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现场：中韩学者纵论两国关系与半岛走向
中评社首尔6月18日电（记者 崔银珍）上月末，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半复办，期间共同举办的中韩双边会议为契机，两国能否为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备受关注。5月29日，中国驻韩大使馆和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在首尔新闻中心国际会议场主办了“中韩——探索新型战略合作"的智库战略对话。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军事科学院的16名中国专家和来自19个韩国外交安保智库的30多名韩国专家参加，期间两国学者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合作为基础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新战略合作”为主体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会议第一环节讨论全球及地区安全时，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车斗铉表示，韩国根据各政府的不同，韩美、韩朝关系的紧密和疏远反复出现，但韩中关系在过去10年里与保守、进步政府无关，分歧不断扩大。韩国和中国为了重新巩固合作关系，应该将1992年建交时的精神和中国长期标榜的外交智慧"求同存异"，以超越语言的行动付诸实践。现在中国必须认识到，韩半岛面临的危机是金正恩追求“核强国”的执着所致。当然，韩国也必须更充分地考虑中国的安全关切，今后将继续推进以韩美同盟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这并不是说要参与牵制中国。车斗铉说，如果出现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的重大分歧或军事冲突，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将不得不承担角色并作出贡献。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意愿来避免这种分歧发生。在这一点上，韩美日合作将增强这种调解力量。我们是美国的盟友，但我们不是冲突的先锋者，而是合作的促进者。
韩日未来论坛代表，韩国前驻越南大使李赫表示，在此次韩中日首脑会谈上，日本似乎仍然坚持了把美日同盟放在最高层面的立场，但此次韩国表现出了比日本略有不同的立场。从韩国的立场来看，韩美同盟、韩美日合作非常重要。但是，建立稳定的韩中关系对韩美同盟也很重要。韩美同盟终究是为了维持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有必要向美、日强调，韩中关系的均衡发展有助于韩美同盟。
韩国统一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赵汉凡认为，有人把因朝核危机等而分裂的世界评价为新冷战，但这近乎是一种错觉。因为与过去的冷战不同，世界是一个供应链，不存在被称为理念的阵营内的固定观念。我们要摆脱新冷战的幽灵，美国的国力相对萎缩，国内政治上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发生冲突，全球领导力出现局限。从不是新冷战而是新的全球对立格局的观点来看，安保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在此过程中，阵营强化和各自生存的理论正在发生冲突。摆脱同盟进退两难的方法就是考虑国家利益，走向实用外交。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与其只树立各自的立场，不如重新思考一下为了韩中国家利益应该做些什么。
韩国国立外交院国际安全统一研究部部长崔寓善指，如果以美苏冷战为根据，目前的美中竞争状况并不是冷战。现在的美中竞争是在与冷战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换句话说，中美之间军备竞赛水平还很低，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目前的情况是，把正在成长的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的主要国家逐渐增加相互安保连带，以低水平"软均衡"的形式牵制中国。最终，2030年以后的未来，如果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与美国对等，很有可能展开接近冷战的竞争，但目前还不是极端的对决局面，因此韩中之间的外交战略也存在相当大的空间。现在是应该抱有现实性期待的时期，应该以对各国战略利益的理解为基础，把焦点放在现实的方案上，发展关系。
韩国国防研究院主任研究委员赵南熏说，韩国在走向全球中枢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实际利益和国际规则等基本价值，这里的价值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而是对人类自由和人权的国际规范的价值。中国在遏制新冷战的到来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这一地区，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负责任的作用。有必要以遵守国际规范和搞活小多边合作的努力为基础，在遏制区域内新冷战的到来方面进行共同合作。
韩国国家战略研究院统一战略中心主任文圣默说，韩中关系在建交后得到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求同存异。现在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再加换位思考。即，要相互考虑对方的立场。为了探索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首先需要双方进行顺畅的沟通；其次，中国要正确理解阻碍韩中关系发展的巨大障碍——安保威胁；第三，需要通过双边多种形式的沟通恢复信任。他认为此次韩中日会谈也是反映这种意志的结果，韩中关系将能够充分取得进展。
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立法调查官金度希表示，与过去不同，美中两国都没有像美苏一样的绝对权力，属于各阵营的国家凝聚力并不高。从周边国家的立场来看，这反而可以看作是获得最大国家利益和信赖的外交空间。扩大阵营化格局和本国优先主义，另一个表现为多边主义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小多边主义和multi-alliance。除了同盟和安保方面之外，从气候变化等“韩中日+蒙古"的沙尘暴减排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小多者合作活性化来看，韩中之间也有充分的合作空间。除了政府间沟通之外，还有国会层面的外交团体，目前共有109名议员参与，即使政府间关系出现好坏曲折，议会或1.5轨等多个层面的外交沟通也要不断维持，这一点非常重要。
