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应对风险冲击能力

　　中评社北京3月8日电／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税收、收入分配制度、社保制度等多维度、多路径共同推进。毋庸置疑，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重要路径。

　　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重要保障

　　北京日报发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张冀、中国银行庄鹏冲文章表示，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仅需要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更需要防止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因风险冲击而脱离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于风险本身，更取决于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即使风险再大，如果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风险本身对家庭的经济影响就较小，反之亦然。因此，中等收入群体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经济风险。

　　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加、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家庭也面临一些经济风险，即使如此，中国家庭的经济风险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以人民福祉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扶贫攻坚战略的全面胜利、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极大地降低了中等收入家庭的经济风险；二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理念有助于降低家庭经济风险。中国家庭更注重家庭代际间的经济风险分担和互助。然而，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财务状况受到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低。根据我们的测算，2010-2018年，中国家庭使用流动性资产（包括储蓄和金融资产）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时间平均只有3年，其中，中等收入家庭仅有18个月。当遭遇重大疾病、重大安全等风险冲击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低。

　　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步伐的重要保障。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渐实现共同富裕还面临很多实际困难，中等收入家庭经济风险的降低不仅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维持金融稳定，也为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应对风险冲击能力

　　文章认为，当前阶段，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抗风险冲击能力。

　　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相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财富，受教育程度较高，风险意识也较强，但对风险管理的理解片面化，固定资产比例过大、过分看重收益率、持有二级市场股票比例过多、过度负债以及商业保险持有率偏低等问题，影响家庭流动性和应对风险冲击能力。家庭金融素养是中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能综合反映家庭的金融知识库存、风险意识、应对风险及投资行为的能力，并不是以简单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来衡量。良好的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做出更为合理的金融决策，避免盲目参与资本市场，提高金融决策效率。制度设计上，中等收入群体金融知识教育应常态化，评估机制应制度化，评估内容应体系化；内容上，重点引导中等收入群体正确的财富管理理念、方法和方案的制定，合理配置增值型和保障型资产，加大保险保障功能的宣传，以提高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形式上，构建多层次、多维度金融素养宣传渠道，积极引导中等收入家庭间接参与资本市场，避免由于金融素养不足而面临更大直接冲击。 　　及时总结各种金融政策试点工作，采取差异化政策，鼓励中等收入家庭持有更多保障型金融产品，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储蓄是中国应对风险冲击的传统金融工具，然而中国家庭的储蓄不仅要应对未来大额确定性支出，如购房、子女教育、子女结婚，还要应对未来医疗和养老等不确定性支出，使得储蓄无法完全应对风险冲击，尤其是重大风险冲击。而保险的损失补充功能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可以更有效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应对风险冲击能力，但中国家庭保险拥有率仅为18%，其中中等收入家庭为36%，远低于美国家庭的84%。可通过税收优惠和降低购买成本鼓励中等收入家庭持有更多的商业保险。国家近年来先后试点税优健康险、税延养老险以及专属商业养老险政策，但试点效果并不显着，一方面是因为税收力度有限，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甚至没有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是监管政策较严，如代理人佣金率过低、产品设计不合理、允许带病投保等，险企参与意愿不强。建议对这三个试点政策进行差异化定位，明确各自职责，如将税优健康险和税延养老险定位于中低收入群体，提高缴费环节的税优比例，降低领取环节的征收比例；将专属养老保险定位于中高等收入群体，适当增加税优比例。另外，进一步优化产品设计和费用定价，降低保险产品的初始费用，提高产品竞争力。

　　优化家庭收入结构，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收入是影响家庭经济风险的基础性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也有部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来源的差异决定了经济风险也存在差异。研究表明，有工资性收入可以使家庭经济风险降低37.6%，但工资性收入占比对家庭金融安全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工资性收入占比到达50%时家庭金融财务状况最为健康和稳定，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高达76%，反映出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程度过高，这种收入结构的失衡容易造成家庭经济风险的高度集中。因此，不仅需要拓展家庭收入的多元化，更需要调整不同收入来源在家庭收入总量中的结构比例。要加大金融科技的创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高创业者的经营性收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强化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让投资者从资本市场获得相对稳定的资本收入。
　　

　　中评社北京3月8日电／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税收、收入分配制度、社保制度等多维度、多路径共同推进。毋庸置疑，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重要路径。

　　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重要保障

　　北京日报发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张冀、中国银行庄鹏冲文章表示，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仅需要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更需要防止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因风险冲击而脱离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于风险本身，更取决于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即使风险再大，如果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风险本身对家庭的经济影响就较小，反之亦然。因此，中等收入群体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经济风险。

　　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加、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家庭也面临一些经济风险，即使如此，中国家庭的经济风险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以人民福祉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扶贫攻坚战略的全面胜利、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极大地降低了中等收入家庭的经济风险；二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理念有助于降低家庭经济风险。中国家庭更注重家庭代际间的经济风险分担和互助。然而，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财务状况受到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低。根据我们的测算，2010-2018年，中国家庭使用流动性资产（包括储蓄和金融资产）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时间平均只有3年，其中，中等收入家庭仅有18个月。当遭遇重大疾病、重大安全等风险冲击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低。

　　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步伐的重要保障。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渐实现共同富裕还面临很多实际困难，中等收入家庭经济风险的降低不仅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维持金融稳定，也为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应对风险冲击能力

　　文章认为，当前阶段，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抗风险冲击能力。

　　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相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财富，受教育程度较高，风险意识也较强，但对风险管理的理解片面化，固定资产比例过大、过分看重收益率、持有二级市场股票比例过多、过度负债以及商业保险持有率偏低等问题，影响家庭流动性和应对风险冲击能力。家庭金融素养是中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能综合反映家庭的金融知识库存、风险意识、应对风险及投资行为的能力，并不是以简单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来衡量。良好的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做出更为合理的金融决策，避免盲目参与资本市场，提高金融决策效率。制度设计上，中等收入群体金融知识教育应常态化，评估机制应制度化，评估内容应体系化；内容上，重点引导中等收入群体正确的财富管理理念、方法和方案的制定，合理配置增值型和保障型资产，加大保险保障功能的宣传，以提高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形式上，构建多层次、多维度金融素养宣传渠道，积极引导中等收入家庭间接参与资本市场，避免由于金融素养不足而面临更大直接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