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权民粹主义中的“反中”情绪分析
【摘要】台湾民粹主义中的“反中”情绪自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愈演愈烈。民进党当局“中国威胁”叙事围遶三条路径展开，一是指责岛内政治精英与中国大陆沆瀣一气，恶意“抹红”；二是在两岸关系上将中国大陆定性为台湾的外部威胁；三是在国际层面指责中国大陆破坏基于现有国际秩序。两岸对立情绪进一步通过“入侵台湾”vs“保卫台湾”、“民主灯塔vs威权威胁”、“国际秩序的破坏者”vs“国际秩序捍卫者”三组敌我关系得以形塑。台湾民众优越感的丧失加上“中国威胁”叙事，又与台湾本土的“悲情意识”产生强烈共鸣，中国大陆被塑造成台湾民众的威胁和不安全感的来源。这不仅有助于巩固民进党当局的统治，也契合美国对华战略叙事，给两岸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问题引入
民粹主义对台湾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岸学者已经就台湾民粹主义的成因、发展演进、社会运动、群众基础、政治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也有学者敏鋭观察到台湾民粹主义存在“反中”情绪，但他们要么并未以此为主线进行研究，要么对其进行笼统分析，缺乏一个必要的解释框架进行深入探讨。2024年1月，赖清德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自认“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延续蔡英文时期的“抗中保台”路线。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制造“緑色恐怖”已成为岛内的政治常态。那么，“反中”情绪究竟是如何上升为民粹主义态度的？既有研究认为，台湾的“反中”民粹主义的形成是因为岛内经济的相对剥夺感、身份认同的异化和民进党当局刻意煽动所致。这一解释有合理性，但忽视了台湾早期民主化和经济奇迹造就的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优越感以及中国大陆崛起带来的认知失调这一心理因素对“反中”民粹主义的形塑。本文尝试借用“特权民粹主义”（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这一概念进行解释。
一、概念界定：特权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政治学界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关于如何定义民粹主义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无论是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还是视为政治风格（political style）、政治话语（discourse）、克里斯马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egy），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定义都在探讨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本文采用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minimal definition），即卡斯·穆德（Cas Mudde）的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薄中心的意识形态，社会最终被民粹主义分成两个同质的、对立的群体，由“纯洁的大众”（the pure people）和“腐败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组成。①柯克·霍金斯（Kirk A.Hawkins）更是将这种对立上升为光明对抗黑暗的摩尼教宇宙观，即良善的人民（good people）和邪恶的精英(evil elite)之间的道德对立。②
抨击特权群体垄断政治参与和财富分配，漠视“普通民众”需求的言论是民粹主义的重要支撑，但民粹主义并不是“弱势群体”的专属。国外学者德·克莱恩（De Cleen）和鲁伊斯·卡萨多（Ruiz Casado）提出了“特权民粹主义”（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这一概念，他们敏鋭地观察到民粹主义的对立叙事并非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主观建构起来的结果。③首先，“特权民粹主义”意味着发起或支持民粹主义运动的群体处于一种比较优势。目前还没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是由失业、低收入、低阶层或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组成。在东南亚，家族政治式的人物也可以通过民粹主义动员上台执政。在欧洲经济繁荣时期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会通过强大的话语技巧来制造威胁感，将社会描绘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④特朗普现象以及英国脱欧其实是相对特权群体动员起来的结果，支持他们的人认为自己面临一种被话语构建起来的地位威胁或衰退感，而非因为“客观”的经济困境或“真实”的地位丧失。⑤
其次，在话语建构上，“特权民粹主义”将优势群体的衰落归结为弱势群体的崛起，后者的崛起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和剥夺感，而这正是民粹主义逻辑的核心。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想象中，美国在国内外精英的包围下处于一种“不公正”的衰退地位，“弱势”的美国人民不再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不公正”地失去了自己的特权地位。⑥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区域，西班牙中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予以加泰罗尼亚高度自治的权利。但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却认为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发展受到“不公正”的税收分配体系的伤害。⑦总之，“特权民粹主义”揭示了为什么关于不公正和苦难的民粹主义叙事会在那些享有相对特权的群体中盛行，他们将通过将弱者身份工具化，动员起一种话语上的“反压迫”，来捍卫特权，巩固支配地位。
二、虚幻的“优越感”
台湾早期的民主化和经济奇迹造就了台湾民众的优越感，认为台湾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上都远远优于中国大陆，看不起大陆人。岛内部分群体始终无法正视大陆的崛起，而一旦发现大陆已经崛起，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越台湾，又无法摆正心态，反而将台湾优越地位的丧失归结为中国大陆，增加对大陆的敌视心态。
