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话语策略与逻辑分析
【摘要】台湾问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近年来，美国不断对台湾问题进行“国际化”操弄，主要运用“去主权化”、“超主权化”、“他主权化”和“类主权化”的话语策略，塑造竞争格局、渲染产业安全、强化认知偏见等成为其实践逻辑。而美国对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国际化”等虽然在目标、手段等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在意涵和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对此，中国应全面评估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演进趋势，提升法律斗争能力，掌握涉台的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美国认为中国是其国家安全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不断对台湾问题进行国际化操弄。①虽然其表面淡化“台湾地位未定论”等实体性法理叙述，但在方法论层面构筑新的规则话语，以强化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的否定性叙事。同时，蔡英文、赖清德当局亦着重通过国际路径推动“法理台独”，使得近年来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提炼其话语策略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从而廓清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方式。
一、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话语策略
受制于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能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只能将台湾问题操弄为全球性议题，从而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规则”。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早已被置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台湾问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②然而，近年来美国围绕主权议题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整体来看主要有四种话语策略。
（一）去主权化
去主权化是指绕开一个中国的主权框架，藉助国际社会主流的价值叙事等，炮制、偷换或泛化两岸关系的各种议题，从而将台湾问题转换为其他国际焦点。
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逐渐形成了如台海和平、民主、航行自由和互惠合作等叙事范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脱于现有国际法体系，正在尝试采用各类“去主权化”的叙事将其掩盖，忽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的国际法律准则。美西方国家多次以“航行自由”为名派遣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将其定为所谓“国际水域”，模糊化处理中国的主权及主权权利，淡化其对中国国家统一的负面影响。除共同捍卫所谓民主价值观话语外，美西方国家的部门首长、议员甚至议会代表团等近年来不断窜访台湾，所打的旗号还有促进两地交流以及贸易、科研和产业合作等惯用表达。据此，部分国家的立法及行政机构也都相继以准官方甚至官方的形式，通过声明、军演、窜访等方式加强同台湾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如2021年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理由是“相信立陶宛和台湾之间，在经贸、产业、科技等领域，都有更多互惠合作的空间”；2023年德国以“加强同台湾在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合作”为由派遣其教育研究部长斯塔克瓦茨格窜访。
在美国推动下，民进党当局为“倚外谋独”，密切配合美国涉台的去主权化叙事。如赖清德在台湾领导人选举获胜后称，“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台湾坚定守护民主，捍卫和平”，呼吁“世界民主政府”团结一致对抗“威权主义扩张”，认为台海和平问题不是台湾单纯与中国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值得被广泛关注”的国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近来愈加重视“台独”的海洋叙事，试图组建以自由民主为纽带的“海洋民主同盟”。
（二）超主权化
超主权化是指频繁在各类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设置涉台议题予以炒作，制造台湾问题属于全球性或区域性议题的假象，误导国际社会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律认知。
拜登政府试图将美台“双联盟”构架打造为美国对台政策新的“双翼”，将台湾问题纳入其主导的各类双边、多边议题中，藉此鼓动其盟友伙伴在台湾问题上表态，由此持续抬高台湾问题到“全球性”层面。③针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内涵及法律效力，蓝墨客（Mark Lambert）等美国国务院官员近来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未认可、不等于、不反映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幷认为决议“没有涉及台湾地位问题”，炒作所谓“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系统”。近年，欧洲议会通过超20项“友台决议”，连续3年窜访台湾地区，2024年2月更是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两项决议，要求欧洲各国强化与台湾当局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互动。此外，美西方国家往往将涉台议题上升到国际人权或区域安全等层面，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南海、台海问题上竟称，“尊重基本权力、尊重基本自由，绝不可以被当作一国内政，因为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发誓要捍卫人权和自由”。
