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决策偏好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摘要】朝鲜半岛作为海陆势力的交汇之处，具有海陆双重性特征。本研究专注于分析自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以来，其保守的战略决策偏好如何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演进，特别是对韩美同盟、朝鲜半岛及韩国与周边大国（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关系。通过建立自变量（尹锡悦政府保守决策偏好）、中介变量（韩美同盟加强、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化、韩国与周边大国关系变动）到因变量（东北亚地缘安全演进趋势）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尹锡悦决策背后的动因及对东北亚地缘结构的转型影响。
一、问题提出
从2023年末到2024年初，半岛局势骤然升温。朝鲜于2023年12月中旬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其目的在于提升国防实力以确保国家安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前所未有的反制措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前一天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人民军队、军工、核武器和民防部门加速备战，幷提出了“将与俄罗斯加深合作以对抗美国”的战略方针。在2024年1月5日的朝韩互动中，韩方称当天上午，朝鲜在海上边界附近进行火力演习，共发射了约200枚炮弹。为此，韩方下令在靠近朝韩边界的延坪岛进行疏散。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明确表示，韩国是“主敌”，朝鲜不回避战争；1月1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决议，废除“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三个涉韩机构，朝韩对峙迅速升级。②本文认为，如今东北亚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任总统尹锡悦保守外交决策偏好否定了文在寅的“东北亚均衡外交”，重新定义了朝韩关系和韩美同盟，引发了中韩、韩日和韩俄关系的系列变动，最后作用于东北亚中美俄的外三角博弈，这一扩散效应形成了一个渐变性同心圆结构。
当下，关于东北亚地缘政治演变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传统结构层次出发，过多将国家单元个体选择归因于国际体系变化，忽视了单元主观能动性对于区域结构的反作用力，以此导致对国家认知决策不足。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沃尔夫斯（William C.Wohlforth）等学者批判结构现实主义只关注国际环境的宏理论，认为国家对外决策的外部影响和国内政治分裂开来的研究路径，是造成华尔兹新现实主义无法诠释的国际政治“黑箱”。二是研究多侧重对主流学派“国家”“权力”“系统”等概念的关注，忽视了认知学派将“人作为第一意象”的重要性，将“朝美对峙”简化为中美战略博弈的衍生物，忽略了韩国执政精英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作用，仅为“小马拉大车”。三是目前除了美国政党具体案例等研究之外，系统地对各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分析很少。这种短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分工而造成的“盲点”，其中后者在研究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往往更关注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因素、国际体系和国际法规等，可能会忽视或边缘化意识形态因素。前者则更专注于一国内政，包括各类政党和政府机构的运作，而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尽管学者努力弥合这一差距。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以决策偏好为理论依据，搭建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分析框架。研究暗合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核及决策偏好影响机制下的系统效应，将尹锡悦决策偏好作为现阶段自变量，东北亚地缘政治演化作为因变量，中介变量作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传递过程，以三层互嵌的“量变”形态进而诠释“原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序列。
二、自变量：尹锡悦决策偏好的内涵表征
在决策学理论中，“偏好”是决策实体在面对众多可能时所表现出的选择倾向。“政府决策者”作为联结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中枢纽带，其选择不仅反映了国内政党对外交路径的偏好，其本质也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③本研究框架“自变量”聚焦于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尹锡悦决策偏好的主观性。决策者偏好是个体主观的，不同阵营决策者对相同事件有着不同结果偏好。
