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歧与政策协调：G7成员国在“涉台议题”中的博弈合作
【摘要】在美国的推动下，2021年开始，七国集团（G7）将“涉台议题”纳入峰会宣言。基于各国的现实利益分歧，G7成员国存在认知差异，博弈呈“雁阵”梯队模式，美日作为“狂热派”发挥“领头”作用，英加作为“追随派”充当“两翼”，法德意作为“摇摆派”扮演“雁尾”角色。本文通过梳理2021-2024年G7峰会宣言和外长声明发现，经过2021年的“试探合作可能”、2022年的“寻找合作契机”、2023年的“弥合合作分歧”和2024年的“强化合作共识”，G7成员国逐步达成利益妥协，实现了政策协调。G7炒作“涉台议题”，不仅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还危及地区和平与发展。聚焦议题设置，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澄清基本事实、强化共同利益和深化对台控制力进行破局和重塑。
2022年8月10日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指出：“外部势力干涉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突出障碍。”①台海局势的外生性变数和突发性危机与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有着密切联系。②两岸在国际上的“不对等共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部分。③美西方正是利用这种“不对称”的力量格局，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塑造“大陆以大欺小”的假象，争取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同情。赖清德上台后，对内通过“洗涤人心”强化舆论认知欺骗，对外利用中美战略博弈缝隙，为美西方干涉“台湾问题”提供契机。④
美国对台干涉已从“美日双边”走向“G7多边”，“议题设置”是其实施舆论攻击的重要手段，根据传播学的相关原理进行全方位布局，试图通过在G7等多边舞台设置“涉台议题”，拉拢盟友共同干涉台湾问题，以“集体霸权”形式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混淆国际视听抹黑中国，阻挠中国收复台湾。议题设置属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范畴，通过情景构建、利益动员、身份塑造和行动规划完成话语逻辑构建。⑤从2021年英国康沃尔峰会开始，美国和日本不顾中国反对，联合游说G7其他成员国，强行将“涉台议题”纳入“G7集团霸权”情境下，通过对成员国进行利益动员实现“行动捆绑”，塑造“我者”与“他者”的“敌对性”身份构建，游说其他国家在“涉台议题”上与其保持一致，最终以“峰会宣言”的形式形成行动规划，完成“涉台议题”设置。
美西方串通“台独”民族分裂势力，藉助“议题设置”炒作台湾问题，对中方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根据政治传播学的观点，议题设置可以影响和引导公众的价值判断和认知倾向，从而赢得舆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优势，使舆论按照既定方向发展。⑥通过设置“涉台议题”，一方面，美国试图“捆绑”G7其他成员国，实现对华“集体施压”，鼓励“台独”谋求事实上的独立；另一方面，美国与“台独”形成舆论互动，博取国际同情。对于G7的“涉台议题”，台当局多次发表感谢声明，希望以此为契机强化与G7成员国的互动。
一、利益分歧：G7对“涉台议题”的认知差异
认知差异是推动议题设置的动力之一，通过议题设置可以弥合差异，统一认知，达成政策协调，最终实现行动合力。G7在涉台议题上的认知差异，深刻地反映了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利益差异。回顾历史，不同成员国在不同时期的对台认知存在差异，但基本与其整体对华关系发展态势保持一致。近年来，美国不断在G7内部推动“涉台议题”，逐渐形成了“美日主导＋英加追随＋法德意摇摆”的“雁阵”博弈模式。
（一）美日的“雁头”式“认知主导”
第一，美国主导G7的“对台认知”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战略价值“骤升”，美国将其视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筹码，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自此产生。作为影响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策略，反而会根据中美关系的变化，灵活打出“台湾牌”。⑦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竞争，对台政策逐渐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整体对台认知趋向强硬化。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全政府”阶段，对台干涉持续加码，国会成为主力，不仅提高了涉台立法规模，高级国会议员还频繁访台，幷发表大量支持“台独”的言论。⑨拜登上台后，摒弃了特朗普的“乱拳打法”，精心策划“涉台议题”，采取“价值观”外交等多种手段，将其与国际秩序调整挂钩。⑩拜登政府以维护国际秩序为由，采取“以盟制台”策略，拉拢盟友共同干涉台湾问题，将涉台议题纳入G7峰会宣言。其中，美国最为倚重日本，制度上支持日本通过修改安保法提高对台干预力度，安全上协助日本强化军事能力，监视中国军队在周边海域的活动，外交上鼓励日本说服德法卷入“台湾问题”。⑪
第二，日本“捆绑”美国“对台认知”
