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月刊：日本自公联合政权中公明党的作用
中评社香港1月24日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研究生张瀚铮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发表专文《日本自公联合政权中公明党的作用》，作者认为：自公联合政权从1999年自自公联合开始，除了中间短暂3年在野之外，到目前为止总共执政了21年。自公联合政权之所以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以及公明党作为联合中较小的一方却能发挥不成比例的影响，与双方在选举上的相互依赖有很大关系。自公联盟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为了避免联合瓦解，两党形成了各种事前协商机制，同时形成了适应两党诉求的政治职位分配模式。在这些联合的框架下，公明党能够发挥“刹车”和“油门”以及对华外交上的“桥梁”和“稳定器”作用。在诸作用中，“刹车”在争议问题上能够生效但效果有限且随着日本社会的变化不断减弱，而“油门”所推进的民生福祉政策则是公明党的核心追求，是公明党难以让步的底线。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自公联合政权虽然会继续持续下去，但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增加。文章内容如下：
从1999年自自公联合政权开始，除了短暂3年在野之外，自民、公明两党已经联合执政了21年，其长时间执政深刻影响了今天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从目前来看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继续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公明党以及自公联合政权这一长期政治现象，学界不乏相关研究〔1〕。相对而言，对两党在联合组阁后具体的运作方式和公明党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发挥作用的途径研究仍然较少。〔2〕
对于自公联合政权，联合内阁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角度。联合内阁理论的基础是政党联合的数量和规模理论，认为最常见的是“最小获胜联合内阁”，即联合内阁里无多余的成员，数个政党组合起来席位刚好超过组阁的要求。〔3〕然而1993年以后，日本的联合内阁基本为远超组阁所需半数的“超量联合内阁”，如2016年自民党席位超过半数却仍与公明党联合组阁。除了规模过大之外，自公联合还具有其他传统联合理论下的“反常性”，如两党大小差距和政策追求差异等，但公明党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劣势，在如修宪等自民党关注的问题上发挥出不成比例的作用。〔4〕面对数量和规模理论的不足，又有学者提出了政党联合的政策追求模型、新制度论、政党联合的生命周期理论等。其中，新制度论较为符合日本选举政治的现实，指出这些“反常”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两党在“选举协力”中获得的“选举实利”〔5〕。日本现行选举制度下两党的相互依赖成为了公明党对联盟伙伴的主要影响力来源，提供了双方维持联合的理由和政策协调中自民党妥协的可能。
政党联合的新制度理论认为，政治运作制度如内阁形成规则、内阁运营规则、议会规则等会影响联合政权的形成，这较符合日本选举政治的现实。〔6〕1994年，日本改选举制度为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区并立制。在新制度下，一党多数很难达成，并且在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选区不同政党存在不同的优势，如公明党因有创价学会这一支持母体而在比例代表区的的票较为稳定。为了达到组阁门槛，各政党进行了各种分化组合，自公两党的选举合作方式便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
由于小选举区只有一个席位，两党会事先协调候选人提名以避免竞争而分散选票，商议好合作的选区和方式。〔7〕在协议规定的小选举区，公明党动员创价学会会员投票给自民党候选人；而作为补偿，在比例代表区，自民党则动员其支持者，尤其是自民党地区后援会等自民党能较精确把握选票的团体把比例代表区票投给公明党。这便形成了自公之间一种经典的选票交换式合作：两党呼吁各自的支持者“小选举区票请投给自民党候选人，比例代表区票请投给公明党候选人”〔8〕。两党的政治人物也会互相宣传助阵，自民党候选人会将海报贴在公明党的旁边，或者干脆直接在海报上写上“公明推荐”。这种方式使自民党在小选举区中获得了创价学会的支持，而公明党在小选举区中的劣势则转为加强其比例代表区上的优势。同时，自民党通常也会为公明党候选人留出8-10个小选举区并提供自民党的推荐。由于学会票分散在全国各地，公明党仅凭自身得票率难以在小选举区获胜，而作为自公的“统一候选人”改善了其选举前景，从而有助于维持公明党席位数稳定。在2017年众议院选举中，比例代表区如果没有自民党支持者的选票，公明党将减少３个议席；而如果自公两党竞争，公明党将失去所有的小选举区议席。〔9〕