意识形态和党派标签作为识别和解释尹锡悦政府决策的重要线索，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框定外交政策来限定外交决策过程和对外关系。根据韩国政治特点，政党判断外交的理念核心是对美、对北关系的认识态度。④进步派政府侧重南北内部和解，坚持“先南北关系，后韩美关系”，主张“和平共商、渐进性发展”；保守派政府则追求外部国际合作，强调“先美韩关系，后南北关系”，提倡韩美日三边军事联合下的对朝威慑。韩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偏好决定其对朝认知，进而演化出不同南北状态性差异，也就是文在寅、尹锡悦同金正恩互动时所呈现的时局差异。
二是尹锡悦战略决策下的风险偏好。韩国进步派和保守派政府在处理朝核危机上存有分歧，主要体现在是管理分裂国家追求和平，还是通过武力推动国家统一的分歧上。⑤进步派政府金大中、卢武铉和文在寅选择“国防自立”和“东北亚平衡者”作为处理朝核危机在内的安全问题角色概念。文在寅提倡以和平为基调，构建“南北命运共同体”，将南北合作置于国际合作之上，寻求建立更为永久和平繁荣的朝鲜半岛，体现了对风险规避的战略偏好。相较之下，尹锡悦保守派政府更偏好国际合作路径，强调与美国缔结军事联盟和外部合作来威逼朝鲜，实现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韩统朝”统一局面。因此，这种“先美韩关系，后南北关系”“先国际合作，后南北合作”“先无核化，后和平体制”的半岛政策，体现了尹锡悦对风险寻求的战略偏好。
三是尹锡悦决策偏好下的安全范式。韩国国家安全战略可分为保守派政府下的“联盟—他助—安全”路径和进步派政府下的“自主—自助—安全”路径。
进步派政府对朝政策包容体现在金大中的“和解与合作”、卢武铉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文在寅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构建”。文在寅试图推动朝美关系和解，努力在中美战略博弈下保持平衡，避免韩国卷入超出核心利益的事务范围，寻求从同盟关系中获得更多自由，相对于扩大韩美同盟机制，更倾向于尽早收回韩国自主作战指挥权，为典型“自助型”安全模式。相应地，保守政府对朝表现为政策施压，体现在李明博的“战略互惠原则”、朴槿惠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及尹锡悦的“大胆计划”。尹锡悦摈弃了文在寅时期的“安美经中”，放弃了“用中策略”，选择单方面与美日拉近关系，为典型“他助型”安全模式。
综上可知，韩国在东北亚和朝鲜半岛上的战略决策偏好可综合概括为：保守派“亲美疏朝、联日远华”，进步派“疏美亲朝、联华远日”。
三、中介变量：尹锡悦决策偏好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层次
为更清晰诠释韩国决策偏好与东北亚地缘系统相互演进的关系，现依据地缘距离可将中介变量干预层次分为：核心区、缓冲区与外缘区。以“美-朝-韩”为代表的核心区受自变量影响首当其冲；“中-俄-韩-日”构成的缓冲区位于影响传播的第二梯队；而处于外围的“中-美-俄”大国博弈则标志着影响范围的边缘圈。对此，尹锡悦决策下东北亚格局渐变态势图如下：
［图1：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一）尹锡悦决策偏好塑造新“朝—韩—美”内三角结构
韩国受左右政治谱系影响而改变对朝身份认知，进而影响到朝韩关系和韩美同盟，幷间接作用于朝美无核化谈判，从而形成了“韩—朝—美”小三边互动。其演化方式如下：
首先，尹锡悦对朝保守决策加剧半岛形势紧张。具体表现为：第一，韩国对朝身份认同“异化”。2022年韩国国防白皮书将“朝鲜政权及军队”明确定义为“敌人”，视其为“紧迫且重大威胁”。在2023年9月26日的韩国阅兵式上，尹锡悦宣称，“韩美同盟已发展成以核力量为基础的关系，美方战略武器可随时出动至朝鲜半岛”，幷警告“若朝鲜使用核武，则韩美联盟将进行压倒性反击，必导致朝鲜政权终结”，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古巴在2024年2月14日与韩国正式交换外交公函，确立了双方外交关系。这次韩古建交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在国际上的孤立，其立足之地越来越小。⑥。第二，朝鲜反击力度再强化。面对韩美同盟威胁和战略压缩，金正恩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宣布了2023年核力量及国防发展改革战略，核心目标为“大规模生产战术核武器”及“指数级扩大核弹头储备”。与此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发表报告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反朝活动已达到‘史无前例’，正使半岛局势濒临更难以预测的危险状态”，幷强调“需重新确定对北南关系及统一政策立场”。金正恩表示，朝韩关系“已不再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之‘敌对关系’”，未来将加快打造压倒性战争应对能力，以做好万全军事准备。⑦朝鲜半岛重新倒回2017年的“火与怒”。
