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的变迁、困境与建构路径
中评社╱题：“香港‘国两制’官方话语的变迁、困境与建构路径——以《人民日报》涉港文献资料为例” 作者：毕昆（北京），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候选人；田丽（北京），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话语建构能力深刻影响国际话语权。香港回归27年来，“一国两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也经历了风雨和挑战。本文通过爬取梳理《人民日报》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关新闻报道，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进行回顾，萃取出官方话语建构的五个主题，发现其从强调“两制”到强调“一国”的演进特点。这一方面说明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具有多层次和复杂性，也说明其面临后殖民主义文化残存、香港社会身份认知偏差、香港特殊舆论场环境和美西方干预主义渐行等多维困境。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源、完善非排他性教育体系、激发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幷发挥央媒舆论引领作用，是消解美西方话语霸权、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构建中国自主国际舆论性话语权的可行性路径。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样本，“一国两制”既是解决港澳台问题的大政方针，也为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间关系赋予全新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核心内容之一。强化“一国两制”话语权建构，对塑造和提升两岸及港澳民众的国家意识、身份认知和情感共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的理论回顾
话语分析源起语言学和修辞学，于20世纪50年代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首次提出〔1〕。作为“一个集语言符号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于一身的统一体”〔2〕，话语及其在社会互动中的使用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和认知框架的形成、传播与维持。藉助系列语言符号，话语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形塑知识、意义、主题和身份。“国际话语权”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的语言学转向，以主权国家为典型施动行为体，凸显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话语权利”强调“表达的自由”，取决于国际社会相关准则的权威性和制度化水平；“话语权力”本质为“话语的影响力”，是“物质权力观”在非物质性语言层面的延伸，与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实力地位成正相关〔3〕。在国际战略竞争背景下争夺中国在香港“一国两制”政策领域的话语权，既是维护中国自主阐释政策意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导涉港话题讨论的“话语权利”，又是掌握引导议程设置、维护自身形象、化解公关危机的“话语权力”。
媒体新闻作为一种“再现的话语”〔4〕，是运用语言系统叙述建构社会事实的典型产物。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梵·迪克试图打破此前研究对语言-话语、形式-内容、共时-历时的二分割裂，认为新闻话语具有双重维度，即新闻话语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既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又是意义、主题和身份构建的主体。当前，全球话语体系以媒体为行动主体，舆论性话语权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指向。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作为权威的信息集散地，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政策的重要职责，是国家主流话语的传播者，在塑造社会共识和国家民族身份中具有积极能动作用。其新闻话语建构可被理解为宏观主题的观点语境化或再语境化，以及将事件嵌入媒体文本之中的过程。同时，《人民日报》以自己特殊的叙事身份参与国际舆论、评判国际事务，直接阐发关涉本国利益和国际权益的主张，意图通过话语建构促进国际社会成员对本国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可，体现新闻媒体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权力意义”〔5〕。
二、香港“一国两制”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回顾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为研究资料来源，其最早新闻报道可以追溯到1984年。根据关键时间节点，结合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可以将《人民日报》自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关报道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4年至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通过），这一阶段是香港基本法的讨论与起草期和香港基本法通过时期。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安排。在这期间，《人民日报》报道了大量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讨论和起草工作。香港基本法作为在香港回归后的法律基础，旨在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居民的权益。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迅速展开工作，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人民日报》记录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讨论和意见分歧，反映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理解与磨合。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正式通过，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第二阶段为1990年4月至1997年1月，这一阶段是香港回归前重要筹备与过渡期。香港社会在回归前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人民日报》在这一阶段密集报道了中央政府为确保香港顺利回归所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包括与英国政府的谈判、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对接等，报道详细介绍了政府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展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视以及港人对回归的期盼和疑虑。期间，《人民日报》还涵盖了香港社会关于“一国两制”的持续讨论，进一步增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理解信任。