从上述事例来看，似乎作为小党的公明党更依赖自民党的“施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双方其实是一种对等、甚至较小的公明党更重要的合作。根据亚当·利夫（Adam P.Liff）和前田耕（Ko Maeda）的研究，在2000年至2017年的七次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提名的小选举区候选人中有66%获胜，而如果没有公明党的支持，将有约30%落选。在2017年选举中，如果没有公明党的帮助，自民党在小选举区的获胜者将从215人减少到153人，这使其席位将只占议会的47.1%。〔10〕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要通过普通的法案都存在困难。从中可见，与公明党的选举合作是目前自民党一党多数的必要条件，也是自民党在取得一党绝对多数仍未放弃联合的原因。
两党的选举合作之所以能达到“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地步，与以下几个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公明党在当前选民绝对投票率降低、无党派层不断扩大的日本有着支持母体创价学会这一先天优势。作为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对其所属会员动员能力强，作为选民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稳定性，且人数较多，成为了公明党的优质“票田”，这是自民党所看重的主要因素。〔11〕其次，两党核心选民交集较少，在选民上存在互补，能专心扩大自己的投票基础而减少竞争。〔12〕最后，与选民互补相关联，两党在议题上也存在着“分工”，同样有助于更广泛地吸引选民。日本学者中北浩尔认为，“与自民党是‘统治者的党’相对，公明党是‘庶民的党’。自民党关注防卫、宏观经济等，公明党则关注和平和福祉。”〔13〕这分别吸引了不同关注点的选民，也是自公联盟能够长期执政的原因之一。
二、公明党在自公联合中发挥作用的途径：事前审查与职位分配
组阁成功之后，公明党便能以执政党的角色通过日本的党政互动体制而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其不仅能通过“事前审查”对政府议案从起草到确立的各个环节发挥影响，也能通过组阁、任命政务官员来领导政府执行贯彻本党政策。
（一）事前审查：党政二元体制下的自公二元
在自民党长期执政下，日本形成了政府和执政党的二元体制，政策和法案除了经过政府内部的协调，也需要和执政党的相关机构如政调会等进行协商，这便是事前审查制。〔15〕自公联合政权成立后，两党间按事前审查惯例设立了各种两党间、执政党政府间协商会议，从而形成了一种二元和集权并存的体制。即政府决策按照事前审查制需先获得执政党许可，形成党政二元互动，在党政二元互动下，执政党方面由自公二元之间同样通过事前审查制的运作规则进行协调。同时，这种政策调整又集中由两党的上层做出，具有集权的特点。在这种事前审查制下，决策的形成程序为：政府部门将要向议会提出的法案或政策先交由两党党内事前审查，两党内部各自协商达成本党的共识，之后再通过自公两党间的协商机制，如党首会谈、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会谈等进行执政党间事前审查，当两党达成共识后，通过执政党与政府互动机制，最终形成阁议或提交给议会的法案。由于体量较小，事前审查比职位分配对公明党来说更为重要，而事前审查中，比起执政党作为一个整体与政府协商，执政党间协商中公明党的意见更能得到重视。
（二）职位分配：公明党影响力的发挥与独立性的保持
职位分配也是自公合作的重要形式，公明党通过获得内阁及其他政务职位参与政权，实现其政策主张。自公联合中，公明党具有阁僚数量一般只有一人、担任职位常为国土交通大臣以及党首不入阁等特征，这背后可以看出其在发挥影响和维持独立两方面的考虑。
从影响力角度看，只有一人入阁似乎不利于发挥影响，但是除了所占议席的确较少外，也因其票仓创价学会的性质决定了选民支持的是政党而非候选人个人〔16〕，这便要求干部“党务优先”而不一定需要入阁来报偿。同时，公明党发挥影响力在于所掌握的领域而非人数，其出任大臣次数最多的国土交通省掌管公共事业，在为公明党吸引支持者方面有着先天优势，而且与“福祉之党”定位相符。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明确表示，“国交相是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对经济也有很大影响的重要角色，这个职位对公明来说今后也很重要。”〔17〕而且，日本阁议遵循全员一致原则，公明党即使只一人入阁也相当于有“一票否决权”。从独立性角度看，阁僚少使公明党能避免政策向自民党趋同和受自民党的丑闻的连带影响。比如，福田内阁发生危机时，为了获取支持希望公明党能够增派阁员，但公明党担心受到连带伤害而拒绝了。〔18〕而党首不入阁也因入阁势必受到自民党首相的领导，这对于保持独立性无疑是不利的。
在公明党的官网上，宣传“现在的公明党，是国家主义倾向的刹车，是加速为了国民的改革的油门”。〔19〕一方面，以“和平之党”自居的公明党作为联合执政党，在宪法、外交、安全等议题上，从政权内部通过以立法合作为主的途径发挥阻挡或者迟滞、延缓的“刹车”作用；另一方面，公明党也宣传自己是“福祉之党”、“平民之党”，在社会层面上对福利民生的改善起到“油门”推进作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两种作用并非相等。而除了日本国内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外，由于历史和创价学会等因素，公明党在对华关系上还发挥着特殊的“桥梁”和“稳定器”作用。
