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劝农诏及农事题材创作
文景之治的重农手段，主要体现在劝农诏的颁布。诏辞本身是一种现实关联性很强的应用文，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诏策》篇讨论它的文学价值，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和话语体系，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意思是说诏书一类的文辞，虽然创作者的范围具有特定的局限性，但却具有深广的影响力。故历代帝王相当注重诏书创作，一流的文人作家也会参与其中，此即《诏策》所称的，“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诏书创作既反映出统治者的精神意志，从文辞本身而言也是统治者与诏书拟写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以文人作家的参与拟写为例，或奉帝命旨意直接进行诏书文辞的创作，或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呼应诏书文辞，都可视为这种互动性的具体表现。文景之治时期颁布的劝农诏，即呈现出以劝农重本为核心的最高统治意志，与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农事题材创作之间的相互对话图景，挖掘并阐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与人文思想，不仅丰富了以土地伦理和粮食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农耕文明内涵，也是拓展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乃至“更新”文学史书写的可行路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相继颁布了五次劝农诏；景帝在位十六年，颁布过一次劝农诏，合计近四十年的文景之治共颁布六次与农事相关的诏书，这还不包括含有振贷、减免田租等具体措施方面的诏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文帝时期存在的不重视农业生产的重末轻本现象，文景之治期间的全国人口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国时期的水平（参见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为了抵御匈奴而采取的边境屯军措施，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凸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粮食供应链的稳定，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采取劝课农桑、重本抑末及与民生息的政治举措，也促成了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构筑出古代农耕文明与治国理政相互统摄兼容的治理体系。
重农措施推动了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特别是文帝的重农颇得史家的赞誉，如《汉书·文帝纪赞》云：“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多拈出“玄默”之词赞颂文帝的劝农重本之举，如《汉书·叙传》云：“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刑法志》云：“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西域传》云：“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又《贾谊传赞》云：“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玄默指称的是一种沉静无为的状态。文帝的“玄默”表现在采取一系列重农措施，以农本为先，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政治保障，促进和保持了国家稳定，也创造了实现文景之治的社会条件。它的历史启示在于，一方面植根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治国理念呼应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强调不妄为；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政治层面通过重农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无为而治又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应民心，以民本筑牢国本。因此，古代的“玄默”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体现着中华人文精神和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与深厚底蕴，其话语内涵值得进一步的挖掘、阐释和弘扬。
汉初劝农诏的颁布和重农思想，与贾谊和晁错的农事题材创作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如贾谊创作的《说积贮》，直接促成了文帝《开籍田诏》的颁布，这是文景之治时期的第一道劝农诏书。贾谊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之治天下，至纤至细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贾谊以“积贮”之词概括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的重要性，是描述粮食安全的有中国风格的话语。此外还指出了农业与其他各产业的本末关系，强调以农为本，“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新书·瑰玮》），并曾指斥“农事弃捐”“采铜日繁”所导致的“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现象（《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应该说这些都与文帝所颁劝农诏的旨意是相一致的，显然受到了贾谊重农主张的影响。《汉书·食货志》明确记载说文帝“感谊言”，开始籍田和躬耕以劝百姓。
晁错是另一位影响文帝重农思想的文人，与贾谊比起来，他的重农主张或措施更具体实用，诚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评价的那样，“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提出守边士卒屯垦和徙民守边屯垦的主张，既可以防备匈奴的侵扰，更重要的是解决边境戍卒的粮食需求问题，他写道：“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晁错还提出贵粟的主张，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论贵粟疏》），具体实施起来就是农民可凭缴纳粮食的等差而给予相应的爵位，或者免除罪罚，目的是劝农种粮。晁错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解决边境军事粮食需求，看来这是汉初的棘手问题，称：“使天下入粟于边，以授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采纳了晁错的谏言，令民入粟于边，爵位以多少级数为标准。晁错还撰有《复奏勿收农民租》，进一步阐述贵粟授爵的主张，同时也强调适当免除租赋以缓解农民负担，写道：“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劝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熟且美，则民大富乐矣。”文帝所下的减免租赋的劝农诏，与晁错的主张是相承的。当然晁错贵粟主张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未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仍然闪烁着可贵的农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晁错的《论贵粟疏》除是考量汉初农本思想的重要文献外，还是一篇感情真挚、质朴简练的散文名作。如所写的这样一段话：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以文学史的书写为例，文、景二帝的劝农诏以及贾谊、晁错二人的农事题材创作，确实也影响到了汉代的文学表达。约而言之，盖有三端，一是辞赋创作里劝谏畋猎的书写，明显是农本思想在辞赋文学里的呈现，如孔臧的《谏格虎赋》写道：“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二是汉代的赋学批评观也隐然与农本思想相关联，重农强调的是农与其它各业的本末关系。辞赋创作要求“曲终而奏雅”，就是一种本末关系。另外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区别赋作高低优劣本质上也是本末关系的反映。三是汉代文章质实风格的形成，汉初贾谊和晁错的农事题材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鲁迅就评价二人的政论文创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研究汉代的文学，还是应该多对政论性的散文给予关注，它们未必能够给予文辞层面的藻丽华腴的美感，但却如同黄钟大吕般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展现出了文学的另一种风景。
中华农耕文明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呼应着亘古绵远的“民以食为天”的永恒主题，农耕文明传统下的农事文辞及相关创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脉的体现，值得认真细读和研究。
来源：光明网 作者：刘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景之治的重农手段，主要体现在劝农诏的颁布。诏辞本身是一种现实关联性很强的应用文，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诏策》篇讨论它的文学价值，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和话语体系，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意思是说诏书一类的文辞，虽然创作者的范围具有特定的局限性，但却具有深广的影响力。故历代帝王相当注重诏书创作，一流的文人作家也会参与其中，此即《诏策》所称的，“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诏书创作既反映出统治者的精神意志，从文辞本身而言也是统治者与诏书拟写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以文人作家的参与拟写为例，或奉帝命旨意直接进行诏书文辞的创作，或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呼应诏书文辞，都可视为这种互动性的具体表现。文景之治时期颁布的劝农诏，即呈现出以劝农重本为核心的最高统治意志，与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农事题材创作之间的相互对话图景，挖掘并阐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与人文思想，不仅丰富了以土地伦理和粮食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农耕文明内涵，也是拓展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乃至“更新”文学史书写的可行路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相继颁布了五次劝农诏；景帝在位十六年，颁布过一次劝农诏，合计近四十年的文景之治共颁布六次与农事相关的诏书，这还不包括含有振贷、减免田租等具体措施方面的诏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文帝时期存在的不重视农业生产的重末轻本现象，文景之治期间的全国人口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国时期的水平（参见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为了抵御匈奴而采取的边境屯军措施，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凸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粮食供应链的稳定，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采取劝课农桑、重本抑末及与民生息的政治举措，也促成了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构筑出古代农耕文明与治国理政相互统摄兼容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