受美国影响，赖清德当局亦试图藉此进行“两国论”操弄。如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鼓动各党团共同支持通过所谓“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涉台湾决议文”，让台湾“有权利加入国际组织”等。2024年8月，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副负责人田中光率团赴汤加出席“台湾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对此，赖清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积极捍卫了台湾的与会权利，让台湾藉助海洋与民主的联结同各国一起为全球的繁荣发展贡献心力。”
（三）他主权化
他主权化是指以关系到自身国家安全等主权事项为名将台湾问题内政化，藉助本国的司法、行政、军事等手段，为介入台湾问题寻找藉口。
2017年以来美国国会将立法提案作为干涉台湾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了一系列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作为挡箭牌的涉台法案。如在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中提及“总统应该促进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应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等。④近来美国在涉台等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如2022年9月拜登政府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不断演变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严格审查”，⑤要求台湾芯片企业如台积电等赴美投资半导体以保障其自身产业供应链安全等。
近年来，日本频繁插足台湾问题，如“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言论实际就是从日本的主权安全来考虑台湾问题。在2021年一次募捐演讲中，时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宣称，台海爆发战争可能危及日本的生存，日本有理由协助保卫台湾。2024年7月，日本通过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增设了专门的涉台章节，强调针对台海局势“与美国和盟友合作”，实际上也是从自身军事安全角度出发介入台湾问题。
（四）类主权化
类主权化是指通过玩弄文字游戏，尤其结构隐喻的方式，将台湾地区作为类似“主权实体”的存在，制造两岸关系属于国际关系的假象。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推动国际社会把两者未来的命运、模式放在一起，即“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⑥这实际是将隶属于中国的台湾地区隐喻为独立主权国家的乌克兰。2023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等而视之：“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像朝鲜问题一样，是个全球性问题。”2018年起，民主联盟基金会每年举办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邀请全球民主“国家”元首及政要与会，蔡英文自2020年起每年受邀发表演说。这些实际上是将台湾地区作为“主权国家”看待。还有的国家的机构或国际组织近年来更是将台湾作为“国家”摆上台面。如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2023年8月30日发布的评估报告声称：“台湾已是独立国家，名称是中华民国。台湾具备建国的一切条件，包括常住人口、明确的领土范围、政府，以及与他国建立关系的能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认可。”欧洲议会2024年2月28日通过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称“中国与台湾互不隶属”。
在实践中，台湾当局习惯滥用众多只有主权国家有权使用的国际法概念，这实际是将台湾地区作为“国家”。如“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陈建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海巡人员依照国际惯例依法执法。”2024年6月，台湾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扬言：“只要中国大陆军队攻击台湾在航机舰设施、或攻击本外离岛、进入台湾12海里海空域，台军就可行使自卫权依比例反击。”
美国为保持霸权地位，不断刻意制造危机，营造地缘政治的紧张氛围，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是其关键抓手。具体来说，美国主要从塑造竞争格局、渲染产业安全、强化认知偏见等方面着手，鼓噪各国介入，其实践逻辑日渐清晰。
（一）塑造竞争格局
美国的世界霸权建立在各条与盟友或伙伴的关系线上，呈现出“点—线—面”交互共生的网状格局。近年来，拜登政府将台湾问题视为抓手编织对华关系网，组建针对中国“小院高墙”式的小多边联盟机制，以“关系/事件”框架制造了敌对意识，将两岸关系暗度为“国际关系”。美国有关“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的表态和在经贸领域与中国的主动沟通等行为，目的在于构建美国试图休战的刻板印象。唯有如此，美国的所有行动，都不可以被指责为是干涉中国内政或霸权主义，而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必要举措。这是美国以“退”为进，在涉台等问题上形成可以影响国际社会前见的“事前解释”。这实际是逼迫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印太乃至全球范围内塑造全面竞争格局，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加速演进营造外部环境。
具体来说，美国一方面运用整体化、网络化的竞争策略，通过安全围堵、经贸脱钩、科技断链、文教隔离等方式，将台湾问题与其和中国大陆之间存在的安全、经贸、科技和文教等问题混淆一起，幷同东北亚问题、南海问题相连结，试图发挥美日、美韩、美菲和美台军事“同盟”的集成效应，塑造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如2024年9月21日美日印澳第四届四方伙伴关系领导人峰会所发布的《威尔明顿宣言联合声明》宣布新的印太地区海事培训计划（MAITRI）幷启动首次“四方海上船舶观察员任务”⑦。另一方面，美国极力渲染“大国竞争”和“中国威胁论”，以形塑中国作为“假想敌”甚至“敌对国家”的形象，将台湾地区置于美国对华竞争格局的前沿，人为制造更多的压力和冲突来巩固盟友关系。如拉拢印太盟友伙伴参与“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形形色色“小圈子”或“小多边”。
