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涉台挑衅
中评社╱题：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涉台挑衅 作者：王先伟（泸州），政治学博士、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兴智（海口），通讯作者、政治学博士、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摘要】中国和立陶宛建交30多年以来，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基于地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相关理论，构建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经研究发现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在外部结构的维度，中美战略竞争与拜登政府上台、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三个层面因素影响了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变。在内部认知的维度，立陶宛国内的政治认知变化、价值认知变化、安全认知变化这三个层面因素也影响了其对华政策转变。从短期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或许能获得美国与欧盟的口头支持。但从长期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过于短视，不但损害中立两国关系，而且对立陶宛本国的长远发展也毫无益处。立陶宛应认清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纠正目前错误的对华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形势变化、国际结构转型与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一些新变化。随着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处于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小国也调整外交政策。较为明显的是，近年来，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的变化，现阶段其对华政策不断对中国发起政治挑衅，已在国际政治中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违背国际关系准则。2019年至2023年，立陶宛先是直指中国威胁其国家安全，并多次在香港、新疆、台湾等事务上挑衅，然后又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的“17+1”合作机制，再后来竟同意台湾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与中国建交国中首个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国家。①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中国政府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这使立陶宛成为目前与中国建交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外交关系为代办级的国家。即使如此，近期立陶宛仍派遣官员窜访台湾，对此中方决定对立陶宛相关官员采取制裁措施，并暂停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这些政治现象，特别是关于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无论是在实务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都应该引起重大关注。
若要深入研究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就需要回归到地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范式中。首先，在地缘政治方面，立陶宛在地理上位于欧洲东北部，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是北约、欧盟的成员国。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立陶宛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战略要道，也是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长期以来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博弈之地。同时，虽然立陶宛在地缘上距离中国较远，但是立陶宛在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中也发挥一定作用，被纳入中国的全球外交体系中，这也成为立陶宛对华政策极具研究价值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国际关系方面，当今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正在转型，一方面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加剧，另一方面是国际体系向多元化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小国外交提供了舞台。就立陶宛而言，基于特殊的地缘位置，立陶宛在欧亚地缘格局、中美竞争、俄乌冲突之中的地缘价值进一步凸显，围绕时局变化，立陶宛对外政策呈现变动性的特征。因此，需要从学理上深入分析以立陶宛为代表的小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征与动因。鉴于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立陶宛特有的地缘政治区位，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交叉分析，创新性地构建外部结构、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分析来自外部（国际）的结构刺激与内部（国内）的认知变化如何共同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的变化。
二、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迁：平稳—激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为解释立陶宛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与转变提供了学术视角。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权力与国家安全，建构主义重视国家间的观念与价值认同。②立陶宛对华政策从属于大国权力博弈、意识形态二元对抗的观念认知角力中。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小国追随理论也在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大国的影响，在国家安全、价值认同等方面是大国的追随者。③在外交实践中，立陶宛的对外政策往往追随美国与欧盟。
在以上理论视角以及历史脉络之下，中国和立陶宛自1991年建交后相处30多年至今，立陶宛对华政策呈现变动化的特征，总体上可以前后分成两个阶段：平稳阶段（1991-2018）与激进阶段（2019-2023）。整体而言，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集中体现为从平稳务实阶段变迁到激进反华阶段，立陶宛在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国际环境之下，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阶段性地调整对外政策，呈现变动调整、追随大国的特点。
（一）平稳：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平稳发展（1991-2018）
在1991年至2018年这一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呈现平稳务实的特征。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立陶宛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始于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后的1991年。1991年，立陶宛与中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立陶宛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诺不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
