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王众一谈国际传播与中日
中评社香港3月25日电（记者 郭至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王众一日前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专访，就当前国际传播、中日民间交流等议题发表了其独到看法。王众一曾负责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的编务工作长达25年，在对日本传播领域也辛勤耕耘了几十年，他对中评社记者表示，在做国际传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推己及人，用有温度、有厚度的故事去感动对方。在中日民间方面他也谈到了青年交流和文化交流，认为这两方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有所作为。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当前是自媒体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既碎片化又娱乐化，使人们容易接受单一、同质化的内容，甚至不自觉地被大数据推送所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您认为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传播手段，更好地讲述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故事呢？
王众一：我多年来一直从事国际传播工作，初次涉足这个领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纸媒仍是相对规范的主流媒体。我当时在《人民中国》纸质版期刊工作，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无论是写作还是采访，都注重以文字形式精确呈现思维，逻辑严谨，具有深度，确保事情能够被阐述清晰。因此，那时我们处理复杂句子的能力比较强，这是传统媒体的特点。它不仅能让人瞭解事实过程，还有连贯的逻辑性，将道理与叙述的事情细致复杂地融合在一起。阅读那些经典的报导文章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至今，报纸和期刊仍保持着这样的特色。
但现在，人们接受信息的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选择似乎变得更加主动，但信息进入头脑的过程却变得越来越被动。举例来说，以前读报时，我可以挑选喜欢的文章深入阅读，甚至被某些报导深深打动，这是20世纪纸媒时代的特点。但如今，随着网络的兴起和新媒体的涌现，大量信息充斥在网络空间中，令人目不暇接。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公众越来越倾向于直接、简单、碎片化地获取信息，人们容易进入一种“上瘾”的状态。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先不讨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感到了一些变化，如果说传统媒体像乔木，那么网络就像灌木，新媒体则是草，短视频就像雨后草坪上忽然长出的五彩斑斓的蘑菇。
流量就像双刃剑。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流量对信息传播的强大影响力，但同时，信息的传播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特点特别类似于洪水，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当一个话题引起广泛讨论时，正反两方的激烈辩论有时会造成社会认识的撕裂，从而促进民粹主义的泛滥。但是，我并不否定新媒体的趋势，因为新的技术一定要带来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变化。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使新媒体逐渐成为一种优质的媒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杂草丛生。新媒体的监管难度相较于传统媒体来说是更加复杂的，传统媒体拥有行业自律和职业操守等机制，而新媒体通常以个人形式出现，发布信息时可能不承担相应责任，这就容易导致极端言论、不实信息的出现，或是充斥着肤浅和低俗的内容。
在国内的对外传播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自媒体或新媒体的形态进行的传播活动是不负责任甚至散播虚假信息的，这是需要加以管控的。但是，我在思考如何能够利用新媒体的形态，鼓励更多的高质量、优质的国际传播，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进行。首先，我相信新媒体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有点像19世纪末电影的兴起。当时，很多人看不起电影，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杂耍，只能拍摄简单的场景，与马戏表演相似，这与我们现在看待新媒体的态度有些相似。然而，谁又能预料到，电影会逐渐融入文学元素，并在20世纪成为与文学、小说、歌剧齐名的新艺术形态。现在它是大众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但是它有一个发展过程。我认为，现在的新媒体也应当经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毕竟，新媒体的创立时间不过十年左右，而在此之前，互联网才发展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是新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事情。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和各种技术的不断完善成熟，加之社会对于更高质量传播的需求，那些长时间依赖于流量泛滥的自媒体传播方式，最终会面临自我消耗，到达一个无法继续维持的地步。中国国内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规范、管控和引导。其次，从全球范围来看，也应当围绕新媒体制定一些全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目前，虚假信息的问题不仅在国外非常严重，而且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这是全人类面临的一种新情况。新媒体既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孕育了前所未知的危机和各种困扰，我们应该找到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法，就像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需要在新的领域里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逐渐走向成熟一样，我相信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最终会在某个时刻达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
中评社记者：您一直从事国际传播领域的工作，您有哪些具体的做法或建议能在当前情势下帮助中国营造更加有利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王众一：这是关于一个国际传播的问题。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因此，从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出发，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条路是前无古人的，也充满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特点，要让国际社会，让全人类瞭解并正面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正面的，而且是对全人类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我们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这些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我们应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工作。