首先，在经济上，台湾早年的经济奇迹为台湾的“优越感”打下物质基础。得益于雁行发展模式，台湾在上世纪承接了日本的产业技术转移，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跻身为亚洲四小龙。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时，大陆的人均GDP才只有252美元，而同时期的台湾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这一巨大差距让台湾民众心中一直有很强的经济优越感。90年代初，大陆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台湾也掀起一股大陆投资热潮。但台商赴大陆投资却被緑营包装为台湾对大陆的“恩情”。赖清德曾妄言：“台湾是中国的最大外资，投资金额累计超过2000亿美金，创造就业机会，安定中国社会，中国应该善待台湾，否则如何报答台商数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建设及解决问题，如何回报台湾人民对中国大陆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对台湾也有迎头追赶和超越之势，但台湾在一些领域仍然保持着相对优势。2023年，大陆的经济体量已是台湾的23倍；台湾出口对中国大陆依存度到2022年为止一直保持在40％左右，在两岸经贸往来中长期处于贸易顺差。但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仍低于台湾，2023年，中国大陆人均GDP 1.269万美元，为台湾3.23万美元的39.3%。此外，台湾的法定最低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资、人均工资中位数等经济指标仍高于大陆。台湾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被誉为台湾的“护国神山”，更成为美国对华芯片制裁的关键一环。岛内的信息茧房、同温层效应又固化了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落后认知。緑媒对大陆长期进行负面报导，诸如“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等反智主义言论加深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经济偏见，让他们仍然沉浸在昔日的优越感之中。
其次，制度偏见也成为台湾“优越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体制上，受到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台湾社会认可民主的优越性，并对大陆体制存在偏见和误解。在民主优越论的影响下，台湾大部分民众认为，台湾已经先一步迈入自由民主，是华人社会唯一的民主“国家”。李登辉在其自传中写道，中国大陆要成为像日本、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要到无限的未来纔可能发生。⑧李登辉要求中国大陆必须发展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国家统一必须在自由、繁荣、民主的中国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明确表达了他对大陆政治体制的偏见和以民主为由拒絶统一的政治目的。蔡英文也曾表示，“民主及其价值是台湾人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由民主不可交换。”赖清德上台后，也多次表达“没有民主不是台湾”的政治立场，在两岸关系上认为“一个繁荣的台湾也可以带动进步的中国”。尽管岛内各政党在两岸政策和国家认同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坚信民主的优越性，拥抱民主原则。⑨
这种政治偏见也弥漫在整个台湾社会，台湾青年自认为自己秉持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观，对于大陆政治体制的认知存在诸如所谓“独裁”“专制”“不民主”等种种刻板印象与负面观感。⑩根据亚洲晴雨表的第六波的最新数据，有90%的受访者认为，尽管民主存在缺陷，但仍然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在制度评价上，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台湾是民主的，而将近8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大陆不民主，只有3.42%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可以效仿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⑪总之，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台湾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支持率非常高，幷且大多数民粹主义支持者都信奉自由价值观，更相信民主的优越性。
最后，中国大陆对台湾释放的政治和经济善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台湾的“优越性”。在两岸经贸往来中，中国大陆长期让利台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台湾出口大陆的商品提供了多项关税减免措施，使539种台湾产品享受免税或优惠关税待遇，相比之下，仅有267种大陆输台产品享受类似待遇。ECFA长期惠台让利，台湾从关税减让的获益是大陆的约8.8倍，台湾却未实质减少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反而不断增加禁止进口大陆产品数量。⑫“惠台31条”和“惠台26条”为台湾企业提供与大陆企业同等的待遇，相比之下，民进党当局却加强大陆赴台的投资限制。2020年，蔡英文当局禁止爱奇艺和腾讯等大陆媒体平台在台湾运营，封杀“淘宝台湾”。在政治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陆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⑬
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湾的“优越感”正在被一点点耗尽。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岛内关于大陆的不实报导被逐个戳破。但为了保持认知一致，仍有部分群体要么选择性无视中国大陆的发展现状，继续接收关于中国大陆的负面反智言论，沉浸在昔日的优越的荣光之中，拒絶与中国大陆接触；要么将中国大陆视为台湾优越感丧失的宣泄对象，错误地将中国大陆视为优越感丧失的罪魁祸首，增加对大陆的敌意。近年来，台湾民众普遍存在强烈的挫折感与恐惧感，导致以往在面对大陆时的优越感丧失殆尽，于是在台湾凡是与大陆相关的东西都会“走样”。⑭民进党当局的“中国威胁”叙事就在迎合、助长这种风气。
三、民进党当局的“中国威胁”叙事与台湾“弱者”身份的建构
首先，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当局始终将中国大陆视为外部威胁，指责大陆通过“军事威吓、经济胁迫、法律惩治”等方式威吓胁迫台湾。在緑营政客、媒体和侧翼的歪曲下，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宣泄剥夺感的对象，台湾被建构成“我群”，大陆被塑造成“他者”。