（一）滞缓安保修宪议题的“刹车”作用
“公明党是自公联盟的‘刹车器’”、“公明党是‘执政联盟中的反对党’”等观点是公明党一直宣传的在联合政权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之一。然而，《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案》、《特定秘密保护法》等一系列安保相关法案却在自公联合政权期间通过，其“和平之党”招牌受到质疑。〔20〕由此可以看出，公明党的“刹车”作用并没有宣传中的强大，并且根据不同事项其“刹车”作用大小也有所差别。
一方面，在解禁自卫权等较灵活且已被较广泛地接受的议题上，公明党对自民党的阻挡作用相对较弱。公明党长期对自民党试图使日本自卫队能够行使“全面”的集体自卫权态度谨慎，拖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但是，在2014年7月两党经过协商后，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21〕，在第一条中增加了“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扩大了行使武力的情况，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上走出了一大步。对于公明党在其中所起的“刹车”作用，有学者认为这和自民党最初追求的结果相比仍是中性的，〔22〕公明党也宣称本党的抵制确保了第九条的地位。但实际上，公明党未能阻挡住实质上的解禁。公明党前国会对策委员长漆原良夫曾说，“新要素在公明党看来是个别自卫权的扩大，而在自民党看来则就是集体自卫权”，而在解禁集体自卫权过程中，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也表示过“不曾考虑因为政策的不同而脱离联合政权”，从而把“联合牌”封印了起来。〔23〕从另一个角度讲，在日益保守化的社会环境下，“日本的战略环境正在恶化”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出于现实考虑公明党作为执政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如今的公明党看来，出于日本自身安全以及确保和平的需要，日本自卫能力的强化和美日同盟的存在有其意义，但进入别国领域使用武力的全面集体自卫权仍应被阻止，公明党的职责在于划清两者的界限。〔24〕
另一方面，在修宪这种推进门槛高且民众意见不一的议题上，公明党能对自民党起到一定的“刹车”作用，不过更倾向于牵制、延缓和修改议程而非彻底的阻挡，“加宪”的态度便是其体现。公明党对于在宪法中明记自卫队地位、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持慎重态度，认为由于日美安保体制的存在，日本不需要加强防卫力量，而是应当将环境权、隐私权等新生的观念以增加宪法条文的方式入宪。对于安保方面的条文，公明党态度消极，强调一定需要获得“国民的理解”和“大多数政党间的协议”。〔25〕由于自民党也深知修改宪法难度之大，所以接纳了大部分“以加代修”的公明党模式来换取执政伙伴的认可。〔26〕由此可见，公明党在争议议题上可凭藉联合伙伴身份对自民党施压，滞缓和修改议程。但同时，随着日本社会保守化和自民党选举上的胜利，其议价能力有所下降。面对着越来越难阻止的自民党，公明党的“刹车”从阻碍变为了尽量使法案能够带上公明党的色彩，削减其中的攻击性、保守性，而这对其来说是较为容易做到的。
与在安保、宪法等“高政治”议题上所发挥的阻挡、滞缓的“刹车”作用相反，公明党在民生福利相关改革等“低政治”上发挥的则是推进的“油门”或者“引擎”作用〔27〕。公明党称自己为一个拥有“实现力”的政党，即拥有推动政策并使其获得议会通过的能力，而这种“实现力”更多地体现在“生活者的政治”，即民生福利议题上。公明党推进旨在降低生活必需品消费税的“轻减税率”制度的过程，便是其在民生议题上“油门”作用的一个案例。
2013年，自公两党协议在消费税达到10%时启用“轻减税率”制度，但财务省和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对此态度消极，反而提出了“还付金”制度并限制范围和减税规模。对此公明党强烈反对，在执政党税制协议会上和自民党进行谈判，以导入“轻减税率”作为支持增加消费税的前提。作为谈判手段，公明党暗示要重新审视与自民党的选举合作。面对公明党的强硬态度，自民党不得不接受提案，甚至更换了持反对态度的税调会长野田毅。但是，自民党内部仍存在不同意见，之后提高到干事长级别继续协商，最终还是由官房长官菅义伟以“如果公明党不赞成，法案就无法通过”、“如果没有公明党的协助，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就无法进行”等理由劝说才得以通过。〔28〕公明党在面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时并未打出“联合牌”，却为了“轻减税率”而威胁要解散联合政权，某种程度上可见两个议题对公明党重要性的先后顺序。