其次，朝韩对立聚拢韩美军事同盟合作。在韩美对朝“共敌效应”催化下，韩美粘合程度不断增加，这体现在两大层次：一是“振兴”与美国双边关系。尹锡悦通过恢复韩美同盟正常化合作，扩展其国际作用，增强韩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经济和技术联盟。2022年5月21日，尹锡悦与拜登在首尔会晤时，重申了韩美联盟向全球全面战略联盟转变。2023年4月26日，韩美发表《华盛顿宣言》，就成立韩美核磋商小组（NCG）、韩美日三边演习正规化、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重返半岛和升级对韩“延伸威慑”进行磋商。同年8月，美日韩三方首脑在戴维营首次召开会议，共同发表三份“成果文件”，幷覆盖了在军事、经贸、技术供应链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二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多方借力”。尹锡悦把韩国外交扩展到朝鲜半岛地区以外，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纵深合作，将其塑造成一个“全球关键国家”。为此幷考虑分阶段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五眼情报联盟（FVEY）、北约合作网络防御中心（CCDCOE）、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跨太平洋安全合作伙伴协议（CPTTP）等多边框架。
最后，韩朝恶性循环促使朝美敌对僵化。尹锡悦不复扮演朝美之间对话桥梁，反向借力加大遏制朝鲜步伐。表现如下：
第一，朝美矛盾因韩美联合军演升级。尹锡悦通过扩大与美国的模拟演习来增强双方战备状态，亦成为对朝展示威慑意志的方式，韩朝紧张连动朝美敌对态势升级。2024年3月4日至14日，韩美重启代号为“自由之盾”年度演习，该演习是继《板门店宣言》效力部分中止后的首次举行，规模之大为五年之最，实战演习场次高达48场，为去年的两倍。针对这一军演，朝鲜国防部发出强烈谴责，幷认为美国正在进一步升级对其主权国家的军事威胁，警告立即停止加剧挑衅与造成不稳定的行动，任何行动都可能触发朝鲜半岛的核战争导火索。⑧可见，美韩军演和核导实验之间的刺激与反刺激，使朝美和朝韩之间形成了“以强对强”和“针锋相对”的三角恶性循环。
第二，尹锡悦对朝敌视导致朝美接触无果。2023年12月30日，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将“始终坚持与美国和敌人进行强对强、硬碰硬的斗争方针，实行高压、进攻性的超强硬政策”，这一决定似乎是根据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瞄准战略时机进行“核谈判”。⑨而美国近期也表达出就无核化进行讨论的意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在3月4日发言中明确了这一立场，美国准备与朝鲜商讨无核化的“中间阶段措施”（Interim steps），在全面达成无核化过程中，为核冻结或核削减提供相应的制裁放宽，这是拜登执政以来美国高级官员首次公开表达此类措施的可能性。⑩但尹锡悦在朝美和谈中的斡旋角色缺失，导致朝美之间很难单线联络，朝韩关系僵化也间接关闭了朝美无核化谈判的大门。
（二）尹锡悦决策偏好塑造新“中—俄—日”三角结构
在尹锡悦决策转向下，韩国显然疏远中俄，转而与美日缔结更为紧密的“军事联盟”。韩美同盟强化溢出效应正推动美日韩形成更为坚固的“亚太小北约”，无疑将削弱中俄在东北亚的战略平衡，逆转韩中、韩俄关系，幷激化俄朝、朝中、中俄三角关系动态，极有可能复活冷战时代南北三角的对峙结构。⑪其进程演化如下：
首先，韩美联盟加固牵引韩日关系回暖。为顺畅推进韩美同盟，势必通过恢复与日本的关系，来加强美日韩合作。体现如下：一是日韩关系改善服务于韩美同盟。尹锡悦通过解决日韩历史遗留问题、恢复日本贸易“白名单”地位、重返军事情报协定等努力，获得了日方“正式谅解”。2022年9月2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尹锡悦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非正式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于面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后不久就恢复了首脑穿梭外交及美日韩三边防长会谈。二是拉拢日本，将其视为对抗朝鲜的第二桥头堡。日本在最新国防报告里将朝鲜也定义为“严重且迫在眉睫之威胁”，幷修订了“三大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包括确保对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提高远程导弹威力”、“五年内将防卫费翻一番”等。⑫此举明显在推动东北亚军备竞赛升级，深刻影响了日朝关系未来。韩国学者金勇民评述，“在未来印太战略推进中，虽然日韩幷未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合作目标，双方确实重视台湾海峡的稳定（即航行自由），虽言辞力度有别，仍存在合作空间。”⑬尹锡悦所奉行的“亲美和日”策略，正推动日韩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前沿“双翼”。