在经济层面，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施以优惠，民进党当局就将其视为统战工具，污名化大陆的善意；而一旦大陆取消单方面对台优惠，民进党当局就称其为经济胁迫，挑起两岸对立。ECFA的后续推进在政治操作下，又被简化成了“抗中保台”。赖清德认为，“重启服贸协议不但是走回‘靠向中国’老路，且会造成大量大陆人士来台开业工作，冲击台湾劳工，抢台湾人的饭碗。”2024年8月，针对巴黎长荣桂冠酒店事件，台湾当局陆委会谴责中国大陆“操纵民族主义对台商实施霸凌、经济胁迫”。此外，任何大陆元素在台湾受到追捧，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认知作战”。比如，国产网游“黑神话悟空”就被台湾当局“国安部”认为是对台“认知作战”工具。大陆社交媒体抖音和小红书深受台湾年轻人喜爱，但同样被緑营批是大陆的统战工具。在国际上，民进党当局同样混淆视听，片面指责中国大陆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剥夺台湾人民权益。
其次，民进党当局指责岛内外政治精英出卖台湾利益、伤害台湾人民，冠之以“中共同路人”的名号。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用“亡国论”攻击国民党阵营。民进党方面认为，国民党与中国大陆的亲密关系以及支持“九二共识”言论会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终结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⑮緑营媒体扭曲两岸关系发展成果，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国民党人视为“买办”，将马英九的两岸交流与合作政策视为“亲中卖台”。民进党当局刻意在岛内制造政治对立的路线在2024年大选后组成的第11届“立法院”中尤为明显。2024年3月，蓝白两营联手推出“国会改革法案”，以期强化“立法院”监督职能、巩固并深化台湾民主。但这一法案却遭到民进党议事杯葛、暴力干扰、蓄意抹红、煽动“抗中保台”和“亡国论”。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声称“蓝白联手与中国大陆里应外合，台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类似的声音同样出现在民进党当局的“外交”声明中，2024年5月，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一中”声明，反对赖清德分离主义立场。台湾当局“外交部”指责“委内瑞拉与中国大陆沆瀣一气，为虎作伥，扈从中国大陆恶意贬抑台湾‘主权’地位”。2024年8月，中美洲议会通过尼加拉瓜党团提出的议案，取消台湾当局“立法院”常驻观察员地位，台湾当局“外交部”指责“尼加拉瓜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府为独裁政权，是中国大陆的马前卒，损害了台湾利益”。
最后，在国际层面，民进党当局扈从美国对华战略叙事，多次指责中国大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营造大陆负面形象。赖清德上台以来，多次表达关于中国大陆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言论。2024年8月21日，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2024印太安全对话的开幕式称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真正目的不是领土完整，而是想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成就霸权”。9月10日，赖清德在会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访问时表示，“中国的军事行动，对全球和平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巨大的挑战”。9月25日，赖清德在纽约非营利组织Concordia年度峰会上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是对整体国际社会的威胁，中国大陆不仅要改变台海现状，更是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在国际上成就霸权”。
“破坏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的类似表述同样经常出现在台当局“外交”部门的声明当中。2024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访问中国大陆期间表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台湾当局“外交部”随即回应，“俄罗斯与中国沆瀣一气，不仅无助台海及区域局势稳定，更凸显中俄威权合流，对国际和平稳定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造成的重大危害”。2024年8月，台湾当局的“外交”声明称，“中国、俄国及白俄罗斯合流，在世界各地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成为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阴谋论是构成民粹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它根植且壮大民粹主义自身的逻辑。⑯民进党当局的“中国威胁”叙事：善良的台湾人民成为中国大陆“霸权扩张”的受害者，从而构建一个“弱势”的台湾身份，进而为“反中”民粹主义的对立叙事提供支撑；中国大陆伙同岛内外的“中共同路人”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剥夺了属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成为被中国大陆“霸凌”的“弱者”。在这种认知模式的作用下，他们习惯性地将台湾社会变动中的利益受损、人生挫折、对自身的社会位置和生存状态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进行极端意义建构而归结为中国大陆，“中国威胁”叙事让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宣泄剥夺感的对象。但“中国威胁”本身并不一定会成为一种民粹主义态度，民进党当局的刻意煽动是“反中”民粹主义形成的关键。⑰在民进党当局主导下，“中国威胁”为民粹主义的对立叙事提供论述依据。
1.胁迫台湾vs保卫台湾
捍卫主权是民粹主义政策立场的驱动力。⑱民进党当局利用“中国威胁”强化2300万台湾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认同”，指责大陆不尊重台湾民意，称“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2024年，赖清德先后在520就职演说和“双十”演说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为了打造保卫台湾的救世主形象，民进党当局将强化防卫、发展不对称战斗力、减少与中国大陆经济依赖的行为包装成“加强台湾的经济与安全韧性，扺御中国大陆军事胁迫”。蔡英文上台后，以“中国威权扩张，捍卫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利益”为理由改革兵役制度，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打造“全民国防体系”。民进党“立委”沈伯洋创立的黑熊学院更是鼓吹中国大陆是台湾的敌人，刻意培养台湾民众的抗中意识。赖清德上台后又成立“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在民进党全代会上直接表示，“我们的责任是团结人民，反对中国吞并，确保国家主权。”