长期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战略模糊”原则，展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声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又将美日单独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作为地区秩序的法理基础，幷据此回避正面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⑫其背后包含了复杂的内部政治原因，即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斗。此外，“台独”推行的“皇民化”改革，强化了日本介入台海局势的动机。⑬安倍执政后，为了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日本积极拉拢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极力鼓吹双方共享“民主价值观”的认同理念。⑭菅义伟执政后，继续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和战术“捆绑”，亲台派政治家和高官被委以重任，开始深入介入台海局势，向着公开化、制度化和安全化的方向发展。⑮具体而言，日本不仅协助美国在G7等多边场合炒作台湾问题，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将台湾问题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框架下，加快在台海周边部署军事力量。岸田文雄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前任”的对台政策，且更加注重“价值观”色彩，例如，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中的涉台内容较2021年增加了一倍。总之，日本在涉台议题上愈加强硬，是美国“以台制华”的得力干将。
（二）英加的“雁翼”式“认知追随”
第一，英国追随美国的“对台认知”
在台湾“问题化”的过程中，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英国则在美国的施压下逐渐向其靠拢。二战后，英国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将“台湾归还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自身实力的衰落，为了适应国际体系的新变化，英国需要与亚洲新兴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主张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⑯在《对日和约》草拟过程中，英国坚持写入“台湾归属中国”，但是，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不得不做出妥协，最终接受美国主张的“只谈日本放弃台湾，不谈台湾归还中国”的内容。⑰约翰逊执政期间，受美国对华政策“外溢”、疫情期间中英高层交往中断、香港“修例风波”等多重影响，中英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英国开始追随美国炒作“台湾问题”。苏纳克执政期间，对华强硬派在英国内阁中占据统治地位，不断触碰“台湾问题”的政治红线。2023年8月，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发布的印太报告中，首次称“台湾是独立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
第二，加拿大“对台认知”与美国保持联动
长期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是加拿大外交政策关注的核心，与亚太国家的联系相对较少。1970年10月，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⑱哈珀时期，加拿大意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提出了“亚太门户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然而，其亚太政策的核心依旧是美国，幷不断强化与美国的政策协调。2018年“孟晚舟事件”后，中加关系跌入谷底，加拿大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打压。在对华强硬派的推动下，加拿大不断炒作台湾问题。2022年11月27日，首份《加拿大印太战略》7次提到台湾，幷指出：“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反对改变台湾海峡现状。”与此同时，美加两国国会也出现了联动，2023年3月，加众议院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发布的《台湾报告书》，甚至主张“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2023年4月，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率领跨党派10人团访问台湾。
（三）德法意的“雁尾”式“认知摇摆”
第一，法国主张避免卷入台海冲突
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拒绝蒋介石政府派驻大使的恳求，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后戴高乐时代，中法关系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苏联解体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传递的价值观被西方政治精英广泛接受，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不顾外长迪马反对，效仿美国对台军售，遭中国强烈反对，法国甚至敦促G7峰会对中国进行制裁。⑲1995年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后，改变了“价值观外交”，将中国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法关系进入“蜜月期”。2007年萨科齐当选后，虽然奉行“人权价值观”，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摩擦，但坚决反对“台独”。马克龙执政后，将中国视为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工具，致力于塑造稳定的中法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呼吁欧洲保持距离，认为欧洲的风险是“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反映了法国与美国之间的旧有分歧，即法国更倾向于置身于世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甚至不愿像德国一样策应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中德两国曾出现过“蜜月期”。