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态势分析
【摘要】当前国际局势异常复杂，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地缘政治剧烈变动。面对已经来临的“新冷战”时代，不仅要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而且要以发展的眼光洞察历史之变，更要以多维的视角认识世界之变，同时还要用客观的态度解读秩序之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通盘审视，运筹帷幄，统筹谋划，全面布局，才能有效化危机为契机，转困局为新局。
一、引言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态势主要表现为大国博弈下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所谓地缘政治，是根据地理要素分析世界范围的战略形势，把地理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要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国际地缘政治剧烈变动，大国博弈愈演愈烈，世界安全秩序重新洗牌，各种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在欧洲，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在中东，巴以冲突也持续燃爆；在东亚，台海危机更日益显现。如果说俄乌冲突是美国“以乌制俄、因俄控欧”的地缘布局和政治彩排的话，那么如今的巴以冲突就是大国“以巴制以、联阿抗美”的地缘破局和战略突围，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则是美国“以台制华、联合遏中”的终极博弈和战略摊牌。台湾问题迟早将会被美国人为引爆，成为美国阻击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后一颗炸弹或最后一张王牌。可见，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
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和全球各种矛盾剧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如何解读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如果一言以蔽之：世界百年变局既没有那么悲观，也没有那么乐观。这一矛盾的辩证表述说明，当今国际现实展现的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多变的世界，大国都将谨慎地选择向前的每一步。无论如何，历史翻开了新篇，“凯撒跨过了卢比孔河”，21世纪新型的混合战争拉开了序幕，世界和平红利时代宣告终结，我们很难再回到以前的太平年代。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1945-1991）结束30年之后，美国独霸的“后冷战”时代（1992-2021）也开始终结，一个多极争雄的“新冷战”时代（2022年起）正式开启。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局势、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剧烈变动的地缘政治和已经来临的“新冷战”，不仅要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而且要以发展的眼光洞察历史之变，以多维的视角认识世界之变，还要用客观的态度解读秩序之变。以这种方法论来观察国际形势就会认识到：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剧烈变动，新兴的陆权与传统的海权呈现兴衰更替之势；国际战略格局演变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霸主轮流坐庄；世界主要文明碰撞危机四伏，利益冲突矛盾加剧；国际安全秩序重新构建，大国博弈陷阱重重，因而更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通盘审视，运筹帷幄，统筹谋划，全面布局，才能有效化危机为契机，转困局为新局。
二、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地缘政治剧烈变动，陆权海权兴衰更替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可以看清世界的两面性：一方面，人类社会求和平，求发展，希望合作、共赢，依然还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正义力量终将获胜，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所以国际局势没有那么悲观。大国博弈说到底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国大陆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逐步壮大，尤其是工业制造、工程建设等硬实力日益强大。2024年中国GDP将近20万亿美元，是美国的四分之三；对外贸易达6万多亿美元，超过美国；外汇储备近10年维持在3.2万亿美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一；工业产值近10年一直高居世界首位，遥遥领先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基建狂魔”实力更是一骑绝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体制优势、行政效率等软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可以沉着应对各种挑战，在危机中寻找新机，在百年变局中开新局。
但另一方面，国际局势也没有那么乐观，霸权、霸道、霸凌等“三霸”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断搞乱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欧亚导演“颜色革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西亚北非燃起了“阿拉伯之春”，利用“和平演变”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暴力颠覆一些国家政权，给世界带来了持久的混乱。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更是不遗余力：一方面，利用“离岸平衡战略”，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各种边界、岛屿争端和领土纠纷，试图联合印太和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另一方面，亲自出马，加大力度围堵中国，从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4年黄海对峙、1995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对中国的挑衅行为至今，遏制政策步步升级，经济制裁变本加厉。尤其从2018年起，美国先是发动对华贸易战，2019年又煽动香港暴乱，2020年利用新冠疫情甩锅中国，2021年炒作新疆问题，再到2022年重点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刺激大陆，幷以“唱双簧”的形式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切香肠”式地挑战中国的原则底线，叫嚣协防台湾，把台湾纳入非北约盟友和印太战略框架。若美国国会强行通过《台湾政策法》，中美之间将不得不因台湾问题彻底地走向决裂，提早进行战略摊牌，这将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