不难发现，民进党当局一直将中国大陆当成假想敌，煽动民众的仇中情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被塑造成具有独一无二的品质，只有他们才是人民的救世主。⑲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在岛内通过转型正义唤起民众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恐惧；另一方面渲染“中国威胁”唤起民众对大陆的敌视，将自己打造成岛内唯一爱台的政党。这种对立已经在民众认知层面发挥作用，根据台湾大陆委员会的民调结果，在蔡英文执政时期，过半受访者认为大陆政府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不友善。2024年6月，陆委会的另一项民调也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大陆对台统战、渗透以及介选越来越严重；81.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加强防范渗透行为；55.1%的受访者认为应强化反渗透法。根据民调机构《亚洲晴雨表》的第六波最新数据，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是负面的。2023年6月，台湾“国防安全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大陆会持续以武力逼迫台湾。
2.民主灯塔vs威权威胁
民进党当局还将两岸关系带入到意识形态对抗层面，以“民主与专制无法共存”为由否认中国大陆的合法性。在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下，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带有道德性的政治正确。西方政治精英从道德和战略的角度坚信，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会产生显着的积极意义，它是保护人权的絶佳方式。同样，自由民主价值观不仅影响了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想象，也在台湾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发挥作用。在意识形态层面，民进党当局将两岸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民主与专制的对抗，认为“专制”的中国大陆无法代表民主的台湾，进而否认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2020年，蔡英文在元旦讲话中拒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认为“民主与威权无法同时存在一个国家”。2024年6月，大陆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赖清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民主不是罪恶，专制才是罪恶，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裁台湾人民”。
民进党当局还进一步将民主道德化，将民主比喻为一股良善的力量，拔高台湾对于自由民主阵营的价值。蔡英文在2018年的“双十”演说中将台湾比喻为民主的灯塔，“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暗夜中提供了光芒，更照亮了世界”。2021年10月，蔡英文在《外交事务》撰文称，“若台湾沦陷，将是区域和平及民主联盟体系的灾难，也意味着，在当今全球价值竞赛中，威权主义较民主主义占上风”。可见，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乃至于国际关系的理解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民粹主义者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人民唯一的代言人，而民进党则自怜地以为过去几十年只有他们在为台湾的民主打拼，别人都是反动力量。⑳每逢大选，民进党都会泣述其为台湾“民主政治”做过的贡献，以及该党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积极抗争所作出的牺牲，将民主的功劳全部包揽在自己身上。民进党当局“民主VS专制”的叙事在过去否定了国民党的执政合法性，在今天也成为其否定中国大陆对台湾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
3.国际秩序的捍卫者vs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民进党当局还将两岸的对立关系上升到国际层面，以捍卫国际秩序为理由美化“抗中保台”正当性。民进党上台后，开始亲近美国疏远大陆的“外交”路线，依附美国对华战略叙事，一方面指责中国大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又赞扬台湾是坚定的国际秩序捍卫者和区域和平的稳定者，宣扬“Taiwan Can Help”。蔡英文在任期间，大力鼓吹台湾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国际秩序方面做出的贡献，妄称“台湾虽然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仍努力遵守国际规范，台湾扺触了中共的论调，也阻碍了中共称霸区域的野心”。
具体来看，民进党当局把在军事上将发展不对称战力视为台湾维护区域和平的贡献；在经济上将半导体产业视为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的贡献；将“新南向政策”视为促进区域繁荣、推动区域发展的贡献；将台湾的民主视为维护自由民主阵营的良善力量；疫情期间，台湾的防疫经验也被包装为对全球公卫的贡献。中国大陆维护国家统一、遏制岛内“台独”分子的举措则被污蔑为区域霸权的象征。赖清德上台后承接蔡英文的话术，多次点名中国大陆“破坏现有国际秩序”，承诺台湾将承担起维护区域和平和国际秩序的责任。总之，关于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的叙事将两岸的对立上升到国际秩序层面，在岛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心中塑造了一个为了谋求区域霸权而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大陆形象，台湾因为捍卫现有国际秩序成为了中国大陆的霸凌对象。
民粹主义的敌化叙事围遶着人民与精英的不安全关系组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在民粹主义的叙事中，精英们本质上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威胁着人民，制造不安全感。民进党当局恰好就将台湾人民描绘为被岛内外势力不公正地置于失利状态的群体，将“中国威胁”提升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想象，建构台湾人民的集体不安全感。在民进党当局的叙事下，中国大陆成为了台湾“主权”的侵犯者、民主世界的颠覆者、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中国大陆时刻“威胁”着台湾人民的安危、试图窃取台湾的民主果实和经济成就、剥夺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民粹主义在构建集体不满情绪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不满情绪有助于人们将自己定位为弱势者，而正是由于这种弱势身份的存在，那些认为受到“当权者”压迫的人们才会认为反对现状是合法的。