上世纪90年代，中国坚定支持两德统一，施罗德等老一辈德国政治家曾对中国抱有感激之情，在对台问题上态度积极。2005年6月22日，德国前总理科尔指出，德国人，尤其是他本人，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始终支持德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默克尔上台初期，曾一度在涉藏和台湾问题上打破红线，但由于施罗德的门徒——时任外长施泰因迈尔牵制，总体上坚持对华务实合作，奉行一个中国原则。默克尔卸任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台政策也出现了转变。代表“白左”的绿党迅速崛起，被纳入联合政府后控制了外交部，更加重视绿党所倡导的“环保”、“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外交，幷表现出明显的“亲美”倾向。⑳与美国不同，德国不希望与中国走向新冷战，但是与美国的立场却逐渐趋同，即不断对华施压，只是不希望在军事层面成为主要参与者，而是扮演“策应者”的角色。2023年4月，外长贝尔伯克在访华期间明确了与马克龙的分歧，警告中国不要军事介入“台湾问题”，德国和G7“不会坐视”军事升级。
第三，意大利在美欧之间摇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无力为各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意大利开始积极开展对华关系，中意关系进入蓬勃发展阶段。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出亚投行后，中意关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9年，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成员国。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向意大利提供了大量救援物资，进一步夯实了两国的关系。在此期间，基于中意友好的整体基调，意大利幷未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但是，在意大利的整体对外政策中，与美国的关系要优先于中国。但随着国内外政治生态的变化，中意关系出现转变，意大利对台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早在竞选期间，梅洛尼在接受台媒专访时声称，她若能领导新政府，将推动意大利和中国台湾的关系，还表示中国台湾与意大利是“战略伙伴”，呼吁欧盟就台海问题向中国大陆施压。当选后，梅洛尼内阁班子吸引大量对华强硬派，幷任命了具有强烈反华倾向的塔加尼担任外交部长，塔加尼曾强烈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幷多次在涉台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
二、政策协调：G7在涉台议题上的有限合作
在实现“涉台议题”政策协调前，美日通过不断强化与中国的对抗色彩，渲染“中国威胁论”，引导甚至是迫使其他成员国与其保持一致。总体来看，在起初的博弈中，美日属于“狂热派”，极力推动将“涉台议题”纳入峰会宣言，加拿大和英国始终追随美国，法德相对谨慎，而意大利则在美欧之间摇摆。经历2021年的“试探可能”、2022年的“寻找契机”、2023年的“弥合分歧”和2024年的“强化共识”后，在“涉台议题”进行有限合作成为G7内部主流声音。
（一）2021年G7康沃尔峰会：试探合作的可能
2021年康沃尔峰会期间，美日两国趁机推出“涉台议题”，试探G7成员国就此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日本则积极协助达成目标。根据白宫公布的美日双边会谈简报，两国重申对台海局势的关注。而英美也在会前的双边会晤中统一了立场，两国签署了《新大西洋宪章》，重申价值观的共同性，强调在事关全球治理的重大事项上保持共同立场。与英国类似，加拿大遵循了一贯的外交传统，时刻与美国保持一致。围绕“涉台议题”，G7举行了最高级别的闭门会谈，成员国甚至进行了激烈争论。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大会。对此，法国和德国幷不完全赞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与中国存在分歧，但不希望G7成为“反华俱乐部”。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和经济上的竞争者，但中国也是一个合作伙伴。法德两国认为，5月份的外长会议已经提出“支持台湾当局有意义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峰会宣言“没有必要再提及”。意大利总理吉拉德也指出：“虽然与中国存在价值观分歧，但是我们需要合作。”
最终，美日的试探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在两国的劝说下，法德两国做出了妥协，将“涉台议题”首次列入G7峰会宣言，即“我们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总体来看，美国的目标幷没有完全实现，德国和法国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G7峰会宣言在“涉台议题”上点到为止，没有突破一个中国原则。2021年6月13日，拜登在峰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称，希望公报有关中国的内容能“更强硬些”。而日本提出的“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没有被采纳，仅体现在G7外长声明中，即“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社会应能从所有合作伙伴的经验中受益，包括台湾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成功贡献”。
（二）2022年G7埃尔毛宫峰会：寻找合作的契机
