（或特色优惠券）、开放短期赴陆带薪实习线上申请平台等等，展现中国制度的包容性和现代性，让台湾民众在面对两岸关系的相关事务上有多元的选择，以“顺心”消除“对抗”，减少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群际对抗效应。
（三）可获得利益表达清晰化
以明确且可视化的融合利益为前提，吸引台胞加入两岸融合发展大局。不断扩大的两岸经济实力差距确实让部分岛内民众摘掉了“有色眼镜”，以客观的心态看待大陆，幷乐意分享大陆的发展。但对于大陆惠台政策的看法仍聚焦在“主要受众为在陆台胞”，岛内台胞有感度不高。若要鼓励更多的台胞参与大陆的发展，最好能够把岛内民众真正关切的问题正面表列，以通俗化、简洁化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两岸融合发展是什么，参与两岸融合发展后，他们具体能获得什么利益。对此，基于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可考虑在台湾民众关注的司法正义、钱权政治、媒体自主性、人权、养老就业、子女教育及居住保障等方面加强系统的说明和报道，以官方的声音强有力地保障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操作性。幷考虑提供制度性保障，充分展现“利益可视化”、“规范有效性”，确保台胞可以通过参与两岸融合发展大局获得“事实平等”与“法律平等”的对待，消除台胞赴陆疑虑。
（四）从社群认同到民族认同的阶段化更进
结合“台湾人”认同快速增长背后的思维逻辑，可以发现相比制度认同、政治认同，社群认同和民族认同更容易被台湾民众接受。因此，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可着重突显两岸融合中的社群认同部署，包括两岸医疗长照产业、社区总体营造交流合作等，推动两岸朝向彼此生活方式与社群理念层面上的融合，减少强调两岸社会发展及政治认同的差异化举措。随后，在形成了社群认同的基础上帮助岛内民众构建从“小两岸”到“大中华”的格局观念。藉助官方发言、社群媒体、学术研讨、经贸交往等多渠道突出在面对国际乱局、变局的风险挑战时，中华民族所展示出的蓬勃动力，强调台湾民众的参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以提高台湾民众从参与两岸融合到助力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担当。
注释：
①周天柱：《台湾主流民意的新变与走势》，香港《中国评论》，2023年9月号，http://www.crntt.com/doc/63_0_106825846_1_1204143028.html
②叶世明：《台湾民意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京《台湾研究》，2006年第4期。
③陈孔立：《台湾民意的三个层次》，厦门《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④唐永红：《台湾民心民意和社会力量演变态势与影响》，香港《中国评论》，2024年4月号，http://www.crntt.com/doc/266_0_106914918_1_0604133404.html
⑤陈星：“主流民意陷阱”与台湾政治的未来，香港中评网，2024年8月5日。http://www.crntt.com/doc/1069/5/0/7/106950762.html
⑥刘鹤群：《社会排除概念之本土意涵—台湾民众焦点团体的归纳研究》，台湾《东吴社会工作学报》，2012年第23期，第47-80页。
⑦陈陆辉：《台湾选民政党认同的持续与变迁》，台湾《选举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9-141页。
⑧傅正科、严梦思：《网络化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崛起：社会网络、自我传播网络与孤独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⑨顾旭光、田丰：《“太阳花学运”以来港台的民粹青年运动:特点与对策》，北京《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
⑩Lee Rainie，Barry Wellman.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London：The MIT Press.2012，p.177.
⑪张文雅、李凌风：《台湾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研究:2008-2018》，江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6期。
⑫《台湾青年如何看待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
⑬《马英九也是“台独”分子？》，台湾《联合报》，2024年6月30日版。
⑭唐桦：《群际接触与偏见：交流中台湾青年的心理机制》，厦门《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6期。
⑮《岛内民众拒绝“被台独”！赖清德骗不下去了》，北京环球网，2024年6月30日。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4IPjQoISqnG
⑯Samuel P.Huntington.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 Simon &Schuster,2004，p.211.
