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C论坛：中美需要更成熟框架管理
中评社香港2月6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不久前在清华大学明理楼举办研讨会，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暨中国论坛副主席达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赵明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昊与会。座谈会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秘书长张立荣主持，与会者围绕旧金山“习拜会”后中美关系走向问题，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以《双C论坛：从旧金山“习拜会”看中美关系走向》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张立荣、郭至君：开场白
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是中评智库基金会国际部主任郭至君，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各位老师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届双C论坛，我先代表双C论坛的主办方之一——中评智库基金会作个开场。因为一些老师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双C论坛，所以我也花一点时间简要介绍一下。双C论坛得名于中评智库（China Review Think Tank）和清华CISS中国论坛（China Forum）的首字母组合，是中评智库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的最新合作项目，旨在围绕国际关系热点议题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展开讨论、贡献智慧。首届论坛已在今年5月份召开，当时是在G7广岛峰会结束的背景下，与会专家就当时的台海形势、中日韩关系、中美关系、东北亚安全、美国的印太战略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第二届论坛也就是今天召开的这一场，聚焦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旧金山峰会。
众所周知，两国元首在旧金山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域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20多项实实在在的成果，各国媒体、智库学者高度关注两国领导人会晤所谈内容，并积极进行了分析解读。因此，今天也非常高兴看到各位学界大咖能够齐聚我们举办的双C论坛来深度交流、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事实上，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曲折，年初的“气球事件”更是令中美关系一度降到近年来的交往水平的最低点，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看似就要激烈碰撞，引得世界其他国家惴惴不安。但经过双方这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中美元首时隔一年再度会晤，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20多项重要成果，这充分证明，元首外交还是在中美关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无可代替的作用。深入研读习近平主席这次在美演讲，有很多令人一振的话语，包括“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事实证明，中美已在多方面深入交织，无法“脱钩”，美国自己无法通过联盟合作来围堵、遏制中国，也无法简单分出个你输我赢。
我们在策划第二届双C论坛的时候在议程中也提出了三大问题，即：本次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意义？未来两国如何在台湾问题上博弈、管控？中美接下来应如何重建互信，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期待各位专家畅所欲言。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张立荣秘书长。
张立荣：下面进入会议主题发言阶段。有几个引导性的问题：一是这次旧金山会晤的意义何在？这次会晤对当前中美关系会起到什么作用？二是涉及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在两国间应该是最大的分歧和冲突点，这次中方首次在会晤当中明确提出要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要求，看看各位专家如何看待未来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和管控？三是习主席用了“五个共同”提出了对中美关系的新愿景，看看各位专家认为中美之间接下来应该如何重建互信，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下面我们请第一位发言嘉宾，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教授发言，有请！
陈须隆：元首会晤为中美关系定向导航
中美元首会晤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看是一桩举足轻重的大事件，而且美方的安排也表明了这一点，其特别之处在于：结合举办APEC会议，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主席发出了一份举行元首会晤的单独邀请。美方特别表示，这是一场中美“峰会”，不同于APEC期间的双边会见安排。但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它既不是国事访问，也不是正式访问，它就是一场特别安排的、有着明确目的的非常重要的峰会，体现了元首外交的重要性。从地点的选择、午宴、庄园散步，会晤持续4个小时等细节来看，美方确实很重视也很用心，谈的又是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域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