第三阶段是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CEPA正式签署），这一阶段是香港回归的磨合与经济低潮期。香港回归中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正式在港实施，《人民日报》在香港回归后的报道集中反映了回归后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打击。尽管经济一度低迷，但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了经济局势。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这一协议增强了两地间的经济联系，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阶段是2003年6月至2014年9月（占中爆发），这一阶段是香港经济快速发展期与深层次矛盾积累酝酿期。在这一阶段，香港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期，但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矛盾。《人民日报》报道了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合作上的诸多成就，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自由行政策的实施等，中央政府的诸多措施带动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房价高企、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社会矛盾逐步显现。2014年9月，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重点，展现了“一国两制”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第五阶段是2014年9月至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生效），这一阶段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与安全风险期。面对内外挑战，香港在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了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占中”事件后，社会矛盾持续，《人民日报》对香港局势的报道逐年增多，特别是针对部分极端激进分子和外部干预的新闻频繁出现。2019年，“反修例”风波让香港社会再度陷入动荡，中央政府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2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幷立即生效，标志着中央政府在维护香港安全和稳定方面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
第六阶段是2020年6月至今，这一阶段是香港从“由乱到治”到“由治及兴”的历史转折期。《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显示，国安法的实施大大改善了香港的社会秩序，遏制了暴力活动，极大恢复了公众的安全感。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推进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面对疫情后的挑战和机遇，该阶段的报道强调了香港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国家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香港正逐步迈向新的繁荣与发展阶段。
［表1：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的主题建构］
通过对《人民日报》在不同阶段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变化和挑战。这些历史事实和重点事件深刻反映出中国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实施和持续支持，以及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深远规划。
三、香港“一国两制”话语的主题建构
在对香港“一国两制”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人民日报》涉港新闻报道词频进行萃取分析，以论证“一国两制”官方话语体系的变化特点，研究发现香港“一国两制”的官方话语建构出了五个主题，分别是主权与统一、民主与法制、发展与融入、安全与稳定、特色与优势，其关键词和代表文本见表1。
［图1：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建构主题的关键词频数分布（频数＞10）］
具体来说，在“主权与统一”主题下，《人民日报》的报道聚焦于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性，强调“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核心地位。这一主题凸显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以及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报道中反复提到，香港自回归以来，已经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直辖于中央的行政区域，保留了高度自治权。通过强调主权和统一，增强全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同时再次宣示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权和治理责任，维护国家的核心和整体利益。“民主与法制”主题对“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法律和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报道强调了香港基本法作为“一国两制”法律基础的重要性，幷介绍了全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在香港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从制定和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到对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报道显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在维持法治秩序和民主制度方面做出的努力。通过健全的法制体系保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同时增强法律和制度对“一国两制”实践的保障作用，使得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能够在国家框架内有序进行。“发展与融入”主题则突出了香港在回归后的经济政策逐渐与内地经济发展战略对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香港找准了“国家所需”“港澳所长”的交汇点，通过创新和合作实现更好的发展。CEPA和各种经济合作项目使得香港资金融通、市场建设和产业对接更加顺畅。中央鼓励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融入国家经济体系，藉助国家政策和资源实现经济腾飞，从而增强香港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安全与稳定”主题中，《人民日报》重点报道了包括“占中”事件、“反修例”风波在内的社会动荡事件，幷强调了中央与特区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防范外部势力干预方面的措施。