在这一段时期，中立两国的双边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自1992年的千万美元逐渐增长至16亿美元，涉及经贸领域、投资领域、文教领域、税务领域、司法领域等多个领域。④其次，双方共同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例如，2015年中国招商局集团与立陶宛克莱佩达港口管理局、考纳斯自贸区签订多项合作协议；2017年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部长罗卡斯·马休利斯来华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中立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再者，双方高层交流不断。2018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双方皆表示愿从战略高度和长久角度发展两国关系。
如上所述，1991年至2018年这一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平稳务实，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互动，究其原因，与立陶宛所处的外部结构及其内部认知有关，即与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立陶宛内部认知相关。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的分析框架之下，首先，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立陶宛独立后急需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特别是需要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在此认知之下，立陶宛对华政策较为友好。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立陶宛在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与欧洲国家展开经贸交流，更需要与中国这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展开交流合作。再者，2008年以后，伴随全球经济危机、欧洲民粹主义、英国脱欧、难民问题等国际政治经济的负面冲击，立陶宛展开“对冲战略”的外交政策，即采取双向而多元的外交策略，在国际政治中探求一种中间立场以防止在大国关系中被迫选边站而遭受损失。⑤因而，立陶宛在融入欧盟和北约后，也同时积极发展对华关系，重视提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二）激进：立陶宛对华政策的激进转变（2019-2024）
2019年以来，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骤然成为“反华先锋”。首先，2019年2月，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在年度报告中把中国称为“国家安全威胁”。⑥随后在2019年7月，新上任的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以“国家安全”为由，宣称中国企业的投资“会威胁国家安全”，因而不支持中国投资参与克莱佩达港口的现代化建设。⑦其次，在2020年1月，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再次在年度报告中污蔑“中国的技术和投资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给他国关键基础设施带来无法控制的风险”。⑧随后，立陶宛政府还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由此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
再者，2021年立陶宛的反华政策达到高潮。在2021年2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的决议。2021年5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新疆、香港议题上的决议，还举办“新疆问题听证会”，并对香港事务妄加评论。2021年7月，立陶宛外交部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Taiwanese）”为名义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代表处”。⑨这形同于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两国建交公报，因而导致中国政府在2021年8月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2021年11月18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成立，此举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故而中国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中国政府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是自1981年中国与荷兰的外交关系因台湾问题降为代办级之后，中国第二次在建交国中将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⑩即便如此，立陶宛政府仍未认知到错误，2022年8月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瓦伊丘凯维丘特窜访台湾，紧接着2023年1月立陶宛国会国安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那斯和国会“友台小组”副主席莎卡琳恩率领国安及国防事务跨党派代表团窜访台湾，而今年也就是2024年1月21日，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玛窦率团访台，这是台湾大选后首个欧洲国家访台致贺“台独”，其中包括3位副议长、11位议员，这是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挑衅，也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践踏。
如上所述，在2019年至2024年这一段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导致中立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究其原因，仍与立陶宛所处的外部结构及其内部认知有关。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的分析框架之下，立陶宛对华政策激进转变的动因，一方面与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体系变革有关，另一方面与立陶宛国内认知有关。下文将详述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
三、外部结构：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的结构因素
从外部结构的维度分析，2019年至2024年这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形势与国际体系格局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体现了强调权力与安全的现实主义理论逻辑。具体分析，立陶宛对华政策激进转变的外部结构因素可以划分为美、俄、欧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外部结构刺激；二是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外部结构刺激；三是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的外部结构刺激。
（一）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外部结构刺激
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的特征是“极限施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对华采取遏制策略，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以及“最严峻的战略竞争”。⑪在此情势下，立陶宛对华政策也追随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施亲美反中的外交路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与棋子。
