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澳门经济的机遇与对策
中评社香港7月19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不久前在澳门新口岸长崎街新华大厦举办研讨会，邀请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暨镜湖护理学院客座副教授刘景松博士、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会监事长暨澳门大学助理教授李小勤博士、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暨澳科大博士生余渭恒、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学术顾问兼澳门大学教授骆伟建、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暨镜湖护理学院院长尹一桥教授、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暨澳科大教授刘成昆、南粤集团副总经理乔梁博士、澳门理工大学教授娄胜华、澳门大学博士生张政君。座谈会由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会长暨原澳科大副校长林志军教授主持，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兼高级研究员王平亦参加研讨。与会者围绕澳门经济面临的多元发展及转型的机遇、问题，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并提出对策。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以《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及转型的机遇与对策》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林志军：更积极有为推动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和社会发展
澳门是一个外向型的微小经济体。三年疫情，澳门经济受到重大冲击，游客从疫情前接近4000万，跌至2022年的500多万，博彩收入、财政收入都大幅下跌至腰斩，连续出现财政赤字。但2023年初恢复正常通关以来，澳门经济出现较大反弹，游客人数明显增多、超出预期，博彩收入也逐步回升。
这是个好现象，但要充分认识到2023年以来旅游业复苏和博彩收入回升主要还是受惠于疫后报复性消费，而且受到内地的境外旅游目的地未完全开放、外国旅游签证困难、国际航班较少和机票昂贵等因素影响，大量内地和香港游客选择澳门出游，这不是常态性的。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尤其现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内地经济增长显着放缓，报复性境外出游未必能持续，不宜过于乐观。
加快落实“1+4”新产业发展目标
关注的一个重点是，不能因为2023年初以来的旅游游客的超预期增加和博彩业的快速回升而盲目乐观，或者重新产生依赖博彩业做大澳门经济的心理。博彩业抗风险能力低，三年疫情就是实例。且博彩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为周边不少国家或地区现也在开放博彩权，澳门的博彩行业将会面临更大竞争，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会相对疫情前放缓。因此，不能过度依赖博彩产业支撑澳门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澳门还是要考虑如何进行产业转型来加快经济多元的发展，需要进行发展观念上的更新和重新规划，加快落实“1+4”新产业发展目标。
澳门的产业转型和经济适度多元，是中央多年来对澳门的发展要求，2022年底国务院港澳办夏宝龙主任来澳门考察期间明确强调这一点。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目前澳门政府和社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是对如何发展新兴产业还是存在着一些困惑，思路尚不清晰。总的来看，在目前的谘询规划中，对澳门的旅游休闲产业（含博产业）着笔较多，对其他四个新兴产业虽也提出了不少目标和设想，但是过于宽泛，有些可能难以落地。
澳门长期以来博彩“一业独大”，新兴产业发展从头开始有一定难度，因此政府必须积极有为，应该由政府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带动民间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澳门政府可以考虑利用一部分财政储备，设立对既定新兴产业的启动资金，利用这些资金引进一些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和相关专业人才，或针对业界的四大新兴产业投资进行一定的配对支持，或者给予一定财政税收政策优惠。同时，要加大对新兴产业基础设施或生态链的打造。政府在新兴产业拓展方面要勇于作为。
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推动产业转型
伴随新一代资讯科技发展，数字经济正在席卷全球，彻底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模式和人民生活方式。澳门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虽然政府在过去十几年已经进行了一定部署，但整体上资讯化程度不够，数字化规模仍很小。而且在一些领域，如政府的公共服务尚不成体系。目前政府的数据和资讯交换仍然以部门为主，存在着不少资讯孤岛、数据孤岛，没有真正大范围推行数字化转型。
