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战略性接近：动因、态势及其限度
【摘要】美国为在东亚谋求战略优势，调动盟友力量在多条战线综合开展对华制衡。在美日韩战略需求的推动下，日韩首脑互访重启“穿梭外交”，三边首脑多次会晤，开启了两国战略性接近的新局面。日韩战略性接近与美遏华战略形成共振，对华政策消极性增加。长期来看，日韩关系前景仍面临历史和解、战略需求和实力对比等挑战。本轮日韩关系改善动力主要源于战略需求层面，战略性接近幷非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深度和解，日韩双边关系内生的局限性无法破解，“积极合作”难以通往“深度结盟”。美日韩三边关系在持续影响东亚安全环境及国际格局演变同时也面临着包括牵连风险、承诺难题以及利益分歧的发展困境。
自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作为美国重构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环，日韩关系在美国的斡旋下得以修复。日本从1951年起与韩国开始了旨在建立正常邦交关系的日韩会谈，但李承晚政权时期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致使日韩关系难以修复。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外交层面积极向日本释放善意。1965年日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韩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时代。日韩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虽有一定的缓和与改善迹象，但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围绕历史问题、经贸摩擦、领土争端等矛盾未能有效解决，两国关系波荡起伏、陷入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无论是1998年金大中和小渊惠三面向21世纪的共同宣言，亦或是2015年朴槿惠和安倍晋三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上一阶段的关系缓和无法为下一阶段的彻底和解提供基础。特别是文在寅执政5年期间，日韩两国关系逐渐走低。
在日韩关系的低谷期，美国也面临着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体系布局中的两个重要支柱，美国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美国致力于实现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是稳定持续的，但与之相比日韩关系波折起伏，严重影响了其在亚太的战略安排。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本次日韩战略性接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前在美国加强遏华背景下，为寻求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占据有利位置，日韩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得以修复。与日本接近成为韩国谋求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环，这也得到了日本的积极回应，两国加快关系调整步伐，双方战略性接近态势愈发明显。除美国因素外，在日韩自身战略需求的推动下，两国关系迎来较大改善。就日韩关系改善的历史而言，总体存在二战后的“恢复和平”、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以及未来潜在的“深度和解”三种态势，但日韩关系本轮改善仍停留在“积极合作”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战略性”，是两国基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战略需求的战略层面接近，这种“战略性”接近幷非两国“实质性”的深度和解或结盟，是基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下的妥协。
一、战略性接近的内外动因
本轮日韩关系改善，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在中美博弈和俄乌冲突叠加影响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日韩不断调整双边关系，追随美国对华战略制衡。就内部因素而言，源于日韩为发展军备增强国家实力自身战略转型需求下的驱动，但日韩追求增强国家实力呈常态化态势，是长期且持续的。因而，本轮日韩接近的外部因素大于内部因素，导致两国关系改善停留在战略性接近层面。
（一）俄乌冲突：助推日韩战略转型
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幷进入战略僵持期，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欧洲，对东亚安全格局也产生重要影响。美国藉势俄乌冲突更加积极推行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谋求对华制衡幷遏制中国崛起；日本把冲突视为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契机，力图加速战略转型，撬动战后国际秩序。俄乌冲突不久后岸田文雄于2022年5月访问英国时声称“今天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①。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追随欧美国家加入对俄制裁行列，中美战略竞争与俄乌冲突一道促使美日韩进一步强化安全合作，三国多次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随着俄乌冲突朝着长期化方向发展，亚太集团对抗的倾向增强。日韩两国“战略性借用”俄乌冲突实现自身战略转型：一是强化自身安全军事实力与国际战略行为能力；二是强化美日、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合作与战略协同；三是强化所谓民主国家志同道合者联盟，构建广域盟伴网络，日韩联手美国在亚太打造所谓的“美日韩”和“中朝俄”的阵营对立态势。2023年3月，岸田文雄突访乌克兰，成为日本二战后首位出访在战事与冲突中国家的首相。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尹锡悦同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承诺迅速援助乌克兰必需的扫雷装备、救护车等物资，日韩对乌克兰示好姿态明显。
