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要警惕美国霸权理性超越经济理性
中评社香港7月5日电（记者林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不久前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表示，美国近些年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新冷战倾向，它的霸权理性正逐步超越经济理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说法已经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导致可能不计代价或不顾在香港实际利益地实施对中国的围堵、脱钩。当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是否会到来现在很难具体评估，不过这种风险始终是存在的。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美国在对香港的制裁打压方面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对此，田飞龙表示，制裁干预香港的主要法律是特朗普当政时期制定的，包括2019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案》。拜登政府沿用了这些法案，根据在中美斗争当中美国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升级制裁或选择性制裁。目前来看，拜登政府没有在香港问题上推进更加激进的立法，原因是原有的法律已经够用了，他作为总统可以做行政裁量，选择何时或怎样来制裁。
田飞龙指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对香港牌或台湾牌的使用也是紧锣密鼓的，特别是近期美国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专门发布了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制裁香港国安法官，这可以算是拜登政府在涉港议题上制裁干预、长臂管辖的一个新动作。它会严重损害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司法独立和法治。当然，我们在涉外法治斗争中可以坚决反制，你敢制裁我的国安法官，我就敢制裁你们作出这个决定的行政官员、执法官员。中国反制斗争所要的是一个平等地位即“平视西方”，所要的是对我们主权与管辖权真正的制度性尊重。如果你不能这么平等对待、制度性尊重，我只能进行对等的、精准的，甚至是威慑性的反制。这方面，我们站在有理的一方。
田飞龙认为，拜登政府未来会如何在香港问题上继续与中国进行博弈，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无论是台湾还是其他问题，都会波及香港平台。美国可能会用它的美元霸权对香港的金融市场、金融中心地位进行干预，损害中国的发展利益，因此香港需要来自国家更多的制度性保护。因为香港从现代化经验来看，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独立自主的城市，而是非常聪明地利用了特定世界体系的发展空间、发展动能，进而促成自己的现代化。回归之前，有英国体系的庇护与支持，意味着西方体系会接纳它、支持它。回归之后，一段时间里香港也仍然维持这样的地位，原因是中美关系整体可控，合作为主，对抗为辅。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处于这个世界体系分类里面的中国这一边，而香港制度优势又高度依赖于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田飞龙认为，当然，到时如果中美真的摊牌了，就不是一个香港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秩序发生革命的问题。我们都不希望那样极端的时刻尽早到来，但是从世界历史长期演变来看，它迟早会到来。对于香港而言，既依赖西方体系，同时又在“一国两制”中归属于中国体系，它作为连接的桥梁和枢纽，它的使命或是红利，以及它未来发挥杠杆作用的机制，这些问题始终是作为香港宏观风险研究和判断的一个关键课题。这个过程是动态的，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为香港的未来打包票，因为它一定是随着中国和西方大的结构性波动而波动的，香港应当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选择站在正确的一方，即与国家共进退。
中评社记者继续追问，美国和香港之间在经贸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当前中美博弈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香港有没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缓冲带的窗口？
田飞龙认为，香港其实一直在充当中美之间的缓冲带。港美双边贸易中美国每年有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在港常住居民人数有超过3万，同时美国大量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通过香港投资中国内地，通过香港平台与中国内地形成非常庞大的商业利益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但对香港的制裁还是比较节制的，没有往极端化方向发展。这就说明美国在香港以及通过香港在中国持有的利益起到了作用。美国号称民主国家，其内部有多元制衡的机制，那些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以及通过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利益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包括有自己的议员以及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各种代表，因此它确实是一个缓冲剂，是一个保护性的机制。
田飞龙指出，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近些年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新冷战倾向，它的霸权理性正逐步超越经济理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说法已经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它会产生不惜一战的非理性冲动，导致可能不计代价或不顾在香港实际利益地实施对中国的围堵、脱钩。当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是否会到来现在很难具体评估，不过这种风险始终是存在的，越往后这种风险可能越被放大。因此，这对我们做“一国两制”研究、战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如何在原有制度和延续的红利期中推动香港继续承担传统角色，另一方面又要为面临这种斗争波动下的新香港重新量身定做一个地位和身份。对此，中央要考虑此问题，香港也要思考此问题。
中评社香港7月5日电（记者林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不久前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表示，美国近些年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新冷战倾向，它的霸权理性正逐步超越经济理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说法已经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导致可能不计代价或不顾在香港实际利益地实施对中国的围堵、脱钩。当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是否会到来现在很难具体评估，不过这种风险始终是存在的。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美国在对香港的制裁打压方面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对此，田飞龙表示，制裁干预香港的主要法律是特朗普当政时期制定的，包括2019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案》。拜登政府沿用了这些法案，根据在中美斗争当中美国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升级制裁或选择性制裁。目前来看，拜登政府没有在香港问题上推进更加激进的立法，原因是原有的法律已经够用了，他作为总统可以做行政裁量，选择何时或怎样来制裁。
田飞龙指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对香港牌或台湾牌的使用也是紧锣密鼓的，特别是近期美国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专门发布了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制裁香港国安法官，这可以算是拜登政府在涉港议题上制裁干预、长臂管辖的一个新动作。它会严重损害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司法独立和法治。当然，我们在涉外法治斗争中可以坚决反制，你敢制裁我的国安法官，我就敢制裁你们作出这个决定的行政官员、执法官员。中国反制斗争所要的是一个平等地位即“平视西方”，所要的是对我们主权与管辖权真正的制度性尊重。如果你不能这么平等对待、制度性尊重，我只能进行对等的、精准的，甚至是威慑性的反制。这方面，我们站在有理的一方。
田飞龙认为，拜登政府未来会如何在香港问题上继续与中国进行博弈，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无论是台湾还是其他问题，都会波及香港平台。美国可能会用它的美元霸权对香港的金融市场、金融中心地位进行干预，损害中国的发展利益，因此香港需要来自国家更多的制度性保护。因为香港从现代化经验来看，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独立自主的城市，而是非常聪明地利用了特定世界体系的发展空间、发展动能，进而促成自己的现代化。回归之前，有英国体系的庇护与支持，意味着西方体系会接纳它、支持它。回归之后，一段时间里香港也仍然维持这样的地位，原因是中美关系整体可控，合作为主，对抗为辅。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处于这个世界体系分类里面的中国这一边，而香港制度优势又高度依赖于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