2022年G7埃尔毛宫峰会期间，美日试图以俄乌冲突为藉口，分化法德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力求在“涉台议题”上寻找达成有限合作的契机。作为俄乌冲突后的首场峰会，“反俄挺乌”成为会议主题。然而，在美日两国的引导下，G7成员国认为中国没有追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与美西方存在重大利益分歧，担心中国会凭藉军事优势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博弈基本延续了2021年态势，美国和日本是“保卫台湾”的坚定支持者。2022年，虽然英国政坛更迭频繁，但是对华强硬成为主流共识。英国希望拉拢中国反俄，主张对中俄进行区别对待，口头强调台湾问题和俄乌冲突性质不同，实则支持台湾走向“独立”。朔尔茨继任后，继续推进对华经贸合作，鉴于德企在华存在巨大经济利益，尽可能避免挑衅中国。但是，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坚持“价值观外交”，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反对武力改变现状。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基本延续了2021年的立场。
总体而言，2022年G7峰会成员国立场基本不变，即“我们强调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然而，G7外长声明则表明，虽然成员国内部存在分歧，但依旧可以找到诸多合作契机，例如，声明不仅批评了中国的对台军事演习和经济政策，还为美西方议员非法窜访台湾强行辩护，指责中国大陆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即“我们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台湾海峡两岸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关切注意到中国近期所采取和宣布的锋芒逼人的举措，尤其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这些举措或将导致不必要的（事态）升级。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以访问为藉口在台湾海峡开展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我们的议员出国访问是完全正常、例行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过激反应带来了加剧紧张局势和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我们呼吁中国不要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海峡两岸分歧。七国集团成员各自的‘一个中国原则’（如适用）和对台湾的基本立场幷没有改变。我们重申我们对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共同和坚如磐石的承诺，鼓励各方保持冷静，保持克制，以透明方式行动以及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以免误解、误读、误判”。
（三）2023年G7广岛峰会：弥合合作分歧
2023年G7广岛峰会期间，美日两国将会议的重点聚焦在弥合合作分歧上。日本试图利用东道国优势强化对中国议题的关注度，以展现G7团结，而泽连斯基的出现使会议再次聚焦俄乌冲突。峰会召开前，G7成员国在“涉台问题”上表现出明显分歧。2023年4月，马克龙在访华期间，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中立立场，幷呼吁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随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立刻访华，强调马克龙不能代表欧盟，欧洲不会在台海问题上袖手旁观。2023年5月18日，在会前的日美首脑会晤中，两国领导人继续表明解决台海问题的共同立场。英国方面，苏纳克当选后，英国对华进一步强硬化，公开表示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在美国的施压下，对华态度更趋于意识形态化。此外，英日签署了《广岛协议》，强化两国的防务合作，宣布将会于2025年派伊利莎白号航母重返亚太，其本质是为“武力涉台”进行提前布局。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峰会期间，日本表示“不理解法国的立场，将法国视为‘G7中不坚固的一环’”。为了回调马克龙的“中立立场”，G7外长声明重申对台湾的政策“不变”。意大利方面，梅洛尼当选后，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不仅与G7成员国讨论了退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也倒向了美国。
总之，鉴于此前展现出来的分歧，2023年广岛峰会致力于凸显G7内部的团结，主张“不干涉”立场的马克龙受到“孤立”，“干涉主义”原则被大多数成员国所认可。具体内容为，“我们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七国集团成员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已阐明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而外长联合声明则比2022年稍微缓和，即“我们重申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幷呼吁和平解决海峡两岸问题。七国集团成员关于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所申明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支持台湾在不需以国家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作为成员、在需以国家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作为观察员或嘉宾对国际组织进行有意义的参与，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会议”。
（四）2024年G7卡普里岛峰会：强化合作共识