首先，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盟友体系，深化与盟友合作的外交策略，拉拢欧洲国家组建“反华联盟”。立陶宛受到美国影响，在外交政策层面完全倒向美国，成为欧洲国家中的反华先锋，以此向美国示好。诸如，2022年4月，立陶宛国防部副部长马吉里斯·阿布克维修斯赴美访问之时在华盛顿宣称“立陶宛已准备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将加入全球民主阵营对抗中俄”。其次，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外交策略框架下，美国进一步对其他国家实施一定程度的压力，尤其是迫使立陶宛这样的小国“选边站队”。在此情况下，对美国依赖较深的立陶宛政府选择偏向美国，配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干涉中国内政，这与美国近期频频打“台湾牌”遏制中国的策略相衔接，其目的是配合美国的外交策略。
（二）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外部结构刺激
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这一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曾一度希望融入西方，但结果是不仅不被美国、欧洲接受，反而被越逼越远，北约呈现持续东扩之势。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通过加入北约获得更大的军事实力，以及近期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使俄罗斯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在近期西方国家相对衰落、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俄罗斯调整地缘战略，强化其安全政策，追求大国利益，试图扭转在欧洲地缘战略博弈中的局势，保持对欧洲国家的战略威慑力和影响力。2022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结束北约肆无忌惮的扩张，以及结束美国及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毫不掩饰走向全面统治的势头”。这表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已经开始调整。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调整以及乌克兰局势的变化，与俄罗斯素有历史恩怨的立陶宛倍感压力，担心受到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压力。因此，立陶宛更加需要美国提供的庇护，为此立陶宛对外政策进一步亲美，其中的对华政策则愈行愈远、急转直下。
首先，2014年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公投以及2021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引起立陶宛的震动和不安。立陶宛作为在地缘上紧挨俄罗斯的小国，再次感受到地缘政治的恐惧，担心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调整威胁立陶宛的生存与发展。对此，立陶宛企图通过调整对华政策，在国际政治中配合美国，以此换取美国在中东欧的军事保护。其次，在俄罗斯被立陶宛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之时，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在战略上高度互信，两国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拉近，引发立陶宛的担忧与不信任感，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间接受到影响，立陶宛将对俄的担忧恐惧转化为对中国的不友好。再者，在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美国逐步推动“重返中东欧”战略，利用立陶宛等小国对俄的“恐惧感”，与北约成员国在波罗的海开展多次军事演习，以此给立陶宛提供安慰，并在背后推波助澜，鼓动立陶宛对俄、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一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变。近期，欧盟对华战略与认知产生变化，中欧之间战略“间隙”扩大，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的立陶宛深受影响。近年来，欧洲议会再次掀起一波反华浪潮，在部分反华议员的鼓动下，欧洲议会通过一系列反华议案，诸如在2021年9月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决议，号召欧盟加强与台湾当局的政治联系。⑫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国，在政治立场上与中国的距离愈行愈远，企图以此换取欧盟的各项支持。因此，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倒向反华的一面，呈现出迎合欧盟对华政策的特征。
近年来，欧盟感到中国的竞争越来越强，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道路，担心中国的发展会给欧盟带来威胁。⑬在新的对华政策路径下，欧盟已经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其对华政策中的一些反华策略浮出水面，作为欧盟成员之一的立陶宛深受影响。首先，在经济方面，欧盟对华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加强，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设立更严格的门槛，并且颁布一系列法规限制中国企业在欧盟的经济活动。其次，在政治方面，欧盟在涉台、涉港、涉藏等事务上不断制造事端。2021年3月，欧盟以“新疆人权”为幌子，对新疆某些企业和个人实行经济制裁。再者，在地缘战略方面，欧盟内部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会“分化欧洲”，并对抗性地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试图与“一带一路”进行区隔，争取地缘政治经济的主导权。整体而言，欧盟对华政策在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方面已经发生转变。在这种外部结构的刺激下，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之一，对中国的竞争意识加强，因而调整其对华政策。
四、内部认知：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的认知因素
从内部认知的维度分析，立陶宛国内的内部认知变化也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主要与立陶宛国内政党轮替、政局变化有关。2020年立陶宛议会选举后，执政党由左翼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这造成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价值认知、安全认知与上一届政府相比发生变化。首先，在政治认知层面，2020年新上台执政的是右翼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这造成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与政治立场变得偏右，因而在对华政策方面转变为激进特征。其次，在价值认知层面，在意识形态塑造与“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之下，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变得更加保守、偏右，依据意识形态的“二元分野”来制定当前对华政策。最后，在安全认知层面，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变得更加趋向反俄、反华、亲美。
（一）政治认知变化
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变化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2020年，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执政。与属于左翼政党的上一届执政党立陶宛农民与绿人联盟党相比，新的执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属于右翼政党。右翼政党执政造成立陶宛政府的政治认知变为偏右，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
2020年10月，立陶宛举行议会选举，选出新一届141席议员，任期4年。此次选举结果是，右翼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赢得多数议会席位，在议会141席中取得50席，取代之前执政的左翼政党——立陶宛农民与绿人联盟党，展开新一届政府执政的序幕。在组阁过程中，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与自由党、自由运动党正式结盟并且联合组成右翼政府，共同推举希莫尼特担任新总理。希莫尼特虽然表面上是无党籍身份，但实质上是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背后领导者。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认知与上一届左翼执政党相比，更加偏右、更加亲美、更加反俄。总理希莫尼特曾宣称“俄罗斯、中国将会危害立陶宛的安全”，“立陶宛应与台湾结盟”。⑭由此看来，右翼政党执政导致立陶宛新一届政府的政治认知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同时，立陶宛右翼执政党的另外一个考量是企图通过激进的对华政策满足国内右翼政客要求、取悦偏右选民，以此吸取更多的选票，巩固基本盘，为未来的选举做铺垫。
