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两岸文化认同的挑战
中评社╱题：“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两岸文化认同的挑战 作者：阮莉（漳州），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顺兴（漳州），闽南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根与魂。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台湾文化在大陆文化和美国文化交互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呈现出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文化认同逐渐走低的趋势。因此，在“两制”台湾方案的研制、实践、完善中，发挥“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首先必须直面两岸文化认同的当下挑战。本文尝试以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变革动力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三列法”的技术路线，探讨美国文化作为外源性文化对一国共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呈现台湾文化变革的过程、因素、动力，剖析影响两岸文化认同的原因及挑战，以图对症下药。以伟大复兴中国的“强自豪”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小确幸”的引力效应,以闽南文化“和合”两岸的文化功能，以两岸“美美与共”的胸怀，累积两岸“同宗一国”的文化认同。
制定“两制”台湾方案是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化发展，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思考和路线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推进两岸文化认同是“两制”台湾方案应有之义，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不同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的落地最主要的是要先推动解决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台湾与大陆拥有共同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长期以来两岸对“同属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的重要保障。然而自1949年以来，由于两岸分隔的缘故，双方在中华原生传统文化上各自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出现了新生的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文化在别有用心的“去中国化”建构下，“台湾当局持续推动‘教育基本法’、‘原住民基本法’和‘文化基本法’等针对性立法，为‘文化台独’铺路，对台湾年轻世代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产生严重负面影响”①，这使“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受到较大冲击，严重损害了“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的落地。因此，科学分析台湾文化在两岸分隔后的发展变革，检视台湾文化在“一个国家”这一根本“文化认同”上发生变化的原因，扭转不利于国家认同的态势，对制定“两制”台湾方案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变革研究
文化人类学作为专门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对文化的发展变迁提出过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文化功能论、结构主义、文化阐释学等不同流派的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欧洲文化作用下的非洲种族关系变迁中，以文化功能为基础，提出的冲击-回应-变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变革动力理论对分析台湾文化发展变迁有较好适切性，因而将之作为本研究的具体分析框架予以运用，尝试探讨外源性文化(美国文化)对一国共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对文化认同的挑战，为增强文化认同所需回应对策的设计提供前期基础。
（一）冲击-回应-变化的文化变革动力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认为，文化即整个工具，社会团体的宪章、人类思想、信仰和习俗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装置，它使人能够更好地应付他在适应环境、满足需求的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②。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理论的要义就是把“文化”视为人类创设出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文化之间之所以可作比较，产生变迁，就在于每种文化都必须解决相同一组基本问题，故存在人类文化(或国家共同文化)的通用方案，但由于每个文化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适应方式来解决，因此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回应方式③。
（二）冲击-回应-变化理论下的“三列法”方法论（three-column approach）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应将理论与实践对应，构建田野调查“三列法”，以非洲文化在欧洲文化影响下所发生的文化变革为例，A列资料是由欧洲人设计的文化事实；B列是图表中心，是变革集中反应，是非洲文化面对欧洲文化冲击的结果；C列是非洲的部落主义传统，其机构、信仰、风俗、经济安排和法律原则是最重要内容。分析这三列，将欧洲影响的与非洲反应和由此产生的变化相对照，才能得到最有用的研究工具。
［表一：马林诺夫斯基的“三列法”④］
（三）共同因素的提出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接触的结果是冲突对抗，还是相容适应，其真正原因在于是否存在共同利益或共同因素。“存在共同利益或趋同利益的因素导致了和谐的发展过程，因此，对文化变革的任何分析都必须将冲击文化的意图、利益与相应接受文化的机构结合起来评估，判断在变革过程中双方的利益是冲突还是契合”⑤。在“三列法”中，通过对照分析A列和C列，可以得出共同因素的记录，正向或负向的共同因素决定了文化的变革方向：是融合还是冲突。总之，有效融合的真正力量在于冲击文化给接受文化提供合适和令人满意的等价物。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和主要概念界定
