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看外资在中国高水平开放发展中作用
【摘要】国际收支即是一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晴雨表，也是其内部经济金融均衡发展的指示器。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中国经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形势。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推进，国际收支结构已从“双顺差”逐步过渡到自主平衡。研究发现本土制造业的稳定发展是维护国际收支平稳有序的关键。应充分吸取西方产业空心化教训，坚定不移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理论上看，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变化反映了一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投资发展阶段。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一国的国际收支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国往往面临储蓄和外汇双缺口。而外资的流入可以弥补储蓄缺口，提供投资所需的资金，同时，通过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提升生产能力、促进出口，从而弥补外汇缺口。随着外资的积累和技术转移的深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生产能力逐步提升，出口竞争力增强，其贸易收支、金融项目收支往往均转为顺差，而资本项目收支则转为逆差化。
一、历史上看，外资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化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一阶段：国际收支的奠基阶段（1978-1993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始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3679亿元，在“双轨制”改革下，外贸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贸易逐步向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贸易体制转变，允许部分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激发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在国际收支方面，由于国内产业竞争力较弱，出口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较低，而进口需求较大，导致这一时期经常账户长期逆差，1980年至1993年平均逆差占GDP的1.2%左右。资本账户则以政府借款为主，政府通过借款来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促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1993年外债余额达到835.7亿美元。
在吸引外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流入中国。1979年至1991年累计直接投资流入仅232亿美元，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开展加工贸易，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虽然外资规模较小，但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汇率幷轨与资本积累阶段（1994-2001年）。1994年，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进行幷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确定为8.7:1。这一举措是中国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使得人民币汇率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创造了更合理的价格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同年，强制结售汇制度建立，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将外汇卖给指定银行，银行再将超出规定额度的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形成外汇储备。这一制度促使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大幅跃升至2001年的2122亿美元。在汇率幷轨初期，稳定的汇率对于增强国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这一时期，国际收支双顺差雏形初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经常账户顺差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从1994年的1%稳步提升至2001年的2%。
在吸引外资方面，大量外资涌入制造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据商务部统计，2001年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万余个，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468亿美元，同比增长14.9%，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69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非储备性质金融帐户也开始出现顺差，“双顺差”开始成为中国国际收支的标志性特征。
第三阶段：国际收支“双顺差”加速扩大（2002-2013年）。自2002年起，中国进入加速发展期，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进入两位数增长阶段，2005年以来，国际收支统计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均净流入增长至千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居全球位次从2002年的第26位提高至2012年的第3位。凭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流入的推动下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学习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推动了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0.1%的峰值，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为57.7%。2002年至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增长13倍达3.8万亿美元。中国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第四阶段：新常态下的国际收支和直接投资再平衡（2014年以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受国际货币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加明显。2014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但同年，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出现新变化，美联储退出了持续6年的量化宽松，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回落至2%。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推进，央行逐步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非储备金融账户波动加大，同时外汇储备也从接近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回落至3万亿美元。
2018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中美双向投资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持续优化，为国际收支平衡创造了条件。2024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净流入728亿美元，其中，新增资本金流入909亿美元，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基本盘依然稳定。随着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和经贸合作，境内企业积极拓展全球生产布局和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发展，截至2023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在全球超过80%的国家（地区）有直接投资。对美、欧盟、日、韩等传统投资伙伴国对外投资存量保持稳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稳步增加。自此，在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转为“一顺一逆”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也为新常态下中国国际收支格局提供了稳定支撑。
从上述四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收支格局演变离不开外资的参与和作用，而随着外部环境中国要素禀赋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贸导向型发展模式动能明显减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常项目顺差同GDP比率由9.9%降至2%以内的合理区间，中国当前的经贸发展模式已从依赖外商的资金和技术，逐步转向积极主动拓展全球市场，带动国内资本和技术输出，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从贸易和直接投资开放走向包括金融开放在内的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收支结构也已从“双顺差”转向自主平衡。