如果结合历史来看，就会更加体会到这次元首会晤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在美苏冷战时期，每次元首会晤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都不那么容易。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处境比较困难，发生了美元危机，陷入了越战泥潭，导致美苏争霸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苏首脑会晤增多，取得了很多成果，签订了100多个条约协定，制定了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包括双方在限制战略性、竞争性武器谈判方面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结合国际关系史来讲，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某种意义上来讲又是对手的情况之下，每次会晤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很不容易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大国都有大国的尊严和威望，两国元首会晤如果没有良好的氛围，没有良好的条件，没有足够的保障，是实现不了的。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之下，双方做了很多努力，“重返巴厘岛、通往旧金山”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挑战的，好在双方都想把双边关系稳定下来，而且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藉着参加APEC峰会的机会应邀赴约，再次在历史关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是很不容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次会晤对于稳定两国关系意义重大，确实起到了止跌企稳的作用，而且也为未来新时期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导航定向的作用，尤其是“五个共同”，提供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一是共同确立正确认知。我们希望能够做伙伴，能够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如何来认知对方？如何进行战略定位？如果我们还沿着过去的思路，痴迷于新旧大国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逻辑，恐怕就会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美国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美国宣称中美之间不打冷战，但是美国又要大搞对华竞争。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在相互依赖下的竞争问题怎么解答？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因为有了正确的认知才会改变叙事，在这一方面，学界可以发挥进一步的作用，中美双方的学界需要加强沟通交流，在促进正确认知上多做贡献。
三是共同推进互利合作。中国的思路很清楚，从提出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要扩大利益汇合点，要构建利益共同体。中国愿意推进和扩大合作，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在新的形势之下，合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等，这一块还是大有可为的。
四是要共同承担大国责任。这是习近平主席一向重视的，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担当，而且中国是持开放心态的。尤其是提到了中国的倡议是开放的，包括“一带一路”和三大全球性倡议，就看对方如何应对。地球村需要大家共同呵护，大国在这方面特别有责任，要对整个世界秩序负责，不然其他国家都会跟着倒霉。
五是共同促进人文交流。需要鼓励和支持中美两国人民多来往，多沟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特别重视民心相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不能断掉，峰会之后，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要把它们一一落实。过去我们说美国对华竞争是全政府甚至是全社会的，但我们需要想办法不让美国把全社会对华竞争甚至反华意识形态搞起来，这里面有很多工作的空间。
在具体各项成果中，建立人工智能政治间对话特别重要，这说明人工智能问题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量，目前对于这个变量的影响估计得还不足，要特别重视。
中美元首这次会晤对缓和整个世界局势，推进全球治理是意义重大的。在中美关系稳定缓和的情况之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巴以冲突的决议，已经在召开的COP28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大会很可能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同时，这次峰会对于美国盟友的影响非常大，当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日本抢先与中国建交，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成功，所以中日韩外长三边会晤合作就很顺畅，氛围也非常好。法国外长来访，中法之间也达成了很多好的成果，包括碳中和、人文交流等问题，对撬动美国盟友继续发展对华关系是意义重大而且不能低估的。
总的来说，我有九点认识：一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要高度重视每一次元首会晤或峰会，将其运筹好，争取最好、最大、最多的成果。
二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元首会晤和峰会，要用好、用足其带来的积极因素、契机和动向，用于改变双边关系、稳住世界局势、缓和国际形势、推进全球治理。
四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绝不能低估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缓和与合作在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五是面对重大变革期的当今世界和竞争加剧的大国关系，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要“稳”字当头，国内发展要稳中求进，要稳住大国关系，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要稳住周边，巩固好与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