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建构的“受害者”身份又与台湾的“悲情意识”产生共鸣。“悲情意识”认为台湾人祖祖辈辈受人欺负，被外来殖民者统治，被祖国抛弃，是“亚细亚的孤儿”。“悲情意识”一直是民进党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这种意识的内核也与民粹主义的敌对叙事天然契合，并在情感上强化了这种结构的政治动员效果。在岛内，民进党通过唤醒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将台湾民众形容为受国民党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将自己打造成民主的打拼者和捍卫者，通过强化国民党的原罪论，否定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民进党现在又将这一思路套用在中国大陆身上，一边强调台湾民主之路的艰辛和不易，一边又将中国大陆视为“威权专制”的象征。民进党当局制造的“中国威胁”再一次唤醒了台湾的悲情心态，受到“悲情意识”的影响，“台独”势力获得生存空间，追求独立被合理化为谋求生存的自救行为，追求“台独”的民进党也就成为了台湾民众唯一的代言人。
结语
民粹主义的“弱者”身份是主观建构的过程，处于相对优势的特权群体也可以诉诸民粹主义话语建构弱势身份，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台湾民众曾拥有高于大陆的优越感与自信心，认为台湾在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人文素质等方面普遍优于大陆。面对中国大陆的全面赶超，部分台湾群体出现认知失调。作为回应，部分人沉浸在民进党当局包裹的信息茧房之中，不愿意承认台湾优越地位的丧失。另一部分人则将台湾优越感的下滑归结为中国大陆的崛起。民进党当局的“中国威胁”叙事就迎合了这种趋势。台湾优越感下降和“中国威胁”叙事共同建构起台湾的“弱势”身份，这一弱势身份又与台湾独有的“悲情意识”产生共鸣，台湾版本的“特权民粹主义”由此产生。
民进党当局的“特权民粹主义”将政治想象具体化，将善恶之争简单化，构建了一个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敌人。每当民进党当局做出出格举动，中国大陆都会进行相应的反制措施，两岸对立和敌对也愈加严重，最终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对台湾的同情。民进党当局实际上是通过卖惨进行政治讹诈，以此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福祉安危，刻意渲染“中国威胁”以加强自身执政合法性的拙劣行径无益于台海稳定，更为祖国和平统一设下障碍。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就业、就学，台湾人民会慢慢地走出信息茧房和同温层，重新审视两岸关系，民进党当局的“反中”民粹主义叙事也会不攻自破。
注释：
①Mudde,Cas."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543-563.
②Hawkins,Kirk A."Is Chávez populist?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8 (2009): 1040-1067.pp.1044.
③De Cleen,Benjamin,and Juan Alberto Ruiz Casado."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 On the use of underdog identities by comparatively privileged groups."Political Studies 72.3 (2024): 1005-1025.
④Mols,Frank,and Jolanda Jetten."Explaining the appeal of populist right‐wing parties in times of economic prosperity."Political Psychology 37.2 (2016): 275-292.
⑤Bonikowski,B.2017.Ethno-nationalist populis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llective resentment.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S1): 181–213.
⑥Homolar,Alexandra,and Juan Alberto Ruiz Casado."Imaginaries of trauma and victimhood: The role of the ‘China threat’in Trump’s 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4).
⑦Ruiz Casado,Juan Alberto."When “the people”of populism is constructed by the relatively privileged: the case of Catalan secessionism."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2.2 (2024): 153-169.pp.160.
⑧李登辉：《新·台湾的主张》，2015年出版，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⑨Lee,Sook Jong,Chin-en Wu,and Kaustuv Kanti Bandyopadhyay.Populism in Asian democracies: Features,structures,and impacts.Vol.1.Brill,2021.pp.34.
⑩王先伟、孙云：《台湾地区青年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失调及其调试机制研究》，《台海研究》，2022年第1期，第21页。
⑪ABS：https://www.asianbarometer.org/
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的最终结论》，2023年4月12日。
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2022年。
⑭沈惠平：《试析部分台湾民众的“反中”情绪》，《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6期，第51页。
⑮Charlton,Guy C.,and Yayut Yi-shiuan Chen."Taiwanese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China 1."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pulism in the Asia Pacific.Routledge India,2024.343-356.pp.346.