二、当前形势下，中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稳定面临挑战，但长期稳定的趋势不会改变
（一）关税威胁叠加全球总需求走弱是影响国际收支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关税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峻挑战，威胁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一般地，面对当前的关税冲击，一国国际收支和外资外贸可能受到以下三个渠道的风险冲击：
一是受关税打压国汇率对美元波动性上升。汇率短期波动加大，一方面可能影响出口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在资本与金融账户，可能增加外资流出预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稳定性。2月1日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加征关税，避险情绪激增。2月3日，VIX指数升至18.62，较上一交易日上涨13.3%。美元指数盘中突破109，同时，受关税打压国货币出现贬值，墨西哥比索、加元对美元汇率日内振幅分别达到4.9%和2.8%。
二是外需不振和加征关税将导致的商品价格上涨将可能对出口带来双重压力。关税增加直接提升了进口商品成本，导致进口国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变高，叠加近年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表现乏力，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滑，商品和服务出口金额增长放缓，可导致出口订单减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世界经济呈现总供给、总需求同步走弱特征。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以来集装箱货运预订的高频数据显示，海外托运人在过去一年中匆忙向美国发货，以提前应对贸易战，但现在却因过高关税而骤然间暂停了发货。
三是当前美国相对高利率环境不利于其他国家吸引外商投资和配置非美资产。在关税推高通胀的威胁下，美联储不断延缓降息进程，美国持续的高利息环境提高了美国资产的收益率和融资成本，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相对降低了本地资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高利息叠加关税威胁导致的汇率和市场预期扰动，非美市场资产吸引力进一步下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最新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24年，全球FDI剔除欧洲的投资中转经济体后下降约8%。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25年1月新兴经济体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354.2亿美元，同比减少8.5%。
（二）中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具备保持稳定的基础条件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汇率对出口企业的影响逐步降低。2025年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升值0.7%，保持了双向波动，币值相对稳定。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持续降低。一是由于中国贸易收支币种逐步多元，2024年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例超过25%，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波动对于以非美元结算的出口影响不大。二是进出口商品类型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对冲汇率风险的作用，出口产品相当部分涉及能源、原材料、半成品等进口，汇率变化可以通过进出口互相平抑。三是中国企业的外汇套保参与率逐年上升，2023年涉汇企业的套保参与率为25.2%，对于这些已进行套期保值安排的企业，可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此外，当前中国仍在弥补全球产出缺口，外需价格弹性不足降低了人民币波动对出口的影响。
以制造业为依托的货物贸易长期保持顺差，保证了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处于合理区间。国际上常用的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评价标准为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即主要衡量经常账户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是否在合理区间之内。2024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4239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61%，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2%，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奠定了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平衡的基础。其中，货物贸易保持较高规模顺差，是经常账户顺差的基础，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7680亿美元，同比增长29%。而稳定的货物贸易顺差是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以来，稳居世界首位，占全世界比重超过30%。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与经常账户顺差构成了中国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一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扩大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增长，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的波动性和流出方的趋势均会提高。2024年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4962亿美元，其中境内主体对外各项投资增加4838亿美元。二是中国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将持续吸引长期投资的国际投资者，但短期看影响证券投资资金的主要因素仍是境内外利差以及市场情绪。2024年，受市场因素影响，证券投资项下资金净流出1876亿美元，同比上升2.2倍。
三、经验教训和政策建议
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制造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维护中国国际收支平稳有序和外汇市场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在充分吸取西方产业空心化教训的同时要把握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保障中资机构境外交易和资产安全性。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好支持外资在华展业兴业。
（一）吸取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教训，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出口贸易是一国制造业水平的集中体现，稳住出口就是稳住经常项目收支。经常账户差额主要受货物贸易差额影响，货物贸易差额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发展程度，体现了制造业发展在推动出口、增加进口替代等方面的作用。在企业积极布局境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下，更应充分认识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就是前车之鉴，历经多届政府也难以重建失去的制造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支持制造业发展。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70年的22.7%降至2008年的11.3%，使得制造业及附属行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形成工业衰退的“铁锈地带”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对外贸易也转向长期的逆差国，幷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此后，美政府先后提出“再工业化”“美国优先”以及“高端制造”战略，出台各类产业政策支持国内工业发展，同时对竞争对手进行遏制、打压。一是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幷对制造业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尤其对芯片制造等高新技术行业进行基础设施和研发支持①。二是出台系列举措支持企业在美营商，扶持能源等重点产业，通过贸易谈判降低其他国家从美进口的贸易壁垒②。三是通过实施301调查、投资审查等单边措施加强对关键技术和产业的保护③。
［图1：202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
［图2：2020年以来经常账户主要项目收支差额］
［图3：2020年以来非储备金融账户主要项目收支差额］