在商界，无论是博彩行业、大旅游行业，或者是在新兴产业领域，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仍然存在自行发展或者是观望状态，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上还停留在宣传阶段，尚未把整个经济模式与社会治理通过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方式整合起来。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该高度认识数字化转型或者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内地，2022年底的二十大报告和2023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国家数据管理局已正式挂牌，从中央层面统筹规划和安排数据管理、数据应用、数据安全，全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澳门有必要，也有条件在这方面更有作为，首先要从政府层面充分认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建立一个跨部门的统筹机构，进行中长期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同时带动业界去积极拓展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助推澳门现有的大旅游休闲产业和四大新兴产业发展。
在应用方面，澳门政府可以和业界共同努力拓展数字化旅游休闲，通过采用大数据、人工智慧、云计算、区块链和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开发融合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应用场景，对主要旅游项目或者是历史遗产进行活化，虚拟情景和现实场景结合，以线上线下互动方式推广沉浸式、互动式和体验式的新型旅游休闲活动，同时积极拓展旅游场景的历史文化底藴，增加游客对历史文化旅游项目的知识感、体验感和消费粘性，进一步做大澳门旅游休闲产业。同时，澳门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拓展新兴产业，例如，拓展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应用场景。澳门是一个独立关税区，有自身的货币体系，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微型经济体，试错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澳门应更积极地去尝试数字货币及数字资产交易，大胆尝试，不断总结经验，助推数字人民币在国际上应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数字技术对现代金融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手段，澳门可以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技术和数字化创新手段，推动与内地、香港的跨境资金流通，跨境贸易活动流通，跨境社会服务对接，推动澳门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此外，澳门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提供创新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诸如虚拟资产交易或者数字资产交易，提供安全和高效的数字化交易和数据交换平台，便于内地和海外相关企业利用澳门这个数字化平台，实质性地拓展澳门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加快行政改革，提升公共治理效率和效力
澳门的社会治理改革也必须要加速。目前来看，澳门政治生态良好，社会稳定，政府公信力较高。但是澳门目前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治理体制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在公共治理效率和执行政策执行效力方面，相对比较保守或僵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阻碍产业转型。澳门强调“依法办事”很有必要，但过于机械地解读法律条文，或者固守原有法规，反而阻碍对一些新兴事物、新兴产业的创新尝试和实践。
一方面，部分政府部门或公务员囿于机械地解读法规条文，导致一些人为的执行障碍，对一些新兴事物采取扺触甚至是排斥，或者出现“依法不办事”的现象。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必须考虑从全方位进行行政改革和公共治理改革。在行政管理改革方面，必须要理顺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要强调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协调、合作，不能各自为政、互设障碍，或者是因人设事、墨守成规。目前的行政管理机制中的考核机制设计未到位，特区政府必须拿出决心，对公务员队伍进行有效的绩效考核，拉开不同等级和职责岗位的收入差距，有奖有惩。奖罚分明，才能充分调动起全体公务员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好职责和职能。
另一方面，特区的公共行政治理必须得到加强。目前，不论是政界或者商界，仍然普遍存在办事效率较低现象，很多事务办事周期冗长，导致澳门的营商环境不很理想，也成为不少境外企业和人才进入澳门发展的一个阻碍。必须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及其影响。
乔梁：“三个＋”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我在南粤集团（广东省驻澳门的窗口公司）工作大约11年。我结合自己的“老本行”，也就是驻澳中资企业的职责、任务和角色定位，围绕今天座谈的主题，简单作一个汇报。
中资企业在澳门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主力军。澳门是一个超微型经济体，鉴于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经济格局，几乎所有行业都是围绕着博彩业“打转”，包括中资企业，虽然各个产业板块都有参与，甚至部分领域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本质上仍然是在博彩业的周边做一些辅助性、补充性的工作。