公明党能在税制改革上最终迫使自民党让步，一方面是由于民生议题比安保议题更为其以底层民众为主的支持者所关心，具有强烈动力来推动；另一方面也由于自民党有意用税制改革上的让步换取公明党在修宪等议题上的合作。而公明党也认为，“已在集体自卫权上让步，不能在这方面也让步”〔29〕，因此坚持到底，不惜打出“联合牌”。除了选举和立法合作上的需要，自民党让步也和福利问题的性质有关。比起宏观经济，公明党更擅长微观经济，自公两党存在“国家视角”和“生活者视角”的分工。〔30〕公明党斋藤铁夫干事长表示，公明党最大的作用是把人、地区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把生活现场的声音传达给政治。〔31〕与擅长高级别议题的自民党相比，更擅长“切身感受平民的呼吸”的公明党成为有利的补充，自民党对此也较少干扰。
从公明党在推进民生福利改革时所发挥的“油门”作用可以看出，虽然在安保议题上公明党对自民党似乎节节退让，但其并非“木屐下的雪”〔32〕，至少在民众生活层面公明党作为联合执政党的确具有其所说的“实现力”。
虽然公明党“刹车”作用不断减弱，但其对华友好政策并未受自民党和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影响。从在野党时期以来，公明党在中日关系上就一直发挥着特殊作用，这也使对华政策成为公明党区别于日本其他政党的显着特色。公明党领导人多次访华，发挥了政党外交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桥梁沟通的作用，而在成为执政党后，公明党更是在继承了历史“特殊渠道”作用的基础上成为了中日之间的“稳定器”。<
公明党最先是以创价学会和平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在野党身份通过积极派团访华等途径在对华关系中发挥作用。1971年，公明党首次访华便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复交五原则”，而1972年公明党第三次访华中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所记“竹入笔记”在邦交正常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33〕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公明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如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福田希望进行缔约谈判的态度，并将中国政府的见解向福田报告，促使中断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恢复。〔34〕在“教科书事件”、“光华寮事件”等事件中，公明党向日本方面转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对稳定中日关系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公明党主张较为温和，使其能得到双方的接受，从而能较好地扮演桥梁的角色。当然，无法否认公明党访华也带有着获取政治资本、为选举服务的意图，而且由于长期在野，公明党的影响有限，其“补充外交”能发挥作用无法忽略国际大背景的因素。
成为执政党后，公明党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主要包括政策协调、内阁会议、国会审议三个途径〔35〕，而由于对自民党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从间接影响到直接参与的路径转变，其在继承沟通桥梁的传统之外，能通过两党间的协调机制而在日本对华关系上实践其和平主义理念，从而具有了“稳定器”的作用。一方面，公明党积极参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多次派团访华，继续发挥“桥梁”作用。现任公明党代表山口自2009年上任后七次访问中国，尤其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而处于紧张状态的2013年1月特地访华，转达了安倍的亲笔信，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公明党能够从执政联盟内部批判和牵制自民党，如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对执政伙伴进行批判，同时也助力减轻负面影响，如派遣代表团访华、设立中国研究会等，从而尽力稳定中日关系。由于重视人民福祉的属性，公明党还注重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如公明党参议员西田实仁所提出的“三中主义”，认为日本中小企业的出路在于活用中国市场〔36〕，也有助于中日关系的稳定。
联合政权时期，公明党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联合政权中的“中国专家”，被誉为把握着对华外交的“钥匙”，公明党也会在本党的选举公约中加入中国内容，以体现自身独特价值。〔37〕而公明党能持续在对华关系上发挥作用，既得益于长期积累的渠道，也与其受到中方的信任是分不开的。山口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公明党与中国关系友好并不意味着公明党只会说好话，即使是难以启齿的事情也要坦率地说出来才是真正的友情。这种“真正的朋友关系”使其能够从内部与中国坦率地交换意见，并以作为能对中国直言的朋友而自豪。〔38〕
四、影响公明党在联合政权中发挥作用的因素
在实际运作中，作为较弱一方的公明党一方面受到创价学会高龄化和日本政治右倾的困扰，“刹车”影响不断减弱；另一方面也因无法实现学会的主张而受到压力，限制了其能动性。
