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飞：回归是一趟回家路 澳门回归漫谈
中评社北京12月25日电(作者杨仁飞)回归是一趟回家路：澳门回归经验对未来台湾问题解决的启示
摘要：25年前，澳门回归是举国欢庆的大事。作为亲力者之一，从这一事件中领悟出澳门回归是一趟回家的路。作为澳门史研究者之一，透过史料的阅读、理解，对澳门一些名人的采访、记录，以及亲历澳门回归前的短暂时光，强烈感受到澳门中国人对回归是发自内心的期盼。港澳回归，是一条回家的团圆之路，期许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里。
一、我与澳门的一段缘
1988年夏天，刚从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我，选择了距澳门最近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工作，当时南下清晰的目标就是将于年底或第二年春开始澳门研学之旅。目的很明确，为了研究香港与澳门，为了迎接香港澳门回归而开启的国家级研究课题《澳门史》《香港史》研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室特别招了三名年轻的硕士，一个准备派去香港，两个准备去澳门。也许是那一个不经意的选择，也许正是因为港澳情况的差异性，我个人顺利赴澳门学习、研究，依托的平台是澳门最大的中文媒体——《澳门日报》，而我的两位位同事却始终没有长时间去香港学习、工作一段时间。期间大陆派去澳门甚至去葡萄牙学习葡语的年青人不少，有北京的学子，也有中山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他们不少人成为回归后“一国两制”的研究与治理人才。
那个时候，金应熙、邓开颂等教授认为，要研究澳门、香港，必须熟悉那里的民众、社会、历史与文化，而媒体是非常好的平台。幸好，澳门日报的几位老总李成俊、李鹏翥、陈树荣先生对澳门史也很有兴趣，着力很深，也很支持我们去澳门学习、工作。
因此，我与澳门结缘。但因研究侧重点不同，我对香港情况的瞭解远不如对澳门的瞭解，毕竟在《澳门日报》期间，恰遇中英与中葡谈判之后两地进入回归过渡期的重要时期，个人有幸参与澳门基本法起草媒体宣传及后来迎接澳门回归的部分媒体报导，与澳门同胞一道见证澳门回归过程，对澳门为何能平稳回归，在回归后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有更直观的认识。
鉴于在澳门工作的经验，鉴于曾经系统研究粤港澳关系史，鉴于过去十多年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一些学术经历，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澳门如何做好过渡期的一些学术观察，也行会对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参考。
港澳顺利回归，是祖国强盛的结果，当然邓小平同志提出点主权不可谈判的立场，决定了港澳回归的大政方针，一国两制、过渡期都是重大战略安排，也是外交努力的结果。对于被两个殖民帝国强占、掠夺了150年以上的两个城市，祖国的强大、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及外交努力，每一项不可可缺，综合因素促成了港澳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一是解决港澳不是殖民地问题，但葡国与英国对澳门、香港以侵占、掠夺方式对这两个地区进行了殖民统治，这是对港澳问题的定性。中国政府自1997年与1999年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所以有“回归”这一词，而不是“殖民地解放或独立”这样的名词。二是决定回归的时间，香港为1997年7月1日，澳门为1999年12月20日。三是回归时间问题。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对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主权不容谈判，本世纪末中国将收回港澳。
至于外交谈判联合声明文本，对澳门来说，前面有香港的经验，加上葡萄牙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处理中葡关系及对收回澳门态度有一些区别，澳门回归前的过渡期相对平稳，没有出现香港早期的移民恐慌潮。
1987年的《中葡联合声明》除了正文外，还有两个附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二是关于过渡期的安排（包括设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关于中葡土地小组。澳门回归过渡期自1988年1月15日开始（中葡联合声明换文）。
三、澳门过渡期中央政府着手处理的几件事
1、制着手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北大等宪法专家成为澳门基本法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香港基本法起草在前，澳门基本法起草在后，香港基本法给澳门许多借鉴，但两部基本法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在起草过程中，对于“两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有哪些内容，保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是指什么，当时澳门社会讨论非常深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都预想到了，即中央在港澳得有效、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明确了基本法制定公布后，一些原则需要细化、落地，如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细则问题。澳门很顺利地推进了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相信有关国家安全的内容，以后在台湾问题解决方案中一定会有更周全的安排，且必须事先解决，尤其是有关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应、不能交给特区政府来具体立法推进。