世宗研究所研究委员崔允瀞说，以韩半岛和东北亚为中心，不得不对新冷战模式进行深刻思考，随着新冷战模式在韩国的地缘政治视界上固定下来，对韩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韩国是代表性的通商国家，贸易所占的比重为GDP85%。韩国拥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是支持新冷战模式，而是为了韩国的和平与繁荣，努力奠定基本的生存基础。韩国的代表性区域战略——印太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所提出的包容、信任、互利三大原则与中国提出的亲诚惠容、友好互信、利益融合原则相互呼应。期待中国更加谨慎地考虑邻国的安全担忧，并通过朝鲜的无核化来缓解东北亚的新冷战威胁。
韩国前驻瑞典大使呵泰历说，在我国很多地方自治团体结为姐妹、友好结缘的91个国家中，中国约占34%。另外，在新冠疫情时期，与其他国家相比，韩中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相互间的口罩供应等合作和支援非常活跃。也就是说，无论中央政府处于何种情况，韩国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总是敞开着沟通的窗口，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起到弥补中央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的作用。韩中日三国之间有地方交流论坛，还有韩中、韩日之间的省级会议体，这样的机会也要好好利用，希望地方政府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使这种交流正常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周生升说，当前中日安全关系有三个突出点。第一个特点，双方安全问题的内涵愈发复杂。1、观念层面的扩大，从国家利益冲突扩大到意识形态冲突。2、地理空间的扩大，从钓鱼岛，扩大到台海，南海，印度洋，太平洋岛国。3、议题扩大，从传统的领土主权冲突，扩大到技术、经济安全问题，太空安全问题等。第二个特点，双方对安全问题的认知分歧加大。第三个特点，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互信陷入低谷。互信赤字的加剧可能最终会导致双方走向安全困境。“针对这一情况，中韩关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一方面，在双边安全关系中的重要或敏感问题上，要恪守政治承诺，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和对话渠道，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关切，减少误解、误判，预防冲突，为营造互信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仅靠管控危机是不够的，还要扩大合作，加大人员之间的往来和交流。当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越多，诱发危机的因素就会受到抑制，管控危机的动力和意愿也会更强。在这一过程中智库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中韩智库之间也要加大交流合作。”
在讨论现今朝鲜政策与朝鲜半岛局势环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龚克瑜介绍了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的原则，主要有5个方面：第一、疏堵结合，以多边合作取代一味制裁；第二、双轨并行，从战术层面解决朝核问题；第三、平衡南北，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第四、未雨绸缪，以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应对；第五、换位思考，以信心机制取代“安全困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友骏表示，中日韩会议上提过的FTA工作有可能会更为艰巨，而且是挑战性也更大。现在中日韩受到的干扰因素是蛮多的，首先是包括美国因素在内的外部因素，实际上是对于未来谈判的最大的挑战，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客观事实。当前的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受到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影响，实际上失去了传统的对美和对华的这种战略平衡感。未来如果美国因素继续在其中产生一定的作用，或者韩国或日本不能够在对华政策上试图的保持自己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话，可能会对未来中日韩的FTA谈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促进中韩合作的途径主要有四：一、增强高层交往与对话机制；二、建立信任措施，预防误判；三、深化双边及多边经济合作；四、推动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发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指出，东北亚地区现在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秩序，缺乏一个包容性的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的架构。现在中韩日三边合作的重启，对于未来破解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困境来推进朝核问题半岛无核化的进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各方要有诚意，也要有采取务实的外交行动，而不是相互指责。韩国现在在强化韩美同盟和对韩美日三边合作，来强化对朝鲜的军事威慑，但这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具体我们应该做的有两点，1、要重建中韩之间的政治安全的互信，使中韩关系更加具有韧性，因为中韩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在半岛问题上，我们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中韩之间还是要通过高层交往和人文交流来加快改善双边关系，来翻过萨德问题那一页。2、在东北亚地区还是要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平台的建设。在此基础上，中韩双方应该继续来推动重建朝核问题的多边磋商的机制，以中韩日的合作为主渠道来推动建立，比如说中韩日的一轨、1.5轨、二轨等对话，保持开放性的架构，推动构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平台。