六是要巩固与扩大中美关系的共识，且共识不能停留在嘴皮子上。现在各方都在讲美方不想与中国搞新冷战，中国也反对新冷战，欧洲国家也反对新冷战，但尚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公报和联合声明上写着反对新冷战。
七是关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敏感性、重要性无需多提。这次有一个很好的提法，就是明确要求美国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全世界的中华儿女和中国人民的朋友都应该坚持要求美西方国家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而且还要落实在行动上。对台问题还是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不断显示中国的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和足够善意，绝不允许美国在台湾复制乌克兰危机模式，而且要让台湾人民深刻认识到乌克兰悲剧的严重性。
八是要从历史中接受教训。从冷战期间美苏对抗中我们意识到，即使在美苏缓和的时候，美国对苏联也没有罢手，可能是紧张的军事安全对抗没有了，换成了人权外交，搞和平演变，所以中国也不能过于乐观，尤其是美国对华竞争已经结构化、机制化、人力资源配备到位，话语体系已经形成，而且自认为可能有成效，这是要提防的。
九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大国之间的斗争一定是跌宕起伏的，这种底气来自于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团结奋进。要抓住一切机遇赶快发展自己，在新形势下，要尽快制定建设智能强国的大战略，中国人有体制优势，有智力优势，有文明优势，能够处理好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要赶紧提出一个大战略。这将有利于促进中美之间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并进而处理好中美关系。
张立荣：谢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陈教授谈得很全面，谈了中美两国领导人旧金山会晤的意义和影响，也谈了旧金山愿景的几个方面和九点认识，是很全面的。下面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论坛副主席、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发言！
达巍：旧金山峰会释放中美希望稳定的信号
旧金山峰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峰会，但并不能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捩点，不过它确实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痕迹，也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再次向世界发出了中美两国都希望稳定中美关系的信号，这就是我们讲的从“巴厘岛共识”到“旧金山愿景”。实际上中美这一轮的调整始于去年，“巴厘岛共识”就是这样一个成果，当然很不幸在今年2月份爆发了所谓的“气球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那之后，中美两国克服了这个突发危机带来的影响，两国元首同意再次举行会晤，并且再次重申中美关系要稳定这样的信号，而且以具体的成果来表示要稳定的意愿。从“巴厘岛共识”到“旧金山愿景”的这样一个努力和进程有可能意味着中美关系止跌企稳，虽然不是改善更不是逆转，但中美关系至少开启了这样一种进入新常态的可能性。当然，新常态能不能够出现，或者说目前的状态能持续多久？还要看明年有无突发的危机，最大的风险在于2024年年底的美国大选以及2025年之后谁在美国执政，这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新常态企稳的态势能否持续到2025年以后。
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中方提出的两个说法是对美国近年来掏空“一中”政策的反应。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但即便按照美方的“一中”政策，其对台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我们经常说的“掏空”。比如，美国在国会的支持下，在乌克兰危机的推动下，加大了武装台湾的力度，对台军售、军援源源不断，包括在台湾讨论的战略力量预置、一些小规模军事存在、更多的非对称进攻性武器，这一切都是武装台湾的一个动向，而这个动向是中国坚决反对的。美国的“一中”政策里并没有武装台湾这一项，即便按照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也不能走到现在的这个程度。
未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还会有很多博弈，但是也不宜夸大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以及台湾问题的危险性。一方面，大陆有足够的耐心和诚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不管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结果是谁，新的领导人也不会在未来一两年内采取任何铤而走险的做法。一般来说，比较危险的时间点会在竞选前、第一个任期完，或者到第二任期没有选举限制的时候等。台湾问题明年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也不要过度地渲染这种风险。
习主席提及的“五个共同”讲得很全面，总结提炼得也很好。共同树立正确认识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双方的认识完全不同是最危险的。我们至少要达到共同的认识，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共同认识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中美关系怎么判断很重要，如果双方判断完全不同，很可能造成最后行动的落差。