本文拟以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变革动力理论为分析框架对1949年大陆与台湾分隔以后，台湾文化在大陆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击下的发展变化、变革动力、变革方向等方面展开研究，藉以归纳总结影响台湾文化发展变迁的因素、力量及其基本规律。
本文“文化”一词的概念界定，使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理论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以人类自身需求为导向，适应、改造外界自然环境，协调社会关系，创设出来的一整套物质装备和符号体系。本文在使用“三列法”方法论时，对三列的项目内容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表二：台湾文化变革情况分析图］
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干涉下，至今悬而未决。1949年以后，双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但两岸间是否同属一个国家及谁能代表这个国家成为两岸争论焦点。大陆方面通过坚决捍卫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关系开展与台湾往来，而美国方面则积极利用这一争论，介入其中，坐收渔利。台湾文化变迁就是在美国、大陆、台湾三者关于两岸统独的角逐背景下发生发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错综复杂、曲折起伏。
三、台湾文化变革的基本情况
据两岸关系主要特征，我们把1949年以来台湾文化变革的大背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军事对峙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这一阶段两岸处于战争的对立冲突中，是零和博弈关系。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最大的需求是保住“政权”，大陆方面则是希望消灭其统治，完成祖国统一，两者的军事对峙，只能形成负向共同因素。朝鲜战争后，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阻止中国完全统一的霸权需求，选择了全面援助台湾，实行“以台治华”的方略。
总体说来，该阶段大陆意图与台湾利益间是直接对立关系，冲突对抗是文化接触的主要结果；而美国的意图和援助，因合乎台湾掌权者现实利益，对台湾形成巨大引力。在大陆强大压力、美国强大引力双重作用下，台湾发生了亲美、反共、自尊的文化变革，体现为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美国式的革新不断推进，仇视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不断发展，自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正统的代表，台湾主体、自尊意识开始抬头。
（二）和解协商—回避拒绝阶段（1979年1月—1987年11月）
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处理两岸关系进入态度截然相反阶段。大陆方面进一步调整了对台政策，从“文攻”金门转变为停止军事行动，并呼吁和解协商。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主张结束分裂、停止军事对峙、开展协商对话、推动通航通邮通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处于优势地位的大陆方面主动示好，寻求和解，对于降低对抗指数，创造和解协商的外部环境是大有裨益的。大陆和平统一的两岸发展目标，对于坚持两岸关系是国内关系的国民党而言应当是个利好。但是，此时国民党已经营台湾30余年，内外环境对其有利，特别是本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着，手握“执政”大权，留恋既得利益，难以接受这一目标。因此台湾方面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予以回应，坚决反对两岸交往。简而言之，这一阶段大陆和平统一的需求与台湾维持现状的需求间是负向共同因素，台湾方面在应对措施上采取了政治、经济、社会对大陆全方位封闭的做法，对内革新自强，对外加强与美国的非官方勾连，以求发展壮大。
［表三：两岸军事对峙时期台湾文化变革的情况］
［表四：和解协商——回避拒绝阶段台湾文化变革情况］
（三）跌宕起伏的交往反交往阶段（1987年11月—至今）
1987年11月，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并持续至今。在近四十年的两岸关系上经历了从欢喜重逢的热情拥抱，到急剧降温的紧急刹车，到再启交流的热烈往来，到再度冷却的争执对立的曲折变化。
1.欢喜重逢的热情拥抱（1987年11月—1994年4月）
台湾七八十年代经济革新的成功，极大推动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面对中国大陆的信心和底气，1987年11月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88年大陆发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开启了两岸再度交往、台商西进大陆投资的序幕。1992年海协会、海基会（下文简称为“两会”）就两岸挂号信寄收和证件文书核验等问题进行会商时，共同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为国内关系，史称“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这一时期两岸双方对彼此关系的看法，搁置“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争执。可见，“欢喜重逢”这一时期，台湾与大陆的争论与前两个阶段相同，仍然是一个国家内中国代表权的争斗问题。
2.急剧降温的紧急刹车（1994年4月—2008年5月）
面对两岸春暖花开、欣欣向荣的交往局面，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张，压制两岸关系发展势头，并处心积虑地掌握时间节点，发表激怒大陆的言论，蓄意阻止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态势，破坏两岸同胞的情谊。第一次汪辜会谈后他提出了台湾要重返联合国。1994年3月发生“千岛湖事件”，对两岸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冲击，4月台湾方面宣布暂停两岸文教交流活动。1995年李登辉赴美访问发表了大量“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论。1999年其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出两岸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定位。大陆在面对挑衅时，采用了发射导弹、实施军演、限制台湾国际空间等方式予以回应。2000年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上台后废止了《国家统一纲领》，宣布台湾放弃代表“中国”，提出“一边一国论”，发起“入联公投”“修宪公投”“正名运动”等激进“台独”活动。大陆方面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予以反制，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对立之中。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坚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推动两岸经贸往来。