2024年G7卡普里岛峰会在“涉台议题”上出现了重大转折，受成员国国内外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强化合作已经成为共识。峰会召开前夕，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幷对美欧对华关系产生了影响。在俄乌战场上，自去年秋季大反攻失败后，乌军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有生力量，北约面临巨大压力。然而，美欧却将矛头指向中国，污蔑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在台海局势上，赖清德的“台独”发言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大陆被迫做出相应反应，却被美欧过分曲解为“武力胁迫”，G7成员国进一步强化了对华强硬立场。与此同时，对华强硬派把控了大部分G7成员国内阁，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对华施压，已经在G7内部形成共识。
总之，回顾以往三次峰会，成员国在“涉台议题”上存在差异立场，为了尊重成员国的不同态度，峰会宣言往往会选取外长声明的部分表述。但是，此次峰会宣言与外长声明保持一致，表明G7在“涉台议题”上的整体转变，成员国就对华强硬达成了一致共识，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具体内容为：“我们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组织技术会议，在非国家前提下以成员国身份参与，在国家前提下以观察员或嘉宾身份参与。七国集团成员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已宣布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G7炒作“涉台议题”对华产生了多重影响，其后果不容忽视。从两岸关系走向来看，G7通过不断挑战中国底线进行“极限施压”，妄图一步步挖空一个中国原则，使台湾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增加了两岸统一的难度。从中美欧关系来看，台湾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益，过度炒作只能深化与中国的分歧，加剧双方的“战略竞争”与“战略对抗”，幷“外溢”至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领域，从而使中美欧关系短时间内难以转圜。从地区发展态势来看，G7试图通过“集体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使台海局势变得复杂化和危险化，陷入冲突的可能性被大大提高。从整体国际环境来看，G7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引导国际社会的价值判断和认知倾向，可能会在国际社会引发“蝴蝶效应”，使我国面临“国际孤立”的风险。针对G7炒作“涉台议题”，聚焦议题设置，破局的关键是通过澄清问题事实打破认知混淆，通过强化共同利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通过深化实际控制力清除“台独”分裂隐患。
首先，澄清台湾问题的基本事实。G7通过发表“涉台言论”，干涉中国内政，对此，中国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从国际法的角度予以驳斥和澄清。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公布的《波茨坦公告》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了一个中国原则，G7成员国发表涉台言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缺乏国际法依据。针对G7峰会宣言怂恿“台独”参加国际组织，1971年10月25日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幷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因此，G7制造“涉台议题”，既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其次，通过双边合作打破“雁阵”模式。针对G7炒作“涉台议题”的“雁阵”博弈模式，不妨利用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进行分而治之。发挥“领头”作用的美日“狂热派”，两国国内政治力量就对华强硬基本达成共识，其“涉台认知”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而且“绥靖政策”只会使其得寸进尺，不妨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只有彻底打疼他们，才能使其有所收敛。充当“两翼”的美加“追随派”，“追随美国”是两国外交政策的“一贯传统”，核心是改变美国的态度，只要美国立场发生转变，两国大概率会重新调整涉台政策。然而，鉴于美西方对华“战略竞争”已成为结构性困境，且短时间内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不妨在其他领域寻找利益“对冲点”，例如，英国的苏格兰独立问题。如果英国炒作“台湾问题”，那么中方就可以改变对“苏格兰独立问题”立场。作为“雁尾”的法德意处于“摇摆”中，幷不像美日那么“狂热”，也不如英加般“唯美国马首是瞻”，国内对华态度幷非“铁板一块”，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法国“左翼”持谨慎态度，德国自由民主党亲企业，对华较为温和，朔尔茨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也较为慎重，意大利前总理孔特、德拉吉等对华较为友好。基于此，可以与法德意寻找合作空间，强化经贸与人文联系，尽可能制约其涉台立场。