台湾作为美国遏华的最后一张“王牌”，在美国的煽动下，甘作棋子，被美国任意摆布，积极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充当挑衅大陆的急先锋，大力鼓吹“反共抗中”，在政治上“依美谋独”，军事上“以武谋独”，经济上“脱钩断链”，美台勾连日益密切，不断触碰“台独”高压线，踩踏中国大陆的“红线”，使两岸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和变数不断增加。
美国在抓紧打“台湾牌”的同时，在西太平洋构建了三个“岛链”围堵中国，建立所谓的“印太战略框架”，将原为“亚洲版北约”升级为政治上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在经济上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依然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遵循既定的战略步骤，采取“东稳西进”的策略：一方面，努力向东、向南突破重围，化解美国印太战略格局的封堵；另一方面，大力向西、向西南、向北稳步推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陆路快速运输通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重回“世界岛”上。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将欧、亚、非三大洲称作“世界岛”。根据陆权理论，谁掌握了陆地权力，谁就能掌控世界。其代表人物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即东欧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但是，美国地缘学家尼古拉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由于边缘地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都超越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因为边缘地带大都是面向大洋的弧形地带，在海权时代来临时，更能发挥其临海的区位优势。
而根据海权理论，一个国家若要成为强国或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掌握在海洋上自由行动的能力。其代表人物马汉认为，海上力量对于国家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因为海洋航线、商船和港口带来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因此需要打造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同时，海洋可保护国家安全，免于本土交战，因而拥有强大海军比陆军更重要。
无论陆权还是海权，都有其发展规律，幷此消彼长。在16世纪以前的旧陆权时代，货物贸易主要通过畜力运输来完成，在高原和平原地带依赖马、驴、骡等，在荒漠地带则依赖骆驼。由于畜力运输生产力低下，一般只能运载小宗货物和普通的生活资料，无法运载大宗货物，从而局限了世界贸易的大规模扩张。随着海权时代的来临，世界货物贸易开始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使用大型专用运输船舶。海运的优势首先在于其通达性，通过海洋直达所有沿海口岸，避开了陆路高山和河流阻隔的障碍；其次是其通用性，可运载各类货物，尤其是大宗的笨重货物；其三是经济性，运输成本相对低廉，因主要依赖船舶和港口，从而极大地节省了线路维护的费用。但海运也有明显劣势，主要在于运输周期过长，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于商品运达速度要快的需求。使用飞机进行空运便应运而生，其非常快捷，但劣势是，空运运量小、运输成本较高，不适合运载大宗的、价值低的产品。
因此，需要一种介于空中运输与海洋运输之间、既成本相对低廉又更加便捷的运输方式来承担新的历史使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出现使得新型陆地运输的灵活性、便捷性日益显现，其既能高速又保证了大运量，减少运输时间，提高运输效率，节省运输费用。陆路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和陆路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导致陆路交通再次成为主流，而海洋运输的优势逐渐减弱。尤其是陆地高速铁路大规模的兴建使得长距离的快速陆运成为可能。中欧班列的陆续开通和运量快速增加，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货源，其运输时间不到海运的一半，幷将继续大幅度缩短，成为最为便捷的运输工具。可见，技术进步将改变全球交通格局，从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加快世界经济中心西移的趋势，对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必然重塑世界的面貌。
我们正在经历着人类交通方式的再次转变，世界格局必将再次被重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建设连接亚欧非、贯通世界岛的陆路运输通道，让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重回世界岛上，使陆权重新崛起，海权式微，从而迎来新陆权时代的回归，即以陆地为基础的权力竞争和影响力扩展的新时代。首先，陆权回归带来内陆城市发展的重大机遇，处于陆路交通枢纽地位的城市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陆权回归大大提升陆路国家的国际地位。第三，由于陆路交通的发展，亚非欧超级大陆内部之间的协调日益凸显，在未来扮演世界中心的角色，中国又扮演关键角色。事物的两面性需要我们用辩证的思维审视这充满矛盾的世界。
三、用发展的眼光洞察历史之变：国际格局演变有序，百年变局霸主轮回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轨迹，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寻找到其答案。当前各种地缘政治矛盾冲突、危机爆发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的结果。中国之所以周边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中美博弈加剧，主要源于美国作为全球的海洋霸主不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一旦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往西成功推进，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将由优势转劣势，因为其在遥远的北美洲，远离“世界岛”，会遭边缘化，从而失去霸主的地缘优势。在海权时代，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优越，大西洋、太平洋两洋相夹，其他大国难以对其国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两个邻国都不是对手。美国成为全世界的中心，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资金、技术、商品、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美国又通过美元霸权廉价地收割全世界的劳动成果。但是，如果世界经济舞台重回“世界岛”上，美国掠夺全球财富的金融霸权就会自然衰退甚至瓦解。因此，美国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一历史进程。
