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坚持中国必将成为最大经济体的观点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2024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集体采访(视频截图)

  中评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郭至君)2024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接受了记者集体采访,就中国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对内改革等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林毅夫表示,每年经济增长的情形都会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来讲,中国发展的动力、潜能、决心都在,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旧充满信心。

  以下是问答全文:

  问:近期很多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在5%以下,您提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仍在5%以上,判断依据在哪?为何相对乐观?

  林毅夫:主要是中国有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需要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生产力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的经济体,还处于产业升级阶段,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作为一个后来者的优势。另外,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我们和发达国家在新经济方面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中国在新经济方面有三个优势:第一,新经济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本,有很多具有企业精神也有技术能力的人才,数量和人口成正比。第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任何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快速进入国内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有很强的竞争力。第三在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这三方面综合起来,让我们在新经济的技术创新方面比其他国家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以软件为例,现在美国下载量最大的五个软件当中有四个是中国企业开发出来的。从硬件的角度来讲,比如像电动汽车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最高的产量不足3万辆,到中国来投资,一年就建成了,第二年产量就达到48万辆,所以在新经济方面中国是具有优势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也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的资源也多,中国也有发展经济的意愿,在有8%的潜力的前提下,我相信实现5%以上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问:外界有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无望超越美国。近年来,有美国学者提出“中国崛起见顶论”,认为“中国相对实力已经见顶”“中国崛起已终结”“中国衰退已开始”。您怎么看待这种言论?

  林毅夫:它主要是说这些年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0%左右渐渐下降,至去年的5.2%,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大家觉得应该会有更高的反弹,但是国内的投资表现确实相对疲软,消费的增长也没有像原来预期那样出现爆炸性的消费增长,在这种状况下,就让人家觉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些乏力。同时也是来自于日本的经验,因为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规模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现在是美国GDP的65%-70%之间,这相当于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初的情形。他们发现从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规模达到像我们现在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当时很多人都讲日本会超越美国,结果日本不仅没有超越美国,二者的差距还一路增大,现在日本的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美国的20%,这些经验使得有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步日本的后尘,赶不上美国。

  当然,我对这个看法不太同意。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比美国快,中国就能赶上美国。日本从90年代以后一路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它放弃了当时属于全世界最前沿的芯片产业。第二,在80年代以后,日本也接受了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放弃了利用产业政策去支持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

  我前面讲,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再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我们在新经济上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而且我们和其他国家比,还有人才多、国内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相信我们会不断地技术创新,不断地产业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地提高。   问:随着人口拐点出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哪?

  林毅夫:这也是一个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悲观的看法。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国内、国际上都有一些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经济能增长那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人口不增长,劳动力的数量也不增长,就认为中国失掉人口红利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对经济增长来讲,劳动力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有效劳动就是劳动力的数量乘以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的质量最主要是教育水平,教育水平高,人力资本就高,教育质量就高。我们确实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但是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这也就是李强总理去年在记者会上讲的,我们过去有人口红利,我们现在也有人口红利,过去是数量红利,现在是质量红利。

  现在全世界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有53个,其中有27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或更高,已经是发达国家;另外26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它们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50%,还处于追赶阶段,或是我们常讲的未富先老的国家。依据这种说法,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会像日本一样一路下滑到1%甚至不到1%的理论是不成立的。中国和日本不同,会继续促进创新,我相信我们的新质生产力会不断涌现,生产力水平会不断提高。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人均GDP还会不断提高,经济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率上,从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讲,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实际上发展的态势可能会更好。   问:您之前曾说,中国2025年会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您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一判断?有些人将这个概念与成为发达国家搞混,您可否解释一下?

  林毅夫: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采用的一个标准,2021年它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13,205美元,现在稍微调整为达到13,000美元。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这个数字,我相信只要我们每年有5%以上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则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只要我们比较好地发挥我们的正常权利,利用我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有利条件,明年或后年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问:您曾提出,中国很有可能在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50年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中心,您是否还坚持这一观点?

  林毅夫:我相信,中国在2035年之前有8%的增长潜力,可以实现5%-6%之间的增长。到2036年至2050年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还有6%的潜力,可以实现3%-4%之间的增长。这样算起来,到2049年,我们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经济规模就会是美国的两倍,所以到那时候,中国当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每年的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同时,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同样会对我们有影响,所以潜力是从它的技术可能性以及长期发展的态势来看,实际上,每年经济增长的情形都会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来讲,中国发展的动力、潜能、决心都在,因此我对前面这个判断基本上还是充满着信心的。

  问: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外商直接投资跌了82%,为1990年代初以来最低水平。您认为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如何进一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恢复对外资的吸引力和信心?

  林毅夫: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弹速度比国内、国外的预期都低,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影响到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另外,国际上唱衰中国,对中国的悲观论也会对投资者有所影响。但我相信,中国只要把增长潜力发挥出来,就还是世界市场上扩张最快,机会最多的国家。我们消费能力强不仅是因为市场规模上购买力计算在世界最大,还因为我们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空间非常大。只要能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长并且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外商同样会看好中国,会像过去那样进到中国来不断投资。   问:有观点认为,去年中国出口价格内卷,是用低物价“补贴”欧美高通胀,您怎么看?

  林毅夫:对这个看法我不太同意。就像我们买外国产品,一定比我们国内自己的生产价格低才会买,同样的情形,我们卖到国外去的产品,一定比外国他自己在国内生产价格要低,不然他不会买。贸易本来就是互利双赢的,讲求比较优势。这种说法是不瞭解经济、贸易原理的一种误解。

  问:多个国际品牌的供应链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您认为“中国制造”会就此失去国际地位吗?