再次，强化反对分裂主义的共同利益。古往今来，民族分裂主义是引发社会冲突与对抗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构成了严重威胁。实际上，“台独”分裂主义才是引发台海局势动荡的核心因素，中国大陆打击“台独”的一系列行动，是在为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作贡献。然而，G7峰会宣言却颠倒黑白，支持“台独”分裂主义，站在了国际正义的对立面。历史时期，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方面，部分G7成员国与中国进行了友好合作。1990年，中国坚定支持两德统一，对此，德国老一辈政治家心怀感激，坚决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德国新一代政治家不应数典忘祖。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中国采取不干涉立场，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苏格兰有关公投是英国的内政，中方对此不作评论。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英国也不应该炒作“台湾问题”。近年来，随着民族分裂主义的发展，G7成员国国内也面临着类似问题，例如，德国的巴伐利亚州、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托、法国的科西嘉和布列塔尼地区、琉球等。G7成员国在“涉台议题”上大做文章，是对民族分裂分子的纵容与鼓励，不仅不能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还会使本国陷入主权受损的危险境地。因此，G7成员国应该与中国一道，共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尊重彼此主权完整,这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最后，中国大陆要深化对台海局势的实际控制力，这是确保国家主权完整、实现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保障。“台独”属于民族分裂主义，是诱发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消灭“台独”势力，实现地区稳定，为此需要深化三方面的控制力。第一，深化军事控制力，确保具备随时对“台独”分裂主义的快速打击能力，及时将民族分裂行为扼杀在摇篮中。第二，深化经济控制力，具备随时切断“台独”“经济生命线”的能力，包括“能源运输线”、“贸易航线”、周边“海底电缆”等。第三，深化舆论影响力。在G7峰会的涉台表述中，“台独”被塑造成“弱者”和“受害者”形象，中国大陆被塑造成地区秩序的“破坏者”，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产生敌对情绪，对“台独”抱有同情心态。对此，需要强化对台舆论影响力，让台湾人民瞭解到真正的大陆和真实的美国，大陆有实力为台湾未来的发展与繁荣保驾护航，美国内部矛盾重重，不仅没有实力保护台湾，还会将台湾带入战争的深渊。
总之，G7在“涉台议题”上的炒作不符合事实，真正破坏地区稳定的是“台独”民族分裂分子，只有台湾彻底回归，台海地区才能实现永久性和平。G7成员国应同中国一道，相互尊重彼此主权，携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注释：
①李维一：《排除障碍,推进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台湾研究》，2022年第4期，第3-4页。
②刘国深,何淼：《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77-79页。
③黄嘉树：《未来四年两岸关系面临的矛盾与挑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30-133页。
④彭维学：《中美战略博弈下的台海新风险、新格局及新路径》，《台海研究》，2024年第2期，第1-5页。
⑤岳圣淞：《政治修辞、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第86-95页。
⑥杨安、张艶涛：《议题设置与中国话语构建》，《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第41页。
⑦朱卫东：《新时代中国统一方略: 从必须统、必然统到如何统、统什么》，《台湾研究》，2019年第4期，第2页。
⑧赵明昊、杨鸿嘉：《大国竞争与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新趋势》，《当代美国评论》，2024年第1期，第2页。
⑨周文星、林冈：《美国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第53-59页。
⑩李义虎：《拜登对华战略中的对台政策:战略定位与战略竞争》，《台湾研究》，2021年第3期，第3-5页。
⑪汪曙申：《美国印太战略演进与台海局势》，《台湾研究》，2023年第2期，第14-17页。
⑫杨伯江：《从复交到缔约:当代中日关系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台湾问题》，《日本学刊》，2023年第5期，第9页。
⑬陈孔立：《“台独史观”的建构与严重影响》，《台湾研究》，2018 年第5 期，第1-6页。
⑭王海滨、蔡亮：《蔡英文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新趋势探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第62-68页。
⑮王广涛：《日本介入台海事态的动因、特征及趋势》，《台海研究》，2024年第2期，第106-109页。
⑯李世安：《评朝鲜战争初期英国艾德礼政府的对台湾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0－81页。
⑰马吟风：《英国在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过程中关于台湾条款的态度演变》，《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第120页。
⑱宋家珩、李巍、徐乃力（编）：《加拿大与亚太地区关系》，济南：济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⑲吴志成、袁婷：《法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进：从戴高乐到萨科齐》，《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第225-228页。
⑳李文红：《德台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德国对台政策剖析》，《台湾研究》，2023年第5期，第46-49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1月号，总第323期，P96-103）