（二）美国因素：利用日韩介入亚太事务
二战后美国始终试图主导亚太安全秩序，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都是在1950年代冷战开始之际建立，1951年的美日安保条约和1953年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都是美国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作为影响日韩关系的关键第三方，美国为日韩战略性接近创造了外部条件。2021年拜登上台后，对特朗普的政策做出了某些调整，强化对盟友的拉拢力度，在军事安全领域组建美英澳（AUKUS）三边伙伴关系，在情报领域完善“五眼联盟”，升级四边机制（QUAD），依靠建立小多边体系加大遏华力度。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为保持对亚太盟友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决心把亚太作为制衡中国的主战场，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战略竞争。日韩在地区安全和战略博弈中得到了美国更多的鼓励和授权，三边安全关系呈升温趋势。2023年美日韩在距离独岛（日本称“竹岛”）150公里以外的海域共同开展了针对朝鲜的反潜联演，这也是三国时隔5年再次举行以反潜为主题的联合军事演习。②在意识形态领域，2023年3月，所谓第三届“民主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美国之所以选择韩国作为第三届峰会主办国意图明显，当前国际局势不仅促进了日韩合作，还促使美国通过加强双边、三边安全合作来介入东亚事务。
（三）朝核因素：日韩对彼此战略需求提升
朝核问题始终是影响日韩关系的关键因素，1998年8月朝鲜试射大浦洞1号导弹，飞越日本领空，使日本深感威胁。该事件成为日韩关系第一轮改善的重要契机，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邀请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两国关系开启了新局面。当前半岛安全局势向复杂化发展，日韩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因此而提升。在美朝核谈、朝韩对话中断和朝鲜被日益孤立的三重困境之下，朝鲜半岛的安全战略形势、和平进程变数增加。日韩国内普遍认为，朝鲜核试验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美韩发布《华盛顿宣言》缓解韩国内不安情绪，由此创设全新的协商机制“核咨商小组”（NCG），在韩国持续承诺不自主研发核武器的条件下，美国加强对其提供延伸威慑的力度。③
尹锡悦上台后改变了文在寅政府追求构筑繁荣统一的朝鲜半岛政策，岸田政府则延续安倍路线，将朝鲜塑造成为加强军备以应对“外部威胁”的工具。所谓“朝鲜威胁”成为美国在亚太制衡中俄的藉口，为日韩在美国协助下构建本国的导弹防御体系提供了机会。美日韩就应对朝鲜形成统一步调，于2022年5月发布三国外长声明，强调安全合作及对朝威慑、持续推动朝鲜问题国际化。④朝鲜受到来自美日韩的军事压力越大，就越难以弃核，朝核局势对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助推作用明显。
（四）日本因素：配合美国遏华战略
冷战后，日美同盟不断扩大适用范围，日美同盟从最初的专守防卫扩大到“周边事态”，再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始终是日美同盟调整中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日本“综合战略活跃度”空前提升，岸田内阁上台后，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支持拜登政府强化“印太”战略存在及对华竞争态势。日本不断将“美日+”合作模式从东北亚扩展至其他地区。日本于2022年底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顿计划》新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2023年6月，日美举行防务磋商，宣称将与美韩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⑤岸田内阁为巩固与美同盟、争取美方支持，将自身纳入美国制华战略轨道的同时向韩国释放积极信号。
日本积极参与中美围绕外交和安全、经济和技术、价值和规范的竞争，幷强调通过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同韩国合作改变这一局面。日本与北约积极强化防务合作，扩大与其在情报共享、联合演训、装备联合研发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日本与北约将在网络防御等领域深化合作关系，幷计划在东京开设联络处。⑥支持北约的亚太化，与其携手干预地区安全事务。
（五）尹锡悦执政：战略平衡转向亲美保守
日韩最高决策者在推动两国政府层面的战略性接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以来，韩国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平衡，外交政策长期保持“战略模糊”态势，虽然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符合保守派的政治诉求，但尹锡悦政权却带有更加浓厚的亲美色彩。2022年5月10日，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在第20届韩国总统竞选中当选。早在选举期间，尹锡悦外交团队便提出美日韩三边合作格局不能因历史等问题受阻。尹锡悦表示会走“亲美”路线，包括在军事安全方面继续与美国紧密合作。尹锡悦曾表示，不需要被不在韩国追加部署萨德、不参加美国导弹防御网、不缔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三不”承诺所束缚。胜选后，尹锡悦政府把美国视为重要的盟友和伙伴。对日政策方面，尹锡悦与岸田文雄在电话会谈中就努力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共识。