美国方面，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初期都执行强硬打压的对华政策，支持李登辉访美，纵容陈水扁激进“台独”；执政中后期，调整回既打压又合作的路线，维持对台-对华的战略平衡。陈水扁执政期间激进“台独”的政策引发了两岸政治局势的持续紧张，滋长了岛内的不安情绪，寻求“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路线得到更多岛内民众的接受。
3.再启交流的热情往来（2008年5月—2016年5月）
2001年底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获得更好外部条件，同世界各国在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并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整体实力远远超过台湾。面对2008年主张改善两岸关系、承认“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当局，大陆方面释出极大善意，希望通过官方交往，深化两岸关系，增进同胞情谊。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同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积极回应了台湾方面拓展对外经贸范围、拓宽国际空间、关注两岸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主张通过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平协议等方式加以落实。马英九执政的八年内，两岸实现“两会”、国台办和陆委会的制度化协商、两岸政党首脑会面、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等历史性突破，签订了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代表的23项经济文化交流的双边协议，各项协议对台湾方面具有倾斜性照顾，体现了大陆极大的善意。然而民进党方面却颠倒黑白地诋毁、抹黑，称国民党签订两岸经济合作协议是“委曲求全、自我矮化”、有辱“国格”，在民进党舆论操弄的影响下，热络的两岸交流并没有得到台湾民众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认同的发展，2013年以后，马英九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2014年爆发了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学运”，这种矛盾的现象，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上的片面让利并不能直接带来“一国认同”的提升。
4.再度冷却的争执对立（2016年5月—至今）
2016年民进党人蔡英文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方面暂停了“两会”及国台办与陆委会之间的沟通管道，强调两岸应不预设前提地展开协商，否定以“九二共识”为前提的两岸路线，民进党当局回避、否认、切割两岸历史联系的“去中国化”政策，把两岸视为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而非同属一个国家的国内关系的主张，完全突破了大陆可容忍的底线。大陆方面被迫针对民进党当局采取限制其国际空间、实施军事威慑等措施，台湾民众对于大陆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反制措施存在曲解，加之民进党当局全面掌握媒体不断进行歪曲宣传，并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致使本是“一家亲”的两岸同胞在文化上的对立和争执发展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2024年1月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民进党人赖清德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两岸关系陷入持续紧张之中。
这一阶段，面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崛起，美国启动了全方位的打压政策，中美关系陷入1979年建交以来的谷底。
四、问题和启示
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台湾文化在大陆文化和美国文化两大力量作用下，其文化体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发生了从与中国大陆“同根同质”的文化，向“同根异质”的文化转向⑥。大陆出于中华民族发展大局的立场对台湾提出祖国统一的主张，与美国出于全球霸权利益对台湾提供的政治经济庇护，分别对“台独”需求形成负向共同因素和正向共同因素的根本性对立，因此从短时段而言必然形成推动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疏离，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实现。因此探索构建“两制”台湾方案是十分必要的，而“台湾方案”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台湾在“一国认同”的缺失问题。
［表五：跌宕起伏阶段台湾文化变革情况］
（一）“一个国家”认同在“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定上具有基础性意义
推动“一国两制”在台湾落地的最大阻力在于“一个国家”的认同问题，该问题具有前提性的战略地位，复杂程度和问题难度超过港澳实践，如何创造条件增进“一个国家”的认同是拟定“两制”台湾方案的重点所在。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⑦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对我们今天解决台湾“一个中国”认同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化变革动力理论认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人们只愿意从更差的状态过渡到更好的状态。只有这样的变革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太多摩擦，并相对迅速地实现。先进文化之所以具有摧毁落后文化铜墙铁壁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先进文化提供了更强大的生产力，更具有生机活力的符号体系，更有效率地满足了人类需求，成功取代了旧文化的机构，实现了文化变迁。因此大陆方面只有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扩大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以伟大复兴的中国的“强自豪”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小确幸”的引力效应，推动台湾民众发生务实性转变，为实现国家认同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二）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做好“一个中国”的阐释工作