【摘要】在美国的推动下，2021年开始，七国集团（G7）将“涉台议题”纳入峰会宣言。基于各国的现实利益分歧，G7成员国存在认知差异，博弈呈“雁阵”梯队模式，美日作为“狂热派”发挥“领头”作用，英加作为“追随派”充当“两翼”，法德意作为“摇摆派”扮演“雁尾”角色。本文通过梳理2021-2024年G7峰会宣言和外长声明发现，经过2021年的“试探合作可能”、2022年的“寻找合作契机”、2023年的“弥合合作分歧”和2024年的“强化合作共识”，G7成员国逐步达成利益妥协，实现了政策协调。G7炒作“涉台议题”，不仅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还危及地区和平与发展。聚焦议题设置，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澄清基本事实、强化共同利益和深化对台控制力进行破局和重塑。
2022年8月10日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指出：“外部势力干涉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突出障碍。”①台海局势的外生性变数和突发性危机与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有着密切联系。②两岸在国际上的“不对等共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部分。③美西方正是利用这种“不对称”的力量格局，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塑造“大陆以大欺小”的假象，争取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同情。赖清德上台后，对内通过“洗涤人心”强化舆论认知欺骗，对外利用中美战略博弈缝隙，为美西方干涉“台湾问题”提供契机。④
美国对台干涉已从“美日双边”走向“G7多边”，“议题设置”是其实施舆论攻击的重要手段，根据传播学的相关原理进行全方位布局，试图通过在G7等多边舞台设置“涉台议题”，拉拢盟友共同干涉台湾问题，以“集体霸权”形式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混淆国际视听抹黑中国，阻挠中国收复台湾。议题设置属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范畴，通过情景构建、利益动员、身份塑造和行动规划完成话语逻辑构建。⑤从2021年英国康沃尔峰会开始，美国和日本不顾中国反对，联合游说G7其他成员国，强行将“涉台议题”纳入“G7集团霸权”情境下，通过对成员国进行利益动员实现“行动捆绑”，塑造“我者”与“他者”的“敌对性”身份构建，游说其他国家在“涉台议题”上与其保持一致，最终以“峰会宣言”的形式形成行动规划，完成“涉台议题”设置。
美西方串通“台独”民族分裂势力，藉助“议题设置”炒作台湾问题，对中方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根据政治传播学的观点，议题设置可以影响和引导公众的价值判断和认知倾向，从而赢得舆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优势，使舆论按照既定方向发展。⑥通过设置“涉台议题”，一方面，美国试图“捆绑”G7其他成员国，实现对华“集体施压”，鼓励“台独”谋求事实上的独立；另一方面，美国与“台独”形成舆论互动，博取国际同情。对于G7的“涉台议题”，台当局多次发表感谢声明，希望以此为契机强化与G7成员国的互动。
一、利益分歧：G7对“涉台议题”的认知差异
认知差异是推动议题设置的动力之一，通过议题设置可以弥合差异，统一认知，达成政策协调，最终实现行动合力。G7在涉台议题上的认知差异，深刻地反映了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利益差异。回顾历史，不同成员国在不同时期的对台认知存在差异，但基本与其整体对华关系发展态势保持一致。近年来，美国不断在G7内部推动“涉台议题”，逐渐形成了“美日主导＋英加追随＋法德意摇摆”的“雁阵”博弈模式。
（一）美日的“雁头”式“认知主导”
第一，美国主导G7的“对台认知”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战略价值“骤升”，美国将其视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筹码，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自此产生。作为影响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策略，反而会根据中美关系的变化，灵活打出“台湾牌”。⑦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竞争，对台政策逐渐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整体对台认知趋向强硬化。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全政府”阶段，对台干涉持续加码，国会成为主力，不仅提高了涉台立法规模，高级国会议员还频繁访台，幷发表大量支持“台独”的言论。⑨拜登上台后，摒弃了特朗普的“乱拳打法”，精心策划“涉台议题”，采取“价值观”外交等多种手段，将其与国际秩序调整挂钩。⑩拜登政府以维护国际秩序为由，采取“以盟制台”策略，拉拢盟友共同干涉台湾问题，将涉台议题纳入G7峰会宣言。其中，美国最为倚重日本，制度上支持日本通过修改安保法提高对台干预力度，安全上协助日本强化军事能力，监视中国军队在周边海域的活动，外交上鼓励日本说服德法卷入“台湾问题”。⑪
第二，日本“捆绑”美国“对台认知”