韩民族日报和平研究所所长郑旭湜表示，朝鲜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摆脱孤立的核开发国，成为核保有国，这意味着有必要全面重新调整现有的对朝政策。他认为，如果在处理韩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不考虑如何缓和地缘竞争将寸步难行。韩半岛无核化的接近方法未能摆脱“先无核化”，反而需要通过改善关系，即改善经济或外交关系，谋求无核化等模式转换。在韩朝、朝美、朝日等双边对话全部受阻的情况下，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延元镐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韩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克服了危机，但在新冠疫情时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据此看来，最近与其说是互补，不如说是接近竞争的形式。与近10年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保持相似水平不同，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在最近10年里减少了近一半。如果这是按照市场竞争原则自然形成的，则不能提出任何不满，但如果这是根据战略政策实现的，那么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部分。根本性的课题是恢复相互尊重和信任，中国应该将经济通商脱离政治化及改善非市场经济行为，韩国应该在所有情况下一贯适用印太战略的蓝图——“自由、和平、繁荣”及其基本原则“包容、信任、互惠”，并采取应对措施。
韩国国防研究院主任研究委员朴大光说，即使韩国政权交替，韩朝关系改善前景也不容乐观。另外，如果说朝鲜核导弹是应对韩美日军事威胁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关系最好的文在寅政府时期也以核导弹为中心，让人怀疑朝鲜拥有核武器可能不是为了应对韩美同盟的威胁。
韩国南北社会统一研究院统一研究中心主任庆奎祥指，韩中之间为了探索新的战略合作，要有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共同的目标。但是，韩中两国在对朝核问题的相互理解上存在很大差异。朝鲜在理念上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韩国作为经济共同体，是可以摸索地区稳定的国家，从这种观点来看，左右为难，只持续进行现状管理。另外，如果韩国主导统一，将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地，因此中国为了巩固朝中关系，有利于国家利益，正在倾注所有的外交努力。统一的韩半岛在与中国的关系上，还需要走更加面向未来发展道路的慧眼。
在关于中韩战略合作的建议讨论环节，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咨询研究委员，前驻沙特大使朴俊勇表示，为了互惠互利而合作，任何国家都一样。另外，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指出的中国不公正问题也应该得到充分的反驳。事实上价值和体制的差异也反映在经济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做不到的东西在社会主义中有可能实现，在西方经济中，我认为这会导致价格的差异。当然，美国最近也只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行动。如果中国不以批评美国而告终，而是以全球善意代替美国行动，那么中国作为真正的全球领袖将会得到认可。从这个角度来看，韩中之间也有气候变化、大流行(pandemic)、第三国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合作。
韩国国防大学教授柳东垣说，新时代战争的情况也不同。俄-乌、哈马斯-以色列等物理领域和另一个是数字领域(或认知领域)的战争。如果说过去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力量，那么现在谁的故事情节好、具有多大的正当性就成了胜利的核心。例如，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反战运动。现在的力量重要的是谁的故事具有影响力、具有传播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战略构想也需要新的逻辑。美中关系也不能单纯地看竞争，应该开发在竞争中解释"和平与共存"的新理论。为此，韩中两国学者之间应该不断进行交流，不要被美中竞争所埋没，应该从更加灵活和开放的视角讨论包括东亚在内的共同合作等问题。
韩国国立外交院教授表娜俐表示，比起讨论韩中关系的战略性合作，现在更需要国内自己对内对外的充实，第一是维持战略沟通，第二是共同发掘合作议题。虽然韩中之间有很多意见分歧，但是只有对话的联系不中断，才能以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为基础进行合作。现在政府间定期化进入正常阶段令人鼓舞，民间特别是中国似乎对青少年交流非常关注。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韩中民间4千万交流。第二，要有共同利益和目标，才能说接下来的事情。定期化固然重要，但每年只谈论彼此的核心利益而分开多少有些空虚。作为共同主题，首先可以从经济层面讨论。两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供应链的稳定管理；其次，从安保层面缩小对朝鲜问题的认识差异。于朝鲜的威胁，希望中国能够更加客观地多方面进行观察。实际上，韩中两国在地区上共同受到威胁，如担心朝鲜的核开发会导致放射能污染等，这是可以立即讨论的部分。
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研究委员刘贤贞指，在韩中关系上，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是产生肉眼可见的成果。要以此为基石，激活此次韩中日首脑会谈的火种，夯实基石，地方交流也需要建立多种多样的新交流渠道。事实上，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相互的魅力逐渐下降，交集也变得松散。两国之所以能够积极进行的动力，就是经济上的交集，那么要开发能够发挥其作用的议程，也要摸索超越韩中双边的合作空间。比如通过共同拥有的课题：气候、老龄化问题等学术、民间层面的果断项目，得出可视性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迈出下一步。第二个最大的核心关键是信赖，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构建方案必须相当具体。前面提到了供应链，我认为供应链协议是决定今后韩中关系发展的重要时刻。如果韩国没有能够信任中国的具体方案，今后韩中关系有可能走向不信赖，而不是发展。如果各种交流、新合作议题都不先建立信赖关系，基石应该以再次崩溃的警觉心看待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