尹锡悦将韩国定位为“全球中枢国家”，主张对外战略要更具全球视野，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2022年12月28日，韩国政府公布了韩国版“印太”战略，这一新战略主张摆脱以往重视韩朝关系、聚焦半岛问题的外交政策，呼吁韩国作为“全球中枢国家”发挥新的地区作用。尹锡悦政府主张以大胆的外交和强有力的安保为基础，继续深化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将合作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以应对更多的地区和全球挑战。
二、战略性接近的总体态势
日韩双方在首脑会谈前就为改善两国关系创造条件，两国外交部门以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为由推动恢复安全对话，幷围绕“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日本对韩出口管制等经贸问题进行预先磋商，达成初步解决方案。尹锡悦认为“必须切断韩日对立的恶性循环”⑦。岸田亦表示将积极推动改善日韩关系。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日韩均持积极态度。日韩从过去以所谓朝鲜威胁为焦点的合作，升级为构建整个“印太地区”自由与和平的“泛地区合作机制”，合作领域将不局限于安全领域，还涵盖经济、尖端技术和人员交流等方面。
（一）首脑“穿梭外交”和各层级对话机制形成
日韩首脑“穿梭外交”最初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卢武铉于2004年共同商定，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2008年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一度恢复，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再度中断。2011年10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李明博再度恢复，但因领土问题中断12年之久。本次日韩重启首脑“穿梭外交”，实现了互访。2023年3月16至17日，尹锡悦访日与岸田文雄会谈，开启了日韩战略性接近的新局面。仅时隔50余天，5月7日至8日，岸田文雄访韩。⑧上次以“穿梭外交”形式访韩则是野田佳彦2011年10月的出访。岸田邀请尹锡悦出席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扩大会议。另外，日韩宣布将重启两国财政、贸易、科技等部门的部长级会谈，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与敏感问题进行磋商。两国同意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双边及三边安全合作加强遏制力和应对力。首脑会谈决定在推行韩国“自由、繁荣、和平的印太战略”和日本“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过程中保持密切合作与沟通。⑨在首脑“穿梭外交”的牵引下，日韩双边对话机制有望全面恢复，战略沟通状况有所改善。广岛峰会期间，岸田文雄与尹锡悦、拜登举行三国首脑会谈。日韩与美国对华制衡战略形成更强策应、联动的新高度，两国倾向于联手应对“外部威胁”，减少摩擦，增加合作。在拜登的推动下美日韩三国合作机制逐渐形成，2023年8月18日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上签署《戴维营精神：日韩美联合声明》《戴维营原则》《协商约定》三份文件，组建由三国参与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⑩美国藉势开展战略外交，力图实现三边结盟，推动北约介入东亚事务。
（二）以“朝鲜威胁”为由重启军事安全合作
日韩安全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具有高度敏感性。日韩在首脑会谈上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强调“更紧密开展安全合作”幷强化美日韩安全合作。安全对话方面，日韩明确重启中断5年的部长级安全对话，幷重启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修复外交与防务部门间政策协调。另外，两国决定恢复实施2019年中断的《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强以朝鲜半岛为重点的军事情报共享。日韩还决定在此前联合举行反潜演习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反导反潜、海上救助联合演习，幷改善两国海军因2018年“火控雷达照射事件”⑪恶化的关系。2023年4月，日美韩实施三国海上联合演训。日本海上自卫队“爱宕”号和美韩两国海军的驱逐舰参加了此次演习，训练设定了朝鲜弹道导弹瞄准的模拟目标，确认了日美韩展开探测、追踪和情报共享的流程。同一天，日韩2+2司局级外交安全对话时隔5年重启，双方就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局势、两国安全政策合作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合力应对朝核问题等事宜交换意见。同年10月，以涉朝问题的日韩副外长级战略对话时隔9年重启，双方就朝鲜在军事上与俄罗斯加强关系交换意见。⑫以应对朝鲜“安全威胁”为名的日韩军事合作成为驱动两国战略性接近的重要动力。