我近半年来在构思一个概念，现在抛砖引玉。这个概念叫做：“三个＋”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第一个“＋”，是“数字加”。这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各种业态的建设，包括从网云到“元宇宙”、AI技术这些前沿领域。作为国际化都市，澳门在数字建设方面，不但与欧美日先进国家存有代差，而且与内地、香港相比也存在较大距离。现在提出“数字+”，是寄希望澳门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尽快实现弯道超车。澳门作为博彩之都、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来澳门的游客高达95%都是华人。大部分游客在内地都享受了互联网数字时代带来的便利，但在澳门这方面就不如内地便利。比如说在珠海买菜、选药，手机一下订单，30分钟内就送到家门口了。澳门需要通过“数字+”推动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还有澳门的计程车服务方面，我经常听到来澳门的游客投诉，不是服务态度方面的问题，而是出行便利、支付系统等方面过于传统、落后，部分环节甚至还不如到新马泰旅游便捷。这说明澳门旅游城市的配套服务、速度品质还需要大力提升，还需要尽快完成数字建设、运营管理方面的无缝对接。通过“数字+”技术，稳妥引进前沿数字技术，逐步运用到旅游、交通、医疗、会展等领域，打造全新的数字城市，进而提升整个澳门经济社会的运转效率。可以借鉴内地一线数字城市建设，通过“数字＋”的加持和推动，有效拓展网上办公的覆盖面，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工作品质，这方面十分迫切。
第二个“＋”，是“文化加”。我们都知道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又加了“一园区”。“一中心”就是从中央的定位，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一平台”是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交流的平台；“一基地”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交流的基地。最近，我们结合具体业务工作，新增了“一园区”——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的园区。为此，澳门专门设立了医药管理局，通过制度创新的层面，把中医药国际化走通走顺。中国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和大国，但实际上，中医药行业跟我们文化行业一样，在现代化、国际化方面一直处境尴尬。众所周知，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不在中国，现在中医药也面临同样情况，中医药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但是中医药的标准、工艺流程之类，我们都是靠经验，反而是日本、韩国更加精细，相关工作远远做得比我们多、比我们精巧。
跳出中医药文化领域，从大的文化概念来讲，澳门的高等教育还有很大的市场和空间。如何深度挖掘？除了现有的10所院校被国家教育部认定认可外，在此基础上，要千方百计把澳门教育的规模水准、品质口碑提升上来。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大学是国际高校，但这个“国际”更多是相对于内地的“境外”，远不如日本、香港、新加坡的一流大学著名。只有大幅度提高澳门的大学品质、国际化水平，吸引更多域外大师、大家，培养更多域外优秀学生，澳门的大学才拥有真正的“国际”地位。这就需要更多“文化＋”元素来完成。
再者，“文化+”涵盖的内容不能局限于文化本身，而是要不断拓宽视野、拓展范围。澳门“疫情后”经济复苏势头良好，2023年举办很多演唱会、体育赛事，直接带动澳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做得非常好，所以这方面应该继续深化研究，“文化＋”对于澳门这种中西文化并存的城市的贡献，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还有更广阔的前景去开拓。
最后一个“＋”，就是“生命加”。什么是“生命＋”？澳门整体人均寿命远高于周边地区。但21世纪已经从生物经济的世纪变为生命经济的世纪，普通的个体生命，不仅仅是活着、长寿这么简单，而是对生活品质、生命状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落脚到澳门，不仅是简单做中医药，而且要提高产业起点，做强做优做大生物产业、大健康产业。过去几年的产业发展经验表明，澳门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倾斜更多政策，坚持“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以点带面，把生物经济、“生命+”产业做大。这方面，南粤集团已经在做一些尝试，取得了初步突破。同时我们也在探索，如何通过横琴迭加“生命+”产业的规模，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对于澳门来讲机会很大。特别是经过三年疫情的考验，包括各种疫苗、干细胞，很多具体的细分领域，都可以放在“生命+”这个产业链中深耕细作。
综合上面提到的这几个“＋”：“数字＋”“文化＋”“生命＋”的统筹谋划，如果能够建立即使澳门博彩经济面临大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后也能屹立不倒的产业，我坚信澳门的将来必定是一个长盛不衰的微型经济体。
尹一桥：澳门医疗正进行无经验可参考的尝试
2024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在近25年的探索中，澳门已确认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确保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特别是经历了三年疫情的重创，提出“1+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对整个社会来说应是转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必须准确把握好未来的发展方向、新兴的产业和发展的策略和联动的效应纔可推动实质而高质量发展。