但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可能长盛不衰的，都有兴衰轮回的发展过程，海权因其优势而兴起，也会因其劣势而式微。海权时代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开始进入了所谓“后滞期”。1492年地理大发现开启了海权时代，从哥伦布到麦哲伦，从达·伽马到卡布拉尔，西方殖民者跨洋过海，纵横全球，瓜分全世界。500年前，葡萄牙率先称霸海洋，主要殖民了南美洲的东海岸；400年前，西班牙无敌舰队称霸海洋，主要殖民了中美洲和南、北美洲的西海岸；300年前，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以资本运作和商业贸易的模式进行殖民地事业，主要殖民了南非和东印度群岛（今印尼）；200年前，英国“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殖民地一度占了地球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00年前，美国开始崛起，谋划称霸全球，通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不断积累国力，同时消耗、分化、瓦解欧洲列强的实力，尤其是在二战后，摧毁旧的殖民地体系，解体老牌殖民帝国，取代英国霸主地位，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第一次从东半球转移到西半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先河。②
为什么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为什么5000年来中华文明非但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处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这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发展和繁荣的地带，也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集中地。从6000年前到1500年前（公元5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主要生活在这一纬度的地区，因为古代技术的限制，越往北走，越属于苦寒地带，就越不适合人类从事全天候的劳动，生产效率就越低；往南走则属于炎热地带，也不适合人类从事复杂的劳动，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生产效率也不高。纬度决定了温度，温度决定了环境的舒适度，环境的舒适度又决定了人的勤劳程度，人的勤劳程度最终决定了人的才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和“基建狂魔”，不仅因为具有庞大的劳动力供应量和相对廉价的劳动成本，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个纬度的中国人勤劳勇敢、刻苦耐劳、聪明能干，从而产生极高的生产效率。纵观历史，四大文明古国也是出现在这个纬度。然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出现了文明中断，只有中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其中缘由需要从多维的视角来认识。
四、以多维的视角认识世界之变：文明碰撞危机四伏，利益冲突矛盾加剧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涌现出不同类型的文明。从现存文明的人口规模及其传播影响的地域广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是现存文明中历史最悠久的文明，由于其处于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中，5000年来一脉相传，演化进路从未中断，成为东亚大陆板块文明的主导者，形成了汉文化圈，包括日本群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印度文明是现存文明中历史第二悠久的文明，3500年来断断续续，演化进路时有中断，不时有新的主人入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但其凭藉人口优势，最终成为南亚次大陆板块文明的主导者；基督教文明自公元元年诞生以来，经历过1500年的中世纪黑暗期，最终通过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技术发明等一系列运动，逐步演化成世界文明的主流，同时也是欧洲、美洲大陆板块文明的主导者；伊斯兰文明作为现存四大文明中最年轻和深具活力的文明，经过1400年的演化进路，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不断洗礼，逐渐成为西亚、中亚和北非板块文明的主导者。上述四大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融合，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篇章。中国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996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出版《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提出“文明冲突论”，其“九分法”就是将世界文明分为九大文明，除了将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单列外，又将中华文明派生出佛教文明、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等三大文明，将基督教文明派生出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四大文明，其主要代表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这种观点与中国主张的文明多样、文明共存、文明互鉴、文明交流是相左的，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违背，中国当然无法苟同。
当今世界这么多问题、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争的是什么？难道是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民主价值和自由精神”吗？那只是一个“神主牌”和工具而已，究其根源还是利益的争夺。人、企业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须按照规则进行。古人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公权力部门的责任是制定、维护规则和秩序，谋求社会公共福祉，守住“洛克文明”的三大底线：生命、财产、自由。当各种恐怖主义肆意剥夺人的生命时，当人的财富被他人随意剥夺时，当自由受到限制幷成为一种奢望时，当讲信用、守合同的契约精神不再时，这个世界的规则和秩序就需要重新建构。