通过报道，公众认识到国家安全法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需求，也是为了保障香港居民的安居乐业。该主题意在强调，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发展、秩序的恢复有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保障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措施，打击任何破坏香港与国家利益的行为。“特色与优势”主题展示了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在全球金融市场、信息流通和贸易联通方面的独特地位。《人民日报》报道了香港如何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保持普通法地区的法律体系，维持国际和多元化的营商环境，以及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这些优势使香港成为全球资金、人才和信息的汇聚地，使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得以彰显。这一主题说明，通过突出香港的国际化特色和独特优势，巩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使得香港对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和外交战略发挥积极作用，继续作为中外融通的重要枢纽。
从历时角度看，官方话语前期突出高度自治权，重视对“一国两制”中“两制”的阐释，意图充分激发“两制红利”，维持香港自身优势；中期强调合作发展与制度建设，初现促进市场融通、整合国家资源、加速产业对接的香港与内陆融合发展趋势；后期则聚焦维护民主人权，反对外部干预，通过加强中央政府管治力度维护“一国”政治实践（见图2）。同时，国际社会也积极支持香港融入中国的国家发展，注重实质性的经济合作和多边协作，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香港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项目，不断推动香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香港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此外，香港还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深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
［图2：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不同主题的新闻报道变化］
四、香港“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困境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增强，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近40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体系的变迁正是中国话语权建构发展的一个例证与缩影。一方面，中国依托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和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广泛影响，在话语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拓展新闻媒体业务和文化活动交流，中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也具有多层次和复杂性，这揭示出当前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实践面临的多维困境。具体来说，一是中国的话语权建设起步较晚、受制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等客观因素限制，二是由于中国的话语供给、话语认同、话语分离和话语传播等内生性问题依旧需要理顺。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在话语建构上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残存、香港社会身份认知偏差、香港特殊舆论场环境和美西方干预主义渐行等内生性和外源性困境。
1.历史溯源：后殖民主义文化残存
自1842年《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港英政府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史形塑英国殖民者和香港被殖民者在本体论层面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这种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逻辑的根本目的在于剥夺殖民地话语权，使其丧失文化主体性，最终沦为殖民国家的附属品〔11〕。自开埠以来，港英政府在政治体制、经济贸易、社交规范等领域藉助文本范式和话语标准重新定义、编码和生产香港社会文化知识，肢解香港主体意识，重构香港族群与人种结构。例如，自20世纪20年代起，港英政府逐步建立起“英国人-华人精英-普通香港华人”的阶层等级歧视权力体系，部分华人社会精英或精英团体被英政府鼓励召集参与行政决策，形成了“行政吸纳政治”〔12〕的港英政府与华人精英共治局面。凭藉政治优势，以汇丰、太古等英资集团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逐渐掌握香港经济命脉。凭藉利好的国际环境和移民华人的资金与经验，客观上拉动香港经济腾飞。港英政府通过建构“中国人”（包括香港的中国人）即野蛮、落后、需要教化的“他者”形象施行“去中国化”政策，间接打造自身民主、进步的“文明引导者”角色。香港成为西方文化逻辑自我指涉的系统，所有中国意象、民族符号和本土叙事的输入与输出都要经过“英国标准”的筛选与重组，“小英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后殖民”心理结构将国家、民族与历史从香港意识形态结构中抽离，加深一些香港人与母国之间的认知隔阂。
2.身份偏差：香港社会的民主困境
香港回归既开辟了香港历史新纪元，又赋予香港社会全新的政治身份和宪政体制。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新成立的特区政府贯彻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则，但在一些管治精英、管治文化上依旧存在部分港英殖民主义色彩。香港居民不仅可以轻易从表层制度上区分所谓的“香港人”和“中国人”，而且在认知层面依旧被“后殖民”心理架构所裹挟，甚至出现扭曲的“恋殖情结”。加之香港缺乏内生性文化资源支撑，依赖外生性文化资源挪用，导致自身归属“本土性”的自主建构能力不足，无力扭转殖民者英国、“他者”中国和“自我”香港等多重主体间对话的强弱格局，最终导向香港社会形成以“伪主体”意识为特征的身份偏差，削弱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陷入西式民主困境和“自我书写”困境。因此，“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治理本质是针对港英政府殖民统治的“去殖民化”，具备香港社会“转型正义”的性质。
“一国两制”一度面临以国民教育推广失败为显象的国家身份认同赤字。以香港青年教育为例，一方面，“黄丝”教师群体宣扬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优于华夏文明的“文明等级论”，甚至煽动青年参与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以及“修例风波”等政治激进行动〔13〕；另一方面，培养香港青年博采中西文化之长的优越感，如以“世界公民”取代“国家公民”，认为“繁体字为正统文字”，藉此建立“爱国”“民主”对垒，致使香港青年的自主身份游离于祖国和前宗主国之间，与“一国两制”处于精神对峙状态〔14〕。