日韩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日韩经贸摩擦的实质是两国政治和外交较量的延伸，全球产业链升级和分工调整加剧了日韩经济的竞争面。两国战略性接近以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2019年起实施的对韩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措施，幷把韩国重新列为出口管理上享受优惠措施的“白名单国家”。韩国亦表示将撤回在世界贸易组织针对日本的诉讼。日韩有意将扩大经贸幷促进相互投资，新设日韩经济安全磋商机制，共同应对国际能源危机，深化半导体技术合作，构建“具有韧性的”产业供应链。在日韩政府推动下，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与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将分别创设“未来伙伴关系基金”，支持两国能源、新兴技术等领域的民间经济项目与青年交流项目。两国将在太空、量子、人工智能（AI）、数码生物、未来材料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共同研发以及半导体供应链的构建上加强合作。在上述措施的推动下，一度低迷的日韩经贸关系有望恢复，围绕能源、半导体的经济安全问题将成为重点合作领域。
三、战略性接近的外溢影响
日韩通过首脑“穿梭外交”改善双边关系。在各自利益驱动及美国牵引下，两国战略性接近的态势凸显，幷与美国形成更强三方战略联动。日韩更加积极迎合美国主导的遏华战略，两国政界对华政策中的消极性将有所增强。但也应看到，日韩此轮关系改善基础仍不牢固，两国关系仍存在“回摆”的可能。
（一）日韩政界对华政策消极性增强
总体上，日韩目前仍维持对华协调政策，但与美国制华战略布局的响应配合趋向加强，在外交、军事安全上日益主张对中国保持强硬姿态。目前，岸田政府更主张与美方“战略绑定”，对华外交的消极性持续增强，在日韩战略性接近的态势下，两国介入台海的行为和方式逐步趋同，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相继到访日本、韩国，韩国外交部礼宾人员和国会官员都没有到场，可以看到在尹锡悦执政初期，韩国和日本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的应对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随着日韩关系的逐步改善，韩国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呈现向日美趋同的态势。2024年1月，美国发表美日韩“印太对话”联合声明，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⑬同年5月，韩国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赵庆泰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出席所谓“领导人就职仪式”幷会见有关人员，做出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背道而驰的举动，进一步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阵营对抗风险冲击亚太安全环境
日韩关系改善是美日韩三边合作实施的前提，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两大同盟体系的战略接近，是美国拉北约入亚太的进一步表现。美国致力于重新强化美日韩三边，幷利用韩国积极参与“印太”战略，打通美日韩三边与美日印澳多边以及美国在亚洲与欧洲盟友体系之间的联络与合作，幷使其进一步聚焦对华遏制，形成合力。三国在应对中国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固化了东北亚地区尚未消除的冷战结构，重构了地区安全对话平台。同时，美日韩联合对朝强硬施压，将诱导朝鲜进一步强化核打击能力，势必增大中国周边安全风险、直接冲击区域军控与防扩散体制。另外，日韩将各自在半导体材料设备及制程技术上的优势相互结合，加强半导体技术及产业链合作，为美国加强对华半导体封锁提供了更有利条件，对亚太地区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也将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三）日韩关系改善给中日韩合作带来契机
日韩战略性接近态势今后仍有升温、强化的趋势，其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战略趋同性。尽管“战略性接近”在安全上的涉我性与消极性均在增强，但随着日韩关系的改善，中日韩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在提升。日韩双边陷入低谷后的关系改善给中日韩三边合作带来可能，2024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⑭三边致力于建立健全民间经济、新兴产业、金融政策等对话机制。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气候变化、老龄化、低碳转型等领域交流合作。双边关系改善同时也给经济上的“中日韩”对冲军事上的“美日韩”带来一定契机和可能性。
四、战略性接近的限度和困境
当前日韩关系走出困局幷走向正常化，两国关系的对立结构正发生深层变化，但日韩战略性接近幷不意味着美日韩三国进入真正的同盟状态。美日韩“结盟”的基础仍相当薄弱，未来不确定性较大，仍面临成本分摊、牵连风险的困境。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美国推动北约“亚太化”的基础，但同时日本和韩国存在“战略自主”需求。美日韩三国的国家利益幷不完全一致，日韩战略性接近的背后，仍存在错综复杂的局面和发生变数的可能。
（一）对华政策取向差异导致的目标困境
当前面对中国的崛起，在亚太区域内，总体而言美国明确采取的是“竞争”（competition）的姿态，日本主要是采取“制衡”(balancing)的做法,而韩国基本采取“对冲”(hedging)的方式。美国和日本把中国的崛起当成它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假想敌，但韩国没有明确把中国看作假想敌和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美日同盟企图介入台海的背景下，韩国担心卷入台海冲突。日本也担心被卷入朝鲜半岛的纷争。美国在日韩关系中采取的是“非中立”的立场，在推动日韩接近的同时往往更偏袒日本。因而形成了“韩国比日本更担心被美国抛弃，而日本比韩国更担心被卷入一场纷争”态势。⑮
韩国国内对于在所谓的“新冷战”中选边站的态度暧昧，幷不完全追随美日将中国定义为最大挑战甚至威胁。但面对中美竞争，韩国维持与中美外交均衡的难度不断加大。当前韩国经济上受益于中国，安全上却与中国存在矛盾；安全上受益于美国，但经济上却受到美国打压，美韩同盟存在结构性矛盾。⑯总体上，韩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度要高于日本，韩日的对华战略选择存在差异。