（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与公明党的现实主义
由于日本政治的总体右倾化、自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和公明党自身的性质，公明党在联盟内部的议价能力受到削弱，导致其所能发挥的“刹车”作用不断减小。从自民党来讲，一方面各派力量发生了变化，公明党被迫和理念差距较大的自民党鹰派合作〔40〕；另一方面议席上也逐渐具有了压倒性优势，可选择的合作伙伴也在增加。从公明党讲，与重视宗教意识形态的创价学会不同，公明党并非完全的理念型政党，而是现实主义的“中道”政党，有着根据现实政治情况而进行调整的传统，山口自己也承认，公明党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会“成长、变化的”。〔41〕并且，选举上的逐渐弱势也使公明党更倾向于维护联合执政的地位，即使与自民党有不同主张，也必须通过妥协来维持联合，根据情况再决定对自民党是配合还是提出逆耳忠言。〔42〕另外，公明党“刹车”作用主要发挥在修宪、安保等国家层面议题上，而从上文“联合牌”的使用可见公明党更关心更能取得民众信赖和支持的日常生活问题。某种程度上，在安保等议题上的反对成为了其换取自民党在民生问题上让步的杠杆。这也是公明党常年称自己为“和平之党”却在安保领域经常妥协的原因之一。
（二）创价学会方面的压力
由于受到政教分离约束，公明党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使自-公-创三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而公明党在联合政权中受到自民党牵制的同时也受到创价学会所带来的压力，使相对于另两者而言政治能动性受限。
五、总结：岸田政权下自公联盟的新动态
自公两党作为长达20年的合作伙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相互依赖，自民党主要获得了选举上的便利，公明党则得到了执政的优势。虽然内部不时有反对声音，但对于已习惯合作所带来好处的两党来说，结束伙伴关系将会付出极高代价，为此两党建立了各种类型、层级的协调机制。在协调框架下，公明党得以凭藉选举和立法上两党的相互依赖而既保持独立地位，又从政权内部发挥影响。但是，公明党筑基于选举形势上的地位并非稳如泰山。由于创价学会的高龄化，其集票力蒙上了阴影。在2022年参议院选举中，公明党在参议院选举比例区打出了“获得800万票·7席”的口号，但结果仅获得618万票和6席，这无疑限制了公明党的议价能力。
随着自民党优势的扩大，公明党“刹车”作用有可能不断削弱，加上乌克兰危机后其支持者中也出现了要求加强防卫力的呼声，对此公明党也表示将进行回应，不希望形成“一味刹车”的印象。〔45〕由此出发，公明党在安保等议题上有可能不断向自民党靠近，即公明党的“右倾化”。不过，由于仍需要创价学会的支持，“和平之党”仍是其金字招牌，〔46〕并且其对华友好的基本方针也未改变。某种程度上讲，比起“刹车”作用，公明党的“油门”作用发挥得更好。随着新冠疫情到来，日本民众对社会保障等民生议题关注不断上升，而这正是“福祉专精”的公明党大展身手的好时机，并在与自民党的博弈中取得了“一律支付10万日元”等成果。〔47〕
岸田内阁成立之后，自公两党的关系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由于岸田被看作是鸽派自由主义且重视“分配”的经济政策，因此被认为与“福祉之党”公明党亲和性很高。但同时，岸田政权与公明党以及创价学会之间的关系也被评价为“缺少交流的通道”，这导致两党协调进展较安倍和菅时期缓慢。新内阁刚成立时两党就对“18岁以下儿童提供10万日元补助”产生分歧，之后两党在参议院选举上也发生矛盾，在东京都等选区就候选人问题难以达成协调。不过，尽管出现了所谓的“自公离婚骚动”，两党最终仍达成了协商，体现了自公合作在岸田政权下仍有其韧性。
〔1〕其中尤以日本学界对其研究最为充分，但以对其赞美或批评为主，相对客观的系统性研究有中北浩尔“自公政権とは何か”、筑摩书房、2019年；薬师寺克行“公明党:创価学会と50年の轨迹”、中央公论新社、2016年等等，而中国对公明党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其在对华关系上发挥的作用和与创价学会的关系。
〔2〕较新的研究有参见尹月：《日本自公执政联盟形成及长期维系的内在逻辑》，《日本研究》2021年第2期；何晓松：《日本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执政的理论分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何晓松：《日本公明党“山口体制”下的“大众福祉主义”政策构想》，《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6期等。
〔3〕参见陈坤森：《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韦伯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4〕参见Liff,Adam P.and Ko Maeda，“Electoral incentives,policy compromise,and coalition durability: Japan's LDP–Komeito Government in a mixed electoral system”，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0，No.1,2019,p.54.