其次，韩日紧密联动引发中韩关系紧绷。尹锡悦就职后，显着提升了韩日友好及韩美日协同。然而，此举亦激化了韩中间的外交摩擦，突显复杂的东北亚区域关系新走向。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美韩在东亚参与的增多，导致中韩关系出现消极互动。尹锡悦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安全伙伴，认为文在寅“三不承诺”损害了韩美同盟，提议额外追加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同时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域安全问题上，也同美日保持高度一致，强调“航行自由”和维护“台海现状”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尹锡悦还积极寻求与东盟、印度的深入合作，积极推动东盟—韩国国防部长会议常态化，幷提议在2024年，即韩国与东盟对话35周年之际，全面升级双边关系至战略伙伴级别，这些都标志着尹锡悦向“战略清晰”的政策靠拢。第二，韩国经济政策倒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和“选择性壁垒”，经济问题激进政治化，成为了“亲美、疏中”的政策性补充。2022年12月28日，尹锡悦政府宣布了韩版“印太战略”，核心目标是将韩国塑造成“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全球贡献者”，幷在全面构建韩美同盟前提之下“保持与中国的有限合作”，反映了尹锡悦从过去中美“政经分离”到如今经贸政策的明显“亲美”立场。
再次，韩国经援乌克兰致使韩俄关系疏远。在乌克兰、中东及朝鲜半岛多重角力的背景下，受美国印太框架牵引，韩国在乌克兰议题上与俄罗斯维持着明显对抗姿态。其表现如下：第一，韩国跻身于西方对俄制裁的经济封锁之列，针对乌克兰问题在联合国内部对俄进行谴责，实施对俄及白俄罗斯的半导体等关键技术物资出口禁令，幷中断与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的交易关系；此外，韩国亦赞成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幷将对乌克兰的人道援助承诺提升至四千万美元。⑭作为回应，俄罗斯标注韩国为“非友好国家”，虽未将首尔直接视为敌对或与欧洲对手幷列，但韩国系列“亲乌”行为显然激怒普京，双边原本基于共赢下的“新北方政策”暂遭搁置，相关能源项目亦陷入僵局。第二，韩俄在朝鲜半岛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因果效应。尹锡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若俄罗斯协助朝鲜加强军备以换取朝鲜在乌克兰的战争议题上的支援，将被视为“直接挑衅”，幷宣称“如有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的情况发生，首尔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随即对此言论做出尖锐回应。⑮显然，尹锡悦已把韩国视为第二个“国际乌克兰”，将朝鲜半岛与乌克兰命运相挂钩，同时又增加了与台湾的互动，间接推动欧亚阵营一体化，点燃了中美俄在更广阔区域的潜在对峙。可见，韩俄矛盾镶嵌于大国多重博弈框架之中，而难以找到新的突破口。
最后，韩俄关系僵持引发朝俄关系之回升。在朝鲜半岛与乌克兰危机的联动态势下，尹锡悦“亲美站队”激发了普京“镜像反应”，加速了俄朝之间的接近步伐。2023年9月14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两国就围绕“反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等认知”形成战略默契。⑯9月16日晚，总统普京会见了来访的朝鲜外相崔善熙；当天白天，崔善熙和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面，以朝鲜半岛局势合作为主题进行磋商。此连串会晤显示，在西方联合制裁及军事胁迫的双重夹击下，俄朝之间相互借力、抱团取暖已成为主流趋势，与此大有吸引中国加入延伸合作的未来期待。据分析，朝鲜特别重视同中国、俄罗斯携手合作，联合牵制加强对韩美扩张的遏制。可见，在韩国压缩中国战略缓冲、倒逼中国加入反美阵营态势之下，如何确保其欧亚战略灵活而又不倒入反美阵营，对于其战略安危至关重要。
（三）尹锡悦决策偏好形塑新“中-俄-美”外三角格局
韩国政府决策偏好下的韩美、朝美与朝韩互动不仅影响了中韩、俄韩与日韩关系的变化，也同东北亚中美俄地缘战略竞争形成同频共振，共同推动着美朝韩内三角、中俄日中三角与中美俄大三角的三层联动波，故而构成了东北亚内嵌式多边复合安全结构。东北亚受韩国政党核心影响而呈现出两种不同张力版图。过程结果如下：
［图2 ：尹锡悦决策对中美俄大三角博弈的影响趋势分析］
首先，韩国进步派执政下的东北亚和平均势。韩国进步派倾向从美国索求更大的自主权，幷对朝鲜持和解与合作的政策立场，视之为“民族同胞”；在对外政策上，进步派政府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达到最佳收益，依托中等强国身份，根据实用主义和均势理论进行外交决策。在该政策引导下，进步派政府机敏地处理周边事务，致力于与各国保持关系平衡，通过“安美经中”来确保东北亚的均势和平与稳定，这不仅增强了韩国在该地区的权力枢纽作用，还让其在中、俄、美、日之间处于战略平衡点，使之成为协调朝韩、韩美和美朝三边关系中的核心力。文在寅执政时其在美日海洋力量与中俄陆地之间构建了微妙平衡，从而铸就东北亚地缘政治之势均力敌，维持了半岛暂时性稳定。
其次，韩国保守派执政下的东北亚安全困局。保守派坚定支持韩美安全同盟，偏向于对朝采取强硬的对抗策略，视之为“主要劲敌”；韩国保守派政府为获得美国安全承诺，依托韩国中间身份，强势发挥韩国的国际主义性质。在尹锡悦执政下，韩国深度参与韩美日三角合作，导致原本松散的美韩朝小三角危机外溢到缓冲区，推动中韩、韩日、韩俄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重构，驱使朝俄、朝中关系接近及中俄联手应对国际危机态势，加剧“韩美日”与“朝中俄”“新冷战”的对抗格局成型。故此，本研究认为，东北亚格局嬗变背后的运行逻辑是基于韩国对区域权力驱动的平衡结果。任何大国对韩增援或对朝施压均可能扰乱中美俄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权势布局。它会促使新的朝韩结构形成，连同美中日俄等国一起形成新的安全联结，推动新的东北亚地缘安全结构诞生。无疑，韩国安全决策偏好将是影响东北亚安全走向的最大变数。