纵观历史，人类对利益争夺已从过去的地域控制权转向现在的货币控制权，未来将转向数据的控制权。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人们对利益的争夺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争夺，谁控制土地越多，谁就控制人口、资源、财富越多；到了海洋文明时代，利益的争夺从陆地延伸到海洋，谁控制了海上运输，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从而控制了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述三个时期都是传统经济时代对自然空间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益争夺的型态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反抗和独立解放运动的开展，主要霸权国家不得不逐步放弃对殖民地的争夺，从自然空间转向货币主导权，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整收割全世界的劳动成果，通过金融霸权来掠夺全球财富。随着美元从普通支付、结算、储备、投资工具变成恶劣的政治讹诈手段，美元霸权正反噬美国，越来越多国家试图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构建一个多种国际货币共存的世界，加上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未来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空间的争夺将成为利益争夺的主战场。谁控制了关键技术，谁就控制了数据后台，从而控制了金融财富。谁的科学技术领先世界，谁就能傲视独步全球。
五、用客观的态度解读秩序之变：国际秩序重新构建，大国博弈陷阱重重
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各种战略陷阱机关重重，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正是强敌环伺的复杂局面，因而决定了中国温和、谨慎而坚定的外交政策，这是中国应对百年变局的基本方针。但无论如何韬光养晦，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现有世界霸主的忌惮。根据萨缪尔森陷阱理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虽然会把技术进步变为双方收益，但一国生产率提高不仅带来自身收益，而且通过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共同赚取的收益而伤害到另一国家，因而中美经济往来收益不断递减。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使陆权重新崛起，海权走向式微，促进世界经济发展重心重回“世界岛”上。现有的海洋霸主美国不在“世界岛”上，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搅乱“世界岛”，延缓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于是，“垫背陷阱”理论出笼，即依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动态失衡理论，以美国在地缘、军事、美元、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制造各种机会，通过国际危机乃至局部战争，转移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破坏性溢出的“垫背效应”，让美国“再次伟大”。
在全球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的大变局中，大国博弈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据这一理论，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既有的统治霸主，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来告终，以中文解释为“一山不容二虎”。由于人类制造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全球，大国的核冲突和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或许可以避免，但是，以经济战为主的、包括地区局部军事冲突的混合型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中美争端的本质是大国存量的博弈，也是生存权的争夺，美国要保障其超级福利与中国争取美好生活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扬言，如果让中国人都能过上美国人这样生活的话，那美国人只能去吃草。所以，美国最大的共识就是把中国当作头号对手，“遏制中国”政策是美国朝野的共识，中国成了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是其管控分歧、凝聚民心的唯一对象。
美国“围堵中国”的“超限战”有十大招数：表现在贸易战方面，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增加中国的出口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迫使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如越南、印度等，从而打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表现在技术战方面，就是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断网、断供、断货、断芯，技术封锁，另立全球技术贸易体系，将中国排除在外，把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现在金融战方面，就是阻止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通过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冷热循环机制或潮汐政策引导全球资本流动，以货币战来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表现在石油战方面，就是控制能源的来源和海上运输通路，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危害中国的能源安全；表现在粮食战方面，就是以有争议的转基因作物控制重要粮种，如大豆、玉米等；表现在健康战方面，就是通过对疫苗、药物的控制，阻碍全人类战胜疫情，然后在所谓“病毒溯源”问题上“甩锅”给中国；表现在环境战方面，就是通过有害的生物制剂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使用国的地力下降，产粮能力减弱，然后不得不依赖其粮食供应，将口粮权渡让给他国；表现在媒体战方面，就是通过电影、文化、互联网等话语权的控制，掌握舆论权和道德制高点，以此随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抹黑中国；表现在网络战方面，就是通过黑客攻击网络，瘫痪和控制系统。如果前九招不能奏效的话，最后一招就是进行局部的军事战，即引发地区军事冲突。从大国博弈的战略层面来看，俄乌冲突其实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巴以冲突其实是大国的战略突围，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则是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或最后一场决定性较量。
