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美战略学界辩论美国对华竞争终局
中评社华盛顿10月16日电（记者余东晖）美国对华竞争是否应有“最终状态”，还是不得不追求“共存状态”？这是美国战略学界正在辩论的议题。不少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和“鹰派”学者鼓吹美国要如在冷战中战胜苏联那样，在如今的大国竞争中战胜中国；而不少民主党前高官和温和派学者则主张，美中两个大国不得不实现“长期共存”，追求“稳定状态”。
经过两年多的博弈，一直宣示要在美中竞争中“胜出”（outcompete）的拜登政府从去年开始，其对华战略的主要筹划者沙利文、布林肯、坎贝尔在不同场合谈论，美国对华竞争难有“终局”（end game），两个大国可能不得不追求“长期和平共存”。然而，前特朗普政府高官奥布莱恩和博明等人，则批评拜登政府的“共存战略”，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应是“完胜中国”，并暗示为此要对中国“政权更迭”。
这种对华战略思维的分歧也体现在美国战略学界之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出台报告--“定义成功：美国对华政策是否需要‘最终状态’？”这个文集集结了20位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的研究中国和大战略的专家的不同观点，其中就反映了这种分歧：美国对华政策应追求明确的“最终状态”，还是专注于管理竞争、避免冲突、和平共存？
这个文集的主编之一、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表示，这场辩论直指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其在21世纪最强大的挑战者的核心问题。他认为，150多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相互角力，引领着一种既合作又激烈竞争的关系。必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紧张关系。历史上，美国既想防止中国被欧洲殖民化，又寻求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这种二元性一直是美中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虽然政策目标有分歧，但本报告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经济、技术和军事摩擦可能是美中关系的一个持久特征，至少在中国政治轨迹改变之前是如此。白明表示，这对对美中两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战略竞争为创新、合作以及应对生存威胁所需的大胆、统一行动制造了障碍。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全球格局中，对主导地位和安全的追求掩盖了为所有人管理一个宜居未来的共同责任，使世界变得更糟。
近年来屡屡以对华“强硬派”学者面目示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兰德兹（Hal Brands）指出，在特朗普和拜登治下，华盛顿已经接受了竞争的现实，但没有确定一个胜利的理论——这意味着美国领导人尚未阐明，除了持续的紧张和危险之外，竞争将如何导致什么？
布兰德兹称，很难下结论说，“竞争性共存”或“政权失败”（regime failure），哪一种胜利理论在分析上占主导地位，因为两种理论都依赖于必然是前瞻性的和多少有些试探性的判断。但他声称，证据的平衡支持更悲观的理论——“竞争最终将通过改变中国的权力或中国的治理方式来解决”。这是对美中竞争走向的悲观看法。
布兰德兹虽然承认美国当前不得不在对华战略目标上采取模糊性，淡化敏感性，但他坚称，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不清楚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就很难看到美国如何赢得本世纪这场决定性的竞争。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Zack Cooper）认为，美国需要一种既能在短期内维持安全，又能在长期内展现成功愿景的“阶段性”对华战略。在短期内，美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基本道路，美国的政策只会对中国的决策产生轻微影响。目前华盛顿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在国内建立实力，在国外建立伙伴关系。从长远来看，美国需要大量资源支出的战略将带来如“政权失败”那样的更持久解决方案。
引人关注的是，两个“强硬派”学者都提出了“政权失败”而不是“政权更迭”的概念。“政权更迭”表明美国将主动出击，追求竞争对手的政权改变；“政权失败”则带有更多被动性，企图通过施压影响、形塑环境，等待竞争对手出现治理失败，被迫改变治理方式。
拜登政府前半期的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项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则指出，美中竞争没有现实的、可实现的或可接受的、美国决策者可以审慎地制定战略的出口。因此，“稳定状态”可以成为指导性战略。
杜如松称，“稳定状态”围绕着一个正面的愿景，即美国应该确保哪些利益，以及在一个与中国的竞争是需要管理的条件，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世界里，美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秩序。