《开罗宣言》、联合国2758号决议是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做出的明确安排，奠定了台湾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国际共识基础。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无论从民族大义还是从国际道义的角度来看，都是唯一的必然的选择。然而美国故意操弄、模糊“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识亦处于发展演变之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两蒋时期、李登辉执政前期中期、马英九执政时期就认为两岸同属于“中华民国”。第二种，“一个中国”是包含了大陆和台湾的整体，但反对任何一方代表中国。1997年8月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孔廉表示，如大陆方面考虑以“台湾加上大陆等于中国”的文字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台方愿意接受。第三种，“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陈水扁执政时期，提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不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夺代表“中国”的权利，并顺势取消了“国家统一纲领”和“国家统一委员会”，否定了台湾与大陆统一的问题。
可以说第一种的“一个中国”，承认两岸关系为国内关系，矛盾的焦点在于“谁来代表中国”的问题；第二种的“一个中国”，承认两岸是国内关系，但呈现了两岸分庭抗礼、互不隶属的斗争状况；而第三种“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有意将“中国”一词狭义化，斩断了1949年以前台湾这个小岛属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历史事实，制造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形成了台湾民众对“中国”概念的刻板印象，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认同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充满了“去中国化”的政治权谋。因此，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在关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中国”的表述和宣传上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使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一集合了地域、文化、民族涵义的“中国”的概念，增加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三）坚持“文化自觉”，发挥闽南文化“和合”两岸的文化功能
费孝通先生晚年撰写了《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读马老师遗着<文化动态论>书后》等文章，在学术对话和反复思考中，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费孝通认为人们应当增强对自身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所处的传统文化“从哪里来”，并根据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选择“要到哪里去”；其次要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他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⑧。费孝通认为一个充分体现中华文化包容性特点、富有时代色彩而又影响广泛的史实，就是“一国两制”，“我认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不光具有政治意义，由于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这是和‘冷战意识’相对照的历史性创新。”⑨“‘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⑩这对今天我们处理好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一国认同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充分运用闽南文化作为两岸共有传统文化在族群认同上的原生性作用，发挥“语同音，歌同调，俗同风，食同好，文同缘，神同源，祖同宗”的“和合”功能，增强两岸文化认同。闽南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传播者，具有一体化、多文化、多宗教、多神、多剧种、多方言、多民族、多建筑共存共生的特性，蕴含“和合思想”，具备文化融合和心灵契合功能⑪。经过千百年发展，形成了辐射台湾和东南亚的闽南文化圈，作为两岸渊源最为密切的文化，最能引起两岸青年对于文化上的认同⑫。中原人士迁徙至闽南，闽南人移民至台湾，强烈的敬祖认宗的意识，浓厚的血缘、祖籍地认同成为了闽南文化最显着的标志。因此更加充分地利用两岸之间的血缘关系、祖籍地关系这个最原始的纽带，通过祭祖认宗和修谱续世等各种宗族活动，唤醒台湾民众对共同血缘、共同历史文化的反思，可增进两岸同胞对原生文化的感知和认同。
第二，正视台湾在两岸分隔后产生的文化变异，实践“美人之美”，是大陆文化作用于台湾文化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文化变迁的动力理论强调每种文化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发展了自己的知识、价值、经济、社会和审美，忽视对方文化机制的文化交流会造成冲突混乱。因此在充分发挥两岸共有传统文化的良好基础上，容忍、欣赏两岸之间文化差异，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为原则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作出制度安排和结构设计，让台湾同胞对大陆的目标有充分的理解，消除台湾方面认为该方案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差异的误解，努力寻找两岸的“美美与共”、“同宗同国”的共同要素，推动大陆的意图和台湾的现实结合起来，实现两岸大同。
注释：
①李顺兴，“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两岸教师教育探索[J]，中国评论，2024,3:48。
②Malinowski B.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42.