美国作家罗伯特·阿特在其所着的《美国大战略》中，提出八大战略来维护美国的霸权。③首先是确保全球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独霸全球，为所欲为，对于违逆美国的政权动辄推翻，让全世界对其俯首称臣。这一独霸局面维持了近20年，但自21世纪以来却日益难以为继。尽管美国依然还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文化实力，但是其财政能力逐渐力不从心，年财政赤字突破3万亿美元，国债累计超过35万亿美元，所以其战略不得不转向全球集体安全，由美国出力、盟国出钱，共同分担责任。但美国作为“盟主”也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全面安全的保障，所以又不得不转向地区集体安全战略，重点控制地区包括北美洲、欧洲、日本、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波斯湾产油区等势力范围。对于追随美国、甘当棋子的国家采取合作安全战略；对于不愿追随美国、不太听话的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对于特别不听话的国家，将其定为“流氓国家”，在抹黑的同时，对其进行极限制裁；对于热点问题、关键问题采取选择性干预，以孤立主义或单边主义我行我素。
对于中国这个超体量的大国，美国既然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就不得不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即鼓励其它国家带头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中国东边的日、韩，西边的印度，南边的菲律宾、越南，北边的蒙古等国家就甘为美国所用。美国则在后面煽风点火，制造矛盾的焦点和冲突的筹码，在必要时才间接介入，主导乱局。美国对华战略要点幷不是要放弃世界超级霸主的地位，而是要节制美国的力量来应对其长远的威胁，解决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即美国利益优先，维持西半球的统治地位。
美国这一帝国的“木桶”，其短板（主要指财力）越来越弱。根据新木桶原理，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三方面因素：（1）每一块木板的长度，最短的木板决定盛水量；（2）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结合紧密度；（3）桶底的好坏程度。而“帝国木桶”一般有工业、科技、金融、军事、文化五大板块。当年荷兰抽走了西班牙的金融板块，导致西班牙霸权的失落；美国抽走了英国的工业板块，取代“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后又抽走了苏联的文化板块，导致苏联解体。如今美国自己又短缺了工业板块，导致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盲目扩张反噬美元霸权地位。
在全球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世界会否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④金德尔伯格认为，如果新兴的大国崛起后，不能承担起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如一战后、二战前的世界正是如此。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具有很强国际性、外部性的资源、服务、政策体制等，像是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如WTO）、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防止冲突与战争的安全机制等。大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而全球化曾是美国主导的最主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是，如今美国因财政能力下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和意愿随之下降，不得不强调美国优先，由自由主义、多边主义走回国家干预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大多走向逆全球化，不断破坏和摧毁原有的国际贸易秩序，甚至动摇了西方500年文明赖以存在的两大主要根基，即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讲信用、守合同的契约精神，从而使其规则和价值观日渐凋敝，凸显其信心的衰落。
中国目前有能力输出一定的利益，但无足够的能力输出安全、秩序和规则，还没有主导世界走势的能力，只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将自身的发展利益变成与世界各国，尤其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进步的机遇，以此尽显大国的责任担当。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提供中国版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继WTO之后升级版或2.0版的全球化战略，以开创中国新陆权，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涵盖“世界岛”甚至东半球的经贸合作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激发市场潜力，发挥市场机制，以新“三驾马车”，即科技、金融、文化，与老“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贸易，共同拉动以内需大循环为主的高效的“双循环”。中国还要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建设五个世界：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22年10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美]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广东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
③[美]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美]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与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1月号，总第323期，P81-88）
【摘要】当前国际局势异常复杂，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地缘政治剧烈变动。面对已经来临的“新冷战”时代，不仅要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而且要以发展的眼光洞察历史之变，更要以多维的视角认识世界之变，同时还要用客观的态度解读秩序之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通盘审视，运筹帷幄，统筹谋划，全面布局，才能有效化危机为契机，转困局为新局。
一、引言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态势主要表现为大国博弈下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所谓地缘政治，是根据地理要素分析世界范围的战略形势，把地理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要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国际地缘政治剧烈变动，大国博弈愈演愈烈，世界安全秩序重新洗牌，各种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在欧洲，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在中东，巴以冲突也持续燃爆；在东亚，台海危机更日益显现。如果说俄乌冲突是美国“以乌制俄、因俄控欧”的地缘布局和政治彩排的话，那么如今的巴以冲突就是大国“以巴制以、联阿抗美”的地缘破局和战略突围，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则是美国“以台制华、联合遏中”的终极博弈和战略摊牌。台湾问题迟早将会被美国人为引爆，成为美国阻击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后一颗炸弹或最后一张王牌。可见，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