〔5〕而政党联合的生命周期理论相对适用于分析自公联合内阁成立后的政治运作。参见何晓松：《日本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执政的理论分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
〔6〕参见何晓松：《日本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执政的理论分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第112页。
〔7〕参见公明党“次期众院选、自公で协力”、https://www.komei.or.jp/komeinews/p301072/、2023-06-30。
〔8〕参见吴明上：《日本联合政权组成中公明党关键少数之研究》，《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1期。
〔9〕参见何晓松：《日本自公联合政权长期稳定执政的理论分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第116页。
〔10〕参见Liff,Adam P.and Ko Maeda，“Electoral incentives,policy compromise,and coalition durability: Japan's LDP–Komeito Government in a mixed electoral system”，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0，No.1,2019,pp.55-58.
〔11〕吴明上：《日本联合政权组成中公明党关键少数之研究》，《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1期，第67页。
〔12〕Ehrhardt，George，et al，Kōmeitō: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Japan，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4，p.261.
〔13〕中北浩尔“自公政権とは何か”、筑摩书房、2019年、264-265页。
〔14〕转引自中北浩尔“自公政権とは何か”、筑摩书房、2019年、265页。
〔15〕参见王蕾：《日本政府与外交体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16〕参见朱晓琦：《日本政治文化与选举制度——以政治家后援会为中心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3-101页。
〔17〕朝日新闻“公明指定席の国交相、夺回论自民不満、巨大官庁のポスト譲り１０年超”、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692768.html、2023-08-27。
〔18〕参见张伯玉：《日本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96页。
〔19〕公明党“写真で読む公明党の55年”、https://www.komei.or.jp/campaign/komei55、2021-03-07。
〔20〕参见佐高信“お笑い公明党トンデモ创価学会”、七つ森书馆、2015年、12-21页；朝日新闻“公明代表８选问われる立党の原点”、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420997.html、2023-8-25。
〔21〕参见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kihon02.html。
〔22〕参见Fisker-Nielsen A M.,“Has Komeito abandoned its principles?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party’s role in Japan’s security legislation debate.”，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Vol.14，No.3，2016，pp.1-27.
〔23〕参见中北浩尔“自公政権とは何か”、筑摩书房、2019年、293页。
〔24〕参见田原総一朗、山口那津男“公明党に问うこの国のゆくえ”、毎日新闻出版、2020年。
〔25〕参见中北浩尔“自公政権とは何か”、筑摩书房、2019年、260页。
〔26〕Liff,Adam P.and Ko Maeda，“Electoral incentives,policy compromise,and coalition durability: Japan's LDP–Komeito Government in a mixed electoral system”，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0，No.1,2019,p.69.
