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沐：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丰富两岸关系理论
中评社香港4月24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编委束沐日前在主题为“习近平‘习马会’重要涉台论述解读”的思想者论坛上表示，北京“习马会”最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丰富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理论，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两岸关系发展和对台工作的一些理论困惑和认识问题，不仅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积累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智慧中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和方案，也从真正意义上将对台工作论述完全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理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史观问题”
束沐认为，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形成了三种史观，进而形成三套话语体系、政治论述、政策实践：
第一，内战史观。以国共关系为重心和主轴；诉诸对象是1949年之后随国民党迁台的群体，重点是解决内战遗留问题、结束敌对状态，给国民党统治集团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重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
第二，反帝史观。以反对外部势力侵占、殖民统治与控制台湾为主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起，“台独”势力先后在日本、美国帝国主义庇护和豢养之下酝酿、孕育、产生和发展；政策措施体现为反分裂、反干涉斗争。
第三，文化史观。以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为主轴；诉诸对象是全体台湾民众，尤其是闽南、客家文化浸润下的“本省人”群体；具体政策体现为两岸民间、文化、教育领域交流合作。
他认为，两岸恢复交流互动30多年来，上述三套史观及衍生的论述、政策基本上属于三者并行、强弱有序的关系，但常常遇到“讲不通、理不顺、说不清”的问题。而北京“习马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四点意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高度，并基于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实践经验，建构了“融合史观”，这一史观对上述三个史观具有统御、贯通、整合的重大作用。
他表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体系，恰恰是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之中，一步步积累提炼、发展深化、创新升华而来：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提出“两岸一家亲”，其后发展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理论；率先提出“两岸命运共同体”，其后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率先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其后发展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理论。
束沐认为，如果说总书记的“1·2”重要讲话，是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那么北京“习马会”的四点意见，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国家统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三点核心意义：
一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框架之下，深入思考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文化基础、思想基础之间的关系。二是从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的脉络之下，深入思考两岸各领域、各阶层、各界别交流交往、交融交心的方法论与路线图。三是从“大一统”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视域之下，深入思考两岸关系现状以及统一后“两制台湾方案”。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回答了两岸关系的七个难点和问题
束沐介绍，今年初《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理论化的重大里程碑，核心是明确了“中华民族”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
第一，回答了“何为台独”的定义问题。“台独”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威胁，但具体“何为台独”，《反分裂国家法》只是从法律层面定义。基于中华民族的定义，否定台湾同胞拥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或否定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就是“台独”。
第二，回答了“中华民国”的定性问题。中华民族认同是团结两岸同胞的最大公约数，从岛内现实来看，“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国认同”具有兼容性，那些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分子的台湾同胞，现阶段即便仍具有“中华民国认同”，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第三，回答了如何与“非蓝”交往的问题。只要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认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占台湾六成的“非绿”固然是大陆交往、团结的对象，同样占台湾六成的“非蓝”中，除了极少数数典忘祖的“台独”分裂分子，即便对大陆存在各种各样的误解和疑惧，但大多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