（二）价值认知变化
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变化导致了其对华政策发生转变，体现了强调价值与观念的建构主义理论逻辑。虽然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深刻影响某一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但是文化、价值与观念的因素也会发生作用，价值观念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⑮当前，在意识形态二元对立与“价值观外交”的塑造之下，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变得更加保守、偏右，依据“自由民主价值”来推动对外政策。新一届立陶宛政府在对华政策中，放大意识形态对立与不同制度矛盾，推动“价值观对华政策”。在政策实践中，立陶宛将自己标榜为当今东欧的“民主灯塔”，在新疆、香港、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干涉中国内政。
首先，在历史视角之下，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后，立陶宛国内社会弥漫的“历史宿怨、受伤情感和价值差异”，导致立陶宛在价值观念上偏离东方而拥抱欧洲。⑯立陶宛政府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与转型，几乎所有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都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发展至现阶段，右翼政党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在价值认同、身份认同方面进一步转向西方，加剧了目前立陶宛国内的“反俄、反共”思潮。在此脉络之下，2020年立陶宛大选后，新总理希莫尼特就强调“以价值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公然宣称“将捍卫世界各地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从白俄罗斯到台湾”。⑰因此，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变为消极立场。
其次，新一届立陶宛政府还形成一种价值认知，即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壮大会给立陶宛“造成威胁”，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自身发展所体现出的制度优势使奉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立陶宛感到压力，这种价值认知属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二元冲突”的思维，也体现为近年来西方国家强调的“东方—西方”、“民主—专制”等二元对立思维。当前，在右翼政党执政之下，立陶宛政府的价值认知一方面认为发展对华关系有助于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更担心与中国过于密切的接触会挑战立陶宛长期奉行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因此，在以上价值认知的影响之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
（三）安全认知变化
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变化也导致其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立陶宛作为一个地缘夹缝中的小国，在国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面临安全脆弱性的问题，包括立陶宛国内的俄族问题、立陶宛的地缘安全矛盾、立陶宛经济和能源的依赖性问题等。目前，伴随东欧局势变化与地缘压力增大，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也发生变化，在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方面由曾经的对冲路线转为向美国、欧洲靠近，渴望获得美国与欧洲大国的安全支持。⑱因此，当前立陶宛的对外政策伴随自身安全认知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具体分析，作为一个中东欧的小国，立陶宛的安全战略一直以生存与发展为核心，自身的安全认知是立陶宛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近年来，由于克里米亚入俄、白俄罗斯局势、俄乌冲突等原因，立陶宛进一步重视国家安全。右翼政党领导下的新一届立陶宛政府的安全认知由以往“对冲战略”进一步向美国与北约靠近，集中表现为更加反俄、反华、亲美、亲欧。在这种安全认知的影响下，立陶宛需要付诸相应的行动来获取美国的关注与支持。诸如，立陶宛国防部副部长阿布克维修斯在2022年4月对外声称“立陶宛准备好在印太安全领域扮演更积极角色”。因此，在地区局势变化与安全认知变化的情况下，立陶宛开始转变其对华政策，作出一些反华行为向美国纳“投名状”，以此换取美国的安全帮助。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和立陶宛建交后相处30多年以来，立陶宛对华政策由平稳务实发展演变为当前的激进反华，其对华政策的变化不是由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分析框架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孤立地看待任何一种结构因素或认知因素，都较难全面、准确地理解立陶宛对华政策的调整与转变。从短期看，当前立陶宛的对华政策行为或许能引起美国与欧盟的关注，获得美国与欧盟的口头支持；但从长期看，立陶宛的对华政策过于短视，不但损害中立两国关系，而且对立陶宛本国的长远发展也毫无益处，甚至将牺牲立陶宛人民的利益。总之，当前立陶宛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现阶段立陶宛国内的经济压力与治理困境也印证了这一点。立陶宛原本寄希望于与台湾合作以缓解中国大陆市场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最终却以极大的挫败告终。眼下，欧洲各国尤其是近期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纷纷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发展当地经济，给立陶宛很大的震动。立陶宛许多企业和民众要求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立陶宛迎来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议题”出人意料地成为2024年立陶宛总统大选的焦点，尤其是现任总统瑙塞达在选举期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立场，甚至对台当局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期帮助立陶宛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瑙塞达指出，先前立陶宛曾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然而，此做法严重破坏了中立关系。所以，依照国际惯例，台湾当局应将名称中的“台湾”修改为“台北”。瑙塞达毫不避讳地表示，对于态度为何突然转变，他认为是出于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他指出，使用“台北代表处”是国际通行做法，也符合一个中国政策，或许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做法。由此可见，要想连任的瑙塞达，通过表达对华友好的言辞（在“台湾代表处”名称调整方面的积极表态）来弥补长期以来因对华强硬立场所带来的损失，希望争取赢得经济选民的支持，同时向中国释放缓和两国关系的信号。2024年5月26日，立陶宛新一轮总统选举结果显示，现任总统瑙塞达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接下来，瑙塞达总统领导下的立陶宛政府对华政策是否会发生新变化，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毕竟对于瑙塞达总统，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总之，立陶宛作为小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与中国保持稳定且正常的关系都至关重要。