四、尹锡悦决策偏好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趋势
当前，尹锡悦政府的“亲美和日、仇朝疏中”政策，已打破半岛原始均势结构，引发朝鲜与韩美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调，进而驱动中俄在东北亚地缘上的权力再平衡，幷引发了东北亚相关国家新一轮的战略重组。
（一）演化方向：内外压缩大国缓冲区的安全盈余
进步派政府文在寅试图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一种动态平衡，通过南北优先赢取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自主空间，避免在美韩同盟中被边缘化，其政策旨在通过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为缓解中美战略竞争的博弈烈度。这种做法基于现实主义考量，旨在将东北亚大国博弈的程度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亦无涉“亲美”或“亲中”的价值判断。⑰然而，尹锡悦上任后，将战略视野扩展到印度—太平洋地区，其外交安全策略发生显着变化，不仅加强了与美日安全合作，还扩大了萨德系统（THAAD）部署，进一步压缩了中俄的战略生存空间，与文在寅时期的平衡外交形成鲜明对比。尹锡悦的反转操作显示了韩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主动攻势，不再充当中美之间博弈的中间地带，这样一来，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地缘缓冲也将消失殆尽，朝鲜就成为了中美对决下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这进一步加大了中俄美在欧亚策源地上的风险联动。因此，尹锡悦政府的政策选择不仅引起了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异化，还引发了韩国与中、日、俄关系的重大调整，导致东北亚地区安全缓冲的盈余消失，为“新冷战”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史上之科林斯和科基拉的争端加剧了以斯巴达和雅典领导之下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部落的冲突，幷将原本两个相互克制的大国拖入一场非情愿战争。从尹锡悦决策偏好视角来看，尹锡悦同金正恩的权力博弈如同科林斯同科基拉的海陆之争，朝鲜半岛同中俄两大陆地势力毗邻，当代朝韩关系是现代“斯巴达与雅典”的最后一道防火墙，而韩国决策作为东北亚安全走势的微妙天平，成为左右大国冲突形态变幻的关键砝码，也是影响中美俄从第三战场低烈度博弈转向邻国交界正面冲突的最大变数。如此一来，韩国如何在美、中、俄、日角力下保持平衡关系，而不使俄韩、中韩关系走向滑坡，而这也将是关乎东北亚未来安全走势的“命运之匙”。
（二）新的趋势：东北亚“两极撕裂分化”加剧
在尹锡悦推行的“合纵联盟”政策之下，短期之内看似一定收益，尤其在应对朝核威胁及地区挑战时；然而长远角度观察，必将增加韩国战争风险和危机杠杆，幷对整个东北亚安全造成消极影响。
首先，韩国战略自主权压缩。尹锡悦政府与美国构建更为紧密的全面战略同盟，这一决策不可避免地牺牲了韩国对其他关键国家政策的原则中立，进而压缩了其战略空间自主。特别是在处理与中、朝、俄等国关系时，此举可能对这些国家关系调整构成显着威胁。
其次，东北亚战略均衡结构瓦解。韩国对朝政策调整可能触发中美俄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重塑，涉及安全、经济战略利益的重新分配。尤其是，中朝俄可能因韩美日在东北亚的军事合作引发的战略忧虑而寻求新的合作模式，导致该地区向非预期方向发展。
再次，朝鲜半岛地缘紧张局势升级。韩国保守政策取向可能会在多层面促进韩美同盟与朝美关系的变化，持续加剧与朝鲜的战略对峙，进而影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对朝政策，这种区域性联动可能会促使联盟关系的加强，甚至催生新的合作框架，如亚太地区“北约化”。
最后，“新冷战”爆发风险加大。尹锡悦政府的东北亚政策导致美国及盟友与中俄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完全消失，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的安全对立和防御困境。若韩国深度参与美日及北约集团的战略安排，将进一步激化韩朝、韩俄等的军备竞赛，可能导致东北亚局势紧张，出现明显两极分化，从而催生新冷战框架。
因此，韩国需避免过度依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防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持续挑战中俄“红线”，推动东亚走向一场“非自愿战争”。其无论冲突结果如何，无疑将使冲突最前线的韩国沦为最大“输家”。
注释：
①North Korea fires 200 artillery shells near maritime border,North Korea fires 200 artillery shells near maritime border,BBC,January 5,2024,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7889551.April 2,2024.
②『‘김일성·김정일유산’대남교류기구3곳도없앤다』,조선일보,2024년1월17일,https://www.chosun.com/politics/north_korea/2024/01/17/NFRFW6JVZBDJBOUA3ZZBZNPG5Y/,2024년3월17일.