⑯[德]扬-维纳尔·米勒着，钱静远译：《什么是民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42页。
⑰邓小冬：《试析当前台湾的“反中”民粹主义思潮》，《台湾研究》，2022年第1期，第59页。
⑱Bonansinga,Donatella.“‘A threat to us’: The interplay of insecurity and enmity narratives in left-wing populism.”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4.3 (2022): 511-525.pp.520.
⑲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
⑳林红：《民粹主义在台湾：对抗的政治与焦虑的社会》，《台湾研究》，2019年第4期，第14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2月号，总第326期，P48-55）
【摘要】台湾民粹主义中的“反中”情绪自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愈演愈烈。民进党当局“中国威胁”叙事围遶三条路径展开，一是指责岛内政治精英与中国大陆沆瀣一气，恶意“抹红”；二是在两岸关系上将中国大陆定性为台湾的外部威胁；三是在国际层面指责中国大陆破坏基于现有国际秩序。两岸对立情绪进一步通过“入侵台湾”vs“保卫台湾”、“民主灯塔vs威权威胁”、“国际秩序的破坏者”vs“国际秩序捍卫者”三组敌我关系得以形塑。台湾民众优越感的丧失加上“中国威胁”叙事，又与台湾本土的“悲情意识”产生强烈共鸣，中国大陆被塑造成台湾民众的威胁和不安全感的来源。这不仅有助于巩固民进党当局的统治，也契合美国对华战略叙事，给两岸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问题引入
民粹主义对台湾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岸学者已经就台湾民粹主义的成因、发展演进、社会运动、群众基础、政治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也有学者敏鋭观察到台湾民粹主义存在“反中”情绪，但他们要么并未以此为主线进行研究，要么对其进行笼统分析，缺乏一个必要的解释框架进行深入探讨。2024年1月，赖清德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自认“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延续蔡英文时期的“抗中保台”路线。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制造“緑色恐怖”已成为岛内的政治常态。那么，“反中”情绪究竟是如何上升为民粹主义态度的？既有研究认为，台湾的“反中”民粹主义的形成是因为岛内经济的相对剥夺感、身份认同的异化和民进党当局刻意煽动所致。这一解释有合理性，但忽视了台湾早期民主化和经济奇迹造就的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优越感以及中国大陆崛起带来的认知失调这一心理因素对“反中”民粹主义的形塑。本文尝试借用“特权民粹主义”（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这一概念进行解释。
一、概念界定：特权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政治学界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关于如何定义民粹主义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无论是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还是视为政治风格（political style）、政治话语（discourse）、克里斯马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egy），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定义都在探讨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本文采用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minimal definition），即卡斯·穆德（Cas Mudde）的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薄中心的意识形态，社会最终被民粹主义分成两个同质的、对立的群体，由“纯洁的大众”（the pure people）和“腐败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组成。①柯克·霍金斯（Kirk A.Hawkins）更是将这种对立上升为光明对抗黑暗的摩尼教宇宙观，即良善的人民（good people）和邪恶的精英(evil elite)之间的道德对立。②
抨击特权群体垄断政治参与和财富分配，漠视“普通民众”需求的言论是民粹主义的重要支撑，但民粹主义并不是“弱势群体”的专属。国外学者德·克莱恩（De Cleen）和鲁伊斯·卡萨多（Ruiz Casado）提出了“特权民粹主义”（populism of the privileged）这一概念，他们敏鋭地观察到民粹主义的对立叙事并非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主观建构起来的结果。③首先，“特权民粹主义”意味着发起或支持民粹主义运动的群体处于一种比较优势。目前还没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是由失业、低收入、低阶层或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组成。在东南亚，家族政治式的人物也可以通过民粹主义动员上台执政。在欧洲经济繁荣时期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会通过强大的话语技巧来制造威胁感，将社会描绘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④特朗普现象以及英国脱欧其实是相对特权群体动员起来的结果，支持他们的人认为自己面临一种被话语构建起来的地位威胁或衰退感，而非因为“客观”的经济困境或“真实”的地位丧失。⑤
其次，在话语建构上，“特权民粹主义”将优势群体的衰落归结为弱势群体的崛起，后者的崛起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和剥夺感，而这正是民粹主义逻辑的核心。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想象中，美国在国内外精英的包围下处于一种“不公正”的衰退地位，“弱势”的美国人民不再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不公正”地失去了自己的特权地位。⑥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区域，西班牙中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予以加泰罗尼亚高度自治的权利。但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却认为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发展受到“不公正”的税收分配体系的伤害。⑦总之，“特权民粹主义”揭示了为什么关于不公正和苦难的民粹主义叙事会在那些享有相对特权的群体中盛行，他们将通过将弱者身份工具化，动员起一种话语上的“反压迫”，来捍卫特权，巩固支配地位。