其中，个人比较关注的是离岛医疗综合体协和医院的落地。按照定位，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是一所公立医院，其职能为: 于澳门特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执行澳门特区的卫生政策；遵照澳门特区政策进行专科医学教育及培训，以及医学研究；促进澳门特区的医疗系统及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参与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以助力推进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以及于澳门特区发展成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这可知，设立这医院除了推动澳门医疗水平提升，也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特区政府已宣布，医院首阶段于2023年12月运作，将分三级收费。第一级是适用的免费医疗人群，经当局转介仍是免费。第二级是不适用免费医疗的本澳居民，由卫生局转介会合理收费。第三级是私人服务。第二、三级将另设收费表，初步计划向转介的澳门居民提供折扣。由此可见离岛医院的设立，极大地丰富了澳门医疗体制，包含公营、私营、不牟利，在以上基础上，再加上离岛医院的公营+私营+不牟利市场的组合，管理模式也创新地由澳门与协和专家各半共同参与医院的管理与发展。这是一个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的尝试，相信需要双方，特别是澳门方面的持续摸索和不断调控，才能顺利运行。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政策落地，澳门新区落成，高龄城市发展、慢病年轻化、传染病威胁的持续存在，疫后居民对医疗卫生护理服务需求将有增无减。公立医疗服务在压力山大状况下需持续完善，也须扩展医疗市场，让居民享有更多医疗服务的选择，协和在澳门的存在，无疑为澳门医疗卫生系统带来划时代的改革。首先是让疑难杂症留澳治疗，或吸引东南亚国家、大湾区城市患者来澳治病，好处是节省医疗资源及减少资源外流、培育本地医护人员、促进大健康和医疗+旅游产业的发展。但亦会带来医疗市场的变动，令人手更显不足，影响私营及不牟利医疗市场原有发展，澳门医疗系统将出现大的改革，有可能促进整体管理模式的创新。
同时，过去澳门医疗事业毕竟规模不大，医护人员特别是专科医疗发展水平不高，人数亦很有限。离岛医院设立之后，将较大程度促进医疗人员的发展，吸引更多有志的年轻人入行，在医疗体量增大的背景下，从而提高本地医疗人员的综合能力。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于协和医院的落户，作为澳门市民和医疗专业人员，必然是非常欢迎的，她将带来澳门医疗发展新的一页。
娄胜华：破除冲突性政策问题 促进融合发展
三年疫情使澳门产业单一的缺陷凸显，澳门要推进产业多元化，必须融入国家发展，但政策上还存在很多冲突性。
首先在产业上，澳门特区政府提出了“1+4”的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但是，“1+4”和横琴深合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是差不多的。特区政府理应先鼓励澳门企业留在本地发展，但是横琴作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新空间、新平台，将吸引澳门企业以到横琴去发展为重要目标。对于特区政府来说，究竟是鼓励澳门企业留在澳门本地发展，还是到横琴去发展？这就是一个政策冲突。
澳门产业多元化要通过横琴来发展，而目前横琴深合区的产值归属珠海统计，即使是在横琴的澳门企业投资产生的产值也都是珠海的，因此在产值上，如何通过横琴来实现澳门的产业多元化？同样，对于澳门企业来说，究竟怎么选择？是留在澳门发展，还是到深合区或者到大湾区发展？当然，这是不同企业的商业决定，但从政策层面看，确实面临着困惑。
第二，在人才方面。澳门提出，围绕四大产业，吸引外地人才来澳门协助产业发展。可同时又提出，鼓励澳门青年人才到湾区发展，到深合区发展。那么，对澳门来说，一方面要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又鼓励本地青年人才到外地发展，这似乎也是一个政策矛盾与政策冲突。
新的人才引进政策出台后，对某些类别人才，仍然需要相关人员及其利害关系人须满足每年在澳门居住183天或频繁有规律出入澳门的规定，才能获批续期，与澳门融入祖国发展的大政策存在一定冲突。
实际上，类似的冲突性政策并非孤例。再如澳门人口方面，澳门一直面临着人口不足问题，近年，更面临着自然出生率下降问题。因此，需要想办法鼓励澳门居民多生育，增加澳门人口规模。可同时又在横琴深合区建了“澳门新街坊”项目，希望澳门居民到深合区去居住。这同样是一个政策矛盾。既然澳门本地需要增加居住人口，却又鼓励澳门居民到横琴、中山、珠海去居住，去大湾区生活。
与此同时，既然鼓励居民到大湾去生活，但是，澳门居民在澳门享受的社会福利却不能携带。现在在大湾区生活的澳门居民只有医疗津贴和教育津贴，其他福利都不能携带。因此，居民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方面鼓励去大湾区生活，一方面又不让携带福利，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吗？
此外，现在粤澳两地实行“澳车北上”政策，可是，前往广东的澳门车辆明明已经在澳门买了保险，已经在澳门验过车了，但是，到了内地，还要再买内地的保险，还要再检一次车，实在是说不通，而这明明是互认或延伸认可就能解决的事。
应该说，类似的冲突性政策确实不少见。政策不一致会造成什么后果？无论是企业也好，还是居民也好，感觉无所适从。