（二）从“非对称”到“对称”引发的日韩对立情绪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amck）指出，在多边层面上，非对称决定了国际关系中不确定性与彼此关注的模式。⑰日韩关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变革，日韩关系由日强韩弱发展为彼此对等的“水平关系”。首先就是国力的对比，从不对等到更加对等；其次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从互补到更具竞争性；再次就是在两个国家的内政方面，国内政治方面民主化和民粹化趋势明显。
尹锡悦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会成为其未来执政的政治负担。2024年4月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以泛在野党阵营192席的巨大胜利结束，第22届国会仍维持“朝小野大”的局面，在目前共同民主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执政党不得不与在野党进行协商。如果在野党在参政的过程中事事反对的话，尹锡悦政府的对日战略外交也将面临困境。韩国民众期待在国际上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提升，日本民众难以适应韩国因实力增长而提出的道歉要求，致使双方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对立加深。因此，尽管在尹锡悦的推动下，日韩关系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距离两国结盟还比较遥远，缺乏牢固的民意基础。上述因素决定了日韩此轮关系改善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日韩战略性接近所产生的实际成效也将因此受到限制。
（三）历史问题鸿沟依旧难以消解
日韩之间摩擦点依旧存在，除安全利益亦存在诸多分歧外，还有强制劳工和慰安妇的赔偿问题和领土方面的争端。虽然两国首脑“穿梭外交”展现了解决历史问题的积极姿态，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依旧持傲慢态度，岸田在首脑会谈中亦始终没有在日韩历史问题上“道歉”。其中，日韩围绕“慰安妇”问题的解决模式及其命运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2015年日本和韩国通过外长会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但此后事态的发展显然出乎日韩决策者们的预料，协议先在两国国内引发批判，后以慰安妇少女像等事件为转折点，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外交之争，协议也未得到有效的落实。领土问题方面，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田溶冀在岸田文雄访问韩国前夕登上“独岛”，日本外务省和驻韩使馆分别就此事向韩国提出抗议。
历史问题之所以成为日本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邻国之间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单独对日占领的美国未能彻底清算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得以再次抬头。以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为代表的片面媾和、东亚深陷冷战结构以及美国霸权的定型等，成为日韩历史问题至今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原因。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和过错方，但在日韩谈判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日韩在处理“强征劳工”与“慰安妇”问题时的历程充分表明，未能寻求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的所谓“协议”，将随着新形势不断产生新矛盾，仍可能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巨大障碍。
结语
在俄乌冲突推动亚太区域阵营对抗、美国利用日韩介入亚洲事务的背景下，日韩开启战略性接近的新局面，两国战略性接近态势今后仍有升温、强化的趋势。尽管“战略性接近”在安全上的涉华消极性增强，但中日韩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在提升，日韩领导人政治决断之下的急速战略性接近存有隐患，特别是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下的两国关系仍有回摆的可能。多轮日韩首脑会谈和美日韩三边会谈在达成一批合作协议同时，也留下不少未解决问题。由于长期政治对立，日韩的安全互信相当薄弱，即使美国一再推动，在可预见时期也很难构建制度化的日韩军事同盟。总而言之，无论是日韩邦交正常化开端的“1965年体制”，还是《21世纪日韩新伙伴关系共同宣言》达成伙伴关系的“1998年高峰”，抑或是岸田和尹锡悦互访开启的“战略性接近”，都未完成两国由“临时妥协”转变为“彻底和解”的历史任务。同时，美日韩三边“非对称关系”和目标困境将持续影响三国关系构建，对华战略分歧将依旧存在。日韩关系改善仍停留在战略性接近层次，难以通向深度和解或结成同盟。
注释：
①“ウクライナの穷状は东アジアでも再现さ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と日本の岸田首相が警告”、ARAB NEWSJAPAN、2022年5月7日、https://www.arabnews.jp/article/japan/article_66759/。
②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South Korea hold another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with the theme of anti submarine after 5 years.Reuters,April 3,2023.https://www.reuters.com/world/south-korea-us-japan-hold-anti-submarine-drills-counter-north-korea-threats-2023-04-03/.