二、虚幻的“优越感”
台湾早期的民主化和经济奇迹造就了台湾民众的优越感，认为台湾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上都远远优于中国大陆，看不起大陆人。岛内部分群体始终无法正视大陆的崛起，而一旦发现大陆已经崛起，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越台湾，又无法摆正心态，反而将台湾优越地位的丧失归结为中国大陆，增加对大陆的敌视心态。
首先，在经济上，台湾早年的经济奇迹为台湾的“优越感”打下物质基础。得益于雁行发展模式，台湾在上世纪承接了日本的产业技术转移，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跻身为亚洲四小龙。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时，大陆的人均GDP才只有252美元，而同时期的台湾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这一巨大差距让台湾民众心中一直有很强的经济优越感。90年代初，大陆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台湾也掀起一股大陆投资热潮。但台商赴大陆投资却被緑营包装为台湾对大陆的“恩情”。赖清德曾妄言：“台湾是中国的最大外资，投资金额累计超过2000亿美金，创造就业机会，安定中国社会，中国应该善待台湾，否则如何报答台商数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建设及解决问题，如何回报台湾人民对中国大陆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对台湾也有迎头追赶和超越之势，但台湾在一些领域仍然保持着相对优势。2023年，大陆的经济体量已是台湾的23倍；台湾出口对中国大陆依存度到2022年为止一直保持在40％左右，在两岸经贸往来中长期处于贸易顺差。但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仍低于台湾，2023年，中国大陆人均GDP 1.269万美元，为台湾3.23万美元的39.3%。此外，台湾的法定最低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资、人均工资中位数等经济指标仍高于大陆。台湾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被誉为台湾的“护国神山”，更成为美国对华芯片制裁的关键一环。岛内的信息茧房、同温层效应又固化了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落后认知。緑媒对大陆长期进行负面报导，诸如“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等反智主义言论加深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经济偏见，让他们仍然沉浸在昔日的优越感之中。
其次，制度偏见也成为台湾“优越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体制上，受到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台湾社会认可民主的优越性，并对大陆体制存在偏见和误解。在民主优越论的影响下，台湾大部分民众认为，台湾已经先一步迈入自由民主，是华人社会唯一的民主“国家”。李登辉在其自传中写道，中国大陆要成为像日本、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要到无限的未来纔可能发生。⑧李登辉要求中国大陆必须发展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国家统一必须在自由、繁荣、民主的中国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明确表达了他对大陆政治体制的偏见和以民主为由拒絶统一的政治目的。蔡英文也曾表示，“民主及其价值是台湾人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由民主不可交换。”赖清德上台后，也多次表达“没有民主不是台湾”的政治立场，在两岸关系上认为“一个繁荣的台湾也可以带动进步的中国”。尽管岛内各政党在两岸政策和国家认同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坚信民主的优越性，拥抱民主原则。⑨
这种政治偏见也弥漫在整个台湾社会，台湾青年自认为自己秉持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观，对于大陆政治体制的认知存在诸如所谓“独裁”“专制”“不民主”等种种刻板印象与负面观感。⑩根据亚洲晴雨表的第六波的最新数据，有90%的受访者认为，尽管民主存在缺陷，但仍然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在制度评价上，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台湾是民主的，而将近8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大陆不民主，只有3.42%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可以效仿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⑪总之，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台湾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支持率非常高，幷且大多数民粹主义支持者都信奉自由价值观，更相信民主的优越性。
最后，中国大陆对台湾释放的政治和经济善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台湾的“优越性”。在两岸经贸往来中，中国大陆长期让利台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台湾出口大陆的商品提供了多项关税减免措施，使539种台湾产品享受免税或优惠关税待遇，相比之下，仅有267种大陆输台产品享受类似待遇。ECFA长期惠台让利，台湾从关税减让的获益是大陆的约8.8倍，台湾却未实质减少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反而不断增加禁止进口大陆产品数量。⑫“惠台31条”和“惠台26条”为台湾企业提供与大陆企业同等的待遇，相比之下，民进党当局却加强大陆赴台的投资限制。2020年，蔡英文当局禁止爱奇艺和腾讯等大陆媒体平台在台湾运营，封杀“淘宝台湾”。在政治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大陆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⑬
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湾的“优越感”正在被一点点耗尽。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岛内关于大陆的不实报导被逐个戳破。但为了保持认知一致，仍有部分群体要么选择性无视中国大陆的发展现状，继续接收关于中国大陆的负面反智言论，沉浸在昔日的优越的荣光之中，拒絶与中国大陆接触；要么将中国大陆视为台湾优越感丧失的宣泄对象，错误地将中国大陆视为优越感丧失的罪魁祸首，增加对大陆的敌意。近年来，台湾民众普遍存在强烈的挫折感与恐惧感，导致以往在面对大陆时的优越感丧失殆尽，于是在台湾凡是与大陆相关的东西都会“走样”。⑭民进党当局的“中国威胁”叙事就在迎合、助长这种风气。