“一国两制”遵循“因俗自治”的国家主权宪制前提和“地方行政区域”的逻辑起点，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香港、澳门围绕“一国两制”的舆论场在地方制度空间、经济发展结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进程等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异。具体来说，在地方制度层面，港、澳曾分别是英、葡殖民地。葡萄牙占领澳门的渐进过程经历入据、“租居”、侵占和扩张四个阶段，横跨300年之久〔15〕，占领澳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海关权、征收苛捐杂税和从事鸦片贸易来收敛钱财，这与港英时期改组法制系统、重整教育制度、划分阶层等级等意识形态经营模式迥异。在经济结构层面，香港始终是中国乃至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第二〔16〕，以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等产业为主要经济动力，英资集团和外资企业占比偏高。相比之下，澳门作为博彩旅游、葡语国家交流平台中心主要依靠大陆游客消费，大部分产业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爱国力量手中。在文化背景层面，“港独”势力依附于英国文化殖民的教育体系和抵抗内地的“夹缝谋利论”〔17〕国族镜像，澳门的爱国社团“则积极举办社会文化活动，不断发展”。
4.外部施压：美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渐行
当前，美西方持续对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全球化面临被撕裂为“半球化”的严峻风险〔18〕和“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后全球治理”局面。当前，中美在香港“一国两制”问题上的法理、制度和话语权斗争集中体现在香港民主议题上，美西方已形成全联盟的“挺港”圈子。一方面，美国从干预主义的霸权逻辑出发，通过国会、行政部门和驻港澳总领事等关键个人在经济、金融、司法等领域长期介入香港事务，公开诋毁“一国两制”。例如，2019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声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2023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草案，意图取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地位，甚至关闭办事处，大打“法案牌”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19〕。2024年5月，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儒瑞（Gregory May）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线上研讨会上声称“中国威权主义严重侵蚀香港民主和高度自治”〔20〕。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香港黄媒、自媒体相互配合，藉助“污名化”等“西方式诠释”手段持续引导错误舆论，加固后殖民认知偏见结构。2014年9月到12月，香港发生非法“占中”事件期间，美国智库学者通过媒体撰文或接受采访谈论“占中”事件200余次〔21〕，以批评中国政府和施压美国政府发挥民主领袖作用为主。归根结底，美国干涉香港问题的本质是假借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实现牵制中国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目的。
五、香港“同心圆意识”话语的自主建构路径
新时代香港同胞的身份认同，应该符合“一国两制”话语体系的发展与演变，旗帜鲜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充分结合回归以来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结中外的独特优势，建构起一个将香港认同、大湾区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世界公民”全球性认同有机结合起来的“同心圆意识”。“同心圆意识”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共识和共同奋斗，.旨在通过增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共同意识和凝聚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高度统一。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香港“同心圆意识”的话语自主权构建离不开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一方面，香港话语自主权内生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重构归因于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和非排他性，其底层逻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认知基础；另一方面，香港话语自主权外源于特区经济和特区民生的“一国红利”及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政策供给”，更需要切实发挥中央引领作用，反制美西涉港话语攻势的同时助力香港故事的“自我书写”。
1.文化寻根：夯实中华文化认知基础
作为国家治理和文化大计，“一国两制”政治实践根植于“大一统”的华夏古典文明和超越民族国家理论窠臼的现代性文化气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22〕”虽然在历时性层面，英国殖民百余年的“西强中弱”文化落差致使港人陷入文化失衡的结构性困境。加之香港回归后，港人始终游离于英国“殖民权力矩阵”和深受冷战思维迫害的“恐中恐共”情绪之中，更加剧其“离散意识”和对内地的“心理距离”。但两地同胞在文化基因层面仍蕴含共同的中华文化认知基础。其一，香港与广东，书同文、话同音、人同种，岭南文化依旧是香港的文化底色。从唐朝安南都护府置屯门军镇，到明朝香港贩运莞香，再到清朝翰林南渡，时至今日，从广东流传至香港街头的魏碑招牌仍随处可见，专做广式早茶的陆羽茶室依旧生机勃勃，电影、粤曲、小说等文艺作品无不流露出岭南文化与香港大众文化的水乳交融。其二，“香港新儒家”的传承与发展，彰显“一国”之根本的情感归属。无论在表层观念还是深层逻辑上，两地国学者均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遵循“民本、道主、贤治、和合”的中华文化国家治理和地方区域治理之路。
因此，重建香港历史中缺失的国家意识根基应以岭南文化和儒家文化为纽带，建议以中央和内地文化主管部门和香港特区主管部门为支点，搭建以图书出版、电影编制、音乐戏剧等领域为代表的两地文化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打造“国粹香江校园行”“全港戏院日”等文化惠民服务项目；积极开展香港斫琴技艺、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申报和保护工作；利用传统节日举办中秋“香江明月夜”、端午龙舟赛等大型文娱活动。一方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一国两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求同存异中塑造两岸文化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发挥香港多元文化属性特质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地标，以香港为桥头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认同重构：完善非排他性教育体系