未来，希望立陶宛政府汲取历史教训，不再充当西方大国的棋子以及大国博弈的马前卒，应认清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摒弃冷战思维，纠正错误的对华政策，重回曾经平稳务实的对华政策，深化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如此才真正符合立陶宛本国及其人民的利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台湾‘Z世代’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3YJCGAT003）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贯彻‘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实践和经验研究”（22AZD10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台湾当局在与中国的建交国中设立的机构一般以“台北”名义设立，诸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驻英国台北代表处、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但是，立陶宛却打破这一常规，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形同于视台湾为“国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②［美］亚历山大·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③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5页。
④张艳璐：《小国对外战略的逻辑与偏好分析: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兼论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和政策的演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5期，第55-73页。
⑤韩献栋，赵少阳：《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第97-118页。
⑥立陶宛国家安全局：“NATIONAL THREAT ASSESSMENT 2019”，2019年版，第32-33页。
⑦Lithuanian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Chinese investment into Klaip.da port a 'concern'for national security,president says”.www.lrt.lt,2019-07-29，访问时间：2022年2月8日。
⑧立陶宛国家安全局：“NATIONAL THREAT ASSESSMENT 2020”,pp.33-34.2020年版。
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Lithuania: “Taiwan to open i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https://urm.lt/default/en/news/taiwan-to-open-its-representative-office-in-lithuania,2021-07-20，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
⑩1981年，因台湾当局向荷兰采购军事潜艇，中国政府将与荷兰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后直到1984年双方才恢复大使级关系。
⑪李义虎：《拜登对华战略中的对台政策：战略定位与战略竞争》，载《台湾研究》2021年第3期，第1-9页。
⑫高云昊：《透视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闹剧》，载《两岸关系》2021年第9期，第31-33页。
⑬金玲：《“主权欧洲”、新冠疫情与中欧关系》，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71-94页。
⑭Lithuania to support 'those fighting for freedom'in Taiwan,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lithuania-china-idUSKBN27P1PQ,2020-11-09，访问时间：2022年3月3日。
⑮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3页。
⑯曹鹏鹏：《联盟转型与小国追随战略评估——以波罗的海三国对北约追随战略为例》，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第139-156页。
⑰同⑭，访问时间：2022年3月4日。
⑱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3期，第76-82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9月号，总第321期，P108-115）
中评社╱题：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涉台挑衅 作者：王先伟（泸州），政治学博士、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兴智（海口），通讯作者、政治学博士、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摘要】中国和立陶宛建交30多年以来，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基于地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相关理论，构建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经研究发现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在外部结构的维度，中美战略竞争与拜登政府上台、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三个层面因素影响了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变。在内部认知的维度，立陶宛国内的政治认知变化、价值认知变化、安全认知变化这三个层面因素也影响了其对华政策转变。从短期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或许能获得美国与欧盟的口头支持。但从长期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过于短视，不但损害中立两国关系，而且对立陶宛本国的长远发展也毫无益处。立陶宛应认清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纠正目前错误的对华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形势变化、国际结构转型与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一些新变化。随着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处于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小国也调整外交政策。较为明显的是，近年来，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的变化，现阶段其对华政策不断对中国发起政治挑衅，已在国际政治中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违背国际关系准则。2019年至2023年，立陶宛先是直指中国威胁其国家安全，并多次在香港、新疆、台湾等事务上挑衅，然后又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的“17+1”合作机制，再后来竟同意台湾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与中国建交国中首个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国家。①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中国政府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这使立陶宛成为目前与中国建交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外交关系为代办级的国家。即使如此，近期立陶宛仍派遣官员窜访台湾，对此中方决定对立陶宛相关官员采取制裁措施，并暂停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这些政治现象，特别是关于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无论是在实务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都应该引起重大关注。