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和全球各种矛盾剧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如何解读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如果一言以蔽之：世界百年变局既没有那么悲观，也没有那么乐观。这一矛盾的辩证表述说明，当今国际现实展现的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多变的世界，大国都将谨慎地选择向前的每一步。无论如何，历史翻开了新篇，“凯撒跨过了卢比孔河”，21世纪新型的混合战争拉开了序幕，世界和平红利时代宣告终结，我们很难再回到以前的太平年代。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1945-1991）结束30年之后，美国独霸的“后冷战”时代（1992-2021）也开始终结，一个多极争雄的“新冷战”时代（2022年起）正式开启。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局势、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剧烈变动的地缘政治和已经来临的“新冷战”，不仅要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而且要以发展的眼光洞察历史之变，以多维的视角认识世界之变，还要用客观的态度解读秩序之变。以这种方法论来观察国际形势就会认识到：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剧烈变动，新兴的陆权与传统的海权呈现兴衰更替之势；国际战略格局演变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霸主轮流坐庄；世界主要文明碰撞危机四伏，利益冲突矛盾加剧；国际安全秩序重新构建，大国博弈陷阱重重，因而更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通盘审视，运筹帷幄，统筹谋划，全面布局，才能有效化危机为契机，转困局为新局。
二、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地缘政治剧烈变动，陆权海权兴衰更替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以辩证的思维审视时代之变可以看清世界的两面性：一方面，人类社会求和平，求发展，希望合作、共赢，依然还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正义力量终将获胜，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所以国际局势没有那么悲观。大国博弈说到底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国大陆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逐步壮大，尤其是工业制造、工程建设等硬实力日益强大。2024年中国GDP将近20万亿美元，是美国的四分之三；对外贸易达6万多亿美元，超过美国；外汇储备近10年维持在3.2万亿美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一；工业产值近10年一直高居世界首位，遥遥领先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基建狂魔”实力更是一骑绝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体制优势、行政效率等软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可以沉着应对各种挑战，在危机中寻找新机，在百年变局中开新局。
但另一方面，国际局势也没有那么乐观，霸权、霸道、霸凌等“三霸”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断搞乱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欧亚导演“颜色革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西亚北非燃起了“阿拉伯之春”，利用“和平演变”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暴力颠覆一些国家政权，给世界带来了持久的混乱。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更是不遗余力：一方面，利用“离岸平衡战略”，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各种边界、岛屿争端和领土纠纷，试图联合印太和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另一方面，亲自出马，加大力度围堵中国，从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4年黄海对峙、1995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对中国的挑衅行为至今，遏制政策步步升级，经济制裁变本加厉。尤其从2018年起，美国先是发动对华贸易战，2019年又煽动香港暴乱，2020年利用新冠疫情甩锅中国，2021年炒作新疆问题，再到2022年重点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刺激大陆，幷以“唱双簧”的形式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切香肠”式地挑战中国的原则底线，叫嚣协防台湾，把台湾纳入非北约盟友和印太战略框架。若美国国会强行通过《台湾政策法》，中美之间将不得不因台湾问题彻底地走向决裂，提早进行战略摊牌，这将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
台湾作为美国遏华的最后一张“王牌”，在美国的煽动下，甘作棋子，被美国任意摆布，积极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充当挑衅大陆的急先锋，大力鼓吹“反共抗中”，在政治上“依美谋独”，军事上“以武谋独”，经济上“脱钩断链”，美台勾连日益密切，不断触碰“台独”高压线，踩踏中国大陆的“红线”，使两岸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和变数不断增加。
美国在抓紧打“台湾牌”的同时，在西太平洋构建了三个“岛链”围堵中国，建立所谓的“印太战略框架”，将原为“亚洲版北约”升级为政治上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在经济上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依然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遵循既定的战略步骤，采取“东稳西进”的策略：一方面，努力向东、向南突破重围，化解美国印太战略格局的封堵；另一方面，大力向西、向西南、向北稳步推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陆路快速运输通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重回“世界岛”上。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将欧、亚、非三大洲称作“世界岛”。根据陆权理论，谁掌握了陆地权力，谁就能掌控世界。其代表人物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即东欧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但是，美国地缘学家尼古拉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由于边缘地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都超越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因为边缘地带大都是面向大洋的弧形地带，在海权时代来临时，更能发挥其临海的区位优势。