③Malinowski B.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54.
④Malinowski B.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104.
⑤Malinowski B.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66.
⑥陈孔立，两岸文化的本质差异[J]，台湾研究集刊，2013,04:1-7.
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5.
⑧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75.
⑨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77.
⑩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与学科建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78.
⑪李顺兴，黄丽荧，吴泓润，东盟国际中文教育中闽南文化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21(11):70-74.
⑫李顺兴，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服务两岸融合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21(20):48-49.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7月号，总第319期，P25-32）
中评社╱题：“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两岸文化认同的挑战 作者：阮莉（漳州），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顺兴（漳州），闽南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根与魂。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台湾文化在大陆文化和美国文化交互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呈现出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文化认同逐渐走低的趋势。因此，在“两制”台湾方案的研制、实践、完善中，发挥“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首先必须直面两岸文化认同的当下挑战。本文尝试以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变革动力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三列法”的技术路线，探讨美国文化作为外源性文化对一国共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呈现台湾文化变革的过程、因素、动力，剖析影响两岸文化认同的原因及挑战，以图对症下药。以伟大复兴中国的“强自豪”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小确幸”的引力效应,以闽南文化“和合”两岸的文化功能，以两岸“美美与共”的胸怀，累积两岸“同宗一国”的文化认同。
制定“两制”台湾方案是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化发展，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思考和路线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推进两岸文化认同是“两制”台湾方案应有之义，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不同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的落地最主要的是要先推动解决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台湾与大陆拥有共同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长期以来两岸对“同属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的重要保障。然而自1949年以来，由于两岸分隔的缘故，双方在中华原生传统文化上各自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出现了新生的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文化在别有用心的“去中国化”建构下，“台湾当局持续推动‘教育基本法’、‘原住民基本法’和‘文化基本法’等针对性立法，为‘文化台独’铺路，对台湾年轻世代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产生严重负面影响”①，这使“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受到较大冲击，严重损害了“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的落地。因此，科学分析台湾文化在两岸分隔后的发展变革，检视台湾文化在“一个国家”这一根本“文化认同”上发生变化的原因，扭转不利于国家认同的态势，对制定“两制”台湾方案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变革研究
文化人类学作为专门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对文化的发展变迁提出过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文化功能论、结构主义、文化阐释学等不同流派的理论和方法。笔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欧洲文化作用下的非洲种族关系变迁中，以文化功能为基础，提出的冲击-回应-变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变革动力理论对分析台湾文化发展变迁有较好适切性，因而将之作为本研究的具体分析框架予以运用，尝试探讨外源性文化(美国文化)对一国共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对文化认同的挑战，为增强文化认同所需回应对策的设计提供前期基础。
