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田飞龙析特朗普交易型安全观
中评社北京6月9日电（实习记者 叶佳怡）6月6日晚，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应邀在国际关系学院新闻发布厅举行专题讲座，主题为“特朗普主义、交易型安全与全球秩序巨变”。本次讲座聚焦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外交政策特征及其对国际安全体系的深远影响，吸引了百余名师生参与学习、研讨和交流。
在特朗普主义特征方面，田飞龙谈到，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是“王者归来”，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所思、所想、所行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治理秩序都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目前在宪法理论上，美国仍然没有办法圆融地处理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二元张力。此外，他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已经真正洞悉到美国由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所在，但他的解决方案造成了美国内部文化战争和政治撕裂，也造成美国与世界的对立。谈到中国的政治特征，田飞龙强调，中国有非常特殊的五千多年民族历史，这个历史形成的基础不是种族和血缘，而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国国家政治的连续性源于其文明的多元一体特质，这是中国“大一统”秩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发展的奥秘所在。
在交易型安全方面，田飞龙指出，特朗普的安全观不同于拜登和泽连斯基，也不同于欧洲的主要政治领袖。特朗普的安全观倾向于交易型（交易的艺术），即安全是一种利益，可以进行交易，不设任何底线和边界。因此，特朗普习惯于极限施压、漫天要价，他善于把安全利益化，然后进行交易。回归到具体实践，田飞龙指出，特朗普的交易型安全不仅应用于中美贸易战中，还应用于俄乌冲突，他试图利用《乌美矿产协议》撬开俄乌和谈的大门。事实证明，特朗普的交易型安全是失败的，因为交易型安全的使用，使得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以及整个欧洲处于价值对立状态。在中东局势上，特朗普试图用交易型安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企图将加沙地带变成一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把加沙变成一个海滨游乐园，然后利用投资解决安全稳定问题，结果演变成对加沙人民的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但是，田飞龙强调，国际政治有其基本的道义原则和正义边界，并不能简单地转换成商业利益，特朗普在这方面的专业性、规范性的缺失后果日益显露出来。
在特朗普主义带来的全球秩序巨变方面，田飞龙认为，西方地理大发现以来通过殖民化和全球化构建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二战后确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遭遇特朗普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背叛，西方进入霸权动摇和内部分裂的新历史周期。特朗普成为世界历史“东升西降”的第一推动力，世界体系有了真正的拐点，中美体系斗争和规范角色在大变局演进中悄然换位。在新轴心文明时代，人类正在探索去美国化、多极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初露端倪。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方面，田飞龙强调，秩序本身就是关于安全的运行，构建一个稳定的秩序就是在解决安全问题。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实体和虚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复杂叠加的一个动态均衡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数据要素和个体身份等各方面都变得多样化和不确定，价值观更是相互冲突。因此，他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其道理所在。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国家安全一定是共同的安全，是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定要统筹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永久和平与共同安全的制度构建。这就不是特朗普式的“交易型安全观”，不是一种帝国霸道，而是基于中华文明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型安全观”，是一种人类和平发展的王道。
中评社北京6月9日电（实习记者 叶佳怡）6月6日晚，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应邀在国际关系学院新闻发布厅举行专题讲座，主题为“特朗普主义、交易型安全与全球秩序巨变”。本次讲座聚焦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外交政策特征及其对国际安全体系的深远影响，吸引了百余名师生参与学习、研讨和交流。
在特朗普主义特征方面，田飞龙谈到，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是“王者归来”，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所思、所想、所行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治理秩序都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目前在宪法理论上，美国仍然没有办法圆融地处理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二元张力。此外，他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已经真正洞悉到美国由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所在，但他的解决方案造成了美国内部文化战争和政治撕裂，也造成美国与世界的对立。谈到中国的政治特征，田飞龙强调，中国有非常特殊的五千多年民族历史，这个历史形成的基础不是种族和血缘，而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国国家政治的连续性源于其文明的多元一体特质，这是中国“大一统”秩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发展的奥秘所在。
在交易型安全方面，田飞龙指出，特朗普的安全观不同于拜登和泽连斯基，也不同于欧洲的主要政治领袖。特朗普的安全观倾向于交易型（交易的艺术），即安全是一种利益，可以进行交易，不设任何底线和边界。因此，特朗普习惯于极限施压、漫天要价，他善于把安全利益化，然后进行交易。回归到具体实践，田飞龙指出，特朗普的交易型安全不仅应用于中美贸易战中，还应用于俄乌冲突，他试图利用《乌美矿产协议》撬开俄乌和谈的大门。事实证明，特朗普的交易型安全是失败的，因为交易型安全的使用，使得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以及整个欧洲处于价值对立状态。在中东局势上，特朗普试图用交易型安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企图将加沙地带变成一个大型的房地产项目，把加沙变成一个海滨游乐园，然后利用投资解决安全稳定问题，结果演变成对加沙人民的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但是，田飞龙强调，国际政治有其基本的道义原则和正义边界，并不能简单地转换成商业利益，特朗普在这方面的专业性、规范性的缺失后果日益显露出来。
在特朗普主义带来的全球秩序巨变方面，田飞龙认为，西方地理大发现以来通过殖民化和全球化构建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二战后确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遭遇特朗普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背叛，西方进入霸权动摇和内部分裂的新历史周期。特朗普成为世界历史“东升西降”的第一推动力，世界体系有了真正的拐点，中美体系斗争和规范角色在大变局演进中悄然换位。在新轴心文明时代，人类正在探索去美国化、多极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