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周文星论中美关系与台海
中评社香港10月28日电（记者林艳）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文星10月21日到访香港中评社，中评社助理总编辑林艶和中评社编委束沐分别就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等有关议题与周文星副教授展开深入对谈。
周文星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取决于双方的政策调整和应对方式。他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质是现实主义，无论对方采取何种政策或理念，美国都会假定对方的意图是不确定的，并且认为中国一旦崛起，行为就可能不受控制，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也驱动了美国对华政策。他也认为，中美关系是决定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大可能发生重大调整。至于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实际上美国应对其相对实力下降的一种策略，通过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反华、遏制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从长远来看，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是中国最有效应对的策略。
周文星，准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任助理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拉贾瓦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亚太国际关系。
以下是对谈具体内容：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沙利文期间也强调应在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基础上，争取好起来、向前走。您认为，当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您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有何展望？
周文星：当前中美关系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与奥巴马时期相比。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致力于维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2010年前后经济地位的显着提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感到其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奥巴马政府因此于2011年前后推出“重返亚太”（其后更名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应对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的集体性崛起。美国担心，如果中国继续崛起，其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会被打破，进而威胁到其霸权利益。因此，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此前对德国、日本，美国的遏制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其既有的国际秩序和利益。
对中国来说，追求国家的发展是正当的权利，却遭到美国的打压，这促使中国必然作出反应。这种互动导致了中美两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崛起，美国打压，中国回应，美国则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这种体系层面的冲突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
其次，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两党政治制度也是中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两党候选人为赢得总统选举，往往利用中国问题制造舆论，在历届总统选举中，中国经常被渲染为“威胁”，两党候选人争相展示对华强硬态度，以吸引选民。这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强硬，也使得中美关系难以改善。
改善中美关系并非易事，因为这涉及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双方行为和认知的根本性变化。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似乎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从两国最初的“共同发展，谋求利益”演变为“避免冲突，维持和平共存”。由于双方均拥有核武器，最低限度应该是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共存。
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化。如果中国继续崛起，美国可能会继续对中国进行打压；但如果美国认为中国不再是主要威胁，这种打压可能会有所缓解。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取决于双方的政策调整和应对方式。
相比之下，我认为南海的风险可能更大。南海问题涉及多个国家，尤其是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如果中美在南海发生冲突，往往是由于第三方因素导致美国不得不介入。此外，南海、台海以及东海钓鱼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目前台海问题是我们的核心利益，而南海问题则涉及领土、领海和资源开发等重要利益。
尽管台海问题是最紧要的问题之一，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可控的积极因素，使其不至于引发不可控的局势。
中评社记者：美国大选将至，您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因为此次大选而有所调整？未来新政府上台后，您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可能的变数会有哪些？又会有哪些不变？
周文星：整体来看，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中美关系是决定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因素，当中美关系较好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会更加尊重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对台政策也自然不大可能发生重大调整。
不过，在哈里斯和特朗普当选的情况下，美国对台政策仍有不同结果。如果哈里斯上台，她很可能会延续拜登的对华与对台政策。拜登的对华政策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寻求高层对话与外交沟通，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痛点”精准打击，在涉疆、涉港、涉澳等多个方面采取强硬措施。
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台军售180多亿美元，这一方面是为美国军工谋取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迫使中国在经贸上做出重大让步。直到2020年初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前，特朗普在对台湾问题始终表现出一些克制。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改变对华与对台政策举措，但前提是中美能找到一个双方可接受的谈判筹码。
前段时间，中评社刊登了一篇美国学者郝志坚的文章，他提到中美可能会发布“第四公报”，即如果中国做出一定让步，特朗普在台海问题上也会做出相应让步。我认可这一观点，因此在特朗普与哈里斯之间，我认为特朗普上台对中国可能更有利。从战略层面来看，特朗普将中国与美国的盟友欧盟、日本等国家视为同等对象，对所有国家加征高额关税。这可能会促使这些国家疏远美国，为中国争取更多外交工作的空间。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可能会达成一些短期协议，这对中国也有一定帮助。而如果是哈里斯上台，可能就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延续，意味着中美既对话又竞争的局面将持续下去，中国也不得不继续承受美国的打压。