⑰Cassino,D,Taber,C.S.and Lodge,M.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ublic Opinion.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2007，Vol 48，NO.2，pp.205-220.
⑱葛永光：《文化多元社会中的领导》，台湾《政治科学论丛》，2007年第32期。
⑲《特稿：年轻和中间选民是台大选造王者》，新加坡联合早报，2024年1月7日版。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40107-146057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0月号，总第322期，P80-86）
【摘要】民意是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部分。民进党上台以来，一直试图定义台湾的“主流民意”，幷通过抛设多元议题混淆民众对当前形势发展作出的“意见反映”与总体意识倾向改变的“态度定论”之间的区别认知。在政党极力塑造主流民意的过程中，混乱的主流民意与单向的个体意识激烈碰撞，青年世代倾向于藉助网络社区形成主流价值联合体，“台湾人”成为最安全最保守的身份认同，“选人不选党”的个体投票心理定式成为主流。针对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在深化两岸融合的路径选择方面可着重考虑给予个体参与体面感、创设融合新“链接”、利益表达清晰化及认同推进阶段化四个面向的具体措施。
在观察台湾政治发展、社会变迁及两岸关系时,台湾主流民意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目前学界对台湾主流民意的动向研判和观察，主要是基于台湾大量的民调数据。然而，民调所展现的民意现象，可能是媒体与政党意志的短期形塑。随着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岛内政党和媒体宣扬的“主流民意”真实性产生质疑，认为其受到明显的政治操控。在此情况下，何为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如何研究及判断台湾主流民意不仅在于学术层面的辩证，还在于现实性地助推两岸关系正常化。本文试图进一步厘清“台湾主流民意”的概念意涵，研判分析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点及未来趋向，幷以此为基础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路径作出进一步思考。
一、台湾主流民意的概念界定与意涵更进
台湾民意是指在当前台湾社会里大多数人对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以及两岸关系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以及各种现象的意见与态度。主流民意则被认定为台湾民众主体意向的综合表现①，一般应有超过六成的民众具有较为稳定地理解、接受和支持的某种观点和主张。民调无疑是观察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重要棱镜，在多元民调数据的支撑下，岛内主流民意表现出高流动性，如“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救经济”“撤飞弹”“民主自由”“反独”“反统”“台湾主体意识”“维持现状”，等等都曾被称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对此，涉台研究学者叶世明指出推动民意形成的有关议题之间存在关联性，台湾特有的政治环境和议题，如统“独”立场、民族认同等具有高度稳定的特性。②不过，陈孔立教授指出，“台湾主流民意”有具体问题与总体发展之分，当前涉及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的主流民意有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维持现状以及“台湾认同”等，其中“台湾认同”的形成有其国际因素、内部因素以及大陆因素，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等同于政治态度，“认同台湾”与“认同中国”幷不一定互相对立。③从民意到认同的研究表明，在判断“主流民意”时，更重要的是及时辨别相关民调所显示的是民众对当前形势发展作出的“意见反映”，还是总体意识倾向改变的“态度定论”。
在台湾社会中，主流民意既是政客迫切迎合、投其所好的，也是各股政治势力想极力利用甚至塑造的“选举利器”。台湾政党贯以遵从“主流民意”激发选民的“随众心理”以获取更多的支持。政党先是抛出结合时事的多元议题，引发民众对该议题的讨论关注，再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展现政党的应对能力），最后通过专业民调机构制定出符合政党“期待”的民调报告，把民意塑造成促其发展的有力武器。政党通常在利用民意支持获得合法性权益后，开始专注于扩展自身行政权力，淡化民意代表功能，甚至藉助媒体普及化的趋势，掌控媒体以欺骗性的政治文宣蒙蔽和压制民众中的反对声量，为政党的利己行为树立正当性。