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摘要】在解释和预测美国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方面，国际关系学界更多基于“修昔底德陷阱”思维，认为在美国确定长期对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强硬政策很可能是必然趋势。本文认为，尽管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确实是解释和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强硬政策的结构性因素，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发展和演变同样也是催化、加剧特朗普对华政策烈度和强硬程度的内部动因。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的演变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力量的质变性发展、民粹主义开始与反华思维相绑定、地方政治的反华倾向使美国基层更重视中国议题。三种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强硬政策更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负面影响，使中美关系面临更多超越外交层面的内政阻力。

　　在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被普遍认为会继续延续拜登政府的强硬风格。这主要表现为，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继承幷拓展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在经贸、军事、科技与地缘影响力方面延续幷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①从特朗普及其对华政策团队现已公开的对华政策言论来看，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在推进对华战略竞争方面采取烈度更大、频率更高的强硬政策，中美关系可能出现更多摩擦性议题，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是否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也可能会再次兴起。

　　尽管学界对中美未来会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问题存在巨大分歧，但国际关系学界主流依然以“修昔底德陷阱”思维模式来解释中美关系近几年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预测中美关系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走向。在“修昔底德陷阱”思维模式影响下，美国认为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对美国全球霸权形成严峻挑战，为维持其霸权国地位幷尽可能削弱中国发展潜力，美国正逐渐加大对中国经贸、科技和战略环境的打压力度；②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已成为短期难以变化的结构性环境，这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大趋势短期内不会受到总统变更的影响。在中美综合国力差距不断缩小的背景下，美国基于“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力度，是决定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将持续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的结构性因素。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模型能解释为何美国近几年逐渐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但不能解释为何美国近几年对华战略打压的力度如此强烈，能预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强硬趋势，但不能解释特朗普政府在具体议题领域的对华政策强度。事实上，在“修昔底德陷阱”思维模式长期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结构性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演变也开始明显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议题重点与政策风格。美国贸易政治、民粹政治、地方政治三大因素近几年的明显演变，使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议题重点更聚焦贸易领域、执行风格更具有民粹色彩、政策过程更受民众关注。

　　一、贸易政治的变化与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政策

　　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的对华关税战通常被学界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视角出发，解读为美国在贸易领域对中国采取的打压政策。如果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政策团队尤其是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对华关税建议的动机来看，特朗普发起的对华关税战确实带有对华贸易打压甚至经济脱钩的意图。然而，如果从美国国内贸易政治演变的视角来看，即使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美国没有确立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主基调，特朗普政府也极有可能在贸易领域采取相同烈度的对华关税政策。导致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政策的内在动因源于美国数十年贸易政治变迁的结果，即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政治力量的逐渐上升与2016年美国大选以后的质变性影响。

　　美国贸易政治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增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不断增长导致倡导保护主义政策议程的特朗普最终当选总统。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把控美国贸易议程以前，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及冷战后始终信奉自由贸易有利于美国的基本理论，美国政府始终以“水涨船高”（“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思维来认识自由贸易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好。“水涨船高”思维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使美国生产商以更廉价的方式获得供应链产品，从而使美国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优势、获得利润增长，美国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又可以拉动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从而带动美国就业增长和经济繁荣。③在“水涨船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政府自1933年《互惠贸易法案》开始即不断发起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自由贸易谈判，幷不断达成降低进口关税的自由贸易协议。在“水涨船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也在自贸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不断对阻挠自由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机构进行改革，尤其是不断将加征保护性关税的权力从国会转移到总统控制下的各行政部门，以逐渐削弱贸易保护主义的权力和影响力。④在70多年的自由贸易进程中，美国政府先后签署数十个降低进口关税的自贸协议，同时不断夺走原本用于保护本国制造业工人的关税权力。

　　随着美国政府对自由贸易议程的长期推进，受自由贸易协定负面影响的制造业工人数量也在逐渐增加。根据国际自由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受自由贸易协定冲击的美国国内低技能、劳动力密集产业工人开始大量失业。尽管在美国经济整体向好背景下，因自由贸易协定而失业的制造业工人依然可以找到非制造业领域的工作，但这些工人在非制造业领域的工资收入明显低于其原来的制造业岗位。因此，尽管美国政府70多年来推进的自由贸易议程幷未导致大量制造业工人永久失业，但确实导致部分制造业工人在失业和更换工作岗位后工资收入的相对下降。⑤在部分制造业工人工资收入因自贸协定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推进自由贸易议程中幷未采取有力措施对这部分制造业工人进行有效的经济补偿。这导致因自由贸易而更换工作岗位、收入下降的部分制造业工人开始积极反对美国的自由贸易议程，支持倡导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政治候选人。在美国政府数十年不断推动自由贸易议程的过程中，支持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在不断积累和壮大。这种不断积累和壮大的政治力量最终在2016年大选中体现出质变性的政治影响力。