周文星：是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工作的空间。但这只是比较总体性的观察，新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具体政策，还要看特朗普或哈里斯上台后的执政团队与幕僚成员构成。谁将加入内阁至关重要，因为这将影响他们的对华和对台政策。
哈里斯可能更依赖专家团队，而这些专家群体在涉华和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有丰富经验，对她有较大影响。但特朗普则不同，他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直觉和个人判断，而不是听从专家的意见。
如果我们能够满足特朗普的利益需求，他可能会要求对华鹰派内阁成员在台湾问题上“不要闹事”；但如果无法满足他的“要价”，他可能会任由鹰派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我们难以接受的措施。特朗普的政策有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两面性。如果达成了他想要的交易，政策是可以预测的；但如果未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就很难预料，包括是否派遣内阁级官员访台或允许共和党议员提出极端挑衅性的涉台议案，这些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中评社记者：台湾社会也有舆论担心，如果特朗普达成自己的利益目标，很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会进行战略性妥协。
周文星：我认为确实有这种可能性。特朗普的政策往往像“过山车”，无论是对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来说，都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台湾方面也很担忧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极端措施，例如“放弃台湾”。虽然完全切断对台关系在现阶段不太可能，但特朗普可以通过发布政策文件、与中国签署“第四公报”等方式，从行政层面重新定义美台关系，这会影响台湾问题在国际上的曝光度和性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行政当局的言行对国际舆论有很大影响，因此任何形式的战略性调整都会引起台湾方面的担忧。
周文星：“弃台论”最初是由美国战略学界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些美国政府中已经有所体现。最显着的例子就是1979年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之后美国一直保持台海关系现状，因为美国战略学界主导性的声音是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在奥巴马时期，由于中美关系较好，有人提出既然中美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关注台湾？这是我们最近一次较为响亮地听到“弃台论”。
如今，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的状态，但“弃台论”仍有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转变为政策，尤其是当中方在经贸关税等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但需要明确的是，“弃台论”并不是从法律制度层面完全“放弃”台湾，这在美国法律上很难实现，因为需要美国国会的授权。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法律是“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联邦政府的公法，对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整个联邦政府都具有约束力。
从行政当局的角度，特朗普如果通过谈判达到他想要的政策目的，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不会涉及法律层面，因为他作为行政部门领导，并没有国会制订法律的权限。
周文星：台湾问题国际化并不是新现象，但在拜登上台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拜登政府修正了特朗普时期不太关心台湾问题的政策，重新将台湾问题置于美国的对华战略中，尤其是通过与其盟友合作来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特朗普时期更多是行政推动，而拜登政府则通过国会和行政的联合行动来加大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程度。
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实际上是美国应对其相对实力下降的一种策略。在拜登政府看来，单凭美国一己之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困难的，因此需要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反华、遏制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拜登上台之前曾写过一篇关于如何让美国再度领导世界的文章，其中在建立全球国际统一战线的部分就提到要通过与盟友合作，让打“台湾牌”变得更有效。
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让台湾问题在国际上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媒体关注台湾的所谓地位问题。这会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带来更多阻力。其次，美国不断宣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强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将台湾的地位问题提交国际法和联合国来决定。这意味着一旦台湾问题被正式提上国际议程，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发言权，而不再是中国说了算。
面对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中国的应对措施相对被动。短期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对台湾问题的宣传和外交手段来应对，但在西方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这些努力的效果有限。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实力的相对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最有效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等多方面，以确保有足够多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这也是应对美国干预台海问题、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最有效的根本手段。
周文星：以安倍为代表的少数日本政客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背后有多重因素。首先，日本担心琉球和钓鱼岛问题。一旦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日本担心琉球地位可能受到挑战，因为中国官方并没有明确承认琉球属于日本，这导致日本对可能失去琉球而对自身战略纵深感到担忧。其次，如果中国收回台湾，美国第一岛链的战略布局将失效，这对美日同盟来说是不可承受的。此外，日本在台湾地区有人员和经贸利益，因此他们非常关注台海局势。
关于日本可能介入的程度，我认为主要涉及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在政治上，日本不能承受中国统一台湾后对其战略环境的影响；在军事上，琉球特别是冲绳已经被“堡垒化”，以应对可能的台海冲突。冲绳虽然只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但那里却有高达70%多的驻日美军基地与相关设施，并且部署了大量先进武器，这些最新举措显示了日本对美政策的高度配合。
尽管如此，日本直接派遣军队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但他们一定会提供后勤支持，特别是通过冲绳的军事基地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持。同时，介入的程度也取决于战场形势的发展。如果中国在台海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日美的介入空间将大大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的启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和北约并未直接向乌克兰派兵，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在台海问题上，中国有强烈意愿迅速解决该问题，不会让冲突拖成一场持久战。因此，日本的介入将主要是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持。美日韩之间已建立准三边军事同盟，尤其是在情报共享方面，这将是他们介入台海问题的重要方式。
