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越南缘何成为电子跨国企业转移重点
中评社香港5月7日电/岭南大学研究院助理教授陈元通博士和香港浸会大学文学及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春讲座教授合着新书《生产转移至东南亚：21世纪以来电子跨国企业向越南迁移》出版。该书以消费电子产业向越南的转移为研究核心，系统分析了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迁移，并探讨了全球与区域生产网路演变、新冠疫情冲击及中美贸易战和关税战等地缘政经变局如何重塑这一进程。
两位作者自2016年开始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田野调查、企业和政府官员等访谈。他们认为，这一转移并非单纯的产业地理迁移，而是在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博弈与区域经济重构多重因素驱动下的复杂变革。该书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
三重助力促越南成首选
两位学者认为：早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中国已启动“腾笼换鸟”战略，主动推动低端产能迁移，同时保留高端研发环节。与此同时，苹果、戴尔、三星等跨国企业因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纷纷采用“中国+1”供应链策略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意外加速了电子产业外迁。美国虽试图通过关税壁垒促使制造业回流，却反而促使企业将组装环节转移至东南亚。越南凭藉毗邻中国的地理优势、低成本劳动力以及政策优惠，成为电子产业的最大承接地。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76.2亿美元，占东盟吸收外资总额的6.7%，越南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8%。
2019年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2022年郑州富士康因疫情停工，促使苹果加速将产能转移至越南和印度。越南工商会数据显示，2021年计划扩张的外资企业比例从2020年的41%上升至48%。
越南的崛起始于1986年的“革新开放”政策，并在2007年加入WTO后进一步开放市场。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年轻的劳动力、广泛的自由贸易网络以及持续的政策优惠，外资企业纷纷进驻，推动了越南工业区的发展。以三星为例，2019年之时，其在越南的投资布局已经超过十年。同年，其在越南的四家主要子公司总销售额达658亿美元，利润达43亿美元，越南更成为三星全球手机出口的主要基地，占其总出口额的一半。到2020年代末，越南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出口国，仅次于中国。而优惠政策引发的这类“领头”企业的加入是越南成功的核心。不仅能引入更多富士康、大立光等供应商，带动了供应链的完善，更成功令三星、LG等企业在越南设立研发中心，促使越南从单纯的制造基地转型为创新试点。
越南：大国博弈的新棋盘
在承受产业外流压力的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虽然低端制造业外流导致了“升级阵痛”，但沿海地区的电子产业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许多企业已从三四线供应商晋升为主要供应商，如歌尔声学等。同时，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也使其成为越南第六大外国投资者，截至2023年底，总注册资本达271亿美元，重塑了全球电子生产网络的话语权。
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三星在2024年的出口额约为540亿美元，占越南总出口总额的15%。尽管越南成为新的制造枢纽，但其电子出口中外国附加值占比很高，大部分本土企业仍局限于组装和低技术配件生产，体现了“依附型增长”的脆弱性。越南电子产业的“升级瓶颈”源于技术人才短缺、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因此，即使近年越南依靠各国产业链转移获得短期红利，却依旧面临如何突破“微笑曲线”底部的长期挑战。
特朗普2.0时代：越南的未来
最近，美国对越南进口产品征收的互惠关税在电子供应链中引发了震荡，迫使企业迅速调整策略以应对这一变化。作者认为，每家企业的应对措施将取决于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战略布局、政治影响力（尤其是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以及对关税影响的战略评估等一系列因素。以三星和苹果等行业巨头为例，他们的供应链已深深扎根于越南，尽管有消息称他们可能会将部分制造业务迁移至印度，但要将其从越南彻底撤离仍面临巨大挑战。即使面对高达46%的越南进口关税，许多工厂可能会选择暂时留在原地，但这一决策无疑将对其利润率、就业创造和订单量造成挤压。
在极短期内，供应商可能会采取“观望”态度，寄希望于越南总理范明政通过外交努力降低关税（目前关税已暂停90天）。一些厂商可能选择内部消化部分成本，以避免削减订单。中期策略可能包括向欧洲等非美国市场多元化发展，尽管这可能会引发对新客户的激烈竞争。长期来看，解决方案可能包括将工厂迁至东南亚周边国家或墨西哥（受益于美墨加协定）等关税较低的地区。
供应链迁移的本质是多重博弈的结果。当前的供应链重构形成了“全球分散+区域集中“的新模式。传统的“中心-边缘”理论已无法解释这种多极格局，取而代之的是“节点化”的全球生产网络，其中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将成为连接大国的“战略支点”。这一变化不仅是经济行为的体现，更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然而，电子生产的复杂性和分散性为这一过程增加了额外的挑战。对部分电子组件或成品的关税豁免将创造不均衡的激励机制，使得迁移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生产转移至东南亚：21世纪以来电子跨国企业向越南迁移》一书揭示了全球化已进入“慢/去全球化”时代：中美博弈催生了供应链区域化，技术革命加剧了产业链环节的分工，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制度创新争取生存空间，而新兴市场正在削弱传统经济强国的话语权。作者通过对越南案例的深入研究，展示了在大国夹缝中，中小经济体仍可通过精准的“战略耦合”实现崛起，但这种崛起伴随着深刻的依附风险。越南的故事正是这个新时代的缩影：在全球经济的分裂与重组中，每个参与者都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而全球经济的未来，正是由这些微观决策与宏观趋势的互动所塑造的。
中评社香港5月7日电/岭南大学研究院助理教授陈元通博士和香港浸会大学文学及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春讲座教授合着新书《生产转移至东南亚：21世纪以来电子跨国企业向越南迁移》出版。该书以消费电子产业向越南的转移为研究核心，系统分析了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迁移，并探讨了全球与区域生产网路演变、新冠疫情冲击及中美贸易战和关税战等地缘政经变局如何重塑这一进程。
两位作者自2016年开始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田野调查、企业和政府官员等访谈。他们认为，这一转移并非单纯的产业地理迁移，而是在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博弈与区域经济重构多重因素驱动下的复杂变革。该书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
三重助力促越南成首选
两位学者认为：早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中国已启动“腾笼换鸟”战略，主动推动低端产能迁移，同时保留高端研发环节。与此同时，苹果、戴尔、三星等跨国企业因中国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纷纷采用“中国+1”供应链策略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意外加速了电子产业外迁。美国虽试图通过关税壁垒促使制造业回流，却反而促使企业将组装环节转移至东南亚。越南凭藉毗邻中国的地理优势、低成本劳动力以及政策优惠，成为电子产业的最大承接地。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76.2亿美元，占东盟吸收外资总额的6.7%，越南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