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宏观调控政策适合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评社北京12月27日电(评论员 乔新生)中国经济正处在上升时期,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还应加快。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这些学者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悖论: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持续下跌之间的悖论,认为我国广义货币M2增加到291.28亿元人民币,可是,GPI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出现了所谓“弗里德曼悖论”。社会融资不断增加,可是,实体经济投资却没有明显的增长,社会融资去向不明。申请上市企业不断增多,可是,股票市场价格长期低迷徘徊,资本市场规模扩大,可是,股票市场价格却没有上涨,企业上市资金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学者认为,这说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出现了“失灵”现象。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首先,中国经济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放眼世界。中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传统产业领域,国有资本比重较大,但是,在新经济领域包括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外来资本规模相对较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我国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产生影响相对较小。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导致上下游产业领域产品和服务价格发生明显变化。基础能源原材料价格不增反降,确保我国消费品价格保持稳定。

  正因为在一些基础能源原材料价格方面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才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没有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不能把消费品价格与我国货币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价格体系中,稳定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对于稳定消费品市场价格起到关键性作用。大量资金进入国有企业,国家对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导致我国日用消费品价格并没有因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受到影响。这说明我国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挥了“组合拳”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失去效用。   当然,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必须加快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解决中国市场结构性问题,尽可能地让国家货币政策传导到新经济领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假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增加发行货币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那么,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其次,社会融资不断增加,可是,实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的增长。2016年到2022年,社会融资最高增长速度达到21.39%,最低速度也在9%以上,可是,固定资产投资却持续下降,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9%。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外部性。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断提高利率,美国市场利率与中国市场利率出现了非常大的差距。许多投资者千方百计地筹措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海外,用来赚取更高的利息。

  即使在中国国内,这种资金搬家赚取利息的现象同样存在。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相对较低,而股份制银行和一些村镇银行的利率相对较高,因此,一些储户将自己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取出,存入股份制银行或者村镇银行,目的是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息。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的时候,如果只看到中国货币政策变化情况,而没有观察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没有看到资金追逐利润的表现,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可是,中国的投资规模却没有大幅度增长。究其原因就在于,大量资金追逐高额利润,在金融市场循环,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利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率的机会赚取利息差。

  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有目共睹。虽然申请上市的企业如过江之鲫,但是,中国股票市场综合指数价格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015年到2022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企业超过2500家,融资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中国股票市场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的股票市场之一。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没有将筹措的资金用来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而是借助于我国融资融券政策,反复炒作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从中获得短期交易的利润。中国资本市场这种特殊的“内卷”现象充分说明,如果不解决我国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问题,增加上市公司经营的透明度,那么,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国股票市场综合指数的价格上涨。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把上市公司放在玻璃鱼缸中,时刻接受投资者的监督。证券监管机构加大打击力度,对于那些公然违反法律规定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资者在公平环境中从事投资活动。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上市公司数量和规模与综合指数价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虽然一些国家的股票市场综合指数价格不断上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市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必须把货币政策的影响与资本市场的表现适当区分开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国一些经济学者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善于进行横向比较,通常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譬如,分析“弗里德曼悖论”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仔细研究资金流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要考察中国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资金动向,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加财政补贴,还是加快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其目的都是为瞭解决公有制条件下,资源合理配置问题。

  当然,通过增量解决存量问题,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还可以深入研究。但是不管怎样,如果忽视了中国实际情况,没有看到我国货币政策调整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那么,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国家货币政策对于那些依靠海外融资发展起来的网络平台企业和数字产业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不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增加发行货币量可能会适得其反。弗里德曼作为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定任何通货膨胀都是由超量发行货币的结果,从一般情况来看,判断完全正确。但是,由于中国超量发行的货币,并没有直接流向新经济领域,而是大量沉淀在国有企业,由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因此,很难把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不少学者鹦鹉学舌,认为超量发行货币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他们忽视了弗里德曼判断的基本假定,忽视了中国货币的流向,因而难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既要借鉴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同时也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观察中国货币政策实施产生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中国经济现象,既要看到中国的特殊性,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只是进行形而上学的讨论。

  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有目共睹。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要增加透明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根本原因就在于,动力转换过程中,许多中小企业失去了方向感,面对扑面而来数字经济大潮,许多中小企业不适应,难免会收缩经营规模,谨慎投资。我国一些网络平台企业飞速发展之后,外部投资减少,内部市场饱和,同样面临调整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提出科技创新发展理念,摒弃大规模投资扩张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下降,一些中小企业找不到合作伙伴。解决问题方法非常简单,一方面加大科技投入,苦练内功;另一方面,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境外投资规模,发现新的商机。中国沿海一些地区企业投资非洲,发展新零售、新农业,在非洲开辟新天地。中国经济发展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但同时更要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开拓新的市场。   中评社北京12月27日电(评论员 乔新生)中国经济正处在上升时期,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还应加快。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这些学者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悖论: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持续下跌之间的悖论,认为我国广义货币M2增加到291.28亿元人民币,可是,GPI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出现了所谓“弗里德曼悖论”。社会融资不断增加,可是,实体经济投资却没有明显的增长,社会融资去向不明。申请上市企业不断增多,可是,股票市场价格长期低迷徘徊,资本市场规模扩大,可是,股票市场价格却没有上涨,企业上市资金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学者认为,这说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出现了“失灵”现象。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首先,中国经济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放眼世界。中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传统产业领域,国有资本比重较大,但是,在新经济领域包括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外来资本规模相对较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我国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产生影响相对较小。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导致上下游产业领域产品和服务价格发生明显变化。基础能源原材料价格不增反降,确保我国消费品价格保持稳定。

  正因为在一些基础能源原材料价格方面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才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没有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不能把消费品价格与我国货币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价格体系中,稳定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对于稳定消费品市场价格起到关键性作用。大量资金进入国有企业,国家对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导致我国日用消费品价格并没有因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受到影响。这说明我国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挥了“组合拳”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失去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