而根据海权理论，一个国家若要成为强国或有影响力的大国，必须掌握在海洋上自由行动的能力。其代表人物马汉认为，海上力量对于国家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因为海洋航线、商船和港口带来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因此需要打造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同时，海洋可保护国家安全，免于本土交战，因而拥有强大海军比陆军更重要。
无论陆权还是海权，都有其发展规律，幷此消彼长。在16世纪以前的旧陆权时代，货物贸易主要通过畜力运输来完成，在高原和平原地带依赖马、驴、骡等，在荒漠地带则依赖骆驼。由于畜力运输生产力低下，一般只能运载小宗货物和普通的生活资料，无法运载大宗货物，从而局限了世界贸易的大规模扩张。随着海权时代的来临，世界货物贸易开始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使用大型专用运输船舶。海运的优势首先在于其通达性，通过海洋直达所有沿海口岸，避开了陆路高山和河流阻隔的障碍；其次是其通用性，可运载各类货物，尤其是大宗的笨重货物；其三是经济性，运输成本相对低廉，因主要依赖船舶和港口，从而极大地节省了线路维护的费用。但海运也有明显劣势，主要在于运输周期过长，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于商品运达速度要快的需求。使用飞机进行空运便应运而生，其非常快捷，但劣势是，空运运量小、运输成本较高，不适合运载大宗的、价值低的产品。
因此，需要一种介于空中运输与海洋运输之间、既成本相对低廉又更加便捷的运输方式来承担新的历史使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出现使得新型陆地运输的灵活性、便捷性日益显现，其既能高速又保证了大运量，减少运输时间，提高运输效率，节省运输费用。陆路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和陆路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导致陆路交通再次成为主流，而海洋运输的优势逐渐减弱。尤其是陆地高速铁路大规模的兴建使得长距离的快速陆运成为可能。中欧班列的陆续开通和运量快速增加，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货源，其运输时间不到海运的一半，幷将继续大幅度缩短，成为最为便捷的运输工具。可见，技术进步将改变全球交通格局，从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加快世界经济中心西移的趋势，对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必然重塑世界的面貌。
我们正在经历着人类交通方式的再次转变，世界格局必将再次被重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建设连接亚欧非、贯通世界岛的陆路运输通道，让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重回世界岛上，使陆权重新崛起，海权式微，从而迎来新陆权时代的回归，即以陆地为基础的权力竞争和影响力扩展的新时代。首先，陆权回归带来内陆城市发展的重大机遇，处于陆路交通枢纽地位的城市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陆权回归大大提升陆路国家的国际地位。第三，由于陆路交通的发展，亚非欧超级大陆内部之间的协调日益凸显，在未来扮演世界中心的角色，中国又扮演关键角色。事物的两面性需要我们用辩证的思维审视这充满矛盾的世界。
三、用发展的眼光洞察历史之变：国际格局演变有序，百年变局霸主轮回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轨迹，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寻找到其答案。当前各种地缘政治矛盾冲突、危机爆发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的结果。中国之所以周边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中美博弈加剧，主要源于美国作为全球的海洋霸主不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一旦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往西成功推进，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将由优势转劣势，因为其在遥远的北美洲，远离“世界岛”，会遭边缘化，从而失去霸主的地缘优势。在海权时代，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优越，大西洋、太平洋两洋相夹，其他大国难以对其国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两个邻国都不是对手。美国成为全世界的中心，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资金、技术、商品、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美国又通过美元霸权廉价地收割全世界的劳动成果。但是，如果世界经济舞台重回“世界岛”上，美国掠夺全球财富的金融霸权就会自然衰退甚至瓦解。因此，美国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一历史进程。
但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可能长盛不衰的，都有兴衰轮回的发展过程，海权因其优势而兴起，也会因其劣势而式微。海权时代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开始进入了所谓“后滞期”。1492年地理大发现开启了海权时代，从哥伦布到麦哲伦，从达·伽马到卡布拉尔，西方殖民者跨洋过海，纵横全球，瓜分全世界。500年前，葡萄牙率先称霸海洋，主要殖民了南美洲的东海岸；400年前，西班牙无敌舰队称霸海洋，主要殖民了中美洲和南、北美洲的西海岸；300年前，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以资本运作和商业贸易的模式进行殖民地事业，主要殖民了南非和东印度群岛（今印尼）；200年前，英国“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殖民地一度占了地球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00年前，美国开始崛起，谋划称霸全球，通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不断积累国力，同时消耗、分化、瓦解欧洲列强的实力，尤其是在二战后，摧毁旧的殖民地体系，解体老牌殖民帝国，取代英国霸主地位，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第一次从东半球转移到西半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先河。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