若要深入研究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就需要回归到地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范式中。首先，在地缘政治方面，立陶宛在地理上位于欧洲东北部，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是北约、欧盟的成员国。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立陶宛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战略要道，也是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长期以来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博弈之地。同时，虽然立陶宛在地缘上距离中国较远，但是立陶宛在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中也发挥一定作用，被纳入中国的全球外交体系中，这也成为立陶宛对华政策极具研究价值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国际关系方面，当今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正在转型，一方面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加剧，另一方面是国际体系向多元化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小国外交提供了舞台。就立陶宛而言，基于特殊的地缘位置，立陶宛在欧亚地缘格局、中美竞争、俄乌冲突之中的地缘价值进一步凸显，围绕时局变化，立陶宛对外政策呈现变动性的特征。因此，需要从学理上深入分析以立陶宛为代表的小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征与动因。鉴于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立陶宛特有的地缘政治区位，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交叉分析，创新性地构建外部结构、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分析来自外部（国际）的结构刺激与内部（国内）的认知变化如何共同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的变化。
二、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迁：平稳—激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为解释立陶宛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与转变提供了学术视角。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权力与国家安全，建构主义重视国家间的观念与价值认同。②立陶宛对华政策从属于大国权力博弈、意识形态二元对抗的观念认知角力中。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小国追随理论也在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大国的影响，在国家安全、价值认同等方面是大国的追随者。③在外交实践中，立陶宛的对外政策往往追随美国与欧盟。
在以上理论视角以及历史脉络之下，中国和立陶宛自1991年建交后相处30多年至今，立陶宛对华政策呈现变动化的特征，总体上可以前后分成两个阶段：平稳阶段（1991-2018）与激进阶段（2019-2023）。整体而言，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集中体现为从平稳务实阶段变迁到激进反华阶段，立陶宛在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国际环境之下，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阶段性地调整对外政策，呈现变动调整、追随大国的特点。
（一）平稳：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平稳发展（1991-2018）
在1991年至2018年这一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呈现平稳务实的特征。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立陶宛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始于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后的1991年。1991年，立陶宛与中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立陶宛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诺不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
在这一段时期，中立两国的双边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自1992年的千万美元逐渐增长至16亿美元，涉及经贸领域、投资领域、文教领域、税务领域、司法领域等多个领域。④其次，双方共同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例如，2015年中国招商局集团与立陶宛克莱佩达港口管理局、考纳斯自贸区签订多项合作协议；2017年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部长罗卡斯·马休利斯来华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中立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再者，双方高层交流不断。2018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双方皆表示愿从战略高度和长久角度发展两国关系。
如上所述，1991年至2018年这一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平稳务实，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互动，究其原因，与立陶宛所处的外部结构及其内部认知有关，即与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立陶宛内部认知相关。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的分析框架之下，首先，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立陶宛独立后急需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特别是需要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在此认知之下，立陶宛对华政策较为友好。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立陶宛在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与欧洲国家展开经贸交流，更需要与中国这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展开交流合作。再者，2008年以后，伴随全球经济危机、欧洲民粹主义、英国脱欧、难民问题等国际政治经济的负面冲击，立陶宛展开“对冲战略”的外交政策，即采取双向而多元的外交策略，在国际政治中探求一种中间立场以防止在大国关系中被迫选边站而遭受损失。⑤因而，立陶宛在融入欧盟和北约后，也同时积极发展对华关系，重视提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二）激进：立陶宛对华政策的激进转变（2019-2024）
2019年以来，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骤然成为“反华先锋”。首先，2019年2月，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在年度报告中把中国称为“国家安全威胁”。⑥随后在2019年7月，新上任的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以“国家安全”为由，宣称中国企业的投资“会威胁国家安全”，因而不支持中国投资参与克莱佩达港口的现代化建设。⑦其次，在2020年1月，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再次在年度报告中污蔑“中国的技术和投资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给他国关键基础设施带来无法控制的风险”。⑧随后，立陶宛政府还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由此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