3、首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立法会主席、高等法院院长及检察长等重要行政政治理团队选举准备工作；
4、为澳门回归作其他各种准备，如发钞权、土地批发期限、财政收入、回归仪式等等。
四、回归前澳门中国人关切的主要问题
1、加快落实选出澳门基本法起草筹备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名单。经过酝酿、协商与选举，产生了除了代表内地的法律专家与中央委员外的澳门委员，包括了何鸿燊、林家骏等各界委员，体现了澳门基本法筹备与起草委员名单更能反映澳门各界的心声。之后是开始紧锣密鼓的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由于1999年前澳门尚未回归，大多数小组及大会的会议是在澳门举行的，许多澳门委员有工作在身，会议、讨论大多是在晚间七、八点以后进行。起草过程中，重大问题大多被委员表达出来，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包括内地《新华社》、《中新社》、《澳门日报》等媒体的报导，澳门民众对基本法的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因而形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没有的个别表述内容，体现了澳门特色，因地制宜。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这宏观概念外，讨论的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如港澳回归后这两地的出口纺织品配额能不能保持，港澳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如何维持，港澳主教与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关系能不能继续，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选举办法、澳门社团的作用、土生葡人去留与利益问题等，虽有个别人提出不合理的关切与意见，但是经过多次讨论，逐条研究，在北京宪法专家等共同把关下，最终完成澳门基本法起草，报全国人大常务会批准通过。
由于本人是一位研究人员，也是一位半个新闻从业人员，利用在澳门三年时间走访了上百社团，他们认为需要一个相对中立客观的人员来撰写澳门社团政策白皮书，不受澳门社团内部意见所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澳门爱国爱澳社团，从1930年代开始起与党进行接触，党也派出人员在澳门开展工作，致使澳门工商团体，澳门中华总商会在1949年之后顺利转向，而1966年澳门“一二三”事件，不仅迫使澳葡政府道歉认错，也顺便将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清理出澳门，形成了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的强大社会基础。
3、澳门基本法咨询与宣传推广工作扎实推进
与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之后成立的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1989年成立，1993年随着基本法公布而解散。随之而于同年的9月成立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由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与咨询委员组成，目的是为了适应澳门过渡形势的发展和宣传推广基本法的需要。之后，该会组织澳门社团、机构，举办研讨会、讲座、常识比赛、文艺晚会、游园会、出版会刊、宣传品等方式，推动澳门基本法意识的建立，为促进澳门社会的平稳过渡和回归前后的顺利衔接。尤其是编写澳门基本法课本，在澳门中小学系统普及基本法。1999年澳门回归后的2001年3月，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正式成立，回归后教育暨青年局编订《品德与公民》教材，设特定章节讲解宪法和基本法。澳门各大媒体，尤其是澳门日报除了重要澳闻外，还开辟社团版面，免费刊登社团举行各种活动的来稿。
港澳回归祖国进程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透过基本法的起草、逐条在港澳征询意见，广泛征求民众意见，最终明确“一国两制”基本制度在港澳实施的基本原则、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具体规范，以及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立法会选举办法等等，工作是细水长流式的，工作量之巨大非外界所能完全瞭解，但众志成城，澳门同胞的共同努力，起到了动员港澳爱国力量、教育绝大多数民众的效果。2008年澳门理工学院设立“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项目组），2012年正式纳入理工学院研究单位。