从政策效果看，美国制造业就业、投资等指标好转但未达到预期，货物贸易逆差也没有出现收窄。截至2023年末，美国制造业相关就业以及与生产相关指标出现好转，但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0.3%，相较2009年前不升反降。具体看，一是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出现持续上升，从1140万人持续上升至2024年的1287万人，但距80年代高位仍相差甚远。二是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投资出现稳步提升，截至2024年末非居民对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为2010年的1.5倍；其中，2022年以来设备投资增长迅速，达到2010年的2.8倍。三是美国出口结构有所改善，页岩气等能源行业发展使其2023年能源出口全球份额达18.6%，较2019年提升了一倍；2024年前11个月，美半导体出口额达593亿美元，同比增长13.4%。但美制造业仍持续萎缩。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2002年相比，2022年美制造业企业数量下降了21%，且制造业工资增速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2024年前11个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规模同比继续增长11%。
美制造业回归效果不及预期是企业逐利行为、政府产业政策以及全球产业链格局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美制造业衰退过程看，一方面，美企业为降本增利，将制造业转向劳动力成本低、资源多且政策优惠的地区，典型的是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迁往亚洲国家④；另一方面，二战后美政府主动从制造业转向重点发展服务业和金融业。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制造业的衰退和产业链碎片化。从全球层面看，当前亚洲地区已形成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到最终产品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条，涵盖了制造业各领域。这使得亚洲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制造业领域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因此美即使重拾产业政策也难以扭转当前全球产业格局、复制80年代的繁荣。
据此，重建制造业产业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政策的实际落地还需要各项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配套，很难因为关税或其他产业政策的实施就一蹴而就。因此，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过程中，保持境内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和必要生产规模是关乎国际收支平衡基础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
（二）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以及双边本币可兑换，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保护“走出去”企业金融资产安全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以及双边本币可兑换不但能够显着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还能通过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从而避免制裁风险。2022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为在俄罗斯境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用提供了天然的试验。随着人民币在俄外汇市场交易量日益扩大，俄境内银行、债券类产品也日渐丰富，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潜力显现。
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一是拥有稳定的对外输出流动性的渠道；二是拥有能在当地金融体系内沉淀生息的资金池，要拥有足够丰富的投融资产品，为境外主体获得、持有、使用本币提供更多支撑和便利。从当前人民币在俄罗斯发展现状来看，快速增长的中俄贸易跨境结算基本可满足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条件。当前人民币投融资产品正在逐步丰富，特别是随着存贷款、债券、基金、理财、股票等细分市场投融资产品的丰富，利率、外汇等风险管理工具的健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将由贸易结算驱动发展为“贸易结算+金融持有”双轮驱动，俄境内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和热情将继续提升。
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更具安全性。从外因看，中俄贸易的蓬勃发展、俄罗斯较为开放的市场以及俄罗斯“去美元化”举措为人民币在当地扎根提供了外部条件。据SWIFT数据显示，随着中俄贸易增长，当前俄罗斯已成为中国内地以外第三大人民币全球支付使用国，俄罗斯对人民币使用持较为开放的态度，限制较少；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开始全面布局“去美元化”措施，包括开发“本土版”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多元化外汇储备等。
从内因看，人民币已具备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基础。近年来，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稳步增强，储备货币功能不断上升，可兑换程度逐步提升。在支付功能方面，据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是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2024年12月支付金额占比为3.75%；2024年全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约64万亿元，同比增长23%。在融资功能方面，人民币成为全球前三大贸易融资货币。2024年，外资金融机构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接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32%，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同比增长150%。在储备功能方面，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此外，人民币币值稳定、跨境交易清算系统（CIPS）等基础设施完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坚定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展业，为外资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025年3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在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外资在中国出口贸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9.2%，出口占比27.4%，进口占比31.7%。
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关键力量。在工业领域，2006 年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峰值27%，为中国工业体系注入强大动力，极大提升了工业生产规模与效率。在税收贡献方面，依据财政部数据，2022 年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国税收的18%，为国家财政收入提供重要支撑。近年来，外资质量稳步提升，尤其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成果显着。高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从2013年的12%提升至2022年的36%，要继续鼓励外资在高新技术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助力中国经济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应聚焦解决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清理各类隐性壁垒，拓宽外资准入领域，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进入中国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同时，要全力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确保外资企业技术优势得到充分保障。加强法律执行力度，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让外资企业在华安心经营。此外，各地政府与相关部门需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政策透明度与稳定性，切实解决外资企业在华发展遇到的问题。通过与外资企业充分沟通，明确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为外资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让外资企业放心在华经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研究基金项目。
注释：
