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故宫情：冯明珠传承与创新的文博人生
中评社北京2月20日电／·设计一款文创商品，不仅需要巧思，更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文化内涵，真正瞭解自己的文化
·博物馆的功能，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应坚持保存文物、开展研究、策划展览、教育公众等核心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馆藏文物来自大陆，它们承载着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就像一条文化脐带，让两岸彼此相连
·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同属中华民族，相互合作、相辅相成，这才是最好的
据川观新闻报导，日前，在江西景德镇的一间茶室中，来江西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冯明珠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导记者专访。
对话从她编着的《冯明珠藏学论文集》开始。看到记者手中的这本著作，冯明珠眼睛一亮，“很多人认识我都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和文创产业开发开始，但我最早的研究方向其实是清史。”冯明珠告诉记者，清史与藏学，特别是中英关于西藏交涉的那段历史，既是她研究的起点，也是促成她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结缘的开始。
香港出生，台湾求学；从受聘参与《清史稿》校注开始频频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接触，到后来入职扎根；从文献研究与保护开始，到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再到开创文创产业、推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设南部院区……冯明珠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文博事业。
她说，回想起来，每一步都是因缘际会，但每一次选择都是遵从于内心的热爱。
1950年，冯明珠出生于香港。她的父亲原籍湖北，毕业于北京大学机械系，虽然是理工科出身，却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素养。在携家移居香港后，他不愿让子女接受殖民地教育，便将他们送到远在调景岭的一所学校就读。
彼时调景岭一带聚集着不少从内地移居过去的知识分子，当地学校所开的课程、所用的教材等都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冯明珠至今仍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国文、历史这些课讲得特别精彩。”不仅如此，父母还常常在家里给他们讲述中华传统文化故事、传授背诵《古文观止》等国学经典，“不上课的时候，父母还会带我们去看《东江之水越山来》《北国风光》等介绍祖国大好河山的风光片。”
家庭氛围的熏陶、教育环境的影响，在冯明珠心中埋下了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她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兴趣尤甚，“上小学后，父亲送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讲述历史故事的《东周列国志》。”在中学毕业后，她顶着父母的压力放弃了自己颇有优势的理工科，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学习。
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改变了她的人生。凭着自幼在国语、文史等方面的积累和对历史专业学习的勤勉热忱，冯明珠在新生中脱颖而出，在当时名家云集的台大历史系受到多位师长的青睐。“大学每个学期，我都有拿许多奖学金，基本上大二后学校的注册费就没再让家里掏过钱。”冯明珠说，历史是自己喜欢的课业，自然也就学得投入。因为学有余力，她还广泛涉猎考古人类学等相关学科，这也为她后续进入文博行业打下基础。
大学本科毕业后，冯明珠随家人在台湾一所中学任教，但她心中始终无法割舍对历史的热爱。一年后，她又重新考回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出生、成长的特殊际遇，让冯明珠对近代以来外国势力在华殖民统治有着切身感受。在学校相关专题课程的启发下，她决定将清史作为研究方向。20世纪70年代后，适逢台湾当局逐步开放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总理衙门档、北洋政府时期外交档等资料供外界阅览抄录，冯明珠不断挖掘史料，最终将研究旨趣聚焦到近代以来的西藏。“我的大部分学术研究，其实都与清史、藏学等主题有关。”冯明珠一开始并未想到，在史学园地的精心耕耘，最终成就了她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足足38年的缘分。
1978年硕士毕业后，冯明珠在导师推荐下参与了一项重要文史项目——校注成书于1927年的近代史学巨著《清史稿》。该项目在国学大师钱穆倡议下启动，由台湾当局相关文史机构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执行，要用“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方法，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海量清代史籍档案为依据，结合应用史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逐条考订《清史稿》原书各类歧误、纰缪并加以注释、载入注中。
校注工作漫长而枯燥，项目成员身份仅为临时聘用，缺乏未来保障……随着时间推移，同事陆续选择离开。家人也多次劝她放弃，毕竟作为台大高材生，当时要另寻高就并非难事，但冯明珠却选择坚守。
“那时候我很年轻，根本没想过退休后没有年资怎么办，只一心一意想完成好工作。”沉醉于浩如烟海的清史档案，她甘之如饴，甚至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只用对史稿、读档案、写注释，就有薪水拿，还能得到那么多学者前辈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她从这份校注工作中感受到了身为历史学者那沉甸甸的责任感，“中国自古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何其多，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修史工作。我躬逢其盛，是一生的荣幸！”
据统计，冯明珠与同事历时6年，累计查考校勘《清史稿》4万余条内容，形成校注成果300余万字，摸清了《清史稿》底细，阐明、诠释了原书大部分问题，最终出版全书达1200余万字的《清史稿校注》，为未来进一步编纂清史奠定重要基础。