③“米韩首脳会谈「核の伞”の信頼性を确认した」、読买新闻、2022年４月28日、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30427-OYT1T50263/。
④外务省”アントニ―·ブリンケン米国国务长官、林芳正日本国外务大臣及び朴振(パク·チン)韩国外交部长官による共同声明”、2022年5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50254.pdf。
⑤“日米防卫相会谈 中国の挑発的な行动に悬念 対话の重要性で一致”、テレビ朝日、2023年6月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fe604637101976233fcc7882f9ca2549597a52ca。
⑥“NATO、日本に拠点来年、対中ロにらみ サイバー协力深化”、日本経済新闻、2023年5月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70741780U3A500C2MM8000/。
⑦日韩首脳会谈で安保协力强化へ“悪循环断つ”と尹大统领、共同通信、2023年３月15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c921b431efd6a5fbbadb4145db197db4171d49af。
⑧日本外务省“岸田内阁総理大臣の韩国访问”、2023年5月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1_001653.html。
⑨日本外务省“日韩首脳会谈”、2023年5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6_000851_00001.html。
⑩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the Republic of Korea,and the United States.August 18,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⑪日本防卫省“韩国海军舰艇による火器管制レーダー照射事案”、2018年12月20日。https://www.mod.go.jp/j/surround/radar/index.html。
⑫日本外务省“14回日韩次官戦略対话の开催”、2023年10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1568.html。
⑬日本外务省“日米韩インド太平洋対话の开催（结果）”、2024年1月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it_000001_00184.html。
⑭中国政府网：《李强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https://www.gov.cn/yaowen/tupian/202405/content_6953858.htm。
⑮Victor D.Cha,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p.42.
⑯“日韩の戦略的关系再构筑への提言—自由で开かれた北东アジア経済圏にむけて—”、平和政策研究所、2022年9月26日。https://ippjapan.org/archives/7063。
⑰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第53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8月号，总第320期，P67-74）
【摘要】美国为在东亚谋求战略优势，调动盟友力量在多条战线综合开展对华制衡。在美日韩战略需求的推动下，日韩首脑互访重启“穿梭外交”，三边首脑多次会晤，开启了两国战略性接近的新局面。日韩战略性接近与美遏华战略形成共振，对华政策消极性增加。长期来看，日韩关系前景仍面临历史和解、战略需求和实力对比等挑战。本轮日韩关系改善动力主要源于战略需求层面，战略性接近幷非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深度和解，日韩双边关系内生的局限性无法破解，“积极合作”难以通往“深度结盟”。美日韩三边关系在持续影响东亚安全环境及国际格局演变同时也面临着包括牵连风险、承诺难题以及利益分歧的发展困境。
自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作为美国重构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环，日韩关系在美国的斡旋下得以修复。日本从1951年起与韩国开始了旨在建立正常邦交关系的日韩会谈，但李承晚政权时期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致使日韩关系难以修复。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外交层面积极向日本释放善意。1965年日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韩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时代。日韩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虽有一定的缓和与改善迹象，但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围绕历史问题、经贸摩擦、领土争端等矛盾未能有效解决，两国关系波荡起伏、陷入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无论是1998年金大中和小渊惠三面向21世纪的共同宣言，亦或是2015年朴槿惠和安倍晋三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上一阶段的关系缓和无法为下一阶段的彻底和解提供基础。特别是文在寅执政5年期间，日韩两国关系逐渐走低。
在日韩关系的低谷期，美国也面临着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体系布局中的两个重要支柱，美国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美国致力于实现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是稳定持续的，但与之相比日韩关系波折起伏，严重影响了其在亚太的战略安排。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本次日韩战略性接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前在美国加强遏华背景下，为寻求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占据有利位置，日韩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得以修复。与日本接近成为韩国谋求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环，这也得到了日本的积极回应，两国加快关系调整步伐，双方战略性接近态势愈发明显。除美国因素外，在日韩自身战略需求的推动下，两国关系迎来较大改善。就日韩关系改善的历史而言，总体存在二战后的“恢复和平”、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以及未来潜在的“深度和解”三种态势，但日韩关系本轮改善仍停留在“积极合作”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战略性”，是两国基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战略需求的战略层面接近，这种“战略性”接近幷非两国“实质性”的深度和解或结盟，是基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下的妥协。