如，专权、贪腐、老旧是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形象的认知，外加国民党变革的不彻底使其在岛内的发展日渐低迷，其对手党派民进党通过操控媒体（打压反对媒体、培养“政府”网军）、修改课纲等方式对台湾民众进行着“温水煮青蛙”式的洗脑，灌输“台独”理念，壮大自身支持群体，逐步在岛内形成“一党独大”的发展态势。对此，学者研究发现，民进党通过近30年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已经彻底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民进党相较于国民党已获得了较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性质定位与发展取向方面的立场与主张，已获得了多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彻底翻转了台湾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结构，进入到“政治正确”的“政治收获期”，因而已具有长期执政台湾的可能性。④
现今，壮大后的民进党也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和国民党一样的问题，专权、贪腐等问题时常被报导出来。这显示出台湾的政党竞争越来越走向以党派利益优先的功利型竞选。政党的竞选承诺往往在获取合法性地位后被抛诸脑后，一度引发民众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也成为反对党再次操纵议题换取民意支持的源头所在，但这种为攫取权力利用民意的行为也将促使政党发展的同质化。若是政党失去民意代表功能，政党发展整体基调以恶性为主，民众也不得不经常性地面对在“两个臭苹果，选一个程度轻些的”窘境。长此以往，民众就会被迫去寻找其他更能代表其利益的社群、党派或是媒介来聚集发声，形成更多元的“主流民意”与主流党派相对抗。正如大陆学者陈星指出的“主流民意”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陷阱，由于民意中的价值关怀日益缩减，台湾政治中的对立与对抗会进一步加剧。⑤
二、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及未来走向
遵循总体意识倾向改变的“态度定论”，以民调和政党政策中具有长期延续性的议题变化作为观察点，如“两岸和平”“维持现状”“台湾优先”等等，可以对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的发展特性及未来的民意趋向作出一个大概的判断。
（一）混乱的主流民意与单向的个体意识激烈碰撞
在多元的“议题性主流民意”中，不难发现台湾社会愈发鲜明的个人意识。多元议题引导下台湾社会涌现出了多元的主流民意，随后，学界和民众对这些多元“议题性主流民意”的讨论与分析进一步加深了民意的复杂性。在各方均试图搜集更多的“证据”来论证何为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时，也不可避免地同步迷失在这些人为塑造的“有理有据”的主流民意中。事实上，在“两岸和平”“维持现状”“台湾优先”这些能够激发台湾社会选票快速聚合的主流民意背后都映射着这样一种思维：个体迫切地需要维持着一种最能接受、最体面的生存状态。谁能给予个体相关需求的满足，即可获得长久的支持。不过，台湾政党的功利型发展，却又时刻破坏着民众的个体需求，引发群体性的意识混乱。以此投射在两岸关系层面上，台湾民众会倾向于建构主体自尊感，以个人的“小”来对抗体制及国际层面上不公的“大”。所以在两岸关系上只要台湾政党继续放大中国国家体制、生活环境以及国际作为中的“大不公”，就能让岛内混乱的主流民意瞬间统一战线，以其最熟悉的选票支持来达到对个体尊严的维护。
在混乱的主流民意与单向的个体意识激烈碰撞的过程中，极易产生更具摇摆性的中间选民。从政党色彩定义中间选民即是指在“蓝”与“绿”，或“左派”与“右派”，或“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中，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其政治坐标完全居于中间，既不能归于政治上“倾蓝”，也不能归于“倾绿”。这部分选民不具备明显的政党色彩，也不看好政党为民服务的功能，幷且政党作为越令人失望，其“社会排除性”就越强。社会排除的本质是动态且多面向的，除了经济上的问题，还包括心理、价值与社会参与等的问题，同时探索的是一个人或团体在生命周期中逐渐沦入贫穷的动态过程。社会排除的现象及其内涵常被认为与传统的“贫穷”有所差异，故有时以“新贫”（new poverty）称之。从选举视角定义的社会排除即为，在多元且变迁的因素之下导致政党被当前个人的交易活动、服务及权利所排除。但这幷不意味着这部分人对政治毫不关注，因为生存在选举社会氛围下，他们依旧会在恰当的时机选择一定的政治参与。只是基于鲜明的“社会排除性”，导致这部分群体在面对多元议题时会更为关注与自身主体尊严相关的议题，如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经济参与、教育与技能、健康、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等。其中，个人的经济资源容易引发最多潜在的风险因素（risk factors）⑥，也成为评价现任领导者业绩的重要标准。去除意识形态、利益分配、不参与投票等因素，占比约有25%的中间选民态度倾向于谁的政策能让个人生活最有感，则更容易得到支持。现今，这部分更具摇摆性的中间选民所表现出的态度倾向正淡化着具备鲜明政党色彩的群体力量，成为新一代群体的主流意识。届时以庞大的中间群体态度为主导性的民生议题政治将成为影响岛内政党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