港澳回归，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的教育过程。当然港澳民众对港澳基本法的起草、制定、宣传也贡献良多，无论是具体方案，还是民众参与方式，都贡献了他们应有的智慧，为“一国两制”在港澳开局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十二年澳门过渡期的风云与暗潮
1、非法“入境”与所谓“澳葡特赦”
我是1988年研究生毕业到广州的，大概九十月份与邓开颂教授一同赴珠海与《澳门日报》的一位陈副总联系，确定第二年年初到《澳门日报》。1989年前三个月，我跟随报社其他记者去参加各种采访活动，也去澳门图书馆搜集澳门史的资料，毕竟我不是为了去媒体工作而去媒体的，而是要借助媒体平台，尽快熟悉澳门、瞭解澳门、研究澳门。有一天，几个跑突发新闻的记者打电话到报社，说靠近拱北的一个体育场挤满了以为可以直接拿澳门身份证的“非法偷渡”进来的民众，要求澳葡政府“特赦”。报社老总，要求报社采访人员除了值班外，全部去现场拍照、瞭解最新动态。这实际上是澳葡政府在过渡期有意搞的鬼，在事情闹大后，让“偷渡客”登记申请加入葡国籍的。当然据我所知，也有个别拿“护照”因公、因私合法进入澳门的人员也去拿表格，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拿表，我说我有正当职业，不去当“偷渡客”或“避难者”。澳葡政府突然放开户籍人口，看似是为瞭解决“偷渡客”问题，但确实引起了很大社会问题，这也种下了回归前“黑社会”问题、社会治安失控问题。
1998－1999年，这两年，澳门回归进入倒计时。澳门开始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但是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澳门社会稳定有所失控，主要是“黑社会”之间火并，他们在澳门烧车、杀人，澳葡司警迟迟不破案、破不了案，澳葡当局摆烂心态极为严重，任由社会治案恶化。当时我们突发新闻记者（其中一位女记者跑突发线），经常动不动出去去现场拍照、采访。我个人曾与澳门司警的一位警官聊天，听他讲，澳葡政府不作为，只要修订有组织犯罪条例，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方式雷厉风行，一定能将社会治安稳定下来，还澳门一个晴朗、安全的环境。事实也是如此，澳门回归之后，澳门特区政府联手香港特区政府及广东省警方，第一时间处置了黑社会滋事问题，之后的三十年，澳门未发生重大的群体性社会治安问题。
3、澳门财政储备面临被掏空的危险
作为依赖娱乐博彩业生存的城市，澳门回归前，澳门财政收入相当丰厚，也有几百亿澳门元的财政盈余（博彩收入与批地收入为主）。过去一个半世纪都不作为的澳葡政府突然“开窍”，开始修建澳门综艺馆、和平纪念塔以及翻修澳门主干道的地面，大家现在去澳门可以看到的黑白石子，是澳葡政府的回归最后几年突击的“建设工程”，不仅将数百年的石仔全部挖掉，换上价格数倍的葡国石仔，一下子花掉了十几亿元。当时有在相关机关的中国籍文员忧心冲冲，担心澳葡政府以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澳门财政积余花光还留下一堆债务给即将成立的特别行政区政府。当然中央与澳门候任特首行政班子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启动了相关的监管程序，防止澳葡政府撤退前大捞一把。
1、如何将一个被殖民统治的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社会与民众导向到爱国爱澳的正常轨道上，这是一个世纪难题，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说澳门是一个典范。翻开澳门的历史，在鸦片战争以前，澳葡在澳门的生活、经商、居住，是在明清政府特许的情况下展开的。鸦片战争以后，澳葡当局跟随英美法国家的脚步，以强占方式占领了整个澳门半岛，但是澳门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大多不愿意加入葡国国籍，依然保留清朝的法律与生活方式，形成两个相对隔立的小社会，澳葡无能、贪污，是澳门中国人对他们的集体形象。从清末以来，澳门的爱国主义气氛越来越浓，从澳门居住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康有为梁启超等协助创办的《知新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卢夫人后来一直住在澳门），到叶挺将军等一家居住在澳门，上百年来澳门的与祖国同频共振，爱国主义在澳门深深扎根。
2、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党对澳门的地下工作与公开的统一战线工作前头并进，不断争取在澳的各种力量。如澳门中华总商会原来有不少人是支持国民党的，但在1949年以后，在何贤受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这个澳门最重要的社团顺利转向支持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当时新华社澳门分社所不能承担的角色，如1952年澳葡士兵制造的关闸交火事件、1966年澳葡士兵打死游行民众的中葡交涉中，澳门中华总商会起到了代表澳门中国人社会的特别角色。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过渡期后，澳门中华总商会作为澳门的牵头社团，许多活动安排在总商会办公大楼举行。澳门前后三任特首都是从中华总商会的理事、会长中产生，并不意外。当然，并不决意味着特首，一定要在商界领袖中产生。