③韦进深：《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中国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41页。
④焦佩：《变迁中的韩国左翼政党研究-环境、理念、结构及功能》，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
⑤Jong-Chul Park,“Tasks of North Korea Policy of the Yoon Suk-yeol Government: Déjàvu or a New Paradig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Vol.31,No.1.2022,p.3.
⑥《韩国与古巴闪电建交……“朝鲜兄弟国”也选择了实用主义而不是理念》，《东亚日报》（中文版），2024年2月16日，https://www.donga.com/cn/List/article/all/20240216/4750816/1,2024年4月21日。
⑦『김정은“핵무력포함남조선평정준비”…대남노선근본전환선언』,중앙일보,2023년12월31일,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218775,2024년3월31일.
⑧장시영,남궁영,「미중갈등속바이든행정부의대북정책전망」,『세계지역연구논총』,제39권4호,2021년,제67쪽.
⑨『김정은“핵무력포함남조선평정준비”…대남노선근본전환선언』,중앙일보,2023년12월31일,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218775,2024년3월28일.
⑩《“美国有意与朝鲜讨论无核化中间措施”》，《中央日报》（中文版），2024年3月5日,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4237。
⑪킴,패트리샤M,「외교증진및북한핵위협관리에있어한미동맹도전과기회」,『한국국가전략』,제7권2호,2022년,제93쪽.
⑫박형준,「석열정부의통일·대북정책평가와제언: 조선로동당제8 기제6 차전원회의기조분석을중심으로」,『평화학연구』,제24 권1 호,2023 년,제61 쪽.
⑬김용민,「윤석열정부수립이후의한-일국제협력-비전통안보협력과전통안보협력의조화모색」,『국제지역연구』,제28 권1 호,2024 년,제8 쪽.
⑭“How will South Korea’s new president approach Russia’s Ukraine invasion?”,Bookings,May 9,2022,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will-south-koreas-new-president-approach-russias-ukraine-invasion/.April 13,2024.
⑮“S Korea’s Yoon tells UN that Russia helping N Korea would be ‘provocation”,September 20,2023,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9/20/s-koreas-yoon-tells-un-that-russia-helping-n-korea-would-be-provocation,April 11,2024.
⑯『경애하는김정은동지께서로씨야련방대통령울라지미르울라지미로비치뿌찐동지와회담하시였다』,조선앙통신,2023 년9 월14 일,http://www.kcna.kp/kp/article/q/12825c828f2c19519cdc394bec9a51d9.kcmsf,2024 년3월30일.
⑰尹锡悦如何在中美日俄间平衡？,《旺报社评》,2022年3月1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20314004012-262102?chdtv。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6月号，总第318期，P81-88）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摘要】朝鲜半岛作为海陆势力的交汇之处，具有海陆双重性特征。本研究专注于分析自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以来，其保守的战略决策偏好如何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演进，特别是对韩美同盟、朝鲜半岛及韩国与周边大国（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关系。通过建立自变量（尹锡悦政府保守决策偏好）、中介变量（韩美同盟加强、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化、韩国与周边大国关系变动）到因变量（东北亚地缘安全演进趋势）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尹锡悦决策背后的动因及对东北亚地缘结构的转型影响。
一、问题提出
从2023年末到2024年初，半岛局势骤然升温。朝鲜于2023年12月中旬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其目的在于提升国防实力以确保国家安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前所未有的反制措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前一天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人民军队、军工、核武器和民防部门加速备战，幷提出了“将与俄罗斯加深合作以对抗美国”的战略方针。在2024年1月5日的朝韩互动中，韩方称当天上午，朝鲜在海上边界附近进行火力演习，共发射了约200枚炮弹。为此，韩方下令在靠近朝韩边界的延坪岛进行疏散。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明确表示，韩国是“主敌”，朝鲜不回避战争；1月1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决议，废除“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三个涉韩机构，朝韩对峙迅速升级。②本文认为，如今东北亚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任总统尹锡悦保守外交决策偏好否定了文在寅的“东北亚均衡外交”，重新定义了朝韩关系和韩美同盟，引发了中韩、韩日和韩俄关系的系列变动，最后作用于东北亚中美俄的外三角博弈，这一扩散效应形成了一个渐变性同心圆结构。