在旧金山峰会前后，中美在认识问题上正在趋同，首先，中国和美国都认为中美关系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负面关系，不会好转。因为如果有一方觉得不会好转，另一方觉得可以好转，两方其实会有矛盾，但大家都认为它很困难就可以共同面对现实。二是双方也都认为中美不愿意打冷战。三是中美都认识到自己有很多目标，但是力量有限，不一定所有的目标都能达到。四是中美都认识到各自的国内有一定的韧性，在这场博弈当中，不会出现有一方突然速胜或速败的可能性。
在正确的认识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战略竞争，中方表示不同意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关系的内容不止是战略竞争，或者说不是战略竞争，在这个说法上，中方的立场是对的。美国对华搞的是一种战略竞争，不是普通的竞争，美国国内有些人在淡化这个概念，把中美现在的博弈、矛盾说成是赛场上的比赛或者两个公司的竞争，这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美国现在对中国是打压，这是一种关系到大国权力之争的战略竞争，对此，中国还是要聚焦在发展上，不能陷入到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去，中国不要沉溺于跟美国争两极、单极还是多极，我们的目标是自己的发展，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让更多的人有更体面、幸福的生活，这个认识很重要。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也有一些具体成果，比如执法合作、禁毒合作，这是互利的，但是不能太有选择性。这次峰会没有能够宣布一些经贸方面的做法还是比较遗憾的，这恐怕与美国不愿意做有关。因为大选快来了，美国不愿意在关税、高科技、禁运这些方面做调整。但互利合作应该是各方面的互利合作才对。共同承担大国责任这件事很重要，过去中美谈的比较多的是气候变化，但是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点。可以说，今天世界上面对的最大风险不是中美战争的风险，而是人类与先进技术之间的竞争和管理。先进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中美两国博弈带来的风险。很高兴中美之间能有人工智能的合作，但其实这个前景还是很复杂、很困难的。
共同促进人文交流其实是所谓的“低挂的果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中美恢复交流已经快一年了但现在仍然有那么多的障碍，这个是很遗憾的，希望两国能够各自做好内部的协调，组成联合的工作机制尽快把这些问题解决掉，让人文交流能够真正落实下来。就像习主席说的，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希望在人民，活力在地方，未来在青年。
今年10月份我们在纽约最后一次见到基辛格。基辛格说中美应该要对话才能防止和解决世界上很多热点问题的爆发，比如中东问题。基辛格也再次强调人工智能，并表示中美应该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通过第四个公报才能解决很多大的问题。当然，我知道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短期内不现实，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记住基辛格博士所思考的大方向。《上海公报》的核心是在冷战的格局之下中美对世界观的一次对标，不是台湾问题，今天，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转变，中美两国应该重新就世界秩序达成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像“五个共同”里讲的，正确认识、管控分歧、互利合作、大国责任、人文交流，把这些加起来，其实就是未来第四个公报的内容。最后，我向基辛格博士致敬，他是对中美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后人应该沿着前人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张立荣：达巍教授围绕三个问题谈得很深入，进一步阐述了一些想法，包括会晤的意义以及中美关系有可能止跌企稳，进入一种新常态。另外，在台湾问题上也讲到了一些很关键的对美方态度的分析。在“五个共同”方面，也进一步阐述了中方的看法以及我们的一些期待。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发言！
宋伟：中美应寻求共同利益展开根本性对话
中美旧金山峰会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双方意识到不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竞争的底线得以明确，而且为了避免偶发性的军事冲突，双方要建立军事交流的机制；二是双方表示愿意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例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禁毒、人工智能合作等等。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旧金山峰会有助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但是，这个改善能不能持续下去还有诸多变数，取决于双方各个具体部门在讨论具体措施、细节的时候有多大的力度，且双方能不能实施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具体行动。这些还有待观察。
旧金山峰会得以达成这两方面的共识，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双方着眼于寻找共同利益，而不是去吵架，不是想要说服或者压倒对方，该合作的还要继续合作。因为双方能够聚焦于共同利益的方面，所以才能够达成共识，这个方式很好，要持续下去，吵架是没有意义的，寻求共同利益和共同点的对话才是有意义的。