在澳门回归期中，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细致工作下，澳门回归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如今刚选举产生的新特首，见证、参与过澳门过渡期与回归后的实际工作，更对“一国两制”实践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相信“爱国爱澳”的澳门会继续繁荣进步。
4、“去殖民化”是澳门回归后的基础性工程。过渡期间，中央政府与回归团队作了一些预案，如那个杀害沈米、强占望厦等中国人管治区域、驱逐澳门县令的澳葡总督亚马留的铜像、地名在回归后第一时间予以去除；修订教课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澳门基本法内容进入学校，在一些爱国爱澳成立、掌握的学校、社团率先完成去殖民化的前期准备工作。
七、其他值得一提的澳门小故事
1、澳门媒体的大佬们
回归许多幕后的故事，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媒体人，很难瞭解更多，但是我接触过的一批澳门人，他们给我留下的极深、难忘的印象。如澳门日报社长、董事长李成俊，在2005年接受我的口述历史访问中，他说出了1949年澳门同胞通电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幕后故事，而他就是那个执笔人，他是抗日东江游击队的文书，一个从澳门出去又回到澳门负责澳门新闻事业的前辈，他一支笔，坚持到最后还在写社论。他与当时的总编辑李鹏翥先生，用心培养年轻的后备人才。
2、采访马万祺、崔德祺、何厚铧等的一些小故事
马万祺先生，1930年代就到澳门开展工作，澳门许多故事都在他心中，为了瞭解1952年关闸事件的内幕，我在一个大冬天到马万祺先生在南湾山顶一侧的别墅中。
崔德祺的家在澳门中区的位置，他跟随岭南画派的大师学过画，加上家族有钱，他的房子古色古香，在澳门回归前夕专门去他家里采访。
何厚铧，澳门人称他铧哥为多。他的夫人一直很低调，媒体很少有她的照片。1999年初，澳门一个团访问延安，何厚铧夫妇罕见同行。我与《澳门日报》的副总编辑，现在的董事长陆波一同前往陕西。在许多场合，我都无法抓拍到何厚铧夫人的正脸，直到在陕西博物馆参观时，我给他们夫妇俩及陆波先生合了影。到澳门回归前，许多媒体没有何厚铧夫人的照片，包括中新社、新华社的驻澳记者。《澳门日报》后来无偿地将何厚铧夫妇的照片发给大家。当然，最后澳门特区政府也发布了何夫人的照片。
澳门很小，走遍大街小巷很容易，也就是因为熟悉澳门地理，1989年澳门举行庆祝林则徐巡视澳门150周年学术活动时，我不知写啥论文，就在澳门地图上手绘了林则徐在澳门的路线图，在会议举办前夕在《澳门日报》刊发出来，引得来澳参加会议的学者的好奇，表示也有照此路线走一趟。
生活在澳门小城里，如同在厦门生活久了，大家都会有感情，社群联系十分紧密，一起参加社团活动，一起喝早茶、一起喝下午茶，进而拥有了一群好朋友，也许可以从中获得澳门大小事变化的信息。澳门教堂、庙宇、博物馆多，从中可以瞭解澳门丰富多元的历史与人文情怀。
澳门很小，历史很丰富，五百年沧桑风云，转眼而过。但有一句话一直很感动我，“回顾是一条回家路”。有幸跟随李成俊先生赴黄帝陵祭祖，有幸细读他的《待旦集》，以及曾经做过口述历史而一直未发表过的一些故事，这位曾经是东江抗日游击队里的一位文书，他的身上有许多来不及问及记录的历史。
虽然很难将自己看到的、经历的过往详细记录下来，但瞭解港澳的历史、社会变迁，有助于我们面向未来，更好治理好港澳，真正发挥“一国两制”示范作用，真正达到两岸完全统一的历史重任。
（本文作者杨仁飞现任厦门市台湾学会副秘书长）
中评社北京12月25日电(作者杨仁飞)回归是一趟回家路：澳门回归经验对未来台湾问题解决的启示
摘要：25年前，澳门回归是举国欢庆的大事。作为亲力者之一，从这一事件中领悟出澳门回归是一趟回家的路。作为澳门史研究者之一，透过史料的阅读、理解，对澳门一些名人的采访、记录，以及亲历澳门回归前的短暂时光，强烈感受到澳门中国人对回归是发自内心的期盼。港澳回归，是一条回家的团圆之路，期许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里。
一、我与澳门的一段缘
1988年夏天，刚从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我，选择了距澳门最近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工作，当时南下清晰的目标就是将于年底或第二年春开始澳门研学之旅。目的很明确，为了研究香港与澳门，为了迎接香港澳门回归而开启的国家级研究课题《澳门史》《香港史》研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室特别招了三名年轻的硕士，一个准备派去香港，两个准备去澳门。也许是那一个不经意的选择，也许正是因为港澳情况的差异性，我个人顺利赴澳门学习、研究，依托的平台是澳门最大的中文媒体——《澳门日报》，而我的两位位同事却始终没有长时间去香港学习、工作一段时间。期间大陆派去澳门甚至去葡萄牙学习葡语的年青人不少，有北京的学子，也有中山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他们不少人成为回归后“一国两制”的研究与治理人才。
那个时候，金应熙、邓开颂等教授认为，要研究澳门、香港，必须熟悉那里的民众、社会、历史与文化，而媒体是非常好的平台。幸好，澳门日报的几位老总李成俊、李鹏翥、陈树荣先生对澳门史也很有兴趣，着力很深，也很支持我们去澳门学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