再者，2021年立陶宛的反华政策达到高潮。在2021年2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的决议。2021年5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新疆、香港议题上的决议，还举办“新疆问题听证会”，并对香港事务妄加评论。2021年7月，立陶宛外交部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Taiwanese）”为名义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代表处”。⑨这形同于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两国建交公报，因而导致中国政府在2021年8月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2021年11月18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成立，此举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故而中国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中国政府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是自1981年中国与荷兰的外交关系因台湾问题降为代办级之后，中国第二次在建交国中将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⑩即便如此，立陶宛政府仍未认知到错误，2022年8月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瓦伊丘凯维丘特窜访台湾，紧接着2023年1月立陶宛国会国安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那斯和国会“友台小组”副主席莎卡琳恩率领国安及国防事务跨党派代表团窜访台湾，而今年也就是2024年1月21日，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玛窦率团访台，这是台湾大选后首个欧洲国家访台致贺“台独”，其中包括3位副议长、11位议员，这是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挑衅，也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践踏。
如上所述，在2019年至2024年这一段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导致中立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究其原因，仍与立陶宛所处的外部结构及其内部认知有关。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的分析框架之下，立陶宛对华政策激进转变的动因，一方面与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体系变革有关，另一方面与立陶宛国内认知有关。下文将详述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
三、外部结构：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的结构因素
从外部结构的维度分析，2019年至2024年这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形势与国际体系格局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体现了强调权力与安全的现实主义理论逻辑。具体分析，立陶宛对华政策激进转变的外部结构因素可以划分为美、俄、欧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外部结构刺激；二是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外部结构刺激；三是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的外部结构刺激。
（一）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外部结构刺激
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的特征是“极限施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对华采取遏制策略，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以及“最严峻的战略竞争”。⑪在此情势下，立陶宛对华政策也追随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施亲美反中的外交路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与棋子。
首先，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盟友体系，深化与盟友合作的外交策略，拉拢欧洲国家组建“反华联盟”。立陶宛受到美国影响，在外交政策层面完全倒向美国，成为欧洲国家中的反华先锋，以此向美国示好。诸如，2022年4月，立陶宛国防部副部长马吉里斯·阿布克维修斯赴美访问之时在华盛顿宣称“立陶宛已准备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将加入全球民主阵营对抗中俄”。其次，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外交策略框架下，美国进一步对其他国家实施一定程度的压力，尤其是迫使立陶宛这样的小国“选边站队”。在此情况下，对美国依赖较深的立陶宛政府选择偏向美国，配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干涉中国内政，这与美国近期频频打“台湾牌”遏制中国的策略相衔接，其目的是配合美国的外交策略。
（二）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外部结构刺激
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这一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曾一度希望融入西方，但结果是不仅不被美国、欧洲接受，反而被越逼越远，北约呈现持续东扩之势。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通过加入北约获得更大的军事实力，以及近期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使俄罗斯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在近期西方国家相对衰落、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俄罗斯调整地缘战略，强化其安全政策，追求大国利益，试图扭转在欧洲地缘战略博弈中的局势，保持对欧洲国家的战略威慑力和影响力。2022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结束北约肆无忌惮的扩张，以及结束美国及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毫不掩饰走向全面统治的势头”。这表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已经开始调整。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调整以及乌克兰局势的变化，与俄罗斯素有历史恩怨的立陶宛倍感压力，担心受到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压力。因此，立陶宛更加需要美国提供的庇护，为此立陶宛对外政策进一步亲美，其中的对华政策则愈行愈远、急转直下。
首先，2014年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公投以及2021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引起立陶宛的震动和不安。立陶宛作为在地缘上紧挨俄罗斯的小国，再次感受到地缘政治的恐惧，担心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调整威胁立陶宛的生存与发展。对此，立陶宛企图通过调整对华政策，在国际政治中配合美国，以此换取美国在中东欧的军事保护。其次，在俄罗斯被立陶宛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之时，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在战略上高度互信，两国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拉近，引发立陶宛的担忧与不信任感，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间接受到影响，立陶宛将对俄的担忧恐惧转化为对中国的不友好。再者，在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美国逐步推动“重返中东欧”战略，利用立陶宛等小国对俄的“恐惧感”，与北约成员国在波罗的海开展多次军事演习，以此给立陶宛提供安慰，并在背后推波助澜，鼓动立陶宛对俄、对华采取强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