当下，关于东北亚地缘政治演变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传统结构层次出发，过多将国家单元个体选择归因于国际体系变化，忽视了单元主观能动性对于区域结构的反作用力，以此导致对国家认知决策不足。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沃尔夫斯（William C.Wohlforth）等学者批判结构现实主义只关注国际环境的宏理论，认为国家对外决策的外部影响和国内政治分裂开来的研究路径，是造成华尔兹新现实主义无法诠释的国际政治“黑箱”。二是研究多侧重对主流学派“国家”“权力”“系统”等概念的关注，忽视了认知学派将“人作为第一意象”的重要性，将“朝美对峙”简化为中美战略博弈的衍生物，忽略了韩国执政精英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作用，仅为“小马拉大车”。三是目前除了美国政党具体案例等研究之外，系统地对各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分析很少。这种短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分工而造成的“盲点”，其中后者在研究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往往更关注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因素、国际体系和国际法规等，可能会忽视或边缘化意识形态因素。前者则更专注于一国内政，包括各类政党和政府机构的运作，而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尽管学者努力弥合这一差距。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以决策偏好为理论依据，搭建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分析框架。研究暗合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核及决策偏好影响机制下的系统效应，将尹锡悦决策偏好作为现阶段自变量，东北亚地缘政治演化作为因变量，中介变量作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传递过程，以三层互嵌的“量变”形态进而诠释“原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序列。
二、自变量：尹锡悦决策偏好的内涵表征
在决策学理论中，“偏好”是决策实体在面对众多可能时所表现出的选择倾向。“政府决策者”作为联结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中枢纽带，其选择不仅反映了国内政党对外交路径的偏好，其本质也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③本研究框架“自变量”聚焦于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尹锡悦决策偏好的主观性。决策者偏好是个体主观的，不同阵营决策者对相同事件有着不同结果偏好。
意识形态和党派标签作为识别和解释尹锡悦政府决策的重要线索，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框定外交政策来限定外交决策过程和对外关系。根据韩国政治特点，政党判断外交的理念核心是对美、对北关系的认识态度。④进步派政府侧重南北内部和解，坚持“先南北关系，后韩美关系”，主张“和平共商、渐进性发展”；保守派政府则追求外部国际合作，强调“先美韩关系，后南北关系”，提倡韩美日三边军事联合下的对朝威慑。韩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偏好决定其对朝认知，进而演化出不同南北状态性差异，也就是文在寅、尹锡悦同金正恩互动时所呈现的时局差异。
二是尹锡悦战略决策下的风险偏好。韩国进步派和保守派政府在处理朝核危机上存有分歧，主要体现在是管理分裂国家追求和平，还是通过武力推动国家统一的分歧上。⑤进步派政府金大中、卢武铉和文在寅选择“国防自立”和“东北亚平衡者”作为处理朝核危机在内的安全问题角色概念。文在寅提倡以和平为基调，构建“南北命运共同体”，将南北合作置于国际合作之上，寻求建立更为永久和平繁荣的朝鲜半岛，体现了对风险规避的战略偏好。相较之下，尹锡悦保守派政府更偏好国际合作路径，强调与美国缔结军事联盟和外部合作来威逼朝鲜，实现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韩统朝”统一局面。因此，这种“先美韩关系，后南北关系”“先国际合作，后南北合作”“先无核化，后和平体制”的半岛政策，体现了尹锡悦对风险寻求的战略偏好。
三是尹锡悦决策偏好下的安全范式。韩国国家安全战略可分为保守派政府下的“联盟—他助—安全”路径和进步派政府下的“自主—自助—安全”路径。
进步派政府对朝政策包容体现在金大中的“和解与合作”、卢武铉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文在寅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构建”。文在寅试图推动朝美关系和解，努力在中美战略博弈下保持平衡，避免韩国卷入超出核心利益的事务范围，寻求从同盟关系中获得更多自由，相对于扩大韩美同盟机制，更倾向于尽早收回韩国自主作战指挥权，为典型“自助型”安全模式。相应地，保守政府对朝表现为政策施压，体现在李明博的“战略互惠原则”、朴槿惠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及尹锡悦的“大胆计划”。尹锡悦摈弃了文在寅时期的“安美经中”，放弃了“用中策略”，选择单方面与美日拉近关系，为典型“他助型”安全模式。
综上可知，韩国在东北亚和朝鲜半岛上的战略决策偏好可综合概括为：保守派“亲美疏朝、联日远华”，进步派“疏美亲朝、联华远日”。