杜如松说，“稳定状态”是美国战略唯一现实的支柱。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辩论应该少关注竞争如何结束，这是美国无法控制的，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在竞争持续的世界中定义和构建稳定的状态。他批评库珀提出的“政权失败”建议，类似于当年乔治·坎南的冷战建议，只会令北京更加认定，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关于美国对华战略是否应有“胜利的愿景”，也是这场辩论的一部分。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战略需要一个最终目标或“胜利的愿景”，决策者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以此来确定优先事项，调整资源和能力，并在政策选择中做出适当的权衡。然而，胜利的愿景并不足以确保战略的成功。所持的愿景必须与挑战的规模和范围相一致。
易明称，虽然目前美国对华“有管理的竞争”战略有一个“胜利的愿景”，但这一愿景不足以应对挑战。美国需要一个全面的胜利愿景，其中包括对自身的愿景，以及对美国在转型的21世纪国际体系中领导地位本质的愿景。限制中国只是一个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指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抗中国。他表示，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和中国都有能力伤害对方；任何一个对手都无法确保绝对安全。美国控制全球事件结果的能力已经减弱。在这个过渡时刻，美国战略的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和福祉。
何瑞恩强调，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其全球地位，追求全球领导地位，而不是将外交政策的中心放在与中国的竞争上。除了追求与理念相近国家的联盟，还应继续鼓励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把中国所有行动都视为威胁。
何瑞恩认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支柱必须是如奥巴马的“文胆”罗兹（Ben Rhodes）所建议的，“重振美国的创新和先进制造业，摆脱中国的关键供应链，并保持美国公司在开发新的和潜在的变革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何瑞恩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他们对于对抗中国的痴迷使他们对国际体系中更大的动态视而不见，从而限制了美国恢复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机会。无论是征服中国的企图，还是与中国共存的愿望，都不是当前时刻所需要的专门战略的可信最终目标。
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麦艾文（Evan S.Medeiros）表示，没必要做二元选择；两者都是必需的，需要正确的配置。有效的对华战略需要“最终状态”，但它应该是笼统宽泛的，旨在指导政策选择的战略。最终状态不应该太具体或太死板。最终状态需要能够随着竞争的演变而演变。“最终状态”应是正面的建议，重点是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避免了试图从绝对意义上解决中国挑战，比如倡导政权更迭。它关注的是中国的行为，而不是政权类型。
赞成追求“稳定状态”的麦艾文表示，稳定策略的核心战略问题比拜登政府对对华政策宣示的“投资、结盟、竞争”更为广泛，“接触、约束、平衡”政策的组合可以实现促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竞争共存的稳定状态。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指出，美国政府需要为其对华政策制定具体目标，以激励北京在追求其雄心的过程中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她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存。美国需要谈判、施压、保证的混合手法和策略来影响中国的决策盘算，使其采取建设性的行动。美国应该明确表示，它对待中国的方式完全取决于中国的行为，而不是美国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国内政治。
有意思的是，这些美国学者在辩论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目标时，提到了“中国失败、美国胜出”的前景，提到了美国接受与中国“长期共存、稳定状态”的前景，却没有提到“美国衰落和失败”的前景。或许是出于政治正确性，或者是不愿正视美中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避谈美中竞争美方败阵的可能性，使得这场辩论至少是不完整的。
中评社华盛顿10月16日电（记者余东晖）美国对华竞争是否应有“最终状态”，还是不得不追求“共存状态”？这是美国战略学界正在辩论的议题。不少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和“鹰派”学者鼓吹美国要如在冷战中战胜苏联那样，在如今的大国竞争中战胜中国；而不少民主党前高官和温和派学者则主张，美中两个大国不得不实现“长期共存”，追求“稳定状态”。
经过两年多的博弈，一直宣示要在美中竞争中“胜出”（outcompete）的拜登政府从去年开始，其对华战略的主要筹划者沙利文、布林肯、坎贝尔在不同场合谈论，美国对华竞争难有“终局”（end game），两个大国可能不得不追求“长期和平共存”。然而，前特朗普政府高官奥布莱恩和博明等人，则批评拜登政府的“共存战略”，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应是“完胜中国”，并暗示为此要对中国“政权更迭”。
这种对华战略思维的分歧也体现在美国战略学界之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出台报告--“定义成功：美国对华政策是否需要‘最终状态’？”这个文集集结了20位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的研究中国和大战略的专家的不同观点，其中就反映了这种分歧：美国对华政策应追求明确的“最终状态”，还是专注于管理竞争、避免冲突、和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