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从学者观察的角度来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中方的理解；美方则认为，中美关系出了问题，主要是中国崛起以后在国际秩序领域想要提出新的规则，想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尽管台湾问题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它能不能被列为核心问题，可能还是有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次峰会中，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具有基本的共同利益，那就是台湾不能宣布独立，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大陆就不得不使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那时美国就不得不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这将危及到美方的底线。所以，中美双方在维持台海现状方面是有基本的共同利益的。尽管美方不断地挑衅，不断地武装或支持“台独”势力，但是如果台湾真的走向独立，对美国来讲也是不利的，这是中美的一个共同利益所在，也是美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有助于减少美方的各种挑衅和过激行为。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上认识的差异是一个潜在的、麻烦的问题，中国把台湾问题看得极其重要，把中美关系不好归结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但美方其实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在国际规则上的挑战，以及中国是不是要挑战它的霸权地位，双方的认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错位。这种错位导致的问题是，中美对怎么样改善和稳定两国关系难以达成根本性的共识。
关于未来中美两国怎样进一步相处，我提三点：一是要基于共同利益进行互动，寻求共同话语。吵架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寻求共同点，这是最重要的。
二是要发出明确的信号。这次峰会中，双方都发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信号，像中国提出了和平统一，美方讲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以后，中方也在不断地向外界释放各种信号，包括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放松管控，例如单方面取消对六个国家的签证要求，以及央行刚刚宣布取消5万元以上存取款的登记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两国都要向对方释放一些清晰的信号，告诉对方自己想往哪个方向走。
三是中美应该就国际秩序规则展开根本性的对话。例如现在美国讲公平贸易，设立更高的市场准入门槛、环境标准、劳工标准，这些新的规则短期内来说对中国是不利的，所以两国在世贸组织的改革上确实存在分歧。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就是一柄双刃剑，产业可能转移到中国，也可能转移到东南亚去，所以同样的规则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不同国家的利弊是会发生变化的，我们在看待国际规则的时候，一定要兼顾长期和短期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中方也需要考虑国际贸易的新规则。双方可以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到底什么样的规则是比较平衡的、两国都可以接受的。在现有的世贸规则和美国想要建立的新规则之间，存在着可以妥协的中间地带。中美应该就国际规则的改革展开深入的讨论，求同存异。美国不应该简单将中国定位为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自己是所谓的守成国家；两国应该在修正现有的国际秩序规则、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共同发力。
张立荣：现在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入，除了会晤的意义以外，还谈到了中美对双方关系核心问题认知存在错位，以及下一步可以做的几个方面。下面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发言！
孙成昊：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要考虑三个“一”
首先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反映出以下几点：一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强调负责任的竞争，目前看正在转向所谓的“负责任”。“负责任”是美国自我标榜的，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想要更加安全的竞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2年5月份的涉华政策演讲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那次演讲就已经标志着美国把“负责任”或者“安全”作为对华政策中美国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当时美国所谓的“3C（竞争、合作、对抗）政策”，演进为“投资、竞争、联盟”新三分法，弱化“该对抗时对抗”的表述。此后，美国强调“护栏说”的频率明显上升，从一开始的对华全面竞争逐步向现在的“可控”或者“可管理”竞争转变。
二是当前中美似乎进入到一个“再接触”的阶段。在布林肯访华之后，相对于建交之后的中美接触，当前两国“再接触”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过去双方主动寻求接触和合作，而当前双方的“再接触”不仅仅是“无人飞艇事件”后的再次接触，其内涵也发生变化。当前的“再接触”更多侧重对两国关系重新校准，尤其是对于美方当前寻求在大国竞争框架下的对华合作，中方也会更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开展对等的互惠往来，而非单方面配合美方合作要求。
三是中美的短期目标是通过在部分领域重建或者新建对话来“机制化”两国关系。一方面，中美双方都比较担心明年的美国大选会冲击中美关系。因此，双方都有意愿通过一些对话来稳定两国关系，至少让双边关系面临美国国内政治冲击的时候有更强的韧性。另一方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战略博弈之后，中美两国也希望能够把一些给彼此的“再保证”落到实处。无论是美方的“五不四无意”，还是中方强调的“从来没有把超越美国作为目标，从来没有挑战和超越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这些说辞都需要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作为支撑。另外，恢复或者新建各个领域的对话，有助于增强中美对于彼此的信心，而当前的对话和当年奥巴马任内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肯定也是不同的，现在更多要体现双方以结果为导向的务实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