三、中介变量：尹锡悦决策偏好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层次
为更清晰诠释韩国决策偏好与东北亚地缘系统相互演进的关系，现依据地缘距离可将中介变量干预层次分为：核心区、缓冲区与外缘区。以“美-朝-韩”为代表的核心区受自变量影响首当其冲；“中-俄-韩-日”构成的缓冲区位于影响传播的第二梯队；而处于外围的“中-美-俄”大国博弈则标志着影响范围的边缘圈。对此，尹锡悦决策下东北亚格局渐变态势图如下：
［图1：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一）尹锡悦决策偏好塑造新“朝—韩—美”内三角结构
韩国受左右政治谱系影响而改变对朝身份认知，进而影响到朝韩关系和韩美同盟，幷间接作用于朝美无核化谈判，从而形成了“韩—朝—美”小三边互动。其演化方式如下：
首先，尹锡悦对朝保守决策加剧半岛形势紧张。具体表现为：第一，韩国对朝身份认同“异化”。2022年韩国国防白皮书将“朝鲜政权及军队”明确定义为“敌人”，视其为“紧迫且重大威胁”。在2023年9月26日的韩国阅兵式上，尹锡悦宣称，“韩美同盟已发展成以核力量为基础的关系，美方战略武器可随时出动至朝鲜半岛”，幷警告“若朝鲜使用核武，则韩美联盟将进行压倒性反击，必导致朝鲜政权终结”，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古巴在2024年2月14日与韩国正式交换外交公函，确立了双方外交关系。这次韩古建交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在国际上的孤立，其立足之地越来越小。⑥。第二，朝鲜反击力度再强化。面对韩美同盟威胁和战略压缩，金正恩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宣布了2023年核力量及国防发展改革战略，核心目标为“大规模生产战术核武器”及“指数级扩大核弹头储备”。与此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发表报告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反朝活动已达到‘史无前例’，正使半岛局势濒临更难以预测的危险状态”，幷强调“需重新确定对北南关系及统一政策立场”。金正恩表示，朝韩关系“已不再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之‘敌对关系’”，未来将加快打造压倒性战争应对能力，以做好万全军事准备。⑦朝鲜半岛重新倒回2017年的“火与怒”。
其次，朝韩对立聚拢韩美军事同盟合作。在韩美对朝“共敌效应”催化下，韩美粘合程度不断增加，这体现在两大层次：一是“振兴”与美国双边关系。尹锡悦通过恢复韩美同盟正常化合作，扩展其国际作用，增强韩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经济和技术联盟。2022年5月21日，尹锡悦与拜登在首尔会晤时，重申了韩美联盟向全球全面战略联盟转变。2023年4月26日，韩美发表《华盛顿宣言》，就成立韩美核磋商小组（NCG）、韩美日三边演习正规化、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重返半岛和升级对韩“延伸威慑”进行磋商。同年8月，美日韩三方首脑在戴维营首次召开会议，共同发表三份“成果文件”，幷覆盖了在军事、经贸、技术供应链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二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多方借力”。尹锡悦把韩国外交扩展到朝鲜半岛地区以外，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纵深合作，将其塑造成一个“全球关键国家”。为此幷考虑分阶段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五眼情报联盟（FVEY）、北约合作网络防御中心（CCDCOE）、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跨太平洋安全合作伙伴协议（CPTTP）等多边框架。
最后，韩朝恶性循环促使朝美敌对僵化。尹锡悦不复扮演朝美之间对话桥梁，反向借力加大遏制朝鲜步伐。表现如下：
第一，朝美矛盾因韩美联合军演升级。尹锡悦通过扩大与美国的模拟演习来增强双方战备状态，亦成为对朝展示威慑意志的方式，韩朝紧张连动朝美敌对态势升级。2024年3月4日至14日，韩美重启代号为“自由之盾”年度演习，该演习是继《板门店宣言》效力部分中止后的首次举行，规模之大为五年之最，实战演习场次高达48场，为去年的两倍。针对这一军演，朝鲜国防部发出强烈谴责，幷认为美国正在进一步升级对其主权国家的军事威胁，警告立即停止加剧挑衅与造成不稳定的行动，任何行动都可能触发朝鲜半岛的核战争导火索。⑧可见，美韩军演和核导实验之间的刺激与反刺激，使朝美和朝韩之间形成了“以强对强”和“针锋相对”的三角恶性循环。
第二，尹锡悦对朝敌视导致朝美接触无果。2023年12月30日，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将“始终坚持与美国和敌人进行强对强、硬碰硬的斗争方针，实行高压、进攻性的超强硬政策”，这一决定似乎是根据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瞄准战略时机进行“核谈判”。⑨而美国近期也表达出就无核化进行讨论的意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在3月4日发言中明确了这一立场，美国准备与朝鲜商讨无核化的“中间阶段措施”（Interim steps），在全面达成无核化过程中，为核冻结或核削减提供相应的制裁放宽，这是拜登执政以来美国高级官员首次公开表达此类措施的可能性。⑩但尹锡悦在朝美和谈中的斡旋角色缺失，导致朝美之间很难单线联络，朝韩关系僵化也间接关闭了朝美无核化谈判的大门。
（二）尹锡悦决策偏好塑造新“中—俄—日”三角结构
在尹锡悦决策转向下，韩国显然疏远中俄，转而与美日缔结更为紧密的“军事联盟”。韩美同盟强化溢出效应正推动美日韩形成更为坚固的“亚太小北约”，无疑将削弱中俄在东北亚的战略平衡，逆转韩中、韩俄关系，幷激化俄朝、朝中、中俄三角关系动态，极有可能复活冷战时代南北三角的对峙结构。⑪其进程演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