〔27〕参见公明党史编纂委员会“大众とともに-公明党50年の歩み”、公明党机关纸委员会、2014年，247-261页。
〔28〕转引自许俞欣：《自公连立政権の运営と限界：安全保障关连法案の成立过程を例に》，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第61页。
〔29〕中北浩尔“自公政権とは何か”、筑摩书房、2019年、295页。
〔30〕参见佐藤优、山口那津男“いま、公明党が考えていること”、潮出版社、2016年、135页。
〔31〕公明党“歴代最长の安倍政権自公连·で多大な実绩”、https://www.komei.or.jp/komeinews/p119946、2021-03-03。
〔32〕即“下駄の雪”，有些评论家习惯用夹在木屐缝里的雪被踩了也不脱开来强调公明党面对自民党时的无能为力。
〔33〕参见黄大慧：《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3期。
〔34〕参见汪鸿祥：《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第72-73页。
〔35〕参见蔡畅：《日本公明党及其外交政策与实践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22年，第109-113页。
〔36〕参见蒋丰：《蒋丰看日本：日本国会议员谈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212-217页。
〔37〕朝日新闻“公明、岸田流‘分配’に期待防卫政策·宪法、主张には沟‘福祉の党’アピール、きょう公约発表”、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068428.html、2023-08-27。
〔38〕参见田原総一朗、山口那津男“今こそ问う公明党の覚悟”、毎日新闻出版、2022年。
〔39〕参见共同社：《聚焦：岸田改善日中关系构想落空中国反日舆论难息》，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8/9db352f71290.html，2023-08-31。
〔40〕参见中野润“创価学会·公明党の研究”、岩波书店、2016年，第66页。
〔41〕佐藤优、山口那津男“いま、公明党が考えていること”、潮出版社、2016年、28页。
〔42〕参见田原総一朗、山口那津男“今こそ问う公明党の覚悟”、毎日新闻出版、2022年。
〔43〕宫笠俐:《“总体保守化”背景下日本“自公合作”体制走向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第109页。
〔44〕Fisker-Nielsen A M.,“Has Komeito abandoned its principles?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party’s role in Japan’s security legislation debate.”，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Vol.14，No.3，2016，p.18.
〔45〕朝日新闻“连立政権‘ブレーキ役’に転机公明党·山口那津男代表”、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337400.html、2023-08-25。
〔46〕参见公明党官网政策部分：https://www.komei.or.jp/komeipolicy。
〔47〕参见时事通信社“公明、‘连立离脱’论で押し切る官邸主导の政治手法に影―现金给付1人10万円”、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0041601107&g=pol、2021-03-08；
中评社香港1月24日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研究生张瀚铮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发表专文《日本自公联合政权中公明党的作用》，作者认为：自公联合政权从1999年自自公联合开始，除了中间短暂3年在野之外，到目前为止总共执政了21年。自公联合政权之所以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以及公明党作为联合中较小的一方却能发挥不成比例的影响，与双方在选举上的相互依赖有很大关系。自公联盟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为了避免联合瓦解，两党形成了各种事前协商机制，同时形成了适应两党诉求的政治职位分配模式。在这些联合的框架下，公明党能够发挥“刹车”和“油门”以及对华外交上的“桥梁”和“稳定器”作用。在诸作用中，“刹车”在争议问题上能够生效但效果有限且随着日本社会的变化不断减弱，而“油门”所推进的民生福祉政策则是公明党的核心追求，是公明党难以让步的底线。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自公联合政权虽然会继续持续下去，但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增加。文章内容如下：
从1999年自自公联合政权开始，除了短暂3年在野之外，自民、公明两党已经联合执政了21年，其长时间执政深刻影响了今天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从目前来看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继续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公明党以及自公联合政权这一长期政治现象，学界不乏相关研究〔1〕。相对而言，对两党在联合组阁后具体的运作方式和公明党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发挥作用的途径研究仍然较少。〔2〕
对于自公联合政权，联合内阁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角度。联合内阁理论的基础是政党联合的数量和规模理论，认为最常见的是“最小获胜联合内阁”，即联合内阁里无多余的成员，数个政党组合起来席位刚好超过组阁的要求。〔3〕然而1993年以后，日本的联合内阁基本为远超组阁所需半数的“超量联合内阁”，如2016年自民党席位超过半数却仍与公明党联合组阁。除了规模过大之外，自公联合还具有其他传统联合理论下的“反常性”，如两党大小差距和政策追求差异等，但公明党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劣势，在如修宪等自民党关注的问题上发挥出不成比例的作用。〔4〕面对数量和规模理论的不足，又有学者提出了政党联合的政策追求模型、新制度论、政党联合的生命周期理论等。其中，新制度论较为符合日本选举政治的现实，指出这些“反常”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两党在“选举协力”中获得的“选举实利”〔5〕。日本现行选举制度下两党的相互依赖成为了公明党对联盟伙伴的主要影响力来源，提供了双方维持联合的理由和政策协调中自民党妥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