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编译：习拜会后的中美关系需更进取
中评社香港11月21日电（记者 乐国平编译）日本《外交官》网站11月18日发表美国德雷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 Skidmore）的文章，认为习拜会后，中美关系不能止步于仅仅保持克制，需要更进一步恢复健康状态，为此他对美国政府提出五点建议。以下是原文编译：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问北京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折，但过去几年转向对抗已经威胁到两国和世界的利益。无论如何，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暂时阻止了这种恶性循环。但我们能做的比简单止血更好吗？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能否恢复更健康的关系？
考虑到每个国家的鹰派情绪，以及长期的全球领导者和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真正的利益冲突，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另一种道路——导致大规模军备竞赛、军事边缘政策和痛苦的经济混乱——不是我们应该轻易接受的。此外，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没有合作，关键的全球问题就无法成功解决。为了超越稳定严重退化的大国关系这一最低目标，美国需要在拜登政府经常宣扬的竞争战略之外制定合作战略。
拜登政府最近采取外交闪电战以重新与中国接触，部分原因是意识到此类成本。但这也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拜登担任总统初期为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和军事态势所做的努力，加上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反而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增强了华盛顿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实力。重新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如何才能不仅限于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呢？以下五项原则应指导华盛顿引导中美关系的努力。中美关系回到竞争与合作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平衡状态。
一、避免过分强调中美意识形态之别
拜登多次强调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组织框架。这一框架加剧了北京方面的担忧，即美国旨在挑战其共产主义政府体系的合法性并激起民众反对其统治。例如，中国媒体经常将香港问题归咎于外国颠覆。
美国要传达的信息必须是，尽管我们恪守对民主的坚定承诺，并保留公开反对重大侵犯人权行为的权利，但美国并不寻求破坏中国的内部权威。相反，华盛顿的利益在于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从而影响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利益。
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只会引发北京的愤怒，同时也会在需要非民主国家支持时更难以将其团结到我们自己一边。
几年前，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实力抱有夸大的认识，许多人对美国注定要落后感到绝望。最近，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说法。中国的增长放缓、巨额债务和人口老龄化被视为弱点，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巅峰”，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衰退。
两者都是夸张的说法。中国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大国，也是比苏联更强大的美国实力挑战者。但美国在技术、积累的财富、地理位置、联盟关系、军事资产和软实力方面拥有中国不太可能超越的优势。
夸大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恐慌反应，例如为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付出高昂的代价。相反的评估可能导致自满或危险的自信欺凌。对中国挑战的审慎评估将促使美国从自信的立场上采取措施增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福祉。
对美国有利的最大因素是美国自己帮助创建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实力。这些组织加强合作、提供公共物品、维护秩序并加强国际法治。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强这些机构并确保将中国纳入其中。
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大部分人士不同，拜登政府支持这一表述的第一部分，但不支持第二部分。拜登试图修复特朗普政府对多边机构的敌意造成的损害。但他更倾向于排除中国的机构和针对中国的特设组织。
然而，中国与国际机构的接触，即使是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时，也让北京在维持现状中有利害关系，并让国际社会对限制中国的行为施加压力。尽管与中国接触将导致其民主转型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制度主义的“接触论”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
例如，中国目前正在寻求加入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美国发起但后来放弃的项目。如果中国加入，将被要求达到高水平的贸易标准，并改革许多引起外国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抱怨的做法。美国不仅应该欢迎中国加入CPTPP，还应该就其重新加入该协议进行谈判。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更糟糕的是，美国很少说明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令美国解除制裁。
无条件使用大棒背后的理论是，华盛顿应该集中精力削弱中国的能力，因为美国的任何尝试都无法真正改变中国的行为。但这实际上可能会颠覆现实。只要有时间，被制裁国通常可以找到方法来削弱经济制裁的影响或相应增加军事武器。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标的成本／收益计算更容易影响行为。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大棒或胡萝卜，但为了有效，两者都必须与具体要求联系起来，如果要求得到满足，大棒将被撤回，或者胡萝卜将被交付。
无效利用杠杆的一个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征收并仍然存在的贸易关税。虽然关税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支付，但中国希望取消关税，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处于不利地位。关税原本是大棒，现在可以成为获得中国让步的胡萝卜，但美国拒绝说明中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取消关税。
一般来说，美国应该少关注惩罚中国，而应关注采取一套有效的激励措施来改变中国的行为。
当国家采取措施加强自身安全时，它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发安全困境，从而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然后，每个国家都会陷入敌对和军备竞赛的漩涡中。摆脱安全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向敌对国家发出保证和克制的信号，以期获得对方的互惠。
这一想法在中美关系中有很多应用的机会。例如，美国通过采取措施加强威慑来应对台海日益不平衡的军事平衡。然而，北京将这些举动解读为最终承认台湾独立的一项渐行渐远的战略。随后，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压力，战争风险上升。华盛顿应该寻求平衡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慑与保证美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支持任何单方面台湾独立行动的方法。
合作策略带来风险，另一方可能不会有回报，或者可能会在不提供自己的任何让步的情况下，通过让步来获取不正当的优势。竞争对手可能会将合作的姿态解读为软弱并提高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合作战略必须谨慎对冲，以便发起者可以在必要时选择转向更具对抗性的方式。
在当前气氛下，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中美关系奠定基础。然而，值得考虑的是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做出更雄心勃勃的努力的可能性，即使只是因为失败的风险和成本是如此之大。
中评社香港11月21日电（记者 乐国平编译）日本《外交官》网站11月18日发表美国德雷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 Skidmore）的文章，认为习拜会后，中美关系不能止步于仅仅保持克制，需要更进一步恢复健康状态，为此他对美国政府提出五点建议。以下是原文编译：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问北京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折，但过去几年转向对抗已经威胁到两国和世界的利益。无论如何，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暂时阻止了这种恶性循环。但我们能做的比简单止血更好吗？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能否恢复更健康的关系？
考虑到每个国家的鹰派情绪，以及长期的全球领导者和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真正的利益冲突，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另一种道路——导致大规模军备竞赛、军事边缘政策和痛苦的经济混乱——不是我们应该轻易接受的。此外，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没有合作，关键的全球问题就无法成功解决。为了超越稳定严重退化的大国关系这一最低目标，美国需要在拜登政府经常宣扬的竞争战略之外制定合作战略。
拜登政府最近采取外交闪电战以重新与中国接触，部分原因是意识到此类成本。但这也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拜登担任总统初期为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和军事态势所做的努力，加上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反而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增强了华盛顿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实力。重新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如何才能不仅限于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呢？以下五项原则应指导华盛顿引导中美关系的努力。中美关系回到竞争与合作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