（二）渲染产业安全
在西方舆论炒作台海必有一战和中国威胁的背景下，美国在终端制造、芯片产能和生产设备等供应链方面极力推进“去中国化”的正当性便显得难以辩驳。美国以捍卫“国家安全”“产业安全”为由，试图与台湾地区联手构建“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幷使其同美西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产生新的连结。
一方面，在涉台供应链领域渲染产业安全风险。半导体产业生态圈是台湾地区的独特优势，台积电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拜登政府对台湾地区在开展对华技术封锁等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多次宣称台湾是美国的“印太政策重要关切”及“可依赖的重要供应链伙伴”。吴钊燮强调台湾对半导体行业和全球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全球90%以上高阶晶片在台生产，且过半货运经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势必重创全球海运及高科技产业链，造成全球经济灾难。他还妄称航行自由是“国际安全与繁荣的关键要素”之一，台海若发生战争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2022年3月，美国伙同韩国和日本，提议直接与中国台湾地区策划建立“芯片四方联盟”，试图将该联盟嵌入美国“印太战略”部署，配合“四方安全对话”已启动的半导体供应链计划，⑧以此强化介入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另一方面，在涉台贸易领域渲染产业安全风险。美台经贸合作是美国渲染经贸安全的重要场域，其中的一个典型是拜登于2023年8月7日签署生效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实施法案》。该法案屡次提及“安全议题”，如在加强美台数字贸易合作板块，即宣称要“建立具韧性且安全的数字基础建设”等。⑨美国企图藉助该倡议与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包括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经贸协定，以“应对中国经济胁迫”为由拉拢台湾地区建构“去中排华”的产业链，将其进一步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⑩就动机而言，台湾方面试图通过启动该倡议对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形成示范效应，拓展“国际空间”，以增强应对“（大陆）经济胁迫”的能力。对此，赖清德在其“就职演讲”时便宣称，“要建构经济安全”，试图配合美国“产业安全”叙事以摆脱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进一步接轨国际经济。
（三）强化认知偏见
多年来，美国十分重视构建全球范围的宣传体系，以“制造共识”占领舆论市场，长期进行文化形象输出。在此背景下，美国设定“自由/强权”或“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藉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推动国际社会分群，让西方民众的思考自我窄化，在无意识中将中国大陆作为敌对的“他者”，发动涉台认知战和法律战。
就价值对立而言，美国以所谓“民主/专制”、“文明/野蛮”的对立，不断强化着西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及文明价值的高度。⑪美国利用了民众对国内政治的焦虑、恐惧和不满，藉助涉台问题，虚构“中国威胁”，制造中国“沉迷过去、过于情绪化以及非理性化”等虚假叙事，将所谓的“应对中国的挑战”正当化。一直以来，台湾当局善于藉助所谓的价值对立来谋求美国的支持，凸显自身所谓的优越性。如早年李登辉就称，“美国国会传统上对于台湾抱持着同情与支持的立场。一般的美国民众也普遍认同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民主，且具有人权意识的‘国家’”。⑫
就记忆塑造来说，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建构工作密切相关。一件事在集体记忆中的印象，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众对类似事情的看法，但“曼德拉效应”说明大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与事实可能不符。在涉台问题上，美国通过突出两岸政治分歧、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造成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集体记忆的“版本混乱”。赖清德上台后，频繁扭曲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如其在2024年8月23日赴金门参加所谓“八二三战役胜利66周年追悼典礼”，将中国大陆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开展的金门炮战捏造为“捍卫台湾‘国家主权’，团结一致抵抗中国威胁”的标签，试图扭曲台湾民众的记忆认知，扰乱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
就帝国论述来说，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将传统中国界定为帝国，进而妄图获得分裂中国的“历史正当性”。“清朝的扩张主义既是帝国的，亦为殖民的现象。”⑬他们将所谓的“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与“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二元化，形成“本部—帝国”的对立框架。其虽将包括台湾、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列为“中华帝国”的重要组成，但认为在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台湾等地区应该与“中国本部”分裂，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措施，是一种“强行吞幷”的行为。赖清德当局多次强调台湾所谓“海洋国家”的性质，炒作“‘台南400’历史时刻”等，意图藉此臆造两岸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对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帝国论述为前提的又一认知操弄，试图实现“倚美”“去中”“谋独”的一体化。