第五，回答了如何防范和化解“台独”风险的问题。首先是“法律规制”，即针对顽固“台独”分裂犯罪分子予以制裁，这是依法正义之举，其次是“政治规制”，即动员岛内同胞通过政治体制、社会舆论、群众运动对“台独”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再次是“文化规制”，通过教育引导等方式纠正“台独”错误思想，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六，回答了解决台湾问题是否有时间压力的问题。1949年至今，台湾问题已经形成75年，但两岸骨肉隔绝的悲剧可以从1896年乙未割台开始追溯，从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与中华文明繁衍传承的维度来看，台湾当局只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只是以千年历史的一瞬，解决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如何体现“多元一统”的大历史观，尊重台湾地区的“多元”、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第七，回答了如何实现两岸心灵契合的问题。文化认同是根本、民族认同是基础、政治认同是结果。两岸首先要通过交流交往交融，基于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巩固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再以中华文化作为最大公约数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升华为维护国家统一、追求民族复兴的政治认知，形成两岸同胞心灵高度契合。
束沐分析，从短期看，在5·20赖清德即将开始四年任期的背景下，北京“习马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对两岸关系、对台工作的指导意义，主要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只要民进党当局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承诺不分裂国家，两岸有望逐步恢复良性互动。近来，岛内舆论和政坛对赖清德两岸论述提出不少建议，包括调整“逢中必反”、认同“两岸同源”等，其中一些声音来自绿营内部。在“朝小野大”新政局下，民进党几乎没有能力搞“法理台独”，赖清德也在胜选时重申“宪政体制”，既然如此，如果民进党就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做出积极表述，就可以符合北京“习马会”上提出的两岸最大公约数：共同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第二，在“两岸一家人”的认同基础上，大陆与岛内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交往都不存在任何障碍，怀有最大善意。蓝营长期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维护两岸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民众党虽然对九二共识存在偏颇认知，但也认同两岸同文同种、不奉行“台独”分裂路线，柯文哲在回应“习马会”时重申“对话比对抗好、交流比断流好、一家亲被一家仇好”，再次确认了对“两岸一家亲”的认知。只要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陆都愿意和岛内各界多交往、多接触，增进互信、化解矛盾。
第三，“文化台独”是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威胁，需将其严重性提升至与“法理台独”同等地位。在主客观形势限制之下，民进党不敢、不能、也不想在短期内推动“法理台独”，但赖清德作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如果否认“两岸一家人”、同属中华民族的基础，必然大肆利用民进党手中残存的行政权力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
第四，充分利用“闽台亲上亲”的得天独厚优势与资源，以“厦金（福马）共同体”建设为牵引，增进两岸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紧紧团结金马乡亲、走出“2·14事件”阴影，让厦金、福马同城化不再只是单方面政策推动，而是双方面的共同努力，力争在5年内，让厦金、福马同城化在基建、经贸、文教、公共服务领域拿出一批过得硬、有口碑、示范性强的成绩，真正造福闽台民众，并让越来越多岛内同胞心向往之。
此次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主持；评论员有中评智库基金会执行长、高级研究员、中国评论通讯社总编辑罗祥喜，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高级研究员、中国评论通讯社常务副总编辑陈耀桂，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国评论通讯社助理总编辑郭至君，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国评论通讯社助理总编辑林艳，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国评论通讯社编辑委员束沐。
中评社香港4月24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编委束沐日前在主题为“习近平‘习马会’重要涉台论述解读”的思想者论坛上表示，北京“习马会”最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丰富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理论，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两岸关系发展和对台工作的一些理论困惑和认识问题，不仅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积累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智慧中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和方案，也从真正意义上将对台工作论述完全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理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史观问题”
束沐认为，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形成了三种史观，进而形成三套话语体系、政治论述、政策实践：
第一，内战史观。以国共关系为重心和主轴；诉诸对象是1949年之后随国民党迁台的群体，重点是解决内战遗留问题、结束敌对状态，给国民党统治集团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重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
第二，反帝史观。以反对外部势力侵占、殖民统治与控制台湾为主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起，“台独”势力先后在日本、美国帝国主义庇护和豢养之下酝酿、孕育、产生和发展；政策措施体现为反分裂、反干涉斗争。
第三，文化史观。以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为主轴；诉诸对象是全体台湾民众，尤其是闽南、客家文化浸润下的“本省人”群体；具体政策体现为两岸民间、文化、教育领域交流合作。
他认为，两岸恢复交流互动30多年来，上述三套史观及衍生的论述、政策基本上属于三者并行、强弱有序的关系，但常常遇到“讲不通、理不顺、说不清”的问题。而北京“习马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四点意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高度，并基于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实践经验，建构了“融合史观”，这一史观对上述三个史观具有统御、贯通、整合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