提升国家认同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中，国民教育一体化是超越“两制”社会制度差异，消解香港同胞身份焦虑，巩固“一国”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回归以来，国民教育在香港屡遭意识形态风险和泛政治化操弄，根源在于“恋殖情节”“香港价值”和“一国认同”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表现在语言教育政策上“重英轻中”，缺少普通话语言环境；如在《捍卫香港价值宣言》〔23〕中刻意忽略爱国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将香港从中国抽离；在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良莠不齐，“港独”势力和美西方干预主义趁虚而入。伴随香港产业空心化、房价高居不下等以利益认同为中心的重商主义文化没落，亟待发挥中央和特区政府合力作用，完善包容认同和非排他性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塑造国民同质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主权。
一方面，中央应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坚守“一国”底线。以国情教育为支撑，定期举办法治教育活动，培育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以“中国元素”为基点，切实贯彻国旗法、国徽法和国歌法，培植香港青年爱国情怀和身份归属感；以交互游学为契机，搭建两地教育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加大教育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塑造香港青年集体理性认知。另一方面，特区政府需积极配合中央，发挥“两制”优势。以语言为桥，回应国家宪法第19条第5款规定，大力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创造良好语言环境；以教材为纲，统一“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基础教材，健全教材评审制度，严格监督教育教学内容；以师资为本，贯彻以“爱国爱港”为聘用条件的师资素养考核要求，加强师风师德等伦理操守建设。因此，国民教育既在道德文化层面发挥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推动者和倡导者作用，又在政治认同层面扮演适度引导者和协调者角色。
3.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
香港本土意识历经“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演变序列。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在“一国”框架内将“两制”地方行政区域有机结合，形成“区域性发展共同体”，提供“两制”向“一国”整合回溯的制度性通道，成为香港与内地强有力的情感纽带。过去偏重强调“两制差异”，即香港凭藉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地位，在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促使港人对内地萌生自我优越感和“港人优先”等区隔思维。加之港人曾引以为傲的经济利益伴随上海等城市的同质化竞争和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未能有效转化为民众利益，导致“一国红利”未能对冲“两制差异”，甚至进一步凸显制度矛盾。作为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框架，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重要连接点作用，打破两制僵化阻隔思维，激发融合幷进“一国红利”，促动中西全球化体系良性互动，势在必行。
鉴于此，对内应发挥“一国红利”，降低“两制差异”造成的制度运行成本，对外应利用“两制差异”，为各类行为体提供多种制度接口。具体而言，对内在空间、权力和话语层面进行“尺度调试”。如发挥“横琴方案”与“前海方案”区域新空间的引擎作用，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相向而行，重构区域地理空间，深化互动性融合普惠；克服法系差异技术壁垒，解决“管治割据”和“法律专业垄断”问题，构建有机统一的宪制秩序整体；以经济交流和文化力量形塑区域共赢话语，以顶层设计和官方发言强化国家话语，推动地方话语区域化和区域话语国家化。对外促动香港与英美国家、澳门与欧陆国家、广东与内陆地区的互惠衔接，促动“一国两制”接轨全球化维度和命运共同体架构，探索“升级版一国两制”创新实践。
伴随美国对华政策由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美国对香港的“民主输出”亦由持续关注、直接介入过渡到积极干涉阶段，尽管《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已经实施，但香港作为美西方的“遏制中国前线”的利用价值仍然存在。纵览历史，美西方干预主义“软硬兼施”，频繁介入司法案件、大搞网络“颜色革命”、加大涉港事务资金支持、拉拢盟国全线施压，香港问题依然是美西方“民主对抗威权”霸权主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要恪守底线思维和斗争思维，正当反制美西方非法干预和制裁，掌握中国香港故事的自我书写权。
具体而言，其一，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战略全局，既要呼吁美国采取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涉港政策，又要前瞻性感知中美战略发展趋势和美国对港制裁动态，防范和化解风险。其二，利用国际规则坚持捍卫本国利益。践行多边主义，援引国际法“不干涉内政”和“禁反言”原则反制美国的“次级制裁”，同时发展新型伙伴关系，拓宽中国与美国盟友在经贸、气候、环境、反恐等领域的共同利益空间。其三，坚决落实“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应以法律形式规约人民权利，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为契机，加强培养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鼓励反歧视、反诽谤、反虚假消息的民间力量介入。其四，正确发挥媒体舆论作用。以央媒为引领，配合地方媒体和海外社交平台，化被动为主动，就议题之争予以事实反击，加强自我叙事的主导权。同时提高商界、民间组织和青年撰稿人在叙事竞争中的地位，更加及时、主动、有力地回应失实报道，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和国际政治的话语权建构。
六、结语
话语建构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媒介。从话语建构向度探源“一国两制”政策实践的历时演变轨迹，益于剖析特殊后殖民历史遗存下港人国家认同缺失、身份认知偏差、本土意识异化的深层肌理，从而为百年大变局中香港故事的自主书写探寻传统文化、青年教育、融合发展和“媒体+”层面的话语建构路径。鉴于美西方国家对权力转移的高度敏感性，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维持“一国两制”等涉及中国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和现代化模式等特色话语的舆论性阻力有增无减。因此，有必要将西方话语的解构与中国话语的建构纳入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舆论性话语权力的相对收益谋求制度乃至体系层面的绝对收益，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可持续的话语动力和发展信心，激发中国自主国际话语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向支撑效应。
注释：
〔1〕李悦娥，范宏雅，话语分析[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王永进，话语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3〕岳圣淞，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J]，东北亚论坛，2024(02): 98-113+128.