一、战略性接近的内外动因
本轮日韩关系改善，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在中美博弈和俄乌冲突叠加影响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日韩不断调整双边关系，追随美国对华战略制衡。就内部因素而言，源于日韩为发展军备增强国家实力自身战略转型需求下的驱动，但日韩追求增强国家实力呈常态化态势，是长期且持续的。因而，本轮日韩接近的外部因素大于内部因素，导致两国关系改善停留在战略性接近层面。
（一）俄乌冲突：助推日韩战略转型
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幷进入战略僵持期，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欧洲，对东亚安全格局也产生重要影响。美国藉势俄乌冲突更加积极推行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谋求对华制衡幷遏制中国崛起；日本把冲突视为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契机，力图加速战略转型，撬动战后国际秩序。俄乌冲突不久后岸田文雄于2022年5月访问英国时声称“今天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①。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追随欧美国家加入对俄制裁行列，中美战略竞争与俄乌冲突一道促使美日韩进一步强化安全合作，三国多次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随着俄乌冲突朝着长期化方向发展，亚太集团对抗的倾向增强。日韩两国“战略性借用”俄乌冲突实现自身战略转型：一是强化自身安全军事实力与国际战略行为能力；二是强化美日、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合作与战略协同；三是强化所谓民主国家志同道合者联盟，构建广域盟伴网络，日韩联手美国在亚太打造所谓的“美日韩”和“中朝俄”的阵营对立态势。2023年3月，岸田文雄突访乌克兰，成为日本二战后首位出访在战事与冲突中国家的首相。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尹锡悦同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承诺迅速援助乌克兰必需的扫雷装备、救护车等物资，日韩对乌克兰示好姿态明显。
（二）美国因素：利用日韩介入亚太事务
二战后美国始终试图主导亚太安全秩序，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都是在1950年代冷战开始之际建立，1951年的美日安保条约和1953年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都是美国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作为影响日韩关系的关键第三方，美国为日韩战略性接近创造了外部条件。2021年拜登上台后，对特朗普的政策做出了某些调整，强化对盟友的拉拢力度，在军事安全领域组建美英澳（AUKUS）三边伙伴关系，在情报领域完善“五眼联盟”，升级四边机制（QUAD），依靠建立小多边体系加大遏华力度。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为保持对亚太盟友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决心把亚太作为制衡中国的主战场，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战略竞争。日韩在地区安全和战略博弈中得到了美国更多的鼓励和授权，三边安全关系呈升温趋势。2023年美日韩在距离独岛（日本称“竹岛”）150公里以外的海域共同开展了针对朝鲜的反潜联演，这也是三国时隔5年再次举行以反潜为主题的联合军事演习。②在意识形态领域，2023年3月，所谓第三届“民主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美国之所以选择韩国作为第三届峰会主办国意图明显，当前国际局势不仅促进了日韩合作，还促使美国通过加强双边、三边安全合作来介入东亚事务。
（三）朝核因素：日韩对彼此战略需求提升
朝核问题始终是影响日韩关系的关键因素，1998年8月朝鲜试射大浦洞1号导弹，飞越日本领空，使日本深感威胁。该事件成为日韩关系第一轮改善的重要契机，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邀请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两国关系开启了新局面。当前半岛安全局势向复杂化发展，日韩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因此而提升。在美朝核谈、朝韩对话中断和朝鲜被日益孤立的三重困境之下，朝鲜半岛的安全战略形势、和平进程变数增加。日韩国内普遍认为，朝鲜核试验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美韩发布《华盛顿宣言》缓解韩国内不安情绪，由此创设全新的协商机制“核咨商小组”（NCG），在韩国持续承诺不自主研发核武器的条件下，美国加强对其提供延伸威慑的力度。③
尹锡悦上台后改变了文在寅政府追求构筑繁荣统一的朝鲜半岛政策，岸田政府则延续安倍路线，将朝鲜塑造成为加强军备以应对“外部威胁”的工具。所谓“朝鲜威胁”成为美国在亚太制衡中俄的藉口，为日韩在美国协助下构建本国的导弹防御体系提供了机会。美日韩就应对朝鲜形成统一步调，于2022年5月发布三国外长声明，强调安全合作及对朝威慑、持续推动朝鲜问题国际化。④朝鲜受到来自美日韩的军事压力越大，就越难以弃核，朝核局势对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助推作用明显。
（四）日本因素：配合美国遏华战略
冷战后，日美同盟不断扩大适用范围，日美同盟从最初的专守防卫扩大到“周边事态”，再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始终是日美同盟调整中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日本“综合战略活跃度”空前提升，岸田内阁上台后，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支持拜登政府强化“印太”战略存在及对华竞争态势。日本不断将“美日+”合作模式从东北亚扩展至其他地区。日本于2022年底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顿计划》新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2023年6月，日美举行防务磋商，宣称将与美韩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⑤岸田内阁为巩固与美同盟、争取美方支持，将自身纳入美国制华战略轨道的同时向韩国释放积极信号。
