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国安立法无违“两制” 港启大治新时代
一个国家立法保障安全，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是当主权受到冲击，面临国土分裂时，更当如此。过去一年多，美国等针对中国的敌对关系升级，与香港激进力量结合，掀起严重动乱，夺权与争取独立的意图昭然可见；更令人痛心的，是大批年轻人受幕后鼓动走上“暴力革命”之路，由街头暴动演变为恐怖主义行动，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灾难边缘。
保持港现行制度 与普通法衔接
面对这空前危机，中央为了有效遏止乱局，已别无选择，必须在港筑起法律防线，抵御来势汹汹的国安威胁。换了是其他国家，在这危急处境下，都同样会这样做。
在港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原应是特区本身应负的责任，但在反对势力的重重阻碍下，始终没有履行。中央本来有权将内地的《国家安全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直接适用于香港，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根据香港原来制度，制定《港区国安法》，基本想法就是维持“一国两制”的大方针，令整部法律能够与香港的执法与司法原来运作结合，并以此为主体，由特区负起最大责任。
《港区国安法》主要针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罪行，对定义与刑罚都有清晰规定，基本上兼顾了普通法的特点，尽量令全国性法律与香港法律衔接。其中较多人关注的追溯期问题，就根据原来的法律惯例，订明不追溯过往罪行，同时也维持普通法的无罪推定原则。
订明指派法官程序 司法可独立
在执法方面，该法规定由香港的执法机构负责，警队将设专门部门处理，中央在港设立的国安公署，主要是监督、指导、协调和支持特区国安部门执行职责。该法订明中央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对极严重的国安案件有管辖权，而由驻港国安公署执行，不过其在何种情况下执法，法律有明确规定，包括出现“特区政府无法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以及“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等，发生的机会都极小。
至于司法程序，《港区国安法》规定由特首在现任及暂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负责审理国安罪案，而特首在定出名单前，须征询特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司法机构则有权在此名单中，指派法官在各级法院处理国安案件，可见整个程序都是要保证法官可独立审理案件，不受干预。
此外，国安案件都会由特区律政司提出检控，维持现行的检控原则，就是律政司有权独立处理，不被其他部门和外界影响。
对于市民的人权自由，《港区国安法》的总则第四条列明，根据《基本法》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在维护国安时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言论、新闻、集会等自由，可见该法只是针对极少数人，大多数市民都不会受影响。
整体而言，《港区国安法》在“一国”安全与“两制”原则之间取得了平衡，“一国两制”将可在香港回复稳定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立法保障安全，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是当主权受到冲击，面临国土分裂时，更当如此。过去一年多，美国等针对中国的敌对关系升级，与香港激进力量结合，掀起严重动乱，夺权与争取独立的意图昭然可见；更令人痛心的，是大批年轻人受幕后鼓动走上“暴力革命”之路，由街头暴动演变为恐怖主义行动，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灾难边缘。
保持港现行制度 与普通法衔接
面对这空前危机，中央为了有效遏止乱局，已别无选择，必须在港筑起法律防线，抵御来势汹汹的国安威胁。换了是其他国家，在这危急处境下，都同样会这样做。
在港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原应是特区本身应负的责任，但在反对势力的重重阻碍下，始终没有履行。中央本来有权将内地的《国家安全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直接适用于香港，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根据香港原来制度，制定《港区国安法》，基本想法就是维持“一国两制”的大方针，令整部法律能够与香港的执法与司法原来运作结合，并以此为主体，由特区负起最大责任。
《港区国安法》主要针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罪行，对定义与刑罚都有清晰规定，基本上兼顾了普通法的特点，尽量令全国性法律与香港法律衔接。其中较多人关注的追溯期问题，就根据原来的法律惯例，订明不追溯过往罪行，同时也维持普通法的无罪推定原则。