　　在2016年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议程为其赢得“锈带”地区关键摇摆州的关键选民群体即制造业工人的选票起到关键作用。这也使特朗普以及后来的总统候选人更加重视制造业工人在美国大选中的重要性。2016年的总统大选结果表明，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三个关键摇摆州的得票数仅比希拉里多6.7万张，但特朗普却因此得到46张选举人票幷据此赢下总统选举。如果特朗普没有在贸易政策议题上采取强硬的保护主义立场，特朗普极有可能失去三个关键摇摆州数万制造业工人的支持，在多失去46张选举人票的情况下输掉2016年总统选举。⑥2016年的总统大选说明，美国在经历数十年的自由贸易议程后，受自由贸易议程影响幷倡导保护性关税的制造业工人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力已经从“量变”发展到“质变”，即关键州地区的制造业工人选民可以通过选票影响总统选举的结果。这意味着在2016年大选以后，当选总统或总统候选人都会为增加胜选概率而关注或考虑制造业工人的贸易保护主义诉求。

　　在认识到制造业工人选民对总统选举的关键性影响后，当选后的特朗普为稳住制造业工人的政治支持，在上台后积极采取反对自贸协议谈判和大幅加征保护性关税的贸易政策。2024年大选后，特朗普继续加强其“工薪阶层”（working class）代表的政治形象，⑦突出其对于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坚定支持态度。这说明特朗普为稳住工人选民群体的支持，将继续基于美国数十年贸易政治变迁的政治影响，在贸易领域积极采取保护主义关税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对象加征新的保护性关税。就此而言，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其政策动因不仅来源于对华战略竞争框架下的贸易打压意图，而且来源于2016年以来美国高层对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力量的畏惧性心态。这种畏惧性心态表现为，如果特朗普不兑现其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关税承诺，美国“锈带”地区关键摇摆州的制造业工人将不会再支持特朗普。⑧担心失去制造业工人选票的畏惧性心态使拜登在2022年失去部分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以缓解国内通胀压力的政治勇气，⑨也可能使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将继续对华保护性关税的政策。

　　二、民粹政治的变化与特朗普的对华强硬风格

　　自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以来，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始终以不同立场和思想变体出现。民粹政治在美国政治历史上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民粹式政客通过煽动底层民众对政治、经济精英的不满和愤怒情绪，以“反建制”政治口号赢得选举，随后按照民粹主义支持者的意愿设置和推进其反建制政策议程。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与执政后的政策议程都反映出民粹政治的典型特点。特朗普在2016年通过煽动美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白人群体对美国政治、经济精英的愤怒情绪获得选举胜利，随后在执政过程中采取大量反建制、反传统风格的政策。⑩然而，与美国历史中其他时期出现的民粹政治相比，推动特朗普上台的民粹政治在内容方面体现出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内容与执行方式。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民粹政治现象相比，特朗普倡导和代表的新时代民粹主义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

　　美国传统的民粹政治在表现方式上一般具有明显的内向化特点，即尽管经济底层会对上层政治、经济精英存在不满和愤怒，幷基于此提出民粹式的改革诉求，但这种对上层政治、经济精英的不满与愤怒情绪与外国的关联性不大，改革诉求的内容也与外交政策的关联性不大。然而，特朗普倡导和代表的民粹主义却在表现方式上展现出明显区别于美国传统民粹政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民众在对美国的“上层”精英表示不满和愤怒的同时，也将对全球化和中美贸易的敌视态度融入其对美国“上层”精英的不满和愤怒中。特朗普倡导和代表的民粹主义将底层民众对美国精英阶层、全球化与中国的不满和愤怒融合起来，使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者在仇视美国政治精英的同时，也开始仇视政治精英以往积极推动的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简言之，特朗普倡导和代表的民粹主义带有明显的反全球化与反华色彩。其中，反全球化与反华在特朗普民粹主义支持者的思维逻辑中是相互关联的。

　　这种关联性表现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进程几乎同时在推进，这导致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者在批评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给底层民众带来的“负面”冲击时，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是美国政治、经济精英无视底层社会问题、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因此，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者经常将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幷同时提出猛烈抨击。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者认为，包含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资本家为追逐利润最大化，将工业生产线迁往劳动力价格较低的中国，这导致美国产业工人失业。美国资本家也通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从中国大量进口廉价的供应链产品，这导致美国国内制造业受到冲击以及产业工人失业。在包含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华尔街的富人阶层、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以及中国都从中获益，但美国的底层民众却因此失去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⑪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美国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大量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中产阶级选民将其经济状况的下降归因于支持全球化的华盛顿政治精英和华尔街富人阶层，但他们同样对与华盛顿政治、经济精英进行“合作”而伤害美国底层民众利益的中国也表示不满和愤怒。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