日本积极参与中美围绕外交和安全、经济和技术、价值和规范的竞争，幷强调通过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同韩国合作改变这一局面。日本与北约积极强化防务合作，扩大与其在情报共享、联合演训、装备联合研发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日本与北约将在网络防御等领域深化合作关系，幷计划在东京开设联络处。⑥支持北约的亚太化，与其携手干预地区安全事务。
（五）尹锡悦执政：战略平衡转向亲美保守
日韩最高决策者在推动两国政府层面的战略性接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以来，韩国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平衡，外交政策长期保持“战略模糊”态势，虽然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符合保守派的政治诉求，但尹锡悦政权却带有更加浓厚的亲美色彩。2022年5月10日，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在第20届韩国总统竞选中当选。早在选举期间，尹锡悦外交团队便提出美日韩三边合作格局不能因历史等问题受阻。尹锡悦表示会走“亲美”路线，包括在军事安全方面继续与美国紧密合作。尹锡悦曾表示，不需要被不在韩国追加部署萨德、不参加美国导弹防御网、不缔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三不”承诺所束缚。胜选后，尹锡悦政府把美国视为重要的盟友和伙伴。对日政策方面，尹锡悦与岸田文雄在电话会谈中就努力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共识。
尹锡悦将韩国定位为“全球中枢国家”，主张对外战略要更具全球视野，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2022年12月28日，韩国政府公布了韩国版“印太”战略，这一新战略主张摆脱以往重视韩朝关系、聚焦半岛问题的外交政策，呼吁韩国作为“全球中枢国家”发挥新的地区作用。尹锡悦政府主张以大胆的外交和强有力的安保为基础，继续深化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将合作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以应对更多的地区和全球挑战。
二、战略性接近的总体态势
日韩双方在首脑会谈前就为改善两国关系创造条件，两国外交部门以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为由推动恢复安全对话，幷围绕“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日本对韩出口管制等经贸问题进行预先磋商，达成初步解决方案。尹锡悦认为“必须切断韩日对立的恶性循环”⑦。岸田亦表示将积极推动改善日韩关系。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日韩均持积极态度。日韩从过去以所谓朝鲜威胁为焦点的合作，升级为构建整个“印太地区”自由与和平的“泛地区合作机制”，合作领域将不局限于安全领域，还涵盖经济、尖端技术和人员交流等方面。
（一）首脑“穿梭外交”和各层级对话机制形成
日韩首脑“穿梭外交”最初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卢武铉于2004年共同商定，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2008年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一度恢复，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再度中断。2011年10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李明博再度恢复，但因领土问题中断12年之久。本次日韩重启首脑“穿梭外交”，实现了互访。2023年3月16至17日，尹锡悦访日与岸田文雄会谈，开启了日韩战略性接近的新局面。仅时隔50余天，5月7日至8日，岸田文雄访韩。⑧上次以“穿梭外交”形式访韩则是野田佳彦2011年10月的出访。岸田邀请尹锡悦出席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扩大会议。另外，日韩宣布将重启两国财政、贸易、科技等部门的部长级会谈，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与敏感问题进行磋商。两国同意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双边及三边安全合作加强遏制力和应对力。首脑会谈决定在推行韩国“自由、繁荣、和平的印太战略”和日本“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过程中保持密切合作与沟通。⑨在首脑“穿梭外交”的牵引下，日韩双边对话机制有望全面恢复，战略沟通状况有所改善。广岛峰会期间，岸田文雄与尹锡悦、拜登举行三国首脑会谈。日韩与美国对华制衡战略形成更强策应、联动的新高度，两国倾向于联手应对“外部威胁”，减少摩擦，增加合作。在拜登的推动下美日韩三国合作机制逐渐形成，2023年8月18日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上签署《戴维营精神：日韩美联合声明》《戴维营原则》《协商约定》三份文件，组建由三国参与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⑩美国藉势开展战略外交，力图实现三边结盟，推动北约介入东亚事务。
（二）以“朝鲜威胁”为由重启军事安全合作
日韩安全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具有高度敏感性。日韩在首脑会谈上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强调“更紧密开展安全合作”幷强化美日韩安全合作。安全对话方面，日韩明确重启中断5年的部长级安全对话，幷重启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修复外交与防务部门间政策协调。另外，两国决定恢复实施2019年中断的《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强以朝鲜半岛为重点的军事情报共享。日韩还决定在此前联合举行反潜演习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反导反潜、海上救助联合演习，幷改善两国海军因2018年“火控雷达照射事件”⑪恶化的关系。2023年4月，日美韩实施三国海上联合演训。日本海上自卫队“爱宕”号和美韩两国海军的驱逐舰参加了此次演习，训练设定了朝鲜弹道导弹瞄准的模拟目标，确认了日美韩展开探测、追踪和情报共享的流程。同一天，日韩2+2司局级外交安全对话时隔5年重启，双方就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局势、两国安全政策合作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合力应对朝核问题等事宜交换意见。同年10月，以涉朝问题的日韩副外长级战略对话时隔9年重启，双方就朝鲜在军事上与俄罗斯加强关系交换意见。⑫以应对朝鲜“安全威胁”为名的日韩军事合作成为驱动两国战略性接近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