周文星：美国对赖清德仍有疑虑。拜登政府在对华及对台政策上既沟通又对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既有共识，也有差异，民主党不会过度刺激中方。
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美国不一定允许“台独”。尽管美国没有公开反对“台独”，但表态不支持“台独”，这是他们的底线，而我们明确反对“台独”。因此，在此问题上，中美之间仍有对话甚至合作空间，至少在某些利益上有重叠。
赖清德上台后，其“5.20”和“双十”讲话中有许多方面是我们难以接受的。然而，相较于“5.20”讲话，“双十”讲话虽然有重复，但也有缓和之处，这是美国施压的结果。美国对赖清德施压，是因为我们对其高度不放心，也通过一些渠道向美国表达了关切。尤其在美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国也不希望台海局势过度紧张，因此会顾及中国大陆的关切。
在当前时期，无论何时让赖清德过境美国都非常敏感。赖清德过境时是否会与美国国会议员甚至领袖会面，这是拜登政府难以控制的。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担任一些关键委员会的主席，如外交、军事、情报委员会等。如果出现赖清德与共和党领袖见面的状况，中国大陆肯定会表达严重关切，甚至可能再次进行围岛军演。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夕，美国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相比之下，蔡英文的身份更加灵活。她不再是现任领导人，就像马英九可以来大陆一样，她也可以前往欧洲甚至美国。蔡英文利用其卸任领导人的身份访问欧洲及可能的美国行程，我们很难对此表达强烈关切，除非她在行程中公然触犯我们的底线。但作为前领导人，这种可能性较小。因此，我认为这并非一种“反差”，而是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务实做法，也是台湾当局相对务实的安排。
周文星：我一贯主张，不仅是两岸关系，而且是中美关系，当关系越紧张、越对抗时，我们就越需要交流对话。这也是我常参加国际会议的原因，哪怕交流不一定产生我们预期的目标效果，但多少会产生影响，两岸关系也是如此。
尽管两岸关系目前陷入政治僵局和有限的军事对峙，交流仍然非常重要。吴丰山和罗文嘉的做法值得提倡和鼓励，虽然可能不会立即引起积极回应，但他们传递了和平的信号，伸出了橄榄枝。无论动机如何，这种形式上的表现是值得鼓励的。
至于这些举措能产生什么效果，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在“5.20”和“双十”讲话中提到“两岸互不隶属”等言论，且不承认“九二共识”，也未提出替代方案。因此，海基会的这些积极行动只是“治标不治本”。民进党当局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举措，“和平之鹿”的共同心愿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有限。
（此专访为中评社2024年中美建交45周年深度系列专访之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中评社香港10月28日电（记者林艳）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文星10月21日到访香港中评社，中评社助理总编辑林艶和中评社编委束沐分别就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等有关议题与周文星副教授展开深入对谈。
周文星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取决于双方的政策调整和应对方式。他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质是现实主义，无论对方采取何种政策或理念，美国都会假定对方的意图是不确定的，并且认为中国一旦崛起，行为就可能不受控制，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也驱动了美国对华政策。他也认为，中美关系是决定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美国对台政策也不大可能发生重大调整。至于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实际上美国应对其相对实力下降的一种策略，通过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反华、遏制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从长远来看，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是中国最有效应对的策略。
周文星，准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任助理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拉贾瓦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亚太国际关系。
以下是对谈具体内容：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沙利文期间也强调应在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基础上，争取好起来、向前走。您认为，当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您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有何展望？
周文星：当前中美关系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与奥巴马时期相比。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致力于维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2010年前后经济地位的显着提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感到其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奥巴马政府因此于2011年前后推出“重返亚太”（其后更名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应对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的集体性崛起。美国担心，如果中国继续崛起，其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会被打破，进而威胁到其霸权利益。因此，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此前对德国、日本，美国的遏制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其既有的国际秩序和利益。
对中国来说，追求国家的发展是正当的权利，却遭到美国的打压，这促使中国必然作出反应。这种互动导致了中美两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崛起，美国打压，中国回应，美国则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这种体系层面的冲突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
其次，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两党政治制度也是中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两党候选人为赢得总统选举，往往利用中国问题制造舆论，在历届总统选举中，中国经常被渲染为“威胁”，两党候选人争相展示对华强硬态度，以吸引选民。这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强硬，也使得中美关系难以改善。
改善中美关系并非易事，因为这涉及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双方行为和认知的根本性变化。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似乎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从两国最初的“共同发展，谋求利益”演变为“避免冲突，维持和平共存”。由于双方均拥有核武器，最低限度应该是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共存。
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化。如果中国继续崛起，美国可能会继续对中国进行打压；但如果美国认为中国不再是主要威胁，这种打压可能会有所缓解。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取决于双方的政策调整和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