  林毅夫:经济发展必然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比如说我们要提高收入水平,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要不断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原来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就要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海外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还有非洲,这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

  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美国。从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跟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打压中国,或是用他自己的安全理由希望跟中国断裂脱钩,对中国出口的产品附加比较高的关税,让一部分产业转移回到美国国内或中国以外的国家。因为这种国际政治的原因转移到海外去,对中国有影响但不大。因为真正转移到国外去的是最终产品加工的那一部分,附加值并不高,但它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中间产品基本上集中在中国。

  问:此前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提出,今年的主要任务是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当我们在谈论改革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市场化改革吗?当前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采取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对原来还在转型当中的产业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另外对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因势利导,招商引资,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把我们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维持稳定,快速发展。我们用这种方式维持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稳定,同时积累了很多资本,而随着资本的积累,我们的比较优势慢慢地从只有简单的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朝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有了比较优势的变化。我们这样一个转型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我们发展的需要不断来推进的。我们市场取向的改革当中,现在基本上对产品的价格已经完全放开了。
  另外的话就是要素市场,有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我们对土地也基本上是按照供给跟需求的方式来配置了。当然,土地要经过政府进入到市场,但还是市场定价的方式,劳动力市场基本也已经放开了。再来的话就是资本市场,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一部分就是资金的价格,同时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我们需要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根据发展的需要,来推出适合的这种制度的安排。同时,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变化的大的经济格局之下,也要适应变化,不断推动有效改革。

  总的来讲,改革是永远无止境。因为我们的经济不断在发展,各种机遇在,各种挑战也在。我们只有不断的深化改革,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在维持我们的安全的前提之下,又能够抓住我们发展的机遇,把我们的资源动员起来,中国将来就能够不断发展。

  问: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恢复向好的基础仍不牢固,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您认为要让居民敢于消费,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   林毅夫:过去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投资发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把过去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归因于我们是投资拉动的,需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对这种看法我一直持有保留的态度,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是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要不断增长。而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又是什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所以,认为中国通过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需要转变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是不准确的。

  曾经有段时间,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这个观点在国际上很流行,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环球经济展望》中,做了一个针对过去70年各国经验的专门研究。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投资增长率达到长期投资的三倍的时候,它的经济表现会非常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收入和出口增加、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都会加快。这个研究基本上印证了我长期以来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有比较高的投资增长。当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应该是聚焦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面。

  我们过去常讲中国投资增长快,有的人可能会把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对立起来。但从改革开放到2022年,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人均GDP增长达到8.1%,消费增长也维持在每年7%左右,是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要提振消费,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大家的收入增长,并提高大家对收入增长的预期。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增长、生产率水平提高,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投资提供必要的融资条件和政策环境。这样,我相信我们的消费就能够非常有活力。   问:去年以来,有关促进民营经济的政策密集出台,但是市场主体的预期依然偏弱。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已经开始起草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您认为需要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能否真正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林毅夫:民营经济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动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毫不动摇的。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人把我国经济发展不好归因于所谓的“国进民退”,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是强调国有企业、忽视甚至打压民营企业,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民营企业可能会对经营环境信心不足,这也是国际上认为中国赶不上美国的理由之一,也是国际上唱衰中国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现在中国发展最快、出口增长最有活力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像电动汽车、太阳能、锂电池等等,所以,认为中国打压民营企业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但是,现在民营企业确实会表现出在经济比重、银行贷款比重中的下滑,这主要是因为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没有恢复到以往的最好状态,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慢导致需求增加慢,对贸易就会有影响,民营企业所在的产业有很多产能过剩的情形,而且贸易下滑的情况持续了十几年,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所以民营企业就不愿意投资,相对地银行贷款也减少。所以,民营企业的经济比重、银行贷款比重下滑,最终表现不好主要是受到外部市场的影响,是国际贸易趋势的变化造成的,并不是政策造成的。

  民营企业投资少、经营状况不好,就会影响到就业,进而影响消费的增长。当然,政府有稳定增长的责任,在这种状况下就要采取一些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主要用于建设能够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4G和5G建设,还有绿色发展。

  跟2008年前相比,我国民营企业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民营企业就需要“练练功”,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利用新的技术来转型。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好互联网带来的跨境贸易需求,也要探讨新经济所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总的来讲,我认为民营企业需要把这些概念想清楚,同时随着经济态势的变化挖掘外在存在的机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相信中国还是可以维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还会贡献在30%左右,中国还会是全世界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这个过程也会给民营经济带来无限多的机会。

  (后方支援实习记者:赵人婵)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2024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集体采访(视频截图)

  中评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郭至君)2024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接受了记者集体采访,就中国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对内改革等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林毅夫表示,每年经济增长的情形都会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总的来讲,中国发展的动力、潜能、决心都在,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旧充满信心。

  以下是问答全文:

  问:近期很多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在5%以下,您提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仍在5%以上,判断依据在哪?为何相对乐观?

  林毅夫:主要是中国有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需要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生产力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的经济体,还处于产业升级阶段,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作为一个后来者的优势。另外,中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我们和发达国家在新经济方面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中国在新经济方面有三个优势:第一,新经济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本,有很多具有企业精神也有技术能力的人才,数量和人口成正比。第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任何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快速进入国内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有很强的竞争力。第三在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这三方面综合起来,让我们在新经济的技术创新方面比其他国家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以软件为例,现在美国下载量最大的五个软件当中有四个是中国企业开发出来的。从硬件的角度来讲,比如像电动汽车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最高的产量不足3万辆,到中国来投资,一年就建成了,第二年产量就达到48万辆,所以在新经济方面中国是具有优势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也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的资源也多,中国也有发展经济的意愿,在有8%的潜力的前提下,我相信实现5%以上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