项目完结，但冯明珠并未离开。被她的坚守触动，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人员邀她正式入职图书文献处，继续从事文献管理工作，她也舍不得离开自己倾注了数年心血的这些文献档案。此后多年间，从干事到处长，再到副院长、院长，她秉承着前辈“敬业乐群”的人生格言，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相伴成长。
创新、交流与融合，让中华文化瑰宝的光辉更加璀璨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座文化艺术宝库中，珍藏着包括毛公鼎、《富春山居图》、《祭侄文稿》等诸多稀世珍宝在内的近70万件／册文物，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文化瑰宝、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冯明珠一直思考的课题。
“博物馆的功能，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应坚持保存文物、开展研究、策划展览、教育公众等核心价值。”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理念引导下，早在1983年，冯明珠就在兼职运营台北故宫博物院员工福利会时，摸索文物典藏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路径。“那时，国际上还没有流行有关‘文创’的概念，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参考。”冯明珠说，她与其他部门的同事集思广益，从最基础的文物明信片出发，逐渐讨论研发出结合文物形象的丝巾、领带、胸针、布料等，“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体系就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
思路打开，创新不断——引入更多合作方，设立艺术发展基金，成立文创行销处，开办文创产业发展研习营、珍贵文物衍生商品设计竞赛……如今，这条文创产业链已经涵盖生活器具、珠宝服饰、数码电子等多个领域，每年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带来不菲收入。
为了进一步拉近公众与珍贵文物的距离，冯明珠还积极推进文物数位典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项目建设。“南部院区2015年12月底启用，第二年8月参观人次就突破百万。”谈及此，冯明珠备感自豪。
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实现院长互访，北京故宫博物院精心挑选37件雍正相关文物赴台北助阵“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完成了两岸故宫博物院的首次正式交流合作。此后两地交流渐频。2012年，冯明珠就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两岸文博界更是迎来交流合作的高峰。
数年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大陆多家文博机构在文物保护、图书出版、文创开发、办展办会等方面开展了密切交流合作；冯明珠更是数度前往大陆，为洽借文物赴台、召开学术研讨会、拟定人员交流机制等具体项目积极奔走。在此期间，受益于当时两岸关系改善的大环境，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观光人数、门票业务及文创业绩上的表现也屡创佳绩，为此还专门启动了旨在场地、展品全面升级扩容的“大故宫”计划。
2016年5月，冯明珠卸任退休，离开了服务38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但她依然心系两岸文化交流，衷心期盼两岸文博界还能再有水乳交融的美好时光，“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同属中华民族，相互合作、相辅相成，这才是最好的！”
对话：携手共进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谈文博管理——坚持“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的理念
记者：您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结缘于文献研究，此后也是您倾力推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古籍的数字化保护利用，能否分享相关经验与成果？
随着一份份档案编好出版，大部头出版物几乎压塌了博物院出版物库房的书架，大量书本的管理养护工作也很繁琐。到1997年前后要编军机处奏折录副时，我就建议，不要再出实体本了，做数位档案吧。就这样，我们率先开启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数位典藏作业。
至2002年，在台湾相关计划支持下，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始全面推进馆藏器物、书画、古籍、图档等各类文物的数位典藏。到我担任院长并主持完成第二期计划后，台北故宫博物院已建成涵盖器物、书画、善本古籍及先秦铜器纹饰、明清舆图等不同主题的21个数字文物资料库，为博物院更好地开展文物管理、展览规划与设计、教育推广、研究出版、文创开发及观众服务等业务发挥功效。
记者：在您担任院长期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顺利开馆，自筹建到开馆历时15年。这一分院的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冯明珠：台北故宫博物院地处台北，如何兼顾台湾中南部及偏乡、离岛观众的文化需求，成为历任院长念兹在兹的事。
200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划正式提出，项目选址嘉义县，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工程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10年，项目方得以重启；我担任院长后，与周筑昆、何传馨两位副院长领导团队克服种种困难与压力，持续推动项目建设；至2015年12月28日，南部院区终于开馆运营，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献礼。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开馆十大首展，我们相继策划推出“奔流不息——嘉义发展史”，以及日韩瓷器展、南亚服饰展、伊斯兰玉器展、亚洲纺品和茶文化展等。至次年8月，参观人数突破百万，超过法国卢浮宫朗斯分馆开馆首年运营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