我们需要注意几个点。国际传播有它自己的独特规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等背景，如果我们千篇一律地使用同一种叙事，效果肯定会打折扣。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来做好我们的国际传播，而不是一刀切，这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进行宣传，但这主要只影响到社会的上层，普通人可能接触不到。所以，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培养更多必要的语言人才，可以更无障碍、更亲切地和当地普通民众进行交流。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们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实行因国施策，一国一策，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认为好的东西，要让别人也认为好，这样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我们不能以己度人，而应该推己及人，在寻找共同点时，比如对和平、发展、繁荣和友好的追求，我们应该基于这些共同价值去交流和传播。
再有，我觉得当下要做好国际传播，要加强智库交流，不仅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面对面的交流。它是一种公共外交的形态，可以向对方的公众或者智库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另外，如果两国之间有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则可以通过这种沟通方式最大程度地化解误会，增进互信。在精英阶层，我们彼此要通过沟通对话，最大限度的恢复互信，在民众层面，也应该最大限度的恢复好感，这就叫民心相通，做这种心灵沟通、心心相印的事情就要做得更加有温度一些才好。
举个例子，当年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中日关系很不好，但我就突发灵感，马上联系了一个我们合作的日本漫画家，问他能不能画一个熊猫给受伤的熊本熊送去竹笋的漫画，支持一下灾区的民众，他立即答应，于是《人民中国》就在第二天一早推出了这个漫画，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事件，获得很多好评，日本的电视台还跑到外文局来采访我当时的策划灵感，这就提示我，要做真正能够推己及人的内容，那么对方也是会感动的，会有一个良性的反应互动的。
我们原来的国际传播过于狭义，就是把中国声音传出去。但是，因为国际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如果没有文化要素作为一个包装，单纯的就把我们的观点说给人家或者推给人家，人家觉得你是强加给我。但是要是有了一种文化的包装，他就会从一种有温度的角度和有色彩的角度去理解我们。这次我在两会上的发言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把国际传播从传统比较相对狭隘的那种新闻传播和观点传播朝着广义的文化传播方向去过渡，前面叫传递中国声音，后面叫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全方位的，它可以包括更加广泛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在当代怎么被中国人转化成我们今天的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这样去讲说服力会更强。我退休前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一个当年战争期间在中国的一个日本少年怎么一步步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战士的非常传奇的故事，做成了漫画书——《血与心》。后来B站看好这个题材，把它改编成了一个网络动画，现在这个网络动画在国内已经有1200万人浏览，YouTube上也已经有十几万人在看了，这应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尝试，以文化人的方式，用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价值观带出来的故事，更有厚度，有温度，有血有肉。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新冠疫情以后，国与国之间的智库交流能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双向交流对话？
王众一：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因为我们也在办一个中日之间长达二十年的综合论坛——北京-东京论坛，这是中日之间现在唯一的一个综合性的1.5轨的公共外交平台，每年中日双方专家都会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安全、贸易、媒体等多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智库交流的目的是为瞭解疑释惑，重建互信，前提是要互相坦诚，互相清楚彼此的底线在哪里，从而避免危机。另一方面还是要传递善意，理解对方，恢复互信。另外，总书记讲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我们在国际交往、智库交往当中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当然孤掌难鸣，大家得相向而行，这需要双方都有对话的诚意，怎么去有效地协调好，的确需要主办方的智慧，是一个挺讲究艺术的场面。
中评社记者：您一直在国际传播领域做对日本受众的传播工作，现在两个国家的民间交流怎么能够为中日关系增加一点正能量呢？
王众一：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所谓“竞合”关系，这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前提，但怎么求同存异或者求同化异，还有很大的空间可做。前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的困难非常多，中国老百姓对日本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也有很不理解的地方，两国关系一度进入较为僵滞的状态。但我们看到，两国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有很宽阔的胸怀，去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习主席在旧金山和岸田首相见面，两国重新确认了和平友好条约的初心，同时又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实际上，中日之间的接触在逐步恢复，民间交流依旧能起到缓解矛盾、化解危机、增进理解的作用。
中日之间的纽带非常多，有很多文化的毛细血管是相连的，有基础的。今年是1984年3000日本青年访华40周年，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这个契机，把青年交流先一步做起来，而且是创新地做，比如举办青年论坛、邀请日本青年到中国品尝中国的家宴，让他们瞭解现在中国人的生活，瞭解中国现在的发展，瞭解中国人对和平的渴望，慢慢地就能够增进交流、消除疑虑。在民调当中，没有历史负担的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40%，远高于日本社会平均不到10%的好感度。这说明，做好下一代的工作很可能就是改善中日民间关系的一个突破口。
现在很多日本公众存在由于中国发展超过日本而产生的心理失衡，更容易受到某些不利于两国友好的言论的影响，从而加固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中日关系从社会民众层面来说，一个很大的转换是日本人要克服此消彼长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失衡，一旦克服了这种失衡，很可能后续的中日交往就比较正常化了。