（一）冲击-回应-变化的文化变革动力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认为，文化即整个工具，社会团体的宪章、人类思想、信仰和习俗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装置，它使人能够更好地应付他在适应环境、满足需求的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②。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理论的要义就是把“文化”视为人类创设出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文化之间之所以可作比较，产生变迁，就在于每种文化都必须解决相同一组基本问题，故存在人类文化(或国家共同文化)的通用方案，但由于每个文化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适应方式来解决，因此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回应方式③。
（二）冲击-回应-变化理论下的“三列法”方法论（three-column approach）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应将理论与实践对应，构建田野调查“三列法”，以非洲文化在欧洲文化影响下所发生的文化变革为例，A列资料是由欧洲人设计的文化事实；B列是图表中心，是变革集中反应，是非洲文化面对欧洲文化冲击的结果；C列是非洲的部落主义传统，其机构、信仰、风俗、经济安排和法律原则是最重要内容。分析这三列，将欧洲影响的与非洲反应和由此产生的变化相对照，才能得到最有用的研究工具。
［表一：马林诺夫斯基的“三列法”④］
（三）共同因素的提出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接触的结果是冲突对抗，还是相容适应，其真正原因在于是否存在共同利益或共同因素。“存在共同利益或趋同利益的因素导致了和谐的发展过程，因此，对文化变革的任何分析都必须将冲击文化的意图、利益与相应接受文化的机构结合起来评估，判断在变革过程中双方的利益是冲突还是契合”⑤。在“三列法”中，通过对照分析A列和C列，可以得出共同因素的记录，正向或负向的共同因素决定了文化的变革方向：是融合还是冲突。总之，有效融合的真正力量在于冲击文化给接受文化提供合适和令人满意的等价物。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和主要概念界定
本文拟以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变革动力理论为分析框架对1949年大陆与台湾分隔以后，台湾文化在大陆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冲击下的发展变化、变革动力、变革方向等方面展开研究，藉以归纳总结影响台湾文化发展变迁的因素、力量及其基本规律。
本文“文化”一词的概念界定，使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理论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以人类自身需求为导向，适应、改造外界自然环境，协调社会关系，创设出来的一整套物质装备和符号体系。本文在使用“三列法”方法论时，对三列的项目内容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表二：台湾文化变革情况分析图］
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干涉下，至今悬而未决。1949年以后，双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但两岸间是否同属一个国家及谁能代表这个国家成为两岸争论焦点。大陆方面通过坚决捍卫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关系开展与台湾往来，而美国方面则积极利用这一争论，介入其中，坐收渔利。台湾文化变迁就是在美国、大陆、台湾三者关于两岸统独的角逐背景下发生发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错综复杂、曲折起伏。
三、台湾文化变革的基本情况
据两岸关系主要特征，我们把1949年以来台湾文化变革的大背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军事对峙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这一阶段两岸处于战争的对立冲突中，是零和博弈关系。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最大的需求是保住“政权”，大陆方面则是希望消灭其统治，完成祖国统一，两者的军事对峙，只能形成负向共同因素。朝鲜战争后，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阻止中国完全统一的霸权需求，选择了全面援助台湾，实行“以台治华”的方略。
总体说来，该阶段大陆意图与台湾利益间是直接对立关系，冲突对抗是文化接触的主要结果；而美国的意图和援助，因合乎台湾掌权者现实利益，对台湾形成巨大引力。在大陆强大压力、美国强大引力双重作用下，台湾发生了亲美、反共、自尊的文化变革，体现为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美国式的革新不断推进，仇视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不断发展，自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正统的代表，台湾主体、自尊意识开始抬头。
（二）和解协商—回避拒绝阶段（1979年1月—1987年11月）
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处理两岸关系进入态度截然相反阶段。大陆方面进一步调整了对台政策，从“文攻”金门转变为停止军事行动，并呼吁和解协商。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主张结束分裂、停止军事对峙、开展协商对话、推动通航通邮通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处于优势地位的大陆方面主动示好，寻求和解，对于降低对抗指数，创造和解协商的外部环境是大有裨益的。大陆和平统一的两岸发展目标，对于坚持两岸关系是国内关系的国民党而言应当是个利好。但是，此时国民党已经营台湾30余年，内外环境对其有利，特别是本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着，手握“执政”大权，留恋既得利益，难以接受这一目标。因此台湾方面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予以回应，坚决反对两岸交往。简而言之，这一阶段大陆和平统一的需求与台湾维持现状的需求间是负向共同因素，台湾方面在应对措施上采取了政治、经济、社会对大陆全方位封闭的做法，对内革新自强，对外加强与美国的非官方勾连，以求发展壮大。
［表三：两岸军事对峙时期台湾文化变革的情况］
［表四：和解协商——回避拒绝阶段台湾文化变革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