〔4〕Fowler,Roger(ed.),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Kegan Paul,1987,pp.10-12.
〔5〕罗慧，“一国两制”下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政治经济基础探析[J]，东南传播，2014，(02):26-30.
〔6〕人民日报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91211/9
〔7〕人民日报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221220/1
〔8〕人民日报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70628/2
〔9〕人民日报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91121/4
〔10〕人民日报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rmrb/20170701/6
〔11〕Edward Said.Orientalism.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p10.
〔12〕邢慕寰，金耀基，香港之发展经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
〔13〕《香港1名教师怂恿占中促学生与父母断绝关系》，《中国新闻网》2014年10月24日。http://news.sina.com.cn/c/2014-10-24/101831038941.shtml
〔14〕田飞龙，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民主整合契机[N]，信报，2021-11-03.
〔15〕邓开颂，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J]，历史研究，1999(06): 23-35.
〔16〕"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23 Annual Report,"FRASER Institute,September 2023,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tudies/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2023-annual-report.
〔17〕朱耀伟，本土神话：全球化年代的论述生产[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
〔18〕王鹏：《大国博弈与“半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评论》2024年2月5日，https://www.crntt.com/doc/54_0_106831258_1_0228112749.html。
〔19〕《美国<香港经贸办认证法>草案委员会过关》，《BBC News》2023年12月1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67598929
〔20〕"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CSIS,May 2024,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4-05/240507_Kennedy_HK_Autonomy.pdf?VersionId=r4xTjFzigh9UEqbyOyRhmZHE3TEUH3Qy
〔21〕张建，美国智库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及其影响[J]，国际展望，2018(03):133-150+158。
〔22〕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http://hm.people.com.cn/n1/2017/0701/c42272-29376651.html。
〔23〕2004年，香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中产专业人士发表所谓的《捍卫香港价值宣言》，将“港人引以为傲”的香港核心价值界定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参见《“爱国者”与“香港核心价值”之争》，载《观察者》2021年3月6日，https://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21_03_06_583198_s.s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8月号，总第320期，P83-93）
中评社╱题：“香港‘国两制’官方话语的变迁、困境与建构路径——以《人民日报》涉港文献资料为例” 作者：毕昆（北京），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候选人；田丽（北京），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话语建构能力深刻影响国际话语权。香港回归27年来，“一国两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也经历了风雨和挑战。本文通过爬取梳理《人民日报》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关新闻报道，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进行回顾，萃取出官方话语建构的五个主题，发现其从强调“两制”到强调“一国”的演进特点。这一方面说明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具有多层次和复杂性，也说明其面临后殖民主义文化残存、香港社会身份认知偏差、香港特殊舆论场环境和美西方干预主义渐行等多维困境。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源、完善非排他性教育体系、激发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幷发挥央媒舆论引领作用，是消解美西方话语霸权、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构建中国自主国际舆论性话语权的可行性路径。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样本，“一国两制”既是解决港澳台问题的大政方针，也为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间关系赋予全新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核心内容之一。强化“一国两制”话语权建构，对塑造和提升两岸及港澳民众的国家意识、身份认知和情感共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香港“一国两制”话语建构的理论回顾
话语分析源起语言学和修辞学，于20世纪50年代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首次提出〔1〕。作为“一个集语言符号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于一身的统一体”〔2〕，话语及其在社会互动中的使用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和认知框架的形成、传播与维持。藉助系列语言符号，话语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形塑知识、意义、主题和身份。“国际话语权”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的语言学转向，以主权国家为典型施动行为体，凸显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话语权利”强调“表达的自由”，取决于国际社会相关准则的权威性和制度化水平；“话语权力”本质为“话语的影响力”，是“物质权力观”在非物质性语言层面的延伸，与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实力地位成正相关〔3〕。在国际战略竞争背景下争夺中国在香港“一国两制”政策领域的话语权，既是维护中国自主阐释政策意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导涉港话题讨论的“话语权利”，又是掌握引导议程设置、维护自身形象、化解公关危机的“话语权力”。