青年交流是民间交流的一面，比如说我们做的“熊猫杯”——日本青年感知中国的作文征集大赛，我们在2015年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开始做，今年已经是第十年。我们每年请10-20位获奖者到中国，带他们到各地做深度访问，进行座谈，回日本之后他们明显感觉对中国的认识更深、更全面了。我们就好比是在用滴灌的方式做日本青年的工作，久久为功、集腋成裘。现在也有好几百位参加过这种体验的日本青年走到工作岗位上，活跃在中日交流的现场，慢慢地成了发扬中日友好的继承人，这也正是总书记所期待的。“熊猫杯”获奖者中有一个青年在2019年春天时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喜爱，总书记很快就给他回了信，并鼓励他投身到中日友好的事业当中来，这件事也给我们这些办青年活动的人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让我们觉得青年交流确实大有可为。
还有一面就是文化交流，需要用有温度的文化交流去感动大家。去年11月，日本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问中国，大家在交流中都非常动情，他们回忆当年跟中国文化交流的故事，我们也讲《人民中国》这么多年以来注重文化外宣的传播特点。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最后形成的共识是，中日关系越是困难，就越是需要有温度的人文交流，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距离，促进民心相通。我们彼此都受到了鼓舞，接下来还要做更多的事情。
这一次在两会上我们提交了一个联名提案，就是要加大扶持力度，推动人文交流。提案的全称是《关于务实增进人文交流，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其中的主要观点就是，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恢复线下的、面对面的交流；另外，对于“走进来”的人，我们也应该尽量给予方便，以便更快地恢复人文交流，并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气氛。
中评社记者：您刚才说到，中日关系中有一个日本心态转变的因素，那么这个心态转变是否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王众一：肯定是这样的，但这只是因素之一。日本民众的心态转变并不是单纯的“你比我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比如价值观的差异、发展理念的差异等等。我们需要向日本民众解释清楚，中国为什么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功，打消他们的疑虑。日本和西方的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直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间摇摆，当“中国崩溃论”落空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中国具有威胁，当中国的政策调整时期经济增速放缓，他们就认为中国要崩溃了，诸如此类。
因此，我们在和日本媒体交流的时候一直强调，媒体应该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不能发带节奏的报导，有些人后来出现了转变，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中国人。这些故事都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全方位地、有耐心地、久久为功地去做工作，而且要讲究“智勇双全”。
（后援实习记者：吴雨菲、穆思勤、李泽璇）
中评社香港3月25日电（记者 郭至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王众一日前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专访，就当前国际传播、中日民间交流等议题发表了其独到看法。王众一曾负责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的编务工作长达25年，在对日本传播领域也辛勤耕耘了几十年，他对中评社记者表示，在做国际传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推己及人，用有温度、有厚度的故事去感动对方。在中日民间方面他也谈到了青年交流和文化交流，认为这两方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有所作为。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当前是自媒体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既碎片化又娱乐化，使人们容易接受单一、同质化的内容，甚至不自觉地被大数据推送所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您认为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传播手段，更好地讲述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故事呢？
王众一：我多年来一直从事国际传播工作，初次涉足这个领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纸媒仍是相对规范的主流媒体。我当时在《人民中国》纸质版期刊工作，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无论是写作还是采访，都注重以文字形式精确呈现思维，逻辑严谨，具有深度，确保事情能够被阐述清晰。因此，那时我们处理复杂句子的能力比较强，这是传统媒体的特点。它不仅能让人瞭解事实过程，还有连贯的逻辑性，将道理与叙述的事情细致复杂地融合在一起。阅读那些经典的报导文章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至今，报纸和期刊仍保持着这样的特色。
但现在，人们接受信息的形式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选择似乎变得更加主动，但信息进入头脑的过程却变得越来越被动。举例来说，以前读报时，我可以挑选喜欢的文章深入阅读，甚至被某些报导深深打动，这是20世纪纸媒时代的特点。但如今，随着网络的兴起和新媒体的涌现，大量信息充斥在网络空间中，令人目不暇接。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公众越来越倾向于直接、简单、碎片化地获取信息，人们容易进入一种“上瘾”的状态。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先不讨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感到了一些变化，如果说传统媒体像乔木，那么网络就像灌木，新媒体则是草，短视频就像雨后草坪上忽然长出的五彩斑斓的蘑菇。
流量就像双刃剑。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流量对信息传播的强大影响力，但同时，信息的传播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特点特别类似于洪水，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当一个话题引起广泛讨论时，正反两方的激烈辩论有时会造成社会认识的撕裂，从而促进民粹主义的泛滥。但是，我并不否定新媒体的趋势，因为新的技术一定要带来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变化。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使新媒体逐渐成为一种优质的媒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杂草丛生。新媒体的监管难度相较于传统媒体来说是更加复杂的，传统媒体拥有行业自律和职业操守等机制，而新媒体通常以个人形式出现，发布信息时可能不承担相应责任，这就容易导致极端言论、不实信息的出现，或是充斥着肤浅和低俗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