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考古交上一份北京答卷
在首都北京这样一座世界闻名的古城从事考古工作，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新时代，这群考古人承担了更为宏大和光荣的使命。
将城市副中心历史提前到西汉
“摸排时听村里老人说，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城墙。我们就这么发现了北城墙。”明清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孙猛向记者介绍。
“南城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老百姓也记错方向，探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有问题。”孙猛继续回忆道。
尚珩插话道，“艾演墓可跟南城墙正好对上了，墓志上说，‘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
他们所说的，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路县故城”。2016年，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专家们，通过“地毯式”勘探，在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的周边发现了汉代城墙夯土，经过与文献资料对比后确认，这里正是西汉时渔阳郡下辖的路县县治所在。
这一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西汉初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北京的城市副中心所在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遗址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采访这天是周五下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叮嘱记者：“跟孙猛多聊会，拖到下班点，他就不回通州了，能回家待一晚上。”
一屋子人会心一笑。屋里，还坐着几位考古研究院的领队，分别是辽金元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魏然、辽金元考古研究部馆员戢征。整个研究院里，总共有14位领队，常年在各处工地驻守，这一天少见地聚齐了5位。
同样长期驻扎通州区的，还有魏然。这位沉默寡言的领队，过去3年都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进行考古。这里，同样发现了大量墓葬和遗址。校方对他们的发现十分重视，积极配合勘探与发掘。与其他几位领队一样，说起自己的工作，他总是很平静。
路县故城发现后不久，其文物保护工作就被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2017年1月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覆对路县故城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建设博物馆。2020年，北京通州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顺利开工建设。今年9月，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地下结构施工全面完成，提前12天实现正负零封顶，为后续钢结构、幕墙等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简直就是跟太阳和温度赛跑”
考古研究院很多人都记得，如今也不过36岁的领队戢征，在2016年新婚燕尔之际，接到了去位于延庆区的“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址进行考古的任务。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几年戢征经手的项目，总能勘探到面积很大的考古遗迹，挖出数量众多的文物。虽然每个领队手里的项目数量差不多，但过去5年，戢征是院里负责勘探面积最大的领队。对于考古人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也意味着工作量倍增。
他掰着手指算，光世园会就挖出1000多座墓葬，其中不乏魏晋时代的大家族墓。离开延庆项目后，他又转战顺义区、大兴区、平谷区……总是收获颇丰，却也总“感觉忙不过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为了确保世园会项目如期开工，深冬腊月在比市区“冷得多”的延庆区勘探。那一幕记忆犹新，“出发时城里在下雨，到了延庆发现在下雪”。
戢征和孙猛两个人，也被同事们编成了顺口溜：“新婚燕尔的戢征，抛妻弃子的孙猛。”玩笑背后，是工作的重重辛苦。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这些堪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中流砥柱的领队，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之间，正处在最为年富力强的年龄。
艰苦的环境，已成为这群考古人的集体记忆。
“比如夏天，只能抢一早、一晚的凉快时间干活，中间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根本没法干。”说起夏天施工，魏然满脸无奈。
到了冬天更麻烦。
但这几年，工作多、任务重，冬天照样得干。
魏然说，冬天勘探的办法就是“给土地盖棉被”。把冻土层挖掉后，覆盖一层薄薄的虚土，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把虚土层轻轻刮掉再进行勘探。当天晚上，再覆上一层虚土。“简直就是跟太阳和温度赛跑”。
“每逢重大工程先考古”
在城市副中心和世园会考古绝非偶然。考古研究院里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耳熟能详的“大项目”。比如，环球影城、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场馆……
鲜为人知的是，这几年北京人人熟悉的这些大型工程背后，都有考古人的身影。“每逢重大工程先考古”，成了新时代北京的惯例。
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卜彦博说，这几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不断攻坚克难，为首都考古、古建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卜彦博记得，情况是从2014年开始发生变化的。从那年开始，“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为主导。
卜彦博解释，以前考古工作是被动的，比如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墓葬，这时候要停工，让考古人员介入。现在，则变成了考古工作前置。文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了“主动完成”。
惜时如金的大工程，对考古人员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压力。
尚珩还记得，在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时，“一天要接100多个电话”。最多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9家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总共3000余人前来支援。
“他们光从大巴车上下来，走到马路对面，就得用足足15分钟。”尚珩感慨，考古人很少见到这么热火朝天的场面。而这，也是北京市系统开展的最大规模考古工作。
重大任务接踵而至。
这几年，该院为中轴线、老城和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的建设做了诸多工作。比如中轴线考古，光是过去一年，就发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甚或更早）以来依次叠压的七条道路，明确了南中轴路的规制和工程做法，厘清了明清以来南中轴路的历史脉络。
让考古人员感动的是，现在很多考古新发现，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些地方甚至牺牲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保护新发掘出的遗址。
“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
新时代以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上了一份亮眼的北京答卷。
比如，该院通过考古工作为副中心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一模式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肯定与推广。
几年间，他们始终践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和“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效斐然。仅过去一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完成考古勘探256项，勘探面积167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102项，考古发掘面积10.8万平方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有中轴线考古、琉璃河遗址、新宫遗址、路县故城、金中都、长城等。
全新的理念，指导着全新的考古实践。尚珩计划着明年3月去箭扣长城继续考古，他的工作，对于长城研究性修缮具有重要意义，改变着长城的保护方式。“以前遇到坍塌的砖石，当渣土进行清理，其中的历史信息就彻底灭失了。但引入考古发掘就不一样了，现场就连渣土，在我们眼里都是宝。”
很快，领队们又要踏上去工地的路。孙猛和魏然去了通州，戢征去了平谷……
他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我们应该是‘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这就够了。”
在首都北京这样一座世界闻名的古城从事考古工作，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新时代，这群考古人承担了更为宏大和光荣的使命。
将城市副中心历史提前到西汉
“摸排时听村里老人说，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城墙。我们就这么发现了北城墙。”明清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孙猛向记者介绍。
“南城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老百姓也记错方向，探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有问题。”孙猛继续回忆道。
尚珩插话道，“艾演墓可跟南城墙正好对上了，墓志上说，‘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
他们所说的，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路县故城”。2016年，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专家们，通过“地毯式”勘探，在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的周边发现了汉代城墙夯土，经过与文献资料对比后确认，这里正是西汉时渔阳郡下辖的路县县治所在。
这一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西汉初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北京的城市副中心所在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遗址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