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专家共探台湾研究的挑战与前瞻
中评社厦门7月8日电（记者袁晓麦）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台湾研究的学科定位与未来发展路径应走向何方？为回应这一学界核心关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日前举办“挑战与突破——台湾学科研究发展研讨会”，邀请40余位专家学者研讨。会议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副院长张文生分上下场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表示，台湾研究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意义重大，但研究自身重要性与当前学科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形成鲜明对比。讨论聚焦于几大核心挑战：学科定位的长期模糊、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位、研究范式的创新瓶颈，以及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的脱节。在此基础上，专家们就突破路径展开思想碰撞，为新时代台湾研究的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台湾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热议。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小衡认为，学科的核心在于探寻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规律，而台湾研究更多表现为经济、政治等普遍规律在特定时空下的特殊体现，其本质更接近于“问题研究”或“政策研究”，而非独立的科学门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郑剑认为，涉台研究本质是待解决的“问题”，根本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统一与治理。他强调，当前研究必须实现思维与方法的突破，要站在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具备国际大局和政治博弈的思维框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研究员文少彪提出，台湾研究以其崇高的使命、清晰的目标和强烈的实践性，本质上是“任何学科都装不下的”。因此，台湾研究应该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的集成者”，要有超越传统学科框架的、更为宏大的战略视野。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指出，台湾研究必须拥有独立的学科归属。他表示，由于缺乏独立学科地位，台湾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等体系中没有应有位置，只能零散寄居于其他学科之下，导致评审权旁落。
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从学科哲学层面指出，台湾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短板，建议设立“国家统一学”这样拥有特殊评价体系的一级学科。海南大学副教授彭兴智也提出，构建独立的“统一学”可以将港澳台、新疆、西藏等所有涉及国家统一的议题整合其中，形成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陈先才认为，尽管当前建立“台湾学”尚存在争议，但可将其视为一个区域整合问题进行研究，即在中国的大框架下探讨两岸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整合路径，这在全球学术界亦有先例。
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张宝蓉认为，台湾研究的未来，不应再纠结于其是否能成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学科”，而应致力于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她指出，“学科”的讨论本质上是资源分配的现实问题，但台湾研究源于国家需求的政治逻辑，其诞生基因决定了它难以满足传统学科生成的要件。
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罗祥喜认为，在概念上，无论是台湾研究，还是台湾问题研究或对台研究，都有其限性，可以用内涵更广的“涉台研究”来统合相关的研究，包括两岸关系研究。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集刊》主编王华提出，在以主流学科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下，学者为求生存，研究不得不从“问题导向”转向“数据导向”的计量研究，虽易于发表，却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导致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一定程度的脱节。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李非也以台湾经济研究为例，由于涉台研究的特殊性，有时不得不挂靠在与传统定义不符的“区域经济学”下，导致在评奖、课题申报中处于劣势。
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副院长吴凤娇以本校经验为例，表示学院虽然在“小环境”中进行制度创新扶持涉台研究，但相关研究成果在“大环境”的国家级评奖中却常常遭遇困难。
此外，与会学者也捕捉到人工智能等手段在推动研究范式迭代升级方面的作用。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罗祥喜强调，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未来必须高度重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利用大数据和AI赋能涉台研究，提高涉台研究的效能。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陈先才建议，应借鉴发达国家在科研创新体系与数据应用上的经验，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认为，面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方法的涌现，更应着力解决数据精准度与治理难题。
与此同时，学者们呼吁台湾研究回归扎实的基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台湾研究》副主编金奕观察到，对岛内核心政治制度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呈下降趋势，但他强调，理解台湾政治的“底层逻辑”至关重要，且研究论述需与时俱进。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彭莉提出，在知识碎片化的时代，更应鼓励学者沉下心来撰写高质量的专著，加强基础研究，为学科发展夯实根基。
面对挑战，专家学者们从“顶层设计”和“学界自救”两个层面提出发展路径。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以“国家安全学”的建立过程为例，指出新学科的诞生并非依靠学理的完美，而是源于“国家需要”的顶层意志与多方力量的战略合流。他认为，这一成功经验完全可以为台湾研究的学科构建提供参照，通过强有力的行动和战略造势，来倒逼学科地位的确立。
福建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现代台湾研究所负责人苏美祥认为，探索出一条“以学术驱动对策，以对策反哺学术”的动态平衡之路是台湾学科建设长远发展的关键。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建议，在“台湾学”正式获批建立前，可暂时“委身于”新兴的“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并呼吁台湾研究学界应集体进入该领域，积极发声，争取话语权，确保台湾这一“内区域”研究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巍巍以“琉球学”这一代表性“绝学”的学科体系建立为例，提出台湾研究虽不适用“绝学”，但可借鉴其思路，争取支持，探索设立新的学科类别。
在学界自救层面，专家们强调主动作为。广西师范大学桂台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刘澈元提出以“智库研究”作为突破口，并采取“错位研究”策略，开拓大陆配偶等主流机构较少关注的领域，同时通过自主调研获取第一手数据，以求突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王贞威则提出“自救为主、他救为辅”的现实路径，学者个人必须主动提升跨学科综合研究能力，甚至要去尝试发表非涉台领域的“硬核”论文以在现有体系中生存。
在人才培养上，学者们普遍强调“通才教育”与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认为，学科发展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具备前瞻性，着眼于未来五至十年的形势变化来培养人才。他特别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主张台湾学科研究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吴宜结合自身经历提出，未来的创新型人才需着力培养两大关键能力：一是闽南语能力，以深刻理解台湾本土的政治语境与社会生态；二是外语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以有效应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挑战。
最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孙亚夫表示，台湾研究至关重要，攸关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理论准备与人才储备。台湾研究自身特殊重要性，也决定了即便没有学科名分也必须搞，但他深刻理解学界同仁因此可能遭遇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