媒体新闻作为一种“再现的话语”〔4〕，是运用语言系统叙述建构社会事实的典型产物。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梵·迪克试图打破此前研究对语言-话语、形式-内容、共时-历时的二分割裂，认为新闻话语具有双重维度，即新闻话语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既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又是意义、主题和身份构建的主体。当前，全球话语体系以媒体为行动主体，舆论性话语权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指向。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作为权威的信息集散地，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政策的重要职责，是国家主流话语的传播者，在塑造社会共识和国家民族身份中具有积极能动作用。其新闻话语建构可被理解为宏观主题的观点语境化或再语境化，以及将事件嵌入媒体文本之中的过程。同时，《人民日报》以自己特殊的叙事身份参与国际舆论、评判国际事务，直接阐发关涉本国利益和国际权益的主张，意图通过话语建构促进国际社会成员对本国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可，体现新闻媒体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权力意义”〔5〕。
二、香港“一国两制”发展阶段与关键节点回顾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为研究资料来源，其最早新闻报道可以追溯到1984年。根据关键时间节点，结合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可以将《人民日报》自建刊至2023年共3817篇相关报道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4年至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通过），这一阶段是香港基本法的讨论与起草期和香港基本法通过时期。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安排。在这期间，《人民日报》报道了大量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讨论和起草工作。香港基本法作为在香港回归后的法律基础，旨在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居民的权益。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迅速展开工作，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人民日报》记录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讨论和意见分歧，反映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理解与磨合。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正式通过，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第二阶段为1990年4月至1997年1月，这一阶段是香港回归前重要筹备与过渡期。香港社会在回归前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人民日报》在这一阶段密集报道了中央政府为确保香港顺利回归所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包括与英国政府的谈判、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对接等，报道详细介绍了政府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展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视以及港人对回归的期盼和疑虑。期间，《人民日报》还涵盖了香港社会关于“一国两制”的持续讨论，进一步增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理解信任。
第三阶段是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CEPA正式签署），这一阶段是香港回归的磨合与经济低潮期。香港回归中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正式在港实施，《人民日报》在香港回归后的报道集中反映了回归后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打击。尽管经济一度低迷，但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了经济局势。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这一协议增强了两地间的经济联系，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阶段是2003年6月至2014年9月（占中爆发），这一阶段是香港经济快速发展期与深层次矛盾积累酝酿期。在这一阶段，香港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期，但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矛盾。《人民日报》报道了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合作上的诸多成就，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自由行政策的实施等，中央政府的诸多措施带动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房价高企、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社会矛盾逐步显现。2014年9月，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重点，展现了“一国两制”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第五阶段是2014年9月至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生效），这一阶段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与安全风险期。面对内外挑战，香港在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了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占中”事件后，社会矛盾持续，《人民日报》对香港局势的报道逐年增多，特别是针对部分极端激进分子和外部干预的新闻频繁出现。2019年，“反修例”风波让香港社会再度陷入动荡，中央政府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2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幷立即生效，标志着中央政府在维护香港安全和稳定方面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
第六阶段是2020年6月至今，这一阶段是香港从“由乱到治”到“由治及兴”的历史转折期。《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显示，国安法的实施大大改善了香港的社会秩序，遏制了暴力活动，极大恢复了公众的安全感。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推进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面对疫情后的挑战和机遇，该阶段的报道强调了香港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国家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香港正逐步迈向新的繁荣与发展阶段。
［表1：香港“一国两制”官方话语的主题建构］
通过对《人民日报》在不同阶段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变化和挑战。这些历史事实和重点事件深刻反映出中国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实施和持续支持，以及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深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