①奥巴马出台《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提供十年期共计7870亿美元资金刺激经济复苏，出台“出口倍增”计划为制造业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和贸易便利，提出“选择美国”计划吸引直接投资创造就业幷促进制造业增长。拜登出台美国就业计划和《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创造高新工作（总额约2万亿美元）幷加大政府对本土芯片制造和研发投资（总额约3000亿美元）。
②特朗普通过《减税和就业法案》降税幷提供临时税收减免，吸引跨国公司在美经营；放宽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监管，支持本土能源产业发展；重新谈判贸易协定降低别国对美国产品的关税，降低外国对美贸易壁垒。
③特朗普实施保护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等主要进口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加征关税；通过外国投资审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拜登加强对敏感和关键技术出口限制，以保持美国技术优势；在关键矿产、医疗用品和高科技产品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④根据相关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其中纺织业就业岗位减少幅度高达70%。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5月号，总第329期，P120-127）
【摘要】国际收支即是一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晴雨表，也是其内部经济金融均衡发展的指示器。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中国经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形势。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推进，国际收支结构已从“双顺差”逐步过渡到自主平衡。研究发现本土制造业的稳定发展是维护国际收支平稳有序的关键。应充分吸取西方产业空心化教训，坚定不移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理论上看，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变化反映了一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投资发展阶段。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一国的国际收支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国往往面临储蓄和外汇双缺口。而外资的流入可以弥补储蓄缺口，提供投资所需的资金，同时，通过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提升生产能力、促进出口，从而弥补外汇缺口。随着外资的积累和技术转移的深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生产能力逐步提升，出口竞争力增强，其贸易收支、金融项目收支往往均转为顺差，而资本项目收支则转为逆差化。
一、历史上看，外资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化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一阶段：国际收支的奠基阶段（1978-1993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始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3679亿元，在“双轨制”改革下，外贸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贸易逐步向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贸易体制转变，允许部分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激发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在国际收支方面，由于国内产业竞争力较弱，出口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较低，而进口需求较大，导致这一时期经常账户长期逆差，1980年至1993年平均逆差占GDP的1.2%左右。资本账户则以政府借款为主，政府通过借款来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促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1993年外债余额达到835.7亿美元。
在吸引外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流入中国。1979年至1991年累计直接投资流入仅232亿美元，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资源，开展加工贸易，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虽然外资规模较小，但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后续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汇率幷轨与资本积累阶段（1994-2001年）。1994年，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进行幷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确定为8.7:1。这一举措是中国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使得人民币汇率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创造了更合理的价格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同年，强制结售汇制度建立，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将外汇卖给指定银行，银行再将超出规定额度的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形成外汇储备。这一制度促使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大幅跃升至2001年的2122亿美元。在汇率幷轨初期，稳定的汇率对于增强国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这一时期，国际收支双顺差雏形初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经常账户顺差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从1994年的1%稳步提升至2001年的2%。
在吸引外资方面，大量外资涌入制造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据商务部统计，2001年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万余个，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468亿美元，同比增长14.9%，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69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非储备性质金融帐户也开始出现顺差，“双顺差”开始成为中国国际收支的标志性特征。
第三阶段：国际收支“双顺差”加速扩大（2002-2013年）。自2002年起，中国进入加速发展期，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进入两位数增长阶段，2005年以来，国际收支统计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均净流入增长至千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居全球位次从2002年的第26位提高至2012年的第3位。凭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流入的推动下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学习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推动了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0.1%的峰值，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为57.7%。2002年至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增长13倍达3.8万亿美元。中国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第四阶段：新常态下的国际收支和直接投资再平衡（2014年以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受国际货币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加明显。2014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但同年，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出现新变化，美联储退出了持续6年的量化宽松，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回落至2%。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推进，央行逐步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非储备金融账户波动加大，同时外汇储备也从接近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回落至3万亿美元。
