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现场：廉希圣新书发布 谈基本法立法秘辛
中评社香港2月21日电（记者卢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主席梁美芬策划，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廉希圣口述的《一字千金：廉希圣忆香港基本法起草》20日在香港举行新书发布会。通过视频线上参与发布会的廉希圣忆述了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艰辛过程及立法原意，并对基本法内文的关键用词谈了自己的理解。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和英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翌年，中方成立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成立秘书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是秘书处工作人员。多年过去，现年93岁的廉希圣在香港推出口述新书《一字千金——廉希圣忆香港基本法起草》，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基本法起草时期的所见所闻，记述一些隐秘的历史细节，包括基本法的解释权、政治体制的设计问题、剩余权力问题等的讨论，让读者窥见起草背后的复杂与艰辛，亦可更好理解立法原意。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身在内地的廉希圣通过视频连线分享了自己对基本法和香港的看法。
廉希圣说，香港基本法是一个宪制性文件，在1985年已开始考虑起草。一个国家只能有一部宪法，所以当时命其名为基本法。基本法起草的过程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一国两制”没有先例，无例可参考，完全是独创。
廉希圣说，整个起草过程中，主要靠协商，而非靠表决；起草基本法的两地委员分别于香港及内地生活，生长背景、文化习惯、法律制度完全不一样，要两地委员就基本法起草达成共识，是相当难的。“香港委员讲广东话，我们都听不懂，要靠翻译”，廉希圣笑言，“不过时间久了，交流多了，很多香港委员后来开会不讲广东话，学会了很多普通话。”最终靠两地委员努力，共同成功完成起草工作，他重复说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回忆整个基本法起草过程，廉希圣认为，起草过程的“难”，至少包括11个方面：无先例可循；两地在制度上、观念上以及文化上有着重大差异；要体现香港各阶层的利益；要解决港人的担心和信心；来自英方的干扰，等等。
而整个基本法起草过程，廉希圣认为“最难的、争执最大的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廉希圣在书中讲述，当年部分人主张立法主导，部分人则主张行政主导。在众说纷纭之下，政制专题小组提出起草原则上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但邓小平在会见草委会委员，批评了“三权分立”的提法，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比如搞三权分立”。一锤定音之后，政制专题小组负责人随后向港媒解释，“小组较早时确定的政治体制，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只是指司法独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廉希圣认为，基本法赋予行政长官广泛权力，特区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下的三权相互配合，但配合也不是迎合。
廉希圣说，基本法起草历时4年8个月，时间成本很高；每一个条文都千锤百炼；起草不设财政预算限制，“各项费用实报实销”。廉希圣说，这也是本书书名的来历——基本法是“一字千金”的，“既指它的起草开支，也指它的内容价值”。廉希圣说，起草过程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香港基本法起草好，因为澳门也要起草基本法，未来台湾也要实行“一国两制”，“所以大家兢兢业业想把香港基本法做好。”
廉希圣还提到几点对基本法的理解。首先，基本法提到的“五十年不变”，廉希圣认为“这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他说，“不是说到第51年，（制度）就要变。如果说这个制度好，我觉得也没有变的必要”。廉希圣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起初写在香港基本法序言中，但对于“基本法序言有没有法律效力”存在争议，于是把“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写入了基本法条文。廉希圣认为，香港是内地的窗口，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对内地发展有好处。
第二，关于“一国两制”，廉希圣指，“一国两制”的“一国”是固化的，“两制”是可发展的，未有写入基本法的有些做法将来可另行授权。
第三，关于“高度自治”。廉希圣说，“高度自治”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高度自治跟谁对齐？怎么个高法？我还没有看到哪位学者给高度自治权下了一个定义，我也下不出来这个定义，我说高度自治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跟谁比？跟我们（内地）西藏内蒙等也是自治地方，但是它的自治权比我们香港差多了。”廉希圣指出，香港拥有独立审判权、发行货币等等权力，“内地的所有的自治地方都没有这个权利”。
但他也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都是中央授权，“《基本法》不是‘分权法’，而是‘授权法’。”
廉希圣表示， 中央收回香港要保持其繁荣稳定，基本法新事物要有认知过程，但不能太长，否则在实现香港繁荣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会大打折扣，他说：“我今年93岁，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我也肯定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