三、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比较分析
多年来，美国始终在寻找扰乱中国边疆稳定的机会，妄图实施各类渗透、破坏、颠覆、分裂等活动。除台湾问题外，美国还推动香港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国际化”。由于美国操弄四者的侧重点既有相似亦存不同，通过比较分析，可进一步勾勒出美国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方式。
（一）同香港问题“国际化”的对比
20世纪80、90年代，英国为阻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声称“香港问题‘国际化’不论经济或政治上均是大势所趋”“为香港寻求国际间的最大支持”和“为香港问题寻求国际保证”等。近年来，美国妄图推动香港问题“国际化”，对香港滥施制裁的频率和强度皆有所增加。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美国以之为藉口，出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拓展其涉港对外制裁法律依据。2020年，美国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威胁香港自治地位为由颁布《香港自治法》，以制裁相关中国官员和其他个人及金融机构。拜登政府更是变本加厉采用人权、法治、自由等口号，通过发布“香港政策法报告”以及出台涉港议案等方式，使得本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国际化”趋向。
客观而言，美国推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国际化”的实践逻辑有相似之处，如美国以“民主牌”作为介入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的藉口。针对前者，美国妄图藉助“民主对抗威权”叙事赢得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通过邀请台湾参加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在涉台议案中引入“民主”叙事等方式为其介入台湾问题提供藉口。对于后者，美国在《2024香港政策法案报告》诬陷中国“蓄意限制香港选民选出其属意代表的权利，史无前例地塑造2023年12月10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结果”“冲击民主机关及普选制度”。⑭2023年3月，美国参议院亦通过一项“谴责北京破坏香港民主和法治的决议”。⑮此外，美国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中拉拢盟友共同介入、策略意图等方面也具有共性。
然而，由于台湾与香港问题客观上存有较大差异，美国推动二者“国际化”的实践逻辑仍有不同。长期以来，实施金融制裁一直是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推动其“国际化”的主要途径。早在1992年美国便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随后又以多篇“香港政策报告”的形式宣称“若中国香港无法达到美国所期待的自治程度，美国将有权进行相应的经济制裁”等。近年来，美国陆续通过《香港自治法》等，对中国和香港地区的特定人员、金融机构规定了一系列具有破坏性影响的经济制裁措施和体系。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2023年11月29日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HKETO经贸办）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取消对香港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从而逐步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待遇，妄图藉金融制裁实现香港问题的“国际化”。在台湾问题上，科技、军事等领域则成为美国推动其“国际化”加速演进的重要方向。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利用台湾半导体优势不断试图将其纳入所谓“民主科技联盟”。如2022年3月美国便伙同韩国和日本，拟直接与台湾地区策划组建旨在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的“芯片四方联盟”。另一方面，美国不断违背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规定，以“维护台海安全”“推动两岸军力对称”为藉口屡次向台湾地区售武，甚至直接“邀请”台湾参加各类联盟军演等。
二战后美国逐渐将所谓“西藏问题”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的工具。⑯近年来，美国对“西藏牌”在中美关系中的筹码持续重视。特朗普时期，签署了《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和《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拜登政府有意将所谓“西藏问题”融入“印太战略”，不仅在《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删除了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表述，还重视从人权和宗教等角度切入所谓“西藏问题”。2024年7月，拜登签署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炒作达赖集团所谓“大藏区”概念，要求美政府及“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反击中国政府“涉藏虚假信息”等，⑰由此持续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
台湾问题同涉藏问题“国际化”在去主权化层面颇为相似。针对台湾问题，美国制造了诸如“台海和平”“民主对抗威权”“供应链安全”等议题，从而为日本、菲律宾及欧洲各国介入台湾问题创设了话语空间。针对涉藏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照《西藏政策及支持法》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表述，声称“美印两国要针对‘达赖转世’问题制定应急计划、形成共识”，鼓动印度在“声援达赖自主转世”方面与美国保持同步等。⑱此外，美国还在《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中点名尼泊尔，意图使尼泊尔为“藏独”分子提供容身之所和活动场域，藉宗教问题等推动印度等介入涉藏问题。