2018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中美双向投资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持续优化，为国际收支平衡创造了条件。2024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净流入728亿美元，其中，新增资本金流入909亿美元，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基本盘依然稳定。随着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和经贸合作，境内企业积极拓展全球生产布局和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发展，截至2023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在全球超过80%的国家（地区）有直接投资。对美、欧盟、日、韩等传统投资伙伴国对外投资存量保持稳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稳步增加。自此，在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转为“一顺一逆”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也为新常态下中国国际收支格局提供了稳定支撑。
从上述四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收支格局演变离不开外资的参与和作用，而随着外部环境中国要素禀赋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贸导向型发展模式动能明显减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常项目顺差同GDP比率由9.9%降至2%以内的合理区间，中国当前的经贸发展模式已从依赖外商的资金和技术，逐步转向积极主动拓展全球市场，带动国内资本和技术输出，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从贸易和直接投资开放走向包括金融开放在内的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收支结构也已从“双顺差”转向自主平衡。
二、当前形势下，中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稳定面临挑战，但长期稳定的趋势不会改变
（一）关税威胁叠加全球总需求走弱是影响国际收支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关税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峻挑战，威胁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一般地，面对当前的关税冲击，一国国际收支和外资外贸可能受到以下三个渠道的风险冲击：
一是受关税打压国汇率对美元波动性上升。汇率短期波动加大，一方面可能影响出口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在资本与金融账户，可能增加外资流出预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稳定性。2月1日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加征关税，避险情绪激增。2月3日，VIX指数升至18.62，较上一交易日上涨13.3%。美元指数盘中突破109，同时，受关税打压国货币出现贬值，墨西哥比索、加元对美元汇率日内振幅分别达到4.9%和2.8%。
二是外需不振和加征关税将导致的商品价格上涨将可能对出口带来双重压力。关税增加直接提升了进口商品成本，导致进口国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变高，叠加近年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表现乏力，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滑，商品和服务出口金额增长放缓，可导致出口订单减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世界经济呈现总供给、总需求同步走弱特征。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以来集装箱货运预订的高频数据显示，海外托运人在过去一年中匆忙向美国发货，以提前应对贸易战，但现在却因过高关税而骤然间暂停了发货。
三是当前美国相对高利率环境不利于其他国家吸引外商投资和配置非美资产。在关税推高通胀的威胁下，美联储不断延缓降息进程，美国持续的高利息环境提高了美国资产的收益率和融资成本，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相对降低了本地资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高利息叠加关税威胁导致的汇率和市场预期扰动，非美市场资产吸引力进一步下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最新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24年，全球FDI剔除欧洲的投资中转经济体后下降约8%。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25年1月新兴经济体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354.2亿美元，同比减少8.5%。
（二）中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具备保持稳定的基础条件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汇率对出口企业的影响逐步降低。2025年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升值0.7%，保持了双向波动，币值相对稳定。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持续降低。一是由于中国贸易收支币种逐步多元，2024年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例超过25%，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波动对于以非美元结算的出口影响不大。二是进出口商品类型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对冲汇率风险的作用，出口产品相当部分涉及能源、原材料、半成品等进口，汇率变化可以通过进出口互相平抑。三是中国企业的外汇套保参与率逐年上升，2023年涉汇企业的套保参与率为25.2%，对于这些已进行套期保值安排的企业，可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此外，当前中国仍在弥补全球产出缺口，外需价格弹性不足降低了人民币波动对出口的影响。
以制造业为依托的货物贸易长期保持顺差，保证了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处于合理区间。国际上常用的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评价标准为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即主要衡量经常账户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是否在合理区间之内。2024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4239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61%，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2%，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奠定了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平衡的基础。其中，货物贸易保持较高规模顺差，是经常账户顺差的基础，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7680亿美元，同比增长29%。而稳定的货物贸易顺差是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以来，稳居世界首位，占全世界比重超过30%。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与经常账户顺差构成了中国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一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扩大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增长，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的波动性和流出方的趋势均会提高。2024年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4962亿美元，其中境内主体对外各项投资增加4838亿美元。二是中国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将持续吸引长期投资的国际投资者，但短期看影响证券投资资金的主要因素仍是境内外利差以及市场情绪。2024年，受市场因素影响，证券投资项下资金净流出1876亿美元，同比上升2.2倍。
三、经验教训和政策建议
在当前形势下，保持制造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维护中国国际收支平稳有序和外汇市场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在充分吸取西方产业空心化教训的同时要把握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保障中资机构境外交易和资产安全性。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好支持外资在华展业兴业。
（一）吸取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教训，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出口贸易是一国制造业水平的集中体现，稳住出口就是稳住经常项目收支。经常账户差额主要受货物贸易差额影响，货物贸易差额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发展程度，体现了制造业发展在推动出口、增加进口替代等方面的作用。在企业积极布局境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下，更应充分认识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就是前车之鉴，历经多届政府也难以重建失去的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