（二）青年世代倾向于藉助网络社区形成主流价值联合体
台湾社会中间群体力量的壮大，不仅意味着经济矛盾持续未解，也隐含着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寄托与政治权力的转换脱钩：新一代青年以上个世代的繁荣为参考，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于是出现以世代冲突来描述与定位问题。世代冲突主要源自于不同的政治世代会因为受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对政党竞争的态度和投票偏好而有明显的差异⑦。具有相同经验的民众，其政治倾向会较为相近，且政治倾向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
出现相对被剥夺感的青年力量正加速壮大幷藉助新媒体深刻地影响着政党应对风险的决策制定。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促使台湾青年世代的态度理念较之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个人能动性凸显。受现代性影响之前的社会，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团结性理念，人与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为了维护这种生存需要，人们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思想。这种集体型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正日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型价值理念的凸显。⑧与国民党当局“戒严”时期成长起来的代际人群对大陆有较强的认同不同，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强调“台湾”自身的认同，其本土意识增强，形成了名为“天然独”的新型“台独”思维。⑨这种思维也深刻地影响着岛内政党的发展与政策制定。
通过移动互联网，青年世代的个人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幷且被激活的个人资源成为社交网络中的直接生产力。美国社会学学者韦尔曼指出，由个人网络形成的联结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构成的网络不但具有极强的社会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变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⑩台湾政党通过构建社区文化认同来强化社区参与者的主体性，从现实帮扶发展至网络联结，意在把社区人员之间产生的联系与社区整体意识相融合，形成区域共识。网络社区的构建确保政党可快速高效地联结社区个人力量。对台湾政治影响深远的“太阳花学运”及“反课纲运动”之所以可快速集结大量人员，不乏社区网络和各大社交媒体的平台助力。发起者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联动、协作，最后形成“无组织的组织”。青年群体的政治关注度和参与度也由此得到明显提升。以“太阳花学运”为分水岭，此前，台湾青年世代不太愿意参与政治选举；而“太阳花学运”后，青年世代更加愿意参与政治选举，也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与看法。⑪2016年“大选”民进党可以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大量青年选民票数的增加，平时政治冷漠的“首投族”为其选票多有“加持”。
当前境况下，这一世代的青年政治参与度提升也暗含了一系列的风险。一是促使政党开启对网络社群媒体的强控措施，以便于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为了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培育个体的政党偏好，台湾地区的社群媒体功能扩展被提上日程。各党派以网络直播、专属APP、“脸书”、“油管”平台等等途径扩大与选民的交往互动，整合观察选民意见，培育网军引导舆论方向，网络中的个人与政党的粘合度会有所增强，更容易受到政党议题的影响。二是刺激产生愈来愈多的非理性个体。由于部分青年群体附带着更强烈的“自我色彩”，在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时，更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引领者”来整合当下混乱的局势。而这个引领者的意识形态真正为何显得幷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能否契合这些参与者的个人情感目标和利益表达。这就为政党通过设置议题快速引发利益之争，以小事件引发大骚乱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