长期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战略模糊”原则，展现出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声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又将美日单独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作为地区秩序的法理基础，幷据此回避正面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⑫其背后包含了复杂的内部政治原因，即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斗。此外，“台独”推行的“皇民化”改革，强化了日本介入台海局势的动机。⑬安倍执政后，为了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日本积极拉拢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极力鼓吹双方共享“民主价值观”的认同理念。⑭菅义伟执政后，继续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和战术“捆绑”，亲台派政治家和高官被委以重任，开始深入介入台海局势，向着公开化、制度化和安全化的方向发展。⑮具体而言，日本不仅协助美国在G7等多边场合炒作台湾问题，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将台湾问题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框架下，加快在台海周边部署军事力量。岸田文雄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前任”的对台政策，且更加注重“价值观”色彩，例如，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中的涉台内容较2021年增加了一倍。总之，日本在涉台议题上愈加强硬，是美国“以台制华”的得力干将。
（二）英加的“雁翼”式“认知追随”
第一，英国追随美国的“对台认知”
在台湾“问题化”的过程中，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英国则在美国的施压下逐渐向其靠拢。二战后，英国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将“台湾归还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自身实力的衰落，为了适应国际体系的新变化，英国需要与亚洲新兴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主张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⑯在《对日和约》草拟过程中，英国坚持写入“台湾归属中国”，但是，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不得不做出妥协，最终接受美国主张的“只谈日本放弃台湾，不谈台湾归还中国”的内容。⑰约翰逊执政期间，受美国对华政策“外溢”、疫情期间中英高层交往中断、香港“修例风波”等多重影响，中英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英国开始追随美国炒作“台湾问题”。苏纳克执政期间，对华强硬派在英国内阁中占据统治地位，不断触碰“台湾问题”的政治红线。2023年8月，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发布的印太报告中，首次称“台湾是独立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
第二，加拿大“对台认知”与美国保持联动
长期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是加拿大外交政策关注的核心，与亚太国家的联系相对较少。1970年10月，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⑱哈珀时期，加拿大意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提出了“亚太门户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然而，其亚太政策的核心依旧是美国，幷不断强化与美国的政策协调。2018年“孟晚舟事件”后，中加关系跌入谷底，加拿大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打压。在对华强硬派的推动下，加拿大不断炒作台湾问题。2022年11月27日，首份《加拿大印太战略》7次提到台湾，幷指出：“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反对改变台湾海峡现状。”与此同时，美加两国国会也出现了联动，2023年3月，加众议院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发布的《台湾报告书》，甚至主张“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2023年4月，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率领跨党派10人团访问台湾。
（三）德法意的“雁尾”式“认知摇摆”
第一，法国主张避免卷入台海冲突
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拒绝蒋介石政府派驻大使的恳求，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后戴高乐时代，中法关系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苏联解体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传递的价值观被西方政治精英广泛接受，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不顾外长迪马反对，效仿美国对台军售，遭中国强烈反对，法国甚至敦促G7峰会对中国进行制裁。⑲1995年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后，改变了“价值观外交”，将中国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法关系进入“蜜月期”。2007年萨科齐当选后，虽然奉行“人权价值观”，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产生摩擦，但坚决反对“台独”。马克龙执政后，将中国视为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工具，致力于塑造稳定的中法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呼吁欧洲保持距离，认为欧洲的风险是“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反映了法国与美国之间的旧有分歧，即法国更倾向于置身于世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甚至不愿像德国一样策应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