内地方面同样存在着一些政策问题。比如，既然要港澳两个特区融入国家发展，现在确实有大量的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特别是澳门居民到横琴、珠海、中山去生活。于是，澳门一些代表性社团为服务居住在湾区的澳门居民，前往大湾区设立办事处。可是，澳门社团的内地办事处却与内地社会组织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进行规管。比如，不能吸纳内地居民入会，不能开设分支机构等。但是，澳门已经回归了，为何还要适用境外社团管理办法？对于澳门社团设于内地的办事处来说，既不习惯，也不理解。
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性高等教育示范区，也就是要鼓励港澳高校到湾区内地城市去办学。但是，港澳高校到湾区内地城市办学，需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可是，港澳已经回归多年，怎么要适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呢？因此，一定程度影响了港澳高校到湾区内地城市办学的积极性。
此外，在职业税政策方面，内地与港澳不能如同内地各省市之间那样交一次性税即可。比如一个北京居民，在北京交过个人所得税了，到了广东居住或就业，就不需要再在广东纳税了。但是，如果一个澳门居民，到内地生活或就业，即使是已在澳门交过税了，仍然需要在内地纳税，因为两地存在税差，按政策在澳门纳的税可以扺扣，但是需要补交。
可见，一系列的政策矛盾和政策冲突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港澳两个特区融入内地发展。澳门如何在疫情之后推进本地经济多元化？确实是一个影响较大的问题，而破除冲突性政策应可以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李小勤：针对疫后新局 澳门须重视中小微企
疫情后，澳门的支柱产业强力回归，经济数据也普遍被看好。然而，作为经济的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其危机似乎有加重的趋势。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的定义，企业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属于中小企业，而微企根本没有定义。因应澳门微型经济体的特色，以两三人家庭式营运的企业模式更为普遍。除了博彩业这个大boss外，支撑澳门旅游业的就是为数众多的中小微企，按照崔世平议员的说法，其数目占据澳门企业超过九成。虽然其总的产出在澳门的GDP中比重轻微，但是由于涉及的数目巨大，在澳门社会的覆盖面广，涉及市民人数众多，不仅关乎旅游的多元化，更关乎民生民情与民意的走向，一直以来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然而中小微企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疫情期间，由于市民跨区域流动性的减弱，以及政府的“消费券”鼓励本地消费的支持，让部分中小微企受益不少，助力其渡过难关。但疫情过后，关闸打开，人员流动自由，又有澳车北上政策，不少市民便北上消闲、饮食、度假。
俗话说“船小好掉头”，我们常用来比喻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性。然而这句话，对澳门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微企并不适用，它们的船太小了，或者说太原始了，往往是一个浪打过来就翻覆了。而不正常的三年使得一些小企业积弱成疾，企业主又乐观判断开关后的行情，当几个月过后他们意识到问题之后，则显得严重与显着了。
澳门特区政府在经济资金等方面一直以来不断给中小微企输血，不能说对他们的困难没有下力气，但其实际效果，尤其是长期的效果让专业人士多有疑虑。澳门中小企业协进会早在1998年就成立了，2012年他们与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发表了《澳门中小微企白皮书》。在报告中他们提出若干建议。其中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建议设立“中小微企事务办公室”。而崔世平博士议员在疫情期间的2021年11月发表博文，他们工商金融界四位议员呼吁政府应尽快开展研究，设立符合澳门社会环境及发展利益的《中小微企业促进法》。
文章所说的立法保证，同时也是立新法促改革、固本培元的提法，十分生动，也切中要害。澳门的中小微企业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一方面面临技术、数字化或文化传承的问题，这可能更关乎个人与家庭因素的制约；而同时也不乏具有眼光、期望持续发展的业主，他们则可能直接面对法律体系的问题。比如在本地哪怕仅仅是想在经营时间或方式上做一些调整，也必须经过冗长甚至严苛的法律程序，本来可能是护身符的法律条文反而可能让变革之路更加艰难。
刘成昆：发挥政策引道作用 构建适度多元产业结构
2023年11月1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2024-2028年）》正式发布。这是澳门首次推出全面系统的产业发展规划，对于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打造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重的具体产业组合
规划旨在构建一个符合澳门实际、适度多元且可持续发展的最优产业结构。这个目标需要在土地、人口、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共同约束下，由新兴产业的增量和传统产业的存量共同实现。
一方面，需要抓住新兴产业的增长机会，积极培育重点产业，如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另一方面，也需要改革和提升传统产业，如综合旅游休闲业。通过深化产业融合，加强旅游业与会展、体育、文创和大健康业等新兴产业的互动发展和深度融合，可以形成合力，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
适时和适当地运用产业政策，可以有效地推动澳门的经济增长。通过逆周期调控，可以平滑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优化资源配置可以提高各产业之间的协作效率，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