三、民进党当局的“中国威胁”叙事与台湾“弱者”身份的建构
首先，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当局始终将中国大陆视为外部威胁，指责大陆通过“军事威吓、经济胁迫、法律惩治”等方式威吓胁迫台湾。在緑营政客、媒体和侧翼的歪曲下，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宣泄剥夺感的对象，台湾被建构成“我群”，大陆被塑造成“他者”。
在经济层面，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施以优惠，民进党当局就将其视为统战工具，污名化大陆的善意；而一旦大陆取消单方面对台优惠，民进党当局就称其为经济胁迫，挑起两岸对立。ECFA的后续推进在政治操作下，又被简化成了“抗中保台”。赖清德认为，“重启服贸协议不但是走回‘靠向中国’老路，且会造成大量大陆人士来台开业工作，冲击台湾劳工，抢台湾人的饭碗。”2024年8月，针对巴黎长荣桂冠酒店事件，台湾当局陆委会谴责中国大陆“操纵民族主义对台商实施霸凌、经济胁迫”。此外，任何大陆元素在台湾受到追捧，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认知作战”。比如，国产网游“黑神话悟空”就被台湾当局“国安部”认为是对台“认知作战”工具。大陆社交媒体抖音和小红书深受台湾年轻人喜爱，但同样被緑营批是大陆的统战工具。在国际上，民进党当局同样混淆视听，片面指责中国大陆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剥夺台湾人民权益。
其次，民进党当局指责岛内外政治精英出卖台湾利益、伤害台湾人民，冠之以“中共同路人”的名号。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用“亡国论”攻击国民党阵营。民进党方面认为，国民党与中国大陆的亲密关系以及支持“九二共识”言论会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终结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⑮緑营媒体扭曲两岸关系发展成果，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国民党人视为“买办”，将马英九的两岸交流与合作政策视为“亲中卖台”。民进党当局刻意在岛内制造政治对立的路线在2024年大选后组成的第11届“立法院”中尤为明显。2024年3月，蓝白两营联手推出“国会改革法案”，以期强化“立法院”监督职能、巩固并深化台湾民主。但这一法案却遭到民进党议事杯葛、暴力干扰、蓄意抹红、煽动“抗中保台”和“亡国论”。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声称“蓝白联手与中国大陆里应外合，台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类似的声音同样出现在民进党当局的“外交”声明中，2024年5月，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一中”声明，反对赖清德分离主义立场。台湾当局“外交部”指责“委内瑞拉与中国大陆沆瀣一气，为虎作伥，扈从中国大陆恶意贬抑台湾‘主权’地位”。2024年8月，中美洲议会通过尼加拉瓜党团提出的议案，取消台湾当局“立法院”常驻观察员地位，台湾当局“外交部”指责“尼加拉瓜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政府为独裁政权，是中国大陆的马前卒，损害了台湾利益”。
最后，在国际层面，民进党当局扈从美国对华战略叙事，多次指责中国大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营造大陆负面形象。赖清德上台以来，多次表达关于中国大陆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言论。2024年8月21日，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2024印太安全对话的开幕式称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真正目的不是领土完整，而是想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成就霸权”。9月10日，赖清德在会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访问时表示，“中国的军事行动，对全球和平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巨大的挑战”。9月25日，赖清德在纽约非营利组织Concordia年度峰会上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是对整体国际社会的威胁，中国大陆不仅要改变台海现状，更是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在国际上成就霸权”。
“破坏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的类似表述同样经常出现在台当局“外交”部门的声明当中。2024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访问中国大陆期间表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台湾当局“外交部”随即回应，“俄罗斯与中国沆瀣一气，不仅无助台海及区域局势稳定，更凸显中俄威权合流，对国际和平稳定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造成的重大危害”。2024年8月，台湾当局的“外交”声明称，“中国、俄国及白俄罗斯合流，在世界各地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成为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阴谋论是构成民粹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它根植且壮大民粹主义自身的逻辑。⑯民进党当局的“中国威胁”叙事：善良的台湾人民成为中国大陆“霸权扩张”的受害者，从而构建一个“弱势”的台湾身份，进而为“反中”民粹主义的对立叙事提供支撑；中国大陆伙同岛内外的“中共同路人”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剥夺了属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成为被中国大陆“霸凌”的“弱者”。在这种认知模式的作用下，他们习惯性地将台湾社会变动中的利益受损、人生挫折、对自身的社会位置和生存状态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进行极端意义建构而归结为中国大陆，“中国威胁”叙事让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宣泄剥夺感的对象。但“中国威胁”本身并不一定会成为一种民粹主义态度，民进党当局的刻意煽动是“反中”民粹主义形成的关键。⑰在民进党当局主导下，“中国威胁”为民粹主义的对立叙事提供论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