同时，美国关于台湾问题与涉藏问题“国际化”的操弄手法仍有差异，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侧重点不同，即以不同价值观叙事为主要抓手。拜登政府极为重视价值观外交，在涉藏问题上反复炒作所谓“人权问题”，妄图藉此制造“舆论陷阱”和“话语怪圈”。首先，在两国交流层面，2021年11月，拜登就曾在中美两国首脑举行首次视频会晤时，提及所谓“涉藏人权问题”；其次，在系列涉藏报告中，从1994年开始，美国即通过所谓“涉华人权报告”，将西藏作为单独一部分列出幷予以“评价”；再次，“人权议题”亦为美国涉藏法案的重要藉口，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等。由此可见，美国所谓“涉藏人权议题”已经成为其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工具。而对台湾问题，美国重点从民主价值观入手，利用“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很少谈及“人权”。这样一方面将中国大陆诬陷为“威权主义政体”，另一方面通过邀请台湾参加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在各种民主政治联盟中引入台湾问题、在涉台议案中引入“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等方式将台湾打造为所谓“亚洲民主灯塔”，人为捏造两岸的价值对立，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综上所述，“人权”与“民主”分别为美国推动涉藏问题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叙事，二者在意识形态中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三）同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对比
近年来，美国藉助“印太战略”和“盟友政治”积极鼓动区域内外各国在南海频繁挑衅中国，将双边或区域问题转换为国际问题，将岛屿及海洋划界争端转化为其他议题，为域外势力介入提供藉口，大幅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首先，美国多次联合其盟友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军事演习或海警联合训练，加剧南海紧张态势，将本不相干的部分域外国家引入南海争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如2023年6月美日菲三国海警在菲附近海域举行联合演习，2024年6月美日菲加海军在南海开展所谓“海上多边合作活动”等。其次，美国不仅怂恿菲律宾滥用国际法，提起旨在侵犯中国南海主权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还授意其与中国直接发生摩擦，如“中菲仁爱礁对峙事件”等。再次，联合其地区盟友搞“小院高墙”式的“小多边”联盟体系以围堵中国，幷利用所谓“航行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话语，试图将南海问题超主权化，从而裹挟域外国家介入。
此外，美国关于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国际化”在操弄手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法理依据和性质。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主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主的国际法，通过否定中国合法诉求，从而为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构筑法理基础。如美国于2022年1月发布的题为《海洋界限第150号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即以《公约》为说理依据，称其根据国际法尤其是《公约》对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开展全面审查。⑲同时，美国联合其盟友于南海开展的历次军演主要以《公约》第87条等规定的“航行自由”为藉口，称“（中国）的索求非法限制了《公约》所列之航行及空中飞越的权利和自由”。美国操弄台湾问题的主要依据为“一个中国政策”及相关国内法，目的在于挖空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的法理根基。截至目前，“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即《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外加诸如《与台湾交往法》《2019年台湾盟友国际保护与强化倡议法案》等立法，构成了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依据。
四、结语
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其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和地缘政治利益，不惜频繁挑战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去主权化”、“超主权化”、“他主权化”和“类主权化”的话语策略，幷依照塑造竞争格局、渲染产业安全、强化认知偏见的实践逻辑，试图绕开一个中国原则，将台湾问题抽离出中国内政的范畴。民进党当局也积极迎合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叙事，妄图“倚外谋独”。可以说，台湾问题“国际化”已成为中美涉台法理斗争和政策博弈的焦点。对此，中国大陆应全面评估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演进趋势，提升法理叙事能力，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关于台湾地位的正确认知。
本文受武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注释：
①U.S.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October 27,2022,https://www.defense.gov/National-Defense-Strategy/.
②周健：《台湾问题的国际法解读（上）——台湾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边界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3期，第6页。
③信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嬗变与困境》，《台湾研究》2022年第3期，第3页。
④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Public Law 115-409—Dec.31,2018,https://www.congress.gov/115/statute/STATUTE-132/STATUTE-132-Pg5387.pdf.
⑤陈积敏：《美国构建“三位一体”供应链安全体系》，《中国投资（中英文）》2022年11月，第75页。
⑥周文星：《俄乌冲突的余波:美国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及其局限》，《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3期，第27页。
⑦The White House,The Wilmington Declaration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Leaders of Australia,India,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1,20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9/21/the-wilmington-declaration-joint-statement-from-the-leaders-of-australia-india-japan-and-the-united-states/.
⑧韩召颖、刘锦:《拜登政府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的逻辑悖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3期，第75页。
⑨United State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 First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Act,August.7,2023,https://www.congress.gov/118/plaws/publ13/PLAW-118publ13.pdf.
⑩李林杰：《美台推进“21世纪贸易倡议”分析》，《聚焦台湾》2023年第4期，第48页。
⑪《“中国想象”或是“亚洲想象”？“帝国/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论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5年6月，第243页。
⑫李登辉编：《台湾的主张》，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5页。
⑬邓津华：《边疆、边区与离散：边缘研究的反思》，《台湾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5页。
⑭U.S.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2024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March 29,2024,https://hk.usconsulate.gov/n-2024032902/.
⑮United States Senate,S.RES.106—Condemning Beijing's destruction of Hong Kong's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March 15,2023,https://www.congress.gov/118/bills/sres106/BILLS-118sres106rs.pdf.
⑯唐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统一战线研究》2024年第1期，第136页。
⑰United States Senate,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July 12,2024,https://www.congress.gov/118/plaws/publ70/PLAW-118publ70.pdf.
⑱杜哲元：《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特点与动向》，《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年第4期，第136页。
⑲王胜：《美国南海政策中的法律手段、政治意涵与中国的应对——对美国<海洋界限第150号报告>的评析》，《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5期，第4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1月号，总第323期，P12-19）
【摘要】台湾问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近年来，美国不断对台湾问题进行“国际化”操弄，主要运用“去主权化”、“超主权化”、“他主权化”和“类主权化”的话语策略，塑造竞争格局、渲染产业安全、强化认知偏见等成为其实践逻辑。而美国对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国际化”等虽然在目标、手段等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在意涵和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对此，中国应全面评估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演进趋势，提升法律斗争能力，掌握涉台的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美国认为中国是其国家安全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不断对台湾问题进行国际化操弄。①虽然其表面淡化“台湾地位未定论”等实体性法理叙述，但在方法论层面构筑新的规则话语，以强化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的否定性叙事。同时，蔡英文、赖清德当局亦着重通过国际路径推动“法理台独”，使得近年来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提炼其话语策略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从而廓清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方式。
一、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话语策略
受制于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能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只能将台湾问题操弄为全球性议题，从而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规则”。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早已被置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台湾问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②然而，近年来美国围绕主权议题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整体来看主要有四种话语策略。
（一）去主权化
去主权化是指绕开一个中国的主权框架，藉助国际社会主流的价值叙事等，炮制、偷换或泛化两岸关系的各种议题，从而将台湾问题转换为其他国际焦点。
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逐渐形成了如台海和平、民主、航行自由和互惠合作等叙事范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脱于现有国际法体系，正在尝试采用各类“去主权化”的叙事将其掩盖，忽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的国际法律准则。美西方国家多次以“航行自由”为名派遣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将其定为所谓“国际水域”，模糊化处理中国的主权及主权权利，淡化其对中国国家统一的负面影响。除共同捍卫所谓民主价值观话语外，美西方国家的部门首长、议员甚至议会代表团等近年来不断窜访台湾，所打的旗号还有促进两地交流以及贸易、科研和产业合作等惯用表达。据此，部分国家的立法及行政机构也都相继以准官方甚至官方的形式，通过声明、军演、窜访等方式加强同台湾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如2021年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理由是“相信立陶宛和台湾之间，在经贸、产业、科技等领域，都有更多互惠合作的空间”；2023年德国以“加强同台湾在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合作”为由派遣其教育研究部长斯塔克瓦茨格窜访。
在美国推动下，民进党当局为“倚外谋独”，密切配合美国涉台的去主权化叙事。如赖清德在台湾领导人选举获胜后称，“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台湾坚定守护民主，捍卫和平”，呼吁“世界民主政府”团结一致对抗“威权主义扩张”，认为台海和平问题不是台湾单纯与中国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值得被广泛关注”的国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近来愈加重视“台独”的海洋叙事，试图组建以自由民主为纽带的“海洋民主同盟”。
（二）超主权化
超主权化是指频繁在各类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设置涉台议题予以炒作，制造台湾问题属于全球性或区域性议题的假象，误导国际社会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律认知。
拜登政府试图将美台“双联盟”构架打造为美国对台政策新的“双翼”，将台湾问题纳入其主导的各类双边、多边议题中，藉此鼓动其盟友伙伴在台湾问题上表态，由此持续抬高台湾问题到“全球性”层面。③针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内涵及法律效力，蓝墨客（Mark Lambert）等美国国务院官员近来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未认可、不等于、不反映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幷认为决议“没有涉及台湾地位问题”，炒作所谓“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系统”。近年，欧洲议会通过超20项“友台决议”，连续3年窜访台湾地区，2024年2月更是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两项决议，要求欧洲各国强化与台湾当局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互动。此外，美西方国家往往将涉台议题上升到国际人权或区域安全等层面，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南海、台海问题上竟称，“尊重基本权力、尊重基本自由，绝不可以被当作一国内政，因为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发誓要捍卫人权和自由”。
受美国影响，赖清德当局亦试图藉此进行“两国论”操弄。如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鼓动各党团共同支持通过所谓“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涉台湾决议文”，让台湾“有权利加入国际组织”等。2024年8月，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副负责人田中光率团赴汤加出席“台湾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对此，赖清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积极捍卫了台湾的与会权利，让台湾藉助海洋与民主的联结同各国一起为全球的繁荣发展贡献心力。”
（三）他主权化
他主权化是指以关系到自身国家安全等主权事项为名将台湾问题内政化，藉助本国的司法、行政、军事等手段，为介入台湾问题寻找藉口。
2017年以来美国国会将立法提案作为干涉台湾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了一系列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作为挡箭牌的涉台法案。如在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中提及“总统应该促进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应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等。④近来美国在涉台等问题上泛化国家安全，如2022年9月拜登政府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不断演变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严格审查”，⑤要求台湾芯片企业如台积电等赴美投资半导体以保障其自身产业供应链安全等。
近年来，日本频繁插足台湾问题，如“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言论实际就是从日本的主权安全来考虑台湾问题。在2021年一次募捐演讲中，时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宣称，台海爆发战争可能危及日本的生存，日本有理由协助保卫台湾。2024年7月，日本通过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增设了专门的涉台章节，强调针对台海局势“与美国和盟友合作”，实际上也是从自身军事安全角度出发介入台湾问题。
（四）类主权化
类主权化是指通过玩弄文字游戏，尤其结构隐喻的方式，将台湾地区作为类似“主权实体”的存在，制造两岸关系属于国际关系的假象。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推动国际社会把两者未来的命运、模式放在一起，即“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⑥这实际是将隶属于中国的台湾地区隐喻为独立主权国家的乌克兰。2023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等而视之：“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像朝鲜问题一样，是个全球性问题。”2018年起，民主联盟基金会每年举办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邀请全球民主“国家”元首及政要与会，蔡英文自2020年起每年受邀发表演说。这些实际上是将台湾地区作为“主权国家”看待。还有的国家的机构或国际组织近年来更是将台湾作为“国家”摆上台面。如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2023年8月30日发布的评估报告声称：“台湾已是独立国家，名称是中华民国。台湾具备建国的一切条件，包括常住人口、明确的领土范围、政府，以及与他国建立关系的能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认可。”欧洲议会2024年2月28日通过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称“中国与台湾互不隶属”。
在实践中，台湾当局习惯滥用众多只有主权国家有权使用的国际法概念，这实际是将台湾地区作为“国家”。如“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陈建仁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海巡人员依照国际惯例依法执法。”2024年6月，台湾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扬言：“只要中国大陆军队攻击台湾在航机舰设施、或攻击本外离